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爱云(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民间视阈下的《红高粱》与《还乡》的女性叙事

滕爱云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摘要:莫言和哈代都是民间文化的表述者，他们的小说都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在此文化视域下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其中以《红高粱》中的凤莲和《还乡》中的游苔莎最为典型。在两人的女性叙事中，既有相同又有差异:首先，他们都描述了女性的本能欲望，但对欲望的态度不同;其次，都描述了女性的反叛，但反叛的基点不同;最后，从两个作家对女性的理想化书写中，深层揭示差异性背后蕴涵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民间视阈;《红高粱》;《还乡》;女性叙事

莫言和哈代都是立足于民间的作家，莫言呈现了生活在中国“高密东北乡”人们的生活，哈代描述了英国“威塞克斯”人的世界，两位作家均展现了生活在民间文化语境中乡村世界的人们丰富的生命形态。虽然莫言和哈代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但在他们对民间文化的书写中却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这为本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学术前提。这种相似特征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叙事上:女性叙事是莫言和哈代叙事的主体;他们两人小说中的女性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情和渴望，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性格热烈，同时又往往是伦理道德的反叛者。基于此基础，探讨莫言和哈代民间文化书写中女性叙事的异同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在开放式的广阔批评视野中更深入地对照两位作家通过女性叙事对民间文化精神的表达。在莫言看来，民间文化中，女性承载着更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这个传统里，女人在本质上是与物质——肉体下部相联系的”。“物质——肉体下部是有生产效能的部位。下部生育着，并以此保证着人类相对的、历史的生生不息。”［1］民间文化中的女性是生命力的源泉。而哈代笔下具有强烈生命激情的女性则表达了哈代对民间文化的不同阐释。在众多的女性形象中，以莫言《红高粱》中的戴凤莲和哈代《还乡》中的游苔莎最为典型。

一、女性欲望描述的比较分析

莫言《红高粱》中的主人公戴凤莲是一个充满野性，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女性。莫言对她的塑造首先基于其肉体层面原始情欲的展现。对凤莲的描写，在外貌上主要突出她的三寸金莲，对凤莲的脚的描写极富于动感，“轿夫们看着这玲珑的、美丽无比的小脚，一时都忘魂落魄。”［2］在这里三寸金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身体器官，在高密东北乡久远的文化传统中，已经异化为女人吸引男性的性器官，在对凤莲完美小脚的描述中隐含着原始的充满激情的生命欲望。因为看到了凤莲的小脚，唤醒了余占鳌男性的欲望，也才有了凤莲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的野合。小说对两人结合的描写就像一场讴歌人原始生命力的仪式，充满力量而又神圣。他们“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2］69。凤莲浓烈的情欲象征了高密东北乡充满力量的原始生命力。

原始情欲唤醒了处于传统禁锢中的凤莲和余占鳌，“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2］43这种深层的生命力使凤莲从一个普通的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少女变成了敢于冲破礼教传统的传奇女性。当凤莲得知父亲因为贪图财主单廷秀的钱财，把自己许给了他患有麻风病的儿子时，心中充满绝望，作为一个少女，她渴望自己的男人胸怀宽广、身体强壮、知书达理，可她偏偏被嫁给了一个麻风病男人，她心中充塞着无奈和悲伤。在三日回门时，凤莲和余占鳌充满生命力量的结合绚烂了凤莲的生活，也给予她重新创造新生活的勇气。从娘家回来后，面对单家父子被杀，她冷静淡定处理，之后又坦然成为余占鳌的情人，高昂着头骄傲又倔强地生活。面对前来要钱的父亲，她一顿包子把父亲打发回家，而且从此之后和父母断绝关系。凤莲对新生活的重构建立在对传统礼教的蔑视中:参与杀死丈夫的阴谋，公然成为土匪的情妇、并为他生下孩子，断绝和父母的关系，这诸多的行为呈现了一个野性热烈、追求自由、热爱生活、充满生命力的女性。小说中接下来对凤莲抗击日本人的描写，将凤莲蜕变成传奇人物，她极具智慧地促成余占鳌和冷支队的合作，积极为他们的抗日做后勤工作，最后在给他们送拤饼时倒在了高粱地里。小说中对凤莲死的描写悲壮而唯美，充满情感的浪漫又含着悲伤和哀婉。

