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演进的逻辑探析

2015-02-12章征科

天府新论 2015年3期

章征科

章征科

［摘要］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特殊的演进逻辑。这种逻辑体现在通过知识分子组织政党，以政党开展政治动员，以追求民主政治为核心，围绕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展开，并经过反复曲折的选择过程，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党民主引领社会民主发展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逻辑。

［关键词］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演进逻辑

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有研究者从制度与思想的关系角度指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有特殊的逻辑，是思想家从政治制度分析着手，再发展为自由平等思想追求〔1〕;有研究者从政治主体角度指出知识分子与近代国家建设的关系，强调中国民主政治经历了由“士人政治”到“政党政治”的历史进程〔2〕;有研究者通过对学生“连锁”作用的分析，指出“学生、政党与国家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逻辑”〔3〕。上述观点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逻辑，有其合理性。但考虑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追求与建立新中国的愿望，知识分子推进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特殊演进逻辑应是:它以知识分子政党化为起点，以政党、群众为动力，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展开，最终实现人民民主的殊途同归。

一、起点:知识分子政党化——解决由谁领导建国的问题

洋务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的真理过程中，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强历史中获得启发，认定政治问题是决定中国前途的关键问题。他们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从洋务运动时期始，知识分子改变中国历史对“党”及“党争”的传统看法，对现代西方政党制度给以肯定和认同，把它引进中国。在此基础上，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戊戌维新时期知识分子提出合群救国的思想，并启动组织化进程，他们组织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政治组织，形成以政党作为整合社会、改造国家的政治工具(手段)的共识。经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五四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知识分子向苏俄学习，形成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并改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的政党—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4〕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立中国共产党，以之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共产党不认同“以党治国”的主张，但对以党建国的主张还是认同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张反映历史的真实。中共通过政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握以及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来实现政党目标。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则组织许多中间党派，同样希望由他们主导建立他们理想的民主国家。如青年党认为:“中国青年党实为领导民众救国的唯一革命党。”〔5〕从中国抗战及其后的现实出发，民盟强调在中国追求真正的民主，需要有第三个大政党。罗隆基认为:“假使中国要走上真民主的轨道，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个大政党”，强调“在一个国家政党可以保持武力，这国家就绝对不会有真民主”。从防止内战的现实需要来看，“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而且，第三个大政党还可以“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因为“这政党以实现民主为他的唯一目标”。〔6〕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以外的广大人民。”〔7〕

五四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些政党，既有联合又有冲突。国民党一度处于优势地位，但国民党把自己临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没有处理好党政关系、党民关系，成为“弱势的独裁政党”。而共产党自成立之始，特别是建立局域政权后就注意处理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从而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成为国共斗争的最后胜利者。而中间党派既无自身的军事力量，也谈不上坚实的群众基础，加之其政治主张还存在自由与民主、宪政的理论困境，所以，他们建国的政治理想最终也未能实现。后在共同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指引下，与共产党合作，走协商建国之路。最终，中国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各民主党派参与的建国之路。

二、动力:政党与群众互动——解决依靠什么力量建国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8〕一个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和群众化水平不仅决定一个政党的生命，也决定一个政党对国家的影响程度。政党群众化不仅强调政党成为群众性组织，而且要代表群众，并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互动。近代中国政党在其产生的时候多由知识分子组成，但它要发展却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必须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其中农村农民尤为重要。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9〕五四之前，知识分子在依靠什么力量推动民主政治问题上未能处理好。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依靠光绪皇帝，革命派依靠会党及新军、士绅等。五四之后，不少政党开始注意民众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曾指出:只有“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正中华民国。”〔10〕明确强调民国要以民众为建国的基础，并改组国民党，通过中共的中介作用，沟通了与底层民众的联系，从而扩大了政党的社会基础，为其打败北洋军阀做出杰出贡献。但国民党在反共清党后，采取不要民众的政策，结果严重削弱了自己的社会基础，进而造成了与人民的对立。

