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博

书评

南海问题：如何读懂美国？

马 博①

罗伯特·卡普兰： 《亚洲沸腾的大汽锅：南海与太平洋稳定局势的终结》（Robert Kaplan，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to a Stable Pa⁃cific.New York：Random House；225 pages）

比尔·海顿：《南中国海：亚洲的权力争夺》（Bill Hayton，The South China Sea：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63 pages）

艾伦·弗里德伯格： 《超越空海一体战：关于美国亚洲军事战略的辩论》（Aaron L.Friedberg，Beyond Air⁃Sea Battle：The Debate Over USMilitary Strategy in Asia.London：Rouledge，128 pages）

对中国而言美国介入南海和东海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美国对南海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美国究竟会制定怎样的南海战略？这些问题都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军事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客观、冷静地应对美国的南海政策和战略需要我们首先读懂美国的南海政策、了解美国式的思维定式。本书评选择的三本书都出版于2014年，大体上代表美国学术界和政策分析界对于南海问题最新的认识和政策考虑，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这三本书的作者在西方国际关系和政策分析领域均享有一定声誉。弗里德伯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资深国际关系教授，在美国以研究军事史和大战略闻名，《超越空海一体战》一书为美国在亚太从军事角度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对当前中、美各自的南海军事战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卡普兰和海顿并非学者。卡普兰是一位居住在华盛顿的著名国防事务评论家及 《大西洋月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是当今美国享有盛誉的地缘政治学家。近年来他十分关注南海和亚太问题研究。《亚洲沸腾的大汽锅》是他最近5年内出版的第三本有关亚太海洋地缘政治的专著，也是他第一本专门以南海为研究焦点的作品。海顿是英国BBC的资深记者，曾长期在东南亚国家工作，《南海：亚洲的权力争夺》这本书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探究南海领土、领海争议以及当前 “南海问题”生成的原因。

一、解读、还是误读中国南海战略？

《亚洲沸腾的大汽锅》一书最具启发意义的是卡普兰将当前中国的南海政策与十九世纪美国对加勒比海的政策进行了类比和分析。卡普兰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和美国十九世纪在加勒比海地区实行的 “门罗主义”颇为相似。美国正是通过控制加勒比海后在军事、政治和贸易上逐步控制整个西半球，积蓄实力后拓展到东半球并从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进行 “战略制衡”中获利。换句话说，卡普兰认为今天中国同样需要首先掌握对南海的绝对主导权，方能在未来控制印度—太平洋地区，为最终成为全球大国打牢根基。因此，当前掌控在南海的主动权将是中国国际大战略的一个重要起点。按照该逻辑：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反对欧洲势力介入美洲事务的 “门罗主义”奠定了其日后霸权，那么，今天中国崛起后同样不希望看到美国在该地区一家独大。所以，中美在南海地区必将上演激烈的战略竞争，其结果，用卡普兰的话就是，“南海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争议的水域”。

此外，卡普兰认为中国在南海会采取强势措施也是在对其他南海声索国实力以及对国际法实际执行力抱消极态度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例如，卡普兰认为，尽管越南历史上有反抗中国的先例而且其民族有对外抗争的传统，但现在的越南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受到诸多政治、经济限制，因而无法展开手脚与中国抗衡；菲律宾作为群岛国家，政权分散、脆弱，等同于 “失败国家” （failed state），在军事上根本无力抵御中国。菲律宾尝试利用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与中国的领土纠纷，卡普兰认为是一种政治、军事上 “示弱”的行为，更会让中国轻视其国家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卡普兰指出，虽然中国会在南海维持军事上的强势，但不会像二战时日本那样穷兵黩武。首先，从历史经验上来看，海洋作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了中国军事势力向东南亚各国扩张。在这点上，与美国结构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什海默 （John Mearsheimer）提出的 “水域的阻遏力量” （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观点相似。这种观点认为和陆权争夺的情形不同，一国很难在海权争夺上获得全胜。①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p.114.其次，卡普兰认为，中国对于自己国际声誉的关注将制约其在南海问题上对他国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而这是由中国现有政体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政府希望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而不希望在国际社会中被冠以 “穷兵黩武”的恶名。此外，卡普兰还认为中国急于扩大在南海的战略纵深也具有一定的战略合理性。他指出，中国南海战略主要的构成还是防止外国势力乘虚而入，因为外国势力可以借 “中国威胁论”介入中国和他国的领土争议，造成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中国海洋领土事实上的分割状态，在新形势下重蹈类似 “百年耻辱”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覆辙，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必须 “未雨绸缪”。

