黄德凯◎

中国新安全观下BCIM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黄德凯*◎

中国新安全观自上世纪末提出以来，不仅与时俱进地发展，而且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实践。特别是在维护地区安全、非传统安全等方面，新安全观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理论指导。由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性和BCIM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推动BCIM的安全合作已是当务之急。BCIM的非传统安全应由中国新安全观为理论指导。

中国新安全观 BCIM 非传统安全 安全合作

2013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之际，与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共同发起了“BCIM建设”的倡议，随后经济走廊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可是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的发生，使“BCIM”的起点——中国云南，遭受重大安全威胁，“BCIM”建设也面临严重的安全隐患。加上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BCIM建设受到巨大挑战和威胁。中国、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四国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是BCIM建设的需要，也是孟中印缅四国维护国家安全、加强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需要，更是中国“西进”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

一、中国新安全观

中国新安全观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对外安全合作的主要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对外安全合作的指导思想。中国新安全观主要以构建周边和亚太区域的安全秩序为主，运用集体安全机制保障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其中，构建区域性和双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中国践行“新安全观”的主要方式，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便是在新安全观的理论指导之下，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构建的区域性安全合作机制，在应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新安全观适应了中国当前的对外形势需要，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奉行对外安全合作的指导思想。BCIM正在持续推进，而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忽视，要想继续深化BCIM建设，必须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确保BCIM经济走廊建设能安全、健康、有序地进行。

(一)中国新安全观的内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任晶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与实践》，载《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第87页。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中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实力有了一定的提高；1990年，新疆巴仁乡暴力恐怖袭击，引发了中亚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思考；印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威胁中国的安全，引起了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续有力地进行，进而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成为领导人必须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时任领导人审时度势，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新安全观。新安全观的提出对回答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如何确保国家安全，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既有利于保证中国的传统安全，也限制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

经过对国际局势的认真思考以及对中国安全形势的评估，中国新安全观从提出到正式形成也经历了几年的发展。1996年中国政府代表钱其琛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上首次提到“合作”、“地区安全”、“综合安全”等内容，*刘国新：《论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及其在周边关系中的运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4页。被认为是中国新安全观的开端。1997年，中国政府与菲律宾政府在北京共同举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首次使用了“新安全观”的表述，提出在维护地区安全时应尊重各国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和采取综合安全，要通过磋商、对话与合作等和平手段促进地区安全。*刘跃进：《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02期，第120页。同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说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基本主张，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强调各国以“平等互利”、“和平协商”的方式来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外交部，2015年1月9，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6793.shtml。1999年，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把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八个字。2001年，江泽民在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对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做调整，即把原有的“合作”修改为“协作”，*江泽民：《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1-12/03/content_499021.htm。形成今天“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中国新安全观。2002年，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中国方面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这标志着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思想正式形成。

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所谓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25页。。同时还强调中国新安全观是一种“集体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由于“新安全观是一个集综合安全、发展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为一体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任晶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与实践》，载《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第70页。，给维护国际安全指明了“政治基础、经济保障和正确途径”。*李小华：《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200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张云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机理和科学要求》，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5期，第33页。一方面，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从实践中得来，回到实践中去，即理论要指导实践。中国新安全观作为一种安全思想理论，也成功地指导了实践。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及实践可以说是并行的。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启动，而这一年也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开端。随后几年，中国新安全观不断发展，而“上海五国机制”也日渐成熟。到了2001年，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正式调整完成，并最终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八个大字的核心内容，就在这一年，“上海五国机制”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中国新安全观正式以文件的形式对外宣传，同时上海合作组织也步入正轨。这样一来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是伴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长一起向前推进的。既证明了中国新安全观的作为理论指导意义的正确性，也表明了中国新安全观能处理好安全问题，应对安全威胁，为以后的新安全观指导安全合作提供了参照和范例。

(二)中国新安全观与地区安全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最长、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高飞：《简评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原则及理念》，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第25页。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位于东亚和太平洋西岸地区，正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中国成为众多地区之间的交汇点。在中国周边分布的地区有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几个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安全形势也是最为复杂的。在东北亚地区，朝核问题成为影响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的首要因素；在中亚地区，“三股势力”成为中亚及周边国家不得不应对的安全威胁；在南亚地区，阿富汗问题、印巴问题等引发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在东南亚地区，“金三角”的毒品及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危害巨大。可以说，中国的安全威胁首先来自于周边地区，保证了地区安全就确保了中国的安全。