中间党派尽管对民众表达了同情，也认识到动员民众的重要性，如青年党认为:“盖共和国家主权在民，未有民众不觉悟，而政治能进步者也。”并表示要“深入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11〕而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调革命政党应加强同人民的联系，“一个真正爱国的革命政党，断断乎不能与人民打成两橛。”〔12〕“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13〕但事实上，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未能深入民众进行广泛的动员，与一般的工人农民的联系薄弱，且在政治实践中还表现了比较典型的精英民主心态。“人民习于苟安，社会疏于团结;以是责诸群众，群众尚未有所待(恃)也。”〔14〕因此，中间党派很难与广大民众建立确实的联系，其社会基础一直很薄弱，结果无力改变自己弱小的局面。

恩格斯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15〕列宁指出:“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16〕这表明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广泛动员群众，使群众自觉参加革命。中共依照革命导师的建党思想，自觉成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成为近代中国唯一以“群众化政党”为目标的政党。为此，在深深扎根底层民众的同时，又广泛吸收各革命阶级、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加入自己的组织;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又通过知识分子工农化将各阶层联结起来;在加强政党自身建设提升制度化水平的同时，又正确地运用各种有效的斗争形式，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动员与政治参与。中共在革命进程中，正是处理好了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之间的关系，才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力量的政党，最终取得对其他党派的竞争优势，实现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通过中国共产党)力量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政党群众化是一个政治动员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资源整合过程。它不仅能巩固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对政权争夺有决定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党群众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水平的标准之一。政党群众化水平不仅直接决定政党的生存环境，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最重要动力。

三、目标:建立民主政治主导的民族国家——解决建什么国的问题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追求目标的。新式知识分子在探求民主政治与国家建构的关系时，确立民主政治的追求目标。实现民主政治，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知识分子推进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主政治追求是贯穿始终的。因为民主被各阶段新式知识分子认为不仅是救国的良方，也是治国的有效途径。即使是国民党，也曾打着民主的旗号，在理论上借三民主义的影响力表达对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关注，并主张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在抗战胜利后也搞了形式上的宪政，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颁布宪法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国民党长时间搞“训政”，形成一党专政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及对人民权利的践踏，结果严重背离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导致他们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失败。

中间党派与中共都旗帜鲜明地追求民主，当然，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与实现民主的手段有明显的差别。民盟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思想及苏联的成功都是“中国今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好的参考资料”。〔17〕在“兼亲美苏”、“调和国共”的基础上，以超然的第三者态度调和内战中的国共，以争取中国的和平，“促成国家的真统一，建立中国的真宪政，实现中国的真民主”。〔18〕从民主类型上说，中间党派追求的中国型民主是一种由他们主导的由欧美政治民主与苏联经济民主构成的调和型民主，而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在实现民主的路径选择上，尽管有改良与革命之别，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他们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合力，最终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经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既不同于苏联民族国家，也不同于欧美民族国家，更不同于蒋氏中华民国的新型民族国家。

在建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政党民主化程度以及由此影响社会民主程度，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共民主化程度在近代中国各政党中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实施，显示强大的凝聚力，它还通过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与民主选举，提升了共产党控制区的社会民主程度。从民主联合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再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发展演进过程，清楚地反映了人民民主追求在政治生活的主导作用。中间党派由于其所秉承的政治理念，尽管内部有较高的民主化，但却未能形成强大的组织力与凝聚力，更未促进社会民主的发展。结果，在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后，他们汇入了人民民主的大潮中。

四、过程:比较中的选择——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艰难进程

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反反复复，中华民国成立后就出现了袁氏专制，后经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后，又出现国民党专制独裁。因此，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比较中选择的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

从政党政派来看，中国的政党政派众多，其思想主张也多。由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及以他们为核心构建的不同政派、党派，他们引进了很多国外思想(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思想、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设计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如近代中国形成的所谓三大建国主张，先以袁世凯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主张在中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方案;先以孙中山后以民盟为代表的主张在中国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以中共为代表的主张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所以，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既包括尖锐的思想交锋，也存在制度的比较，还包括军力的角逐。无论是辛亥革命进程，还是五四时期以及抗战胜利之时，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都不是单一的，而且政治力量之间分合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比较深远。

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人民成分复杂，其选择存在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人民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他们由人口意义到政治意义的转换都体现了时代性，新的阶级的产生与旧的阶级分化都有其时代烙印，如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地主、农民的分化等。他们主体意识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等，这对他们的政治选择影响深远。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民曾选择过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也曾获得广泛的支持。民盟代表罗隆基与马歇尔在评估1946年1月政协五项决议案时，曾说道:“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19〕但后来，国民党、民盟的道路都被人民抛弃。从自由主义者本身的选择看，“自由份子总是站在全体人民的福利一边，所以总是以公正底态度赞助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那个政党。自由份子是否赞助，就成为测量一个政党力量的最准确的标准。”〔20〕作为人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现实教育下最后也选择了共产党。