卡普兰认为，中国解决南海问题最可能出现的途径是将南海问题 “芬兰化”，即给东南亚国家足够的自主权以及内政权，同时要求它们在外交战略上听命于中国，至少不反对中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卡普兰认为这将会导致冷战后美国在该地区一家独大的现状发生彻底改变，正因此，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博弈会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家，卡普兰的 《亚洲沸腾的大汽锅》一书的重点不是南海主权争议的历史、或者法理事实，而是南海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分布。在卡普兰看来，南海是西太平洋的战略咽喉，不仅54%的全球贸易从南海经过，而且，南海是扼守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要道。最重要的是，南海周边国家实力悬殊巨大。当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特定区域内小国云集、而周边又有大国环侍时，就形成了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舞台，这其中最突出的案例就是十八至二十世纪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在当时的欧洲，大国围绕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争夺持续了200多年。在卡普兰看来，南海就是今天亚洲的 “海上巴尔干”，面对着亚洲的 “海上巴尔干”，美国、中国、印度、日本等大国将会进行权力争夺。

卡普兰坚信，地理位置和国家硬实力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国家间关系。南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南海局势的走向，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美国，以及南海周边小国的对外决策以及决策的结果。在这一地理决定论视角下，卡普兰认为无论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发表何种善意的言论，在行为上都会按照利益最大化来制定外交政策—在南海不断扩大中国的影响并且谋求主导地位；而美国无论怎样宣称置身于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之外，其目的都在于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霸权和存在。卡普兰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每年以两位数幅度增长的军费、将主要的潜艇基地移到海南岛、自2012年以来从菲律宾手中获得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以及2014年出现的中越海上力量对峙，都可以作为中国正在加强和美国争夺南海主导权的 “证据”。正因为如此，卡普兰认为，南海这个大汽锅迟早要 “沸腾”—亚洲的海洋地缘政治的核心争夺点，一定会引发大国的激烈对抗。

然而，卡普兰的研究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其简单照搬西方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来解读南海问题，从而忽视了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独特性。首先，亚洲现当代历史其实比卡普兰所持的地缘政治论更能深刻解释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例如，中国 “勿忘国耻”的情节使得南海问题更容易激起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即国民无法接受政府失去任何一块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同时将保持领土主权完整看成国家最为至关重要的核心利益，从而大大压缩了国家在外交谈判中做出让步的空间。①Wang Zheng，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Historical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and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而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样充斥了在南海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国家共同的 “勿忘国耻”情节是分析今天南海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次，从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看，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采取的逻辑既不同于其国内政治的逻辑，也不同于卡普兰笔下 “非赢即输”的零和逻辑。仅仅因为中国是非民主的 “威权国家”就判断中国不会像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在外交和军事上遵守现行的国际准则，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已经被国际关系学界的众多研究所反驳，因为一国的国内政治与其国际行为并不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①Stephen M.Walt，Revolution and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John Mearshei⁃mer，Why Leaders Lie：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例如，根据西方学者的估算，中国在公元600年到1840年之间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位列世界第一，而在1368年到1841将近500年的时间里中国周边只发生过两次国家间战争，远远低于同期欧洲国家间战争的数量。②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2.此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政治学教授泰勒·傅瑞威尔 （Talyor Fravel）指出中国在1949年之后涉及与他国领土争议的23个案例之中，仅仅有7个曾经使用武力，而剩下的16个案例都通过外交妥协或以非武力的方式得到解决。③Taylor Fravel，Strong Borders，Secure N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因此，“国强必霸”的西方历史经验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