中国新安全观不管是在地区范围还是内容上都与地区安全密不可分。从地区开始，中国新安全观才进一步放大到世界安全。1996年，钱其琛外长就是在东盟论坛外长这个地区会议上强调“地区安全”的；1997年，在首次使用“新安全观”一词时，也是着眼于“地区内的安全”；上海五国机制也是区域性的地区安全组织。之后，江泽民才在俄罗斯杜马演讲时把中国新安全观从地区内的安全扩大到世界安全。

从内容来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也首先是从地区开始。上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中国，在实力方面还处于中等强国，不能与美国这样的世界级的强国相比，所以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安全观。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倡导的安全观必须是与自己利益和地区的稳定密切相关。如果在双边或地区内的多边问题上都实现不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内容，何谈中国新安全观走向以及如何走得更远。正如有学者谈到的那样，新安全观认为共同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础，*阎学通：《中国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的构想》，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第30页。没有共同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中国新安全观就指导不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由此可见，地区安全不仅是中国新安全观指导的战略重地，也是新安全观战略演练的试验田。

(三)中国新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

冷战结束以后，除了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等一系列传统安全问题相继出现，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不断进入人们视野。*张明明：《论非传统安全》，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第111页。非传统安全逐渐随着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的下降，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中国与世界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地区接壤，也受到了这些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在中亚，“三股势力”渗透到中国新疆，威胁着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南亚，毒品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兴起并正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散，中国是受其影响的主要国家之一；在东南亚，金三角地区毒品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影响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主要因素之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反映了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从一开始，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新安全观》，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第12页。1990年，新疆发生“巴仁乡”暴恐案，标志着以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主导的暴力恐怖活动猖獗不断*李微敖：《新疆反恐30年》，载《党政论坛》，2014年第8期，第40页。。这才让中国政府认识到恐怖暴力活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为日趋重视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观作了理论铺垫。*潘光：《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反恐战略》，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3页。加上“三股势力”的跨国性特点，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为应对“三股势力”的威胁，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启动运营，又为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后，诸如“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持续泛滥、1997年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让中国政府认识到，新安全观所涉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仅只停留在“三股势力”方面。例如《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便“是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启动全面合作的标志”。*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新安全观》，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第14页。“相邻或相近的国家对某些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感受比较明显”，因而也“较为容易建立起共同的合作机制”。*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新安全观》，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第13页。“上海五国机制”以及后面升格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在相邻或相近的国家里面临同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建立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所以，也有外国学者积极评价中国新安全观，认为中国新安全观是“在国家间促进信任合作的，而不是针对特定国家的”。*Roy, Denny, “China’s Pitch for a Multipolar World: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Asia-Pacific Security Studies， Vol.2, January, 2003, p.1.

二、以新安全观为框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BCIM穿过的地区是世界上安全问题较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地区，集中了几乎所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毒品、军火贩卖、人口贩卖、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疾病传播、金融洗钱、环境破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其中以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最为严重。加上这一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一国很难治理这些安全问题。而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展的共同利益，为孟中印缅四国“抱团”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契机。

(一)BCIM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

如今，孟中印缅四国大力推进经济走廊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如何保证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可控范围之内。例如恐怖主义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很有可能在BCIM建设期间发动恐怖袭击，一方面给生命财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又会阻碍经济走廊建设的步伐。以下是BCIM的几个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1.恐怖主义

BCIM所经过的地区是恐怖主义威胁非常严峻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和活动。在中国云南，“个体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相继发生，包括“2004年2月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黄金成、保佳福：《论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6期，第211页。2008年昆明“7·21”公交爆炸案以及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暴恐案，这些都表明中国云南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势力在这里交汇，随着境外民运组织向内地渗透、*罗秉森、莫关耀、杨斌、向群、张斌、杨华：《云南反恐怖斗争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79页，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对云南的影响、*张金平、李宝林：《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国际性及对云南国际大通道建设的影响》，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3页。疆独和藏独势力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及“个体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不断涌现，云南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在不断上升。