哈代《还乡》中的主人公游苔莎也是一个欲望强烈的女性。但她和凤莲不同，莫言对凤莲的描写以身体层面的欲望为基点，之后展现在欲望被唤醒后呈现的对生命的热烈激情。哈代对游苔莎欲望的描写并没有直接采用身体写作的手法，而是展现了游苔莎对情感、物质生活的强烈欲望。一是游苔莎渴望热烈的爱情。对她来说，没有热烈的爱情便无法生活下去。“被人爱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她最大的欲望。对于她来说，爱情是驱散生活中揪人的孤独的琼浆玉液。她对所谓热烈爱情抽象观念的渴望似乎超过对任何特定情人的渴望。”［3］于是，她成为韦狄的情人，后来又爱上克林。二是她对喧哗的城市生活的渴望。爱敦荒原寂寥的生活让游苔莎痛苦不已，她一心想要离开荒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不断更换男人，最后和克林结婚，也是觉得克林能带她去巴黎。可克林早已厌倦了巴黎喧嚣的生活，他觉得荒原的生活最适合自己。游苔莎万般绝望，在和韦狄私奔的时候溺水而死。哈代对游苔莎欲望的书写，并不着意于要把游苔莎塑造成一个爱慕虚荣的女性，而是要呈现一个亘古不变的荒原传统的反叛者。哈代认同和欣赏游苔莎身上的特点，小说用“黑夜女王”整整一章来描写游苔莎，展现她如女神般的仪态，热烈的性情，“她拥有做模范女神的激情和本能。”［3］72对于游苔莎对城市生活强烈渴望的描写，哈代在小说中间接做了说明。游苔莎并不是喜欢城市生活的物质享受，而是她热烈的心灵和爱敦荒原无法调和。这样的灵魂和爱敦荒原格格不入，需要一个喧嚣的环境才能和谐。因此，她曾经说过，即使是住在城市的边缘也没有关系，只要感受到那种环境她就知足了。在和韦狄私奔时，暴风雨中的游苔莎想到自己对韦狄的依附而失去了独立，不禁泪流满面自杀而死。哈代对游苔莎的态度矛盾复杂，一方面他认为游苔莎充满魅力，她有敢于挑战荒原道德的勇气，是一个无畏的勇敢女性。小说中描述到荒原人都把游苔莎看成是一个女巫，都远离她，但她毫不在乎，还是勇敢追求自己心灵真正渴望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哈代基于对威塞克斯的情感，觉得游苔莎是荒原的破坏者，所以最后让她以悲剧结束。

莫言对戴凤莲的欲望书写是对“高密东北乡”民间世界充满激情欲望的原始生命力的肯定张扬。在莫言看来，对于野蛮愚昧、压抑人性的封建传统秩序而言，这是一种充满革命性的力量，这种生命欲望激发了人的主体性，彰显了生命个体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对于哈代而言，他对游苔莎的欲望书写，呈现的是游苔莎和威塞克斯民间世界中的冲突，因此尽管哈代赋予游苔莎异教女神的高贵和风采，肯定其生命欲望的合理性，但最终还是要以她悲剧性的终结来表达哈代对威塞克斯理性、克制、忍耐生命形态的肯定。

二、女性反叛描述的比较分析

戴凤莲和游苔莎都不是他们所处时空伦理道德的遵守者，与之相反的是她们都是男性权威的颠覆者和女性意识的表述者。《红高粱》对凤莲和男性关系的描述，始终以凤莲为表现主体，主要表现在凤莲对父权的无畏反抗。凤莲的婚姻由父母做主，父亲为了钱财把她嫁给患有麻风病的单扁郎，凤莲完全看透了。凤莲被逼嫁给单扁郎，结婚后一连三天都拿着剪刀不让单扁郎近身，维护自己的婚姻自主权，并没有逆来顺受。三日后回门的路上，凤莲和余占鳌结合，但余占鳌杀死单扁郎父子后找上门来，凤莲并没有马上接受他，而是让他去当长工。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女人几乎不能撑起烧酒坊，很需要一个男人，但凤莲并没有依附余占鳌，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操持了烧酒坊，然后才真正成为余占鳌的情人，凤莲这样做不是因为她要一个男人支撑门户，而是出于自我情感的需要。凤莲的选择和经历，是以女性为主体的主动选择，而不是男权操纵下的女性生活。小说在进行抗日的历史叙事时，更进一步将凤莲塑造成男性的拯救者。如对任副官的处理，凤莲敏锐地意识到余占鳌的鄙俗和狭隘，劝说余占鳌留下任副官，事后证明凤莲的远见卓识。小说中描写的凤莲和余占鳌的关系中，虽然余占鳌是抗日英雄，是传奇人物，曾经当过土匪头子、杀过人、武艺高强、胆量过人，在高密东北乡的男性世界中是优秀的代表，可在凤莲面前，他的男性主体地位被完全消解。