此外，即使从卡普兰自己所持的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其将二十一世纪中国在南海所处的战略位置和十九世纪美国在加勒比海所处的环境进行对比的做法也是牵强的。首先，十九世纪美国的军事实力要远超于当时控制加勒比海的西班牙，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军事实力整体上与美国相比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其次，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远不是十九世纪可以相提并论的。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世界爆发了两场因为帝国主义竞争而引发的 “世界大战”，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家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 “地缘经济”上，而不仅仅是对土地和原材料的控制。④Steve Van Evera，“A Farewell to Geopolitics.”in To Lead the World：American Strategy After the Bush Doctr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1－35.问题还在于，卡普兰没有将国际规范和国际合法性作为变量来考量和分析中国的南海军事和外交战略，忽视了 “国家声誉”或者是 “国家形象”作为 “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重要作用，从而完全排除了中国为了自己的国际合法性而超越地缘政治的逻辑，从而采取一种合作与共赢的方式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外交战略相矛盾的。

海顿的 《南海与亚洲的权力竞争》一书建立在广泛的新闻调查基础上。该书第1－3章介绍了南海以及其沿岸国的历史；第4－8章分别介绍了国际法、资源能源、民族主义、外交以及军事与南海争议之间的关系，第9章提出了其对南海争议解决途径的预测——合作以及合作所面临的困难。很显然，海顿希望这本书能够囊括南海争议的主要环节，并试图提出自己的答案。但海顿对亚洲各国海洋航行与开发的历史理解还有相当的争议性。例如，海顿认为明代郑和下南洋是为了控制海上贸易通道以及强迫沿岸国向明朝皇帝支付贡品，而郑和这种 “舰炮政策”仅仅持续了30余年就因为明朝内忧外患而终结，此后500年内中国海军一直都没有实力再问鼎南海。

海顿一书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南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前中国的战略利益需要决定的，南海领土纠纷难以通过外交谈判以及国际法、国际诉讼等方式解决。他预测尽管当前中国军力还至少落后于美国 “两个十年”，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海区域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用他的话说就是南海问题未来将是 “中国崛起后战略上首次与美国面对面产生碰撞的地方”；而根本原因是南海的主权争议已经变成中美正在进行的 “权力争霸”。

海顿对中国南海政策的理解有简单化的倾向。比如他将中国的南海政策理解为包括中国海军、石油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种 “利益集团”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并且认为这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权威性。不能否认，作者提到的这些 “利益集团”的确存在，而且这些 “利益集团”对于中国的南海政策也存在现实影响。但是，不同 “利益集团”如何界定自身利益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中国的南海政策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才是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海顿的著作只提供了关于中国南海政策形成过程的概况叙述，并没有具体指出中国各 “利益集团”之间以及 “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形成了中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进而形成了中国的南海政策。读者通过阅读其著作得到的仍然只是关于中国南海政策的一个模糊场景，这一场景并不能应用到具体政策分析上，更谈不上对于政策未来走向的前瞻性研究。

针对中国在2014年开始在南海进行的大规模岛礁建设，海顿将这种行为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相提并论，认为中国政府的目的是造成事实上 “占领”的存在并以此作为今后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不免有些勉强。因为约旦河西岸的归属早有公论，而南海存在领土争议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他看来，中国和美国在南海的冲突颇有 “修昔底德陷阱”的意味，即中国认为美国会不遗余力地挑动南海诸国对抗中国，而美国则认为中国的战略目的是将美国彻底排挤出西太平洋。因此，美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拉拢、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关系来制约中国在南海的势力扩张，反过来，中国则会通过建设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来 “反制衡”美国。海顿的著作还特别分析了中国和越南在主张南海岛屿的历史证据问题，认为中国多年来在国内的 “南海自古是中国的领土”的宣传以及 “九段线”为合法的定位等长期以来对民众的教育使得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谈判上无路可退。而相比之下，越南的主张要更加可信一些，尽管他本人在越南工作期间被该国政府列为 “不受欢迎的人”而不能再次入境。