在缅甸，除了已有的恐怖主义势力之外，外来的恐怖主义也在不断地向缅甸渗透。在缅甸国内的恐怖主义主要是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时常发生的武装冲突、*李晨阳：《缅甸内政外交2002年回顾与2003年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2期，第17页。缅甸佛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以及极端主义势力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13年10月缅甸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商务宾馆的小型爆炸案，尽管缅甸警方拘捕了3人，但是无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些恐怖主义行为负责。

近年来，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势力逐渐向周边地区和国家渗透。2014年9月，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通过一段视频表示，基地组织将在印度建立分支机构，并在孟加拉国和缅甸等地活动。*“A snub to ISIS? Al Qaeda launches a new branch dedicated to waging jihad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s leader Zawahiri pledges loyalty to Taliban”, Mailonline,19/01/2015,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743046/Al-Qaida-leader-says-expanded-India.html.与此同时，缅甸的穆斯林也在引进极端主义势力，一方面积极和缅甸境内的极端佛教徒斗争；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些恐怖活动赚取钱财和增加影响力。作为缅甸唯一的穆斯林群体——罗兴伽人，为了获得在缅甸合法权益和生计，也在积极寻求得到阿富汗极端组织的帮助。

此外，还时常发生针对缅甸驻外使馆的恐怖袭击。缅甸问题专家李晨阳在《缅甸内政外交2002年回顾与2003年展望》一文中就讲述到“以泰国为中心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多次邮寄邮件炸弹给缅甸驻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大使馆”。*李晨阳：《缅甸内政外交2002年回顾与2003年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2期，第18页。2014年初，印度尼西亚警方逮捕了多位针对缅甸驻印尼大使馆恐怖主义活动的极端主义分子。由此看出，缅甸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也是非常严峻的。

在孟加拉国，恐怖主义已成为影响孟加拉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Farooq Sobhan, “M. Shafiullah,Shahab Enam Khan,Countering Terrorism in Bangladesh”, the Bangladesh Enterprise Institute, p.1.孟加拉国的恐怖主义主要表现为宗教冲突、政治暴力和恐怖袭击。孟加拉国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国家，86.8%信仰伊斯兰教、12%信仰印度教、1%信仰佛教和基督教。其中宗教冲突主要存在于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宗教冲突所引起的恐怖活动越发频繁，甚至连孟加拉国总理也曾受到来自宗教冲突带来的“死亡威胁”。

政治暴力引起的骚乱是孟加拉国恐怖主义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孟加拉国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联盟，即执政联盟和在野联盟。多次因为选举或执政意见不一，而发生数起政治暴力事件。2009年，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指控伊大党高级领导人毛拉和阿扎德，并分别判以终身监禁和死刑，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暴力冲突，至少导致70人死亡。*《孟加拉国骚乱已致70多人死亡》，新华网，2015年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04/c_124415129.htm。

孟加拉国同时也是恐怖袭击高发的国家之一。有组织的恐怖袭击和个人恐怖主义活动层出不穷。仅在2015年1月17日，发生了至少三起恐怖袭击事件，包括56名警察在内的人员伤亡。*“Bangladesh Timeline Year 2015 ,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 19/01/2015, http://www.satp.org/目前，南亚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不断向孟加拉国渗透，使得本来就严峻的恐怖主义形势雪上加霜。

BCIM所涵盖的印度东北部地区是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区域。印度东北部和东部面临的恐怖主义形势本身就非常严峻。在印度东北部，每年都会发生上百起恐怖袭击事件，数百人在恐怖袭击中死亡(表一)。此外，从孟加拉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渗透进来的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形势。2014年10月，孟加拉国的恐怖组织就在印度东部地区的西孟加拉邦制造恐怖活动，并宣称将在西孟加拉邦建立分支机构，制造更多的恐怖活动。*“Burdwan bombs meant for Bangladesh,says NIA,hindustantimes”,20/1/2015.http://www.hindustantimes.com/kolkata/burdwan-blast-accused-members-of-jamaat-ul-mujahideen-bangladesh-in-judicial-custody/article1-1278633.aspx.