游苔莎是爱敦荒原中的异类，她和传统荒原女性的形象完全不同。小说中游苔莎和朵荪形成鲜明对照，在对照中展现颠覆男性意识的独立女性形象。朵荪是爱敦荒原的模范女性，在荒原人看来她是传统规范下的理想女性。她不似游苔莎那样有强烈的欲望，也没有离开荒原的渴望，她总是很安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虽然喜欢韦狄，但游苔莎勾引他，也只任其前去找游苔莎，和游苔莎相比，缺少对女性主体尊严的捍卫和维护。游苔莎与朵荪完全不同，她不被荒原人认可，在她身上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独立性。游苔莎从不把自己囿于荒原传统中，总是从自我需求出发勇敢追求想要的生活。在和男性的关系中，她也总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如小说中描写的游苔莎和韦狄的关系，游苔莎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俩人是否在一起由游苔莎决定。游苔莎和克林的关系也是如此，游苔莎扮成男人做幕面具演员主动接近克林，两人才走到一起。在和男性的关系上，游苔莎完全以自我的情感需求进行主动选择，颠覆了男性在情感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以上分析可见，凤莲的反叛更多基于生存的需要，游苔莎的反叛更多基于精神层面，都呈现了女性对自我主体性的坚决捍卫。

三、民间理想女性文化意义的比较分析

凤莲和游苔莎是对囿于传统的女性形象的消解和解构。不论是对女性欲望的书写还是对解构男权意识的书写，都打破了传统对女性的叙事模式。两个作家建构女性主体叙事的不同艺术形态，揭示了莫言和哈代两个文化语境截然不同的作家对民间文化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在这当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作家基于民间文化而形成的女性理想化浪漫想象。

莫言对凤莲的叙事呈现了中国高密东北乡民间文化承载的女性理想想象，一方面是传奇和民族大义的载体，另一方面是原始力量的象征，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叙事视角中:

在“我父亲”视角下的“我奶奶”是一个充满智慧、满怀民族大义的民间传奇女性，是大写的“母亲”形象。莫言在精神上深深依恋母亲，“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4］在莫言看来，母亲承载着高密东北乡的宽厚和坚韧，他说:“一旦把母亲和大地联系在一起，我的眼前便一望无垠地展开了高密东北乡广袤的土地，清清的河水在那片土地上流淌，繁茂的庄稼在那片土地上生长。”［5］作为母亲的凤莲巧妙地应对前来拉骡子的日本人，面对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忍杀害的事件，冷静从容地周密计划向日本人复仇，具有智慧地促成余占鳌和冷支队抗日的联合。凤莲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在战乱时代胸怀宽广的传奇母亲的特质。母亲身上的传奇叙事来自于莫言生活于其中的故乡——高密东北乡，在小说中说书人的嘴里，奶奶成为当地抗日历史中的传奇人物。莫言在此叙事视阈中对凤莲的书写远离对其个性化的呈现，而是让其成为一个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象征性人物。

在“我父亲”不在场视角中的“我奶奶”是一个性格坚强、勇敢，充满野性生命力的女性形象。这部分的叙事基于莫言对民间世界中女性与大地关系的理解而呈现。莫言认为，高密东北乡的民间传统中，女性承担繁殖和生育，是生命的大地。凤莲身上的原始情欲正是女性强烈生命力的表现，她浓烈的生命意识象征了高密东北乡旺盛的生命力和种族后代的繁盛。小说中对凤莲的塑造和对红高粱意象的描写交织在一起。如对凤莲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描写，个体生命的力量和高粱的繁茂交相呼应，彼此映衬:“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16年的情欲，迸然炸裂。”［2］68凤莲的原始情欲与高粱生长的声音相呼应，表现强烈的生命意识。