在最后一章中，海顿详细列举了未来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构成，分别为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领土归属感、从保护沿海城市出发的对 “战略纵深”的需要、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需要以及对开发南海资源以发展经济的需要。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以及与周边国家甚至美国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然而，对于中国战略简单的罗列而缺乏深入分析有“样本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的嫌疑，即为了证明某个观点而去选择性地选用事例给人造成言之有理的感觉。总而言之，海顿一书描绘了一个夹杂着历史、文化、民族主义、国际法律和法规、自然资源、大国竞争等诸多因素复杂的南海局势，而最终将导致中美两国走向冲突。

卡普兰与海顿这两本书最大的不同是：前书从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强调从 “制衡”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及其相互关系；而后一本书则从南海有关国家历史、文化出发，特别是这些国家受到欧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来理解南海问题的起源以及当前这些国家对领土主权诉求的合理性。例如，无论北京、河内还时吉隆坡都不愿看到之前受到殖民主义占领而 “割地赔款”的悲剧在当代重演，这种 “勿忘国耻”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各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在南海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两本书最显著的相同点是对国际法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均持消极态度：海顿将国际法形容为 “弱者的武器”；而卡普兰则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只是在选择性地遵守对自身有利的国际法律、法规以促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他们看来，面对着资源丰富的南海及其附属岛屿对声索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依靠国际司法仲裁来解决南海争议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说前两本书是对中美在南海即将出现的冲突进行背书的话，那么弗里德伯格的著作则认为，自从2001年美国开始全球 “反恐战争”以来，其军事策略集中在应对全球恐怖主义上，从而忽略了对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从军事上的应对。作为一名学者，弗里德伯格着重剖析了军事上 “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以及美军具体战略的运用问题。他假设如果中国军力达到可以制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常规军事力量并且其核武力量达到与美国基本持平的水准，中国就将具有取代美国在该地区 “霸主”地位的实力。针对中国所谓的 “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策略，美国国防部于2010年提出 “空海一体战”概念反制中国，并在2010年2月正式将其列为美国军方亚太策略的一部分。同年，美国防部还在正式发布的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将 “空海一体战”概念应用到针对中国的战略威慑上，并且明确提出美军对中国军队利用其长程导弹技术在南海实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要有相应的回应，否则，随着中美之间军事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美国最终会被排除在西太平洋之外。

弗里德伯格从诸多方面对当前美国的 “空海一体战”策略进行了辨析。首先，他提出针对中国对美国本土的打击能力，美国可以通过增强武器的现代化水平进行反制；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对中国进行远距离封锁，例如通过封锁马六甲海峡切断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运输线，从而间接 “反制”中国。这些方案的最终目的都是为美军提供对抗中国 “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术手段。弗里德伯格探讨了 “空海一体战”作为未来的作战概念，能削弱中国 “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的能力。他认为在亚太地区美国军队必须有能力威慑、防御、击败任何国家的挑战；美军要有效保护盟国和自身利益，从而最终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最后，作者在该书中为美国针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提出了美国政府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破解的建议，即“加强武器装备建设”、“保持必要的武力威慑”和 “团结盟国和安全伙伴”以综合应对中国崛起对美国亚太利益所带来的挑战。

弗里德伯格一书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军事战略以应对中国的 “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然而，美国所定义的中国 “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是基于中国军事能力增长并消除其与美国的差距这一判断基础上，即到2020年，中国海军潜艇的数量将和美国海军大致持平。而由于美国海军的舰只由里根时代的超过600艘削减到今天300艘左右的水平上，到2020年时，中国将具有阻止美国海军部分进入南海的能力。但弗里德伯格回避的是，如果中国开始拥有这样的能力，中国有何必要破坏南海的航行自由来阻止美国进入南海？