资料来源：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 ：http://www.satp.org/，19/01/2015。

2.宗教极端主义

BCIM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聚集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宗教与民族紧密相连，而宗教、民族与恐怖主义也紧密相关。很多民族由于信仰某一宗教而排斥其他宗教信仰的族群，一方面固化了族群意识的认同和偏见；另一方面也因为排斥其他宗教信仰族群而引起一系列的不安全因素，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安全威胁，宗教极端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云南，宗教极端主义尚未发现，但是有出现宗教极端主义的趋势。出现宗教极端主义威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内原因；一个是国际原因。从国内原因讲，与族群偏见和新疆极端主义势力的渗透有关。云南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省份，这里“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俱全，同时各民族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信仰”，*张桥贵：《云南多宗教和谐相处的主要原因》，载《世界宗教研究 》，2010年第2期，第19页。其中，最有可能走向极端主义的是伊斯兰教教徒——穆斯林。因为极少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极端主义频繁发动恐怖袭击，让非穆斯林族群对穆斯林在认识上有一定的偏见，甚至这种偏见潜移默化地转移到行为方面，这使穆斯林群体逐渐地被边缘化。近年来，新疆宗教极端主义不断向内地渗透，在北京和昆明发生的暴恐案便是最好的证明。不难想象，长期被边缘化的穆斯林和极端主义渗透二者重合，使得云南出现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也正在向云南渗透。一方面，因为BCIM所经过的地区就是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的地区，缅甸、孟加拉国的佛教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印度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以及原始宗教都存在极端主义势力。随着云南作为面向东南亚、南亚地区大通道的建设，这些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也会随之传播到云南；另一方面，南亚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散，中国作为南亚地区的邻居，必定会受其影响。如今，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经把触角伸至缅甸，离云南仅一步之遥。

在缅甸，以佛教极端主义势力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为主。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约有89.28%的人信仰佛教、5.06%的人信仰基督教、3.78%的人信仰伊斯兰教0.5%的人信仰印度教”。*钟智翔、尹湘玲、扈琼瑶、孔鹏编著：《缅甸概论》，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佛教极端主义分子认为，伊斯兰教在缅甸增长迅速，威胁到了缅甸的安全和佛教文化，*Beech H, Meikhtila B, “When Buddhists go Bad”, July 01, 2013, TIME Magazine, p.12.于是成立佛教极端组织，比较知名的是“969运动”。该组织的发起者是缅甸僧侣威拉杜，主要活动是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969运动”分支，利用碟片、海报、集会等方式抵制穆斯林经营的商店。缅甸佛教极端主义势力发动过多次针对缅甸穆斯林的袭击事件。仅在“2012年6月和10月，若开邦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爆发冲突，导致近200人死亡，约14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绝大多数为穆斯林”。*国际危机组织：《缅甸转型过程中的黑暗面：反穆斯林暴力事件》，载《亚洲报告》，第251号，2013年10月1日，第1页。

缅甸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主要是位于南部的罗兴伽穆斯林团结阵线。罗兴伽穆斯林团结阵线成立于1978年，旨在“试图使若开脱离缅甸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王梦平：《缅甸罗兴亚族问题简介》，载《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7期，第10页。但随后遭到缅甸政府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该部武装人员不是被剿灭就是逃往孟加拉国。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伽穆斯林团结阵线成员依然坚持反政府斗争，而且停留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伽穆斯林反政府武装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王梦平：《缅甸罗兴亚族问题简介》，载《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7期，第19页。如今，罗兴伽穆斯林团结阵线的总部已搬到孟加拉境内，主席是若开邦孟都人昭鲍，总书记是若开邦布迪当人肖丁，成员约3000人。*钟智翔、李晨阳：《缅甸武装力量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第300页。

在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是伴随着民族独立而产生的，并在新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孟加拉国政府对极端主义的容忍，使孟加拉国极端主义活动变得更加自由。在英国殖民时期，南亚次大陆穆斯林留英学生就曾思考过宗教民族主义，并在独立后掀起了“孟加拉语运动”，*Bertil Lintner,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Nationalism in Bangladesh”, Religion & Security in South Asia, 2002, p. 2.即西巴基斯坦的统治在逐步削弱孟加拉文化，进而引起了孟加拉人民的抗议，进而孟加拉民族主义出现。*Sarwar Alam, “ The Genesis of Islamic Extremism in Bangladesh”, Emory University, 2008, p.8.1971年孟加拉国正式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后因为当政者的政策，出现了许多激进的穆斯林团体，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势力也趁机进入孟加拉国。*Bertil Lintner,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Nationalism in Bangladesh”, Religion & Security in South Asia, 2002, p.4.在孟加拉国，有许多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是合法的，因为联系比较紧密的政党联盟赢得了选举，这些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不仅可以左右政府政策，而且还加剧了他们的自由活动。*Md. Iftakharul Islam1,Kaniz Marzia, “Abuse of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to Gain Political Purpose in Bangladesh”, IOSR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8, Issue 4, 2003, p.20.