和莫言相比，哈代对游苔莎的塑造并没有将这个形象呈现为英国威塞克斯民间文化精神的载体，而是通过描述游苔莎的命运来完成对威塞克斯民间文化的表达。在《还乡》中，游苔莎在哈代笔下俨然是一个高贵的异教女神。哈代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游苔莎在荒原之上的神态、容貌和她灵魂中不可遏制的对情感和喧嚣世界的强烈渴望。苍茫的荒原之上，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她吸引，尽管在传统的荒原女性眼里，她是个女巫，是个陌生人，但哈代赋予游苔莎以女神的神秘色彩和魔力。哈代把威塞克斯的田园生活看成是自己的理想世界，似乎游苔莎的强烈生命欲望和威塞克斯格格不入，但是他对游苔莎的个体欲望并没有持否定态度，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游苔莎是肯定和赞赏的。小说通过游苔莎主要展现了她身上强烈的生命渴望和威塞克斯自然、淡泊的生活态度的冲突。小说最后结局的安排，揭示了哈代在现代语境中对民间立场的坚守。

两位作家描写女性的相同视角、不同形态体现了中国高密东北乡和英国威塞克斯民间文化的不同文化精神，与此同时也反映了莫言和哈代对民间文化的不同理解。莫言笔下的凤莲充满叛逆和对愚昧落后环境习俗的反抗，莫言对她的书写植根于民间立场，凤莲的强烈个体欲望就是高密东北乡旺盛的生命力量。哈代对游苔莎的书写与他对威塞克斯文化的立场相悖。威塞克斯是哈代构建的理想世界，一个要背离他理想世界的人又成为哈代认同和肯定的对象，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哈代对女性的理想化书写并没有完全囿于威塞克斯视阈，他所认为的理想女性在威塞克斯文化中并不能完全呈现，威塞克斯文化并不像高密东北乡的民间文化，彰显个体本能的生命欲望，相反要克制个体的生命欲望。哈代对威塞克斯民间理想世界的建构是基于他对19世纪末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认识。因此哈代认为“威塞克斯居民性格中的淡泊、克制、坚韧是解决现代痛苦的最重要的品质。”［6］哈代对理想女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威塞克斯文化，但却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哈代和莫言都认为民间文化蕴涵着旺盛的生命力，但他们对生命力的内涵却有着不同理解。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表述的生命力更多强调个体本能的生命欲望，而哈代的生命力量更多基于精神层面。“哈代认为对于19世纪末的现代人来说，克制就是他们找寻到心灵安宁的最好方式，正是威塞克斯文化中的这一因子使哈代在民间文化中为现代人找到了心灵的生命力量。”［7］因此，哈代笔下的理想女性的浪漫想象包含了两个层面:主体性和精神力量。哈代赋予游苔莎原始的本能生命力量，让女性成为欲望的表述者，以此建构女性的自我主体地位，颠覆男权意识，彰显民间视阈下生命个体的力量。与此同时在游苔莎身上哈代又展现了威塞克斯巨大的精神力量，尽管她有强烈的不可控制的本能欲望，但威塞克斯的克制一直在影响她，在激烈的冲突中，她还是选择了克制欲望，留在了威塞克斯。在对理想女性的浪漫想象中，哈代完成了对威塞克斯文化深层内涵的书写。

参考文献:

［1］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6．

［2］莫言．莫言文集:卷1［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43．

［3］哈代．还乡［M］．王守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6．

［4］莫言．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EB/ OL］．http://culture．people．com．cn，2012-12-08．

［5］莫言．丰乳肥臀解［J］．光明日报，1995-11-22(文艺观察)．

［6］John Rabbetts．From Hardy to Faulkner:Wessex to Yoknapatawpha［M］．London:Macmillan Press，1989:129．

［7］Zeitler Michael．A Representations of Culture:Thomas Hardy's Wessex and Victorian Anthropology［M］．New York: Peter Lang，2007:53．

Female Narrative in Red Sorghum and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from a Folk Perspective

Teng Aiy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Mo Yan and Hardy both as narrators of folk culture，have demonstrated the life vitality of folk culture in their novels by shapi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omen are two．Feng Lin in Red Sorghum and Eustacia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are two most typical characters．Their female narration not only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but also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First，they both have described women's instinctive desire，but they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it;secondly they both described the women's rebellion，but from different basis;finally，cultural significance can be revealed from two writers'ideal female narrative．

Keywords:folk perspective;Red Sorghum;The Return of the Native;female narrative

通讯作者:滕爱云，Tay1976@126．com．

作者简介:滕爱云(1976—)，女，博士，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4-07-18．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5)01-07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