其次，即便真的存在中国针对美国的 “拒止策略”，也是因为台湾海峡危机时，中国为了保证阻止台独势力而必然需要发展的军事威慑手段。特别是针对美国可能出现军事保障和支持台独的可能性时，中国必须在军事力量建设的目标中确保自己的 “核心利益”。弗里德伯格也意识到中美并没有必要在南海兵戎相见，他强调 “美国战略的最终目的不是赢得和中国的战争，而是阻止战争的爆发”。而且，这个战术对于中国采取非军事行动对美国在南海的利益进行削弱并没有实际的效果。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 （Randy Forbes）在接受 《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采访时指出，“空海一体战”概念仅仅为美军指挥官在训练以及做出战斗决策时提供了一个参考方案，而对中国在南海通过非军事手段遏制他国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威慑作用。①“America's Asia Challenges：China，Air－Sea Battle and Beyond，”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9，2014.Available a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asia－challenges－china－air－sea－battle－beyond－10623.（accessed on April 23，2015）最终在2015年1月，美军联合参谋部也以备忘录的形式将 “空海一体战”更名为 “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 （JAM⁃GC）”，这表明美军也有减少之前概念过于强调军事所带来的负面评价的用意。即便如此，“空海一体战”确实是美军近年来思考在亚太更为广阔的海域应对中国的军事策略设计之一，而要了解美国的 “空海一体战”计划，该书值得一读。

二、改变中的中国与不变的美国

这三本书无一例外地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霸主”地位当成一种 “合法利益”和 “正当权利”而加以维护甚至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读懂美国南海政策必须了解的美国大战略背景。例如，弗里德伯格开篇就写到 “美国在全世界拥有的独一无二军事实力是其盟国安全的保障，而这些同盟国家应该为美国在当地提供各种设施和支持”。卡普兰也写到：美国不仅保证了东半球的和平，而且也保卫了全球自由贸易的进行；如果没有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全球存在，今天的全球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崛起后对地区外交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可以被美国政府以及分析家们看成为挑战 “现有秩序”的行为，而这在当前的东海、南海问题上表现的尤其突出。

尽管中国不愿意挑战美国，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也还没有能力挑战美国，但在南海问题上中国 “挑战美国”的看法却在不断扩散。美国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认为美国各界应该支持奥巴马总统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因为中国正在单方面改写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甚至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承认 “中国，这个800磅重的大猩猩将在亚洲制定一系列有利自己的规则” （China，the 800－pound gorilla in Asia will create its own set of rules），而美国必须尽快落实TPP协定的签署，否则20年后将会后悔莫及。①Thomas Friedman“On Trade：Obama Right，CriticsWrong，”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9，2015.今天美国的南海政策，或者这三本书中所表现出的 “美国化思维方式”都是美国在整体上对中国 “挑战美国”这一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针对美国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应对中国在亚太崛起这一问题，目前在美国国内仍然存在较多争议，更多是集中在应该如何把握 “平衡中国的尺度”。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特 （Stephen Walt）指出，美国在制约中国时会在亚太地区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周边国家的利益不尽相同，美国要考虑如何“聪明”地将其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二是美国独揽全球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外交政策制定者要仔细考量美国外交政策重点 （即亚太、东欧还是中东），避免再犯小布什总统时代顾此失彼的战略错误。②Stephen Walt“Where Do We Draw the Line on Balancing China，”Foreign Policy，April 27，2015.在南海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依然面对这样的困境。一方面美国要对华表现强硬，公开叫嚷美国的介入是保证中国对小国 “不以大欺小”的重要保障；但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恐怕也难以在目前相对和平的南海问题上做出太强烈的军事反应。

以上三本涉及南海问题的专著从不同的侧面，清晰勾勒出美国政界、学界在南海问题上的典型看法，这为我们了解美国的南海政策提供了有益帮助。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三本著作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在分析南海问题时所体现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以单一利益导向来分析现实外交政策的简单方法，以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现状毫无保留的接受。以上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上述三部著作从分析到结论的可靠性，也同时限制了其更大的学术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