由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发动的爆炸、杀人、纵火和破坏活动随处可见，对孟加拉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分布在医院、银行、教育、运输和制药公司等各行各业。据达卡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2012年仅孟加拉国原教旨极端主义势力的收入就达到了2.8亿美元。*“Religious Extremism in Bangladesh”, the Assam Chronicle,The Assam Chronicle，13/1/2015，http://assamchronicle.com/news/religious-extremism-bangladesh

在印度东部和东北地区，宗教极端主义也在肆意妄为，给这些地区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在印度东部，印度境内的宗教极端主义与境外的宗教极端主义在此汇合。印度东部地区存在着许多宗教极端主义，比如印度教极端主义、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和佛教极端主义。而且这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时常进行危害社会稳定与安全的活动，例如有学者在研究印度毛主义时就指出，“将印度境内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栽赃到印共(毛)的头上”(注：印度境内的毛主义主要在印度东部地区活动，比如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等地区)。*王静：《印度政府围剿印共(毛)的阶段、战略及成效》，载《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02期，第100页。同时，孟加拉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也长期在印度东部地区活动。2014年12月发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爆炸案的嫌疑人，就是从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到印度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这些极端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印度的学校，大肆宣传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Religious extremism preached at three madrassas：Government”,The Economic Times,20/01/2015.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4-12-09/news/56879808_1_burdwan-blast-case-october-2-blast-illegal-bangladeshi-migrants.

印度东北部包括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和特里普拉邦，汇集了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多个宗教，由于英国实行的“内线隔离”等历史原因，宗教冲突成为印度东北地区持续发生骚乱的主要因素。宗教冲突主要存在于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与原始宗教、基督教与印度教等宗教之间。长期的宗教冲突，让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宗教群体保持着相互敌意和仇视的态度，在宗教冲突中采取极端主义方式，严重影响了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2012年7月下旬就在阿萨姆爆发了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导致“近80人死亡，400多个村庄化为乌有，40万人无家可归”。*吴顺煌：《谣言引发印度数万人逃亡》，载《南方日报》，2012年8月23日，第A07版。

3.民族分裂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是危害国家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中国的疆独和藏独势力，长期在国内和国际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给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巨大威胁。BCIM地区也是民族分裂主义泛滥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存在着许多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他们在这一地区从事相关活动，不仅阻碍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与领土完整。BCIM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主要分布在缅甸和印度东北部地区。

缅甸的民族分裂主义主要与少数民族武装息息相关。在缅北地区的“民地武”是缅甸民族分裂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包括克钦独立军、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等“民地武”。这些“民地武”尽管与缅甸中央政府达成了相关协议，但还是没有放弃从缅甸分裂出来的希望。他们一方面保持与缅甸中央政府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在积极发展自己。例如2009年的“8·8事件”让缅北王彭家声败走麦城，时隔五年后，彭家声卷土重来，“又有了上千人马和刀枪，可以跟缅甸政府军对阵”。*邱永峥：《专访“果敢王”:中国情结浓厚 用游击战打缅军》，载《环球时报》，2014年12月29日，第7版。

位于缅甸南部的罗兴伽穆斯林团结阵线是另一支缅甸民族分裂主义力量。罗兴伽人因为不被缅甸政府及社会认同，以至于被国际社会认为罗兴伽人是流落在缅甸的国际难民。因而长期受到缅甸政府的镇压和社会大众的排挤。为了摆脱缅甸政府的高压政策和过上自由的生活，位于若开邦的罗兴伽人走上了自由建国的道路，“威胁着缅甸的政治稳定”。*王梦平：《缅甸罗兴亚族问题简介》，载《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7期，第12页。

在孟加拉国，民族分裂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势头。尽管在1971年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建国后，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几乎在孟加拉国绝迹。但是近年来，由于孟加拉国政府由两大政党联盟交替执政，不时出现执政联盟打压在野联盟的事件。2013年10月底，国际法庭判处6名伊斯兰激进组织高级领导人死刑，另外十多名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领导人也将面临牢狱之灾。这引发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集体不满，指责当局政府“在政治上削弱竞争对手”，并公开表示这可能引发一场“内战”。*“Religious Extremism in Bangladesh”,the Assam Chronicle,20/01/2015,http://assamchronicle.com/news/religious-extremism-bangladesh.