从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来看，民主政治模式是多样的。从世界范围看，民主政治制度与思想在各国的实践呈现多元化。进入20世纪后，又产生了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中国来说，从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开始，民主政治追求就产生差异。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进入民国，党派政派林立，主义与政见更是分歧。五四以后不同党派形成了不同的选择，国民党主张由军政、训政、宪政之路去实现;共产党则通过革命民主走向宪政民主，从革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民主思想、民主制度;中间党派通过和平的选举的方式寻求宪政。近代中国各种思想的流传、各种制度设计都有其产生的合理性，哪种思想、哪种制度最终成功都必然是一个比较选择过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旧思想、旧制度合理性丧失的过程，同时又是各种新思想、新制度竞争的过程。对前者而言，是新战胜旧的问题;对后者而言，则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体现在政党政治设计理念中)的比较选择与实现的过程。

近代中国民主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演进过程:就民主的源流类型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从追求资本主义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就民主的实质来说，从追求笼统的大众民主到阶级分层的人民民主;就民主的手段来说，从追求改革民主到革命民主。最终，实现由旧式民主到新型民主的转变，并在此基础构建了新型民族国家。

五、结果:殊途同归——中共主导的人民民主的最后胜利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照搬西方，始终寻找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人按照他们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来追求民主已经有100年了。”〔21〕分化的知识分子围绕他们所认知的人民的地位与作用展开自己的政治追求。

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在辛亥革命时实现了第一次殊途同归，当时建立在民主共和理念基础上，革命派和立宪派等顺应形势发展，合作建立了中华民国。

在政党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传播了民主思想，他们设计的民主制度反映不同阶段上中国政治的进步。中共通过社会阶级分层，划分人民与敌人，在此基础上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确立民主基础、制度选择，最终实现了革命民主救国。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民主化程度在近代中国是最高的，与中间党派(后来的民主党派)关系是民主、平和的，远不像国民党对中国党派一边拉一边压。而且，共产党的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设计在近代中国最为合理，因为它把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民主政治有机结合起来。其实现民主的手段既契合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是时代发展的主题和民主发展的世界潮流，也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它还通过推进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化进程，解决了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强与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保障程度较低的矛盾，实现了最有效的社会整合，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愿望。共产党成功推进了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结合的进程，中共明确强调:“党内民主的发扬可以更加推动非党组织的民主化，培养大众的民主主义的作风。”〔22〕这种实现人民民主的自觉性是其他政党所未有的。因而，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共设计的人民民主模式。1949年9月，中共召开新政协(后易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整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的主张，在强调革命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共和。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共和理论和制度结构，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实现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殊途同归。因此，中共的成功不仅是枪杆子的胜利，也是中国式民主政治发展的胜利。

六、结语——民主仍在发展中

政党是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其产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并直接推动了民主的新发展。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政党化、政党群众化程度的影响极为深远。在知识分子政党化进程中，知识分子自身的民主化程度决定政党民主化程度;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决定政党群众化程度;政党民主程度决定中国民主的程度;知识分子组建的政党之党际关系同样深刻影响社会民主化程度。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发展进程来看，政党民主化程度与社会民主化程度密切相关，政党民主引领社会民主发展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逻辑。

中共是将精英与民众二者结合最好的政党，它所构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当然，构建了人民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权利的完全实现。早在1944年12月，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23〕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还很低，当然，现代中国的发展程度虽不断提高，但经济文化仍有不足的地方，政党建设、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行为仍有改进的必要，所以，中国民主仍须有一个继续发展的过程。

章太炎曾说:“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24〕恩格斯在《工人党》一文中强调:“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败了，各个阶级有思想的人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25〕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民主是一种时代潮流，而竞争既是适应民主潮流，也是推动民主潮流发展的手段。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政党必须以追求民主政治为目标，才能适应人民的选择。也就是说，一个政党只有不断追求民主、实现民主，并把政党民主与社会民主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永葆生机与活力，并引领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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