“印度东北部作为印度的一个独特地区，其反政府武装组织较多”，*杨恩润、陈利君：《试析印度东北部地区反政府武装组织及其活动的性质界定》，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年02期，第30页。影响也较大。据统计，“印度东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组织有72个，在众多的分离主义组织中，影响较大的有15个”。*李金轲、马得汶：《印度东北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产生与不断发展的原因浅析》，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4期，第73页。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形成有很多原因，比如历史、文化、语言、地理、经济等方面的，但其中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差异”，即这些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强烈反对其他族群的人也生活在这一区域。*Lacina,Na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separatist civil war in India,University of Rochester,2013,p1.正是这些原因，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不仅反对印度中央政府的统治，寻求独立，而且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之间也相互争斗。2004年，印度东北部那加兰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的两个敌对派在曼尼普尔中央直辖区发生火并，造成10人死亡，数百人无家可归。*《印度反政府武装发生火并造成10人死亡》，人民网，2015年1月13日，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077/3044730.html。

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影响。印度东北部地区与缅甸、孟加拉国都有较长的边境线，其中印缅边境线长达1624千米，印度东北部地区与孟加拉国的边境线长1579千米。这些接壤的地区，也都是贫穷落后、边境管控松散、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和活动的地方。很多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在遭受印度政府严打时，就转移到缅甸和孟加拉国境内，在缅甸和孟加拉国境内活动；当势头一过，他们又回到印度东北部地区。例如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不仅与缅甸“民地武”有联系，而且在孟加拉国还有训练营。

此外，这一地区的人口贩卖、非法走私、跨境犯罪、武装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非常的猖獗。BCIM地区地形复杂，丛林密布，这给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人口贩卖、非法走私、跨境犯罪、武装贩毒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天然屏障。人口贩卖的对象主要是色情和劳工；*Peter Munro, “Harbouring the illicit: borderlands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South East Asia”,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September 2012,Vol.58, Issue 2, p.159.非法走私的主要物品是军火、木材和野生动物；跨界犯罪主要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以越境抢劫、敲诈和勒索等来筹集资金；而缅甸的很多“民地武”就是毒品的主要生产者、加工者和运输者。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且相互交织，使得BCIM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和愈发严峻。

(二)以新安全观为框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上面我们谈到，中国新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用新安全观指导中国同周边国家进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正确性。鉴于BCIM非传统安全形势的严峻性，用新安全观来指导BCIM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很有必要的。

1.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是安全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

中国新安全观认为，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以“互相尊重、相互信任，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赵宇：《用新安全观的视角看加强国际警务合作的必要》，载《政法学刊》，2006年第4期，第120页。安全合作的利益基础是因为单个国家或地区难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问题，因而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其中，“上海五国合作机制”，后来上升为上海合作组织，周边许多国家积极申请成为成员国，合作领域也从最初的安全合作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因为中国同中亚国家、俄罗斯都面临恐怖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三股势力”的威胁。共同应对“三股势力”对区域内国家的危害，维护安全方面各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

BCIM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是BCIM建设面临的挑战。同时，这些安全威胁和挑战也成为BCIM地区安全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从而加快了该地区安全合作的步伐。BCIM地区不仅非传统安全问题众多、相互交织，而且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出新动向、新特点，使得本来严峻的安全形势雪上加霜。尽管安全一直以来都是“孟中印缅经济合作论坛”避而不谈的问题，但是随着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和BCIM建设的不断推进，孟中印缅四国也有意加强区域内的安全合作。2009年，为了应对区域内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的“孟中印缅经济合作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着重强调“将加强各国及整个地区对人口拐卖、毒品、艾滋病、流感、环境污染等跨国界问题的应对能力”，*《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第八次会议在缅甸召开》，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2015年2月16日，http://www.ynta.gov.cn/item/799.aspx。这是自“孟中印缅经济合作论坛”发起以来，首次把合作领域扩展到安全领域。到了2011年，在昆明举行的“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第九次会议上，孟中印缅四国认为将进一步扩大在“经贸、农业、旅游、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扶贫、应对气候变化、合理利用水资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第九次会议签署谅解备忘录》，新华网，2015年2月16日，http://www.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1-01/20/content_21909997.htm。这也是第一次在“孟中印缅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到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由此可以看出，应对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地区安全是BCIM地区安全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

2.和平与发展是安全合作的共同目标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实践中，中国新安全观认为“共同安全、共同繁荣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标”。*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新安全观》，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第12页。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和防止安全威胁，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而实现区域内的共同安全。以此为基础，展开经贸领域、文化领域等各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夯实地区合作的基础，实现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一方面是在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和深化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另一方面，不断繁荣发展的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需要安全合作来保障。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建设BCIM地区合作机制的倡导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孟中印缅四国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协调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孟中印缅四国都有自己的考量：中国倡导建设BCIM次区域合作机制，是希望中国西南地区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发展。使云南在经济发展时期不掉队，协调东西部发展，从而维护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缅甸参与是希望进一步加强对缅北“民地武”的削弱，加强中央政府对缅北地区的控制。孟加拉国则看到了经济走廊建设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不仅有来自中印国家的大量投资，同时还可以通过区域对话方式，协调与缅、印的关系，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与管理，防止极端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散。印度在初期虽然对BCIM次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持怀疑态度，担心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经过十多年的协调和发展，印度实际上也看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不仅不会给印度东北部地区带来安全威胁，反而会给印度东北部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红利，还能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随着四国在安全领域方面合作的不断深入，将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

3.相互信任是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新安全观念中，相互信任是地区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础”，*阎学通：《中国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的构想》，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第30页。并据此提出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不针对第三方。中国新安全观把“互信”放在新安全观的首位，着重强调相互信任在安全合作中的重要性。没有相互信任，就没有安全合作。特别强调不针对第三方，更加明确了以中国新安全观为指导的安全合作是在消除猜疑，扩大有共同利益的成员范围，建立开放型的安全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便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潘光：《上海合作组织和“上海精神”——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载《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第35页。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成果显著，也吸引了周边其他国家的注意和积极参与。目前，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在内的国家都想加入到上海合作组织中来。

虽然BCIM四国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矛盾，为了长远发展，四国摒弃前嫌，携手共进，符合各方利益。不管是印度担心中国通过BCIM合作机制插手印度东北部地区，还是缅甸和孟加拉国因为罗兴伽人闹得不欢而散；亦或是因为缅北“民地武”问题的长期存在，阻碍了中缅关系的发展，*邵建平：《中缅关系及其障碍因素探析》，载《东南亚之窗》，2013年第3期，第5页。四国之间因为相关矛盾和疑虑的存在，曾影响了双边或多边合作。如今，随着孟中印缅经济合作联合工作组会议的召开，四国间逐渐消除了疑虑，增加了国家间的信任程度，为BCIM的安全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4.建立安全合作机制是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制度保证

构建安全合作机制是应对安全挑战和威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中国新安全观认为安全合作机制有多种形式，它“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郑先武：《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3期，第47页。为了有效地应对安全威胁，实现共同安全，建立安全合作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中国支持开展安全对话和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和深化多边安全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李肇星：《和平、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载《人民日报》，2005年8月22日，第一版。无论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还是与东盟的“内外交融的多层次、多领域互动的综合安全合作格局”，*郑先武：《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3期，第47页。都凸显了安全合作机制在应对安全威胁中的重要性，以及防范安全挑战中的巨大作用。

当然，孟中印缅安全合作机制的选择可以是“上海合作组织式”的，也可以是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模式，但要达到上海合作组织和与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高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结论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新安全观已是成熟的安全指导理论。首先，中国新安全观产生于中国对冷战后国际局势的清醒认识，也是中国为了应对所面临安全问题全方位思考后的结果；其次，中国新安全观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实践，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等；最后，中国新安全观在指导地区安全、非传统安全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正在成熟的中国新安全观已成为中国对外安全合作的主要安全指导理论。

BCIM非传统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和复杂。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人口贩卖、非法走私、跨境犯罪、武装贩毒等多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并且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相互交织、跨国性等特点，使BCIM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形势愈发复杂。这要求BCIM经济走廊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否则难以全面展开。

综上所述，以中国新安全观指导BCIM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既有助于BCIM经济走廊的建设，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能有效地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危害。同时，通过安全合作也能一定程度上增强孟中印缅四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为四国合作的深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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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27(2015)01-0080-16

* 黄德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