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创新逻辑*

丁德良李娟章临婧

中共抚州市委党校，江西抚州344000

摘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包含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在创建改革新思想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实践经验、历史智慧、人类文明成果等多种资源；从资源依托转化为思想创新包含内在的逻辑机理，实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过程。

关键词：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创新；多种资源；逻辑机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4-0022-04

作者简介：丁德良(1961-)，男，江西乐安人，中共抚州市委党校教授，从事经济学、逻辑学、社会政治研究；李娟(1987-)，硕士研究生，中共抚州市委党校讲师；章临婧(1985-)，硕士研究生，中共抚州市委党校教师。

*江西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15ZB06)。

一、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包含许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包含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继续改革、要何等深度的改革以及如何推进改革等重大问题，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反映了改革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起来有：第一，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及时代要求去赋予改革全面深化的特征。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与阶段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的正式启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局；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时代；十八大以来，围绕改革，习近平作出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观”，站在时代高度，对改革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论思考，启动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第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周恩来曾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习近平则进一步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基本内涵，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制度及其体系治理国家的实际本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的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作出的中国化、时代化的回答。第三，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改革的核心问题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十四大曾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对市场作用的基本定位，之后，十六大强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这些重要论断都在强调要增强市场作用，为新的提法在思想理论上作了准备。十八大以来，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关键是对市场的进一步定位。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因为“决定性作用”的提法，在理论上更为明确、到位。同时在对政府职能的新界定中，增加了“环境保护”的职能。第四，对完善发展政治体制提出了若干新思想。如关于构建协商民主体系，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善的协商民主体系”，[1]这实际是对政协制度思想的发展。关于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当年毛泽东就曾与民主人氏讨论过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今天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新思路[1]。关于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职能，提出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能。这是对政府职能的最新表述。第五，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并高度概括了法治中国的内涵，深刻地揭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规律，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道路，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贡献。第六，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命题。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也是我们党所一贯重视的建设重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最新理念，并且提出以系统工程抓生态建设的新思路，强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第七，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改革的新思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指出：“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必将对人类现代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作出重大的历史贡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世人关注和研究。

二、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最新成果的形成对多元资源的依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能凭空生成，需要挖掘、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习近平在创建改革新思想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实践经验、历史智慧、人类文明成果等多种资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不仅提供了观察、思考全面深化改革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提供了支撑改革思想创新的基本原理。习近平在创建改革新思想的过程中，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养料：“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2]“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构成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改革思想中，解放思想是“三个进一步解放”其余两个解放的前提，也是理论创新、改革创新的先决条件。“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1]习近平常常直接或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来诠释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合理性，说明改革的顶层设计、最新举措，以彰显改革的新思想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论，促使全面深化改革的崭新构想付诸实践洪流。改革新思想的构建首先要阐释全面深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指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一新命题时，习近平强调：“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此外还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使改革的新思想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有了学理依据和原理支持。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主张要讲辩证法和两点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用好，从而实现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科学创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是习近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创新的本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方法论的科学性强化了其创新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改革积累的实践经验，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素材。习近平曾长期主政地方工作，有着丰富的领导一方改革发展的经验。30多年前，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专门讲到综合改革问题。认为我们的改革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由此强调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宁德工作时提出，总体改革的设计必须是目标方案、过渡方案和分步实施方案相互衔接配套；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多次强调改革要在“大胆设想”时，又要“小心求证”。十八大以来关于改革的若干新思想，不少是由其先期认识深化和发展而来的，比如对市场经济的论述，在正定时提出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在宁德期间提出我们很有必要树立“市场为主导”的战略思想，在浙江时强调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样循序渐进，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水到渠成。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验并激发大众创新活力的过程，时常涌现新经验、产生新成果。因此，十八大后习近平第一次到地方调研，就选择了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强调要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2013年7月23日，亲临湖北省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此外，还多次与民主党派及党外人氏座谈，深入全国各地调研。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在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历程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分别从改革方向、方法论、全面协同、改革与发展稳定相统一、人民实践与党的领导等角度进行了堪称经典的归纳表述。在这些从实践升华而来的改革经验总结中，可以看出，改革要全面深化的新特征、改革的总目标等新命题蕴涵其中、呼之欲出，同时，通过对经验的提炼，为改革的思想创新提供了可供遵循的路径指南。

毛泽东在青年求学时就曾说过，读史是智慧的事。结合历史经验创新改革思想，既能增强改革思想的厚重感，又能获得智慧启迪。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就强调，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要善于运用历史知识。认为这有助于提高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修养，有助于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习近平历史知识渊博，善于运用历史智慧。表现在：一是常常借助历史经验来阐述改革的思想；二是大量引用中外历史经典文献来佐证；第三，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有关改革的最新成果中凝聚着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在我国的史籍书林中，包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内容，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的成功经验，又有衰乱之时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深邃智慧。比如，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习近平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在一定程度上就吸取了古人的治理思想与经验。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就不仅要有法律制度体系，而且要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1]

习近平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国际眼光，熟知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洞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这得益于学习。去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深刻阐述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哲理，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的创新发展，需要借鉴学习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3]。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包含两重属性：一是体现国家管理规律的自然属性，二是体现国家不同群体社会关系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的是共同规律的要求，比如，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管理理念及具体方式。在自然属性层面，不同文明、不同性质的国家何不互相借鉴？“我们要建设改革进步之桥，把中欧两大改革进程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都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进程，都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双方要加强在宏观经济、公共政策、区域发展、农村发展、社会民生等领域对话和合作，尊重双方的改革道路，借鉴双方的改革经验”；[1]包括对他国负面教训的引以为戒。2014年12月20日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1]

总之，习近平通过多种资源挖掘、整合及运用，实现关于改革的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

三、从资源依托转化为思想创新的逻辑机理

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多元资源才能整合转化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在逻辑可概括为：以问题为导向，以国情为依据，以时代为参照，以创新思维为路径方式，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尺度。实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过程。

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消除现有体制存在的弊端、解决发展面临的的问题，因此，有关改革的新构想、新命题、新论断、新举措的构建，首先必须揭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推动改革全面深化的过程中，习近平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冷静剖析。一是我国发展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1]二是现有体制存在弊端。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等。三是国际风险。“当前，我国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1]明确了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找到了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正是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提出了系列改革主张，并逐步形成若干有关改革的新构想、新命题、新论断、新举措。“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中国问题”是改革全面深化的逻辑起点，也是习近平改革思想创新的逻辑起点。

改革创新只有立足中国国情，从国情出发，才能使多元资源转化为创新思想，才能引导改革实践走向成功。习近平一再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特别是在选择中国的改革目标模式、构想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同时，在回答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问题时，强调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出发；在诠释政治体制创新中的若干新举措，诸如构建协商民主体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时，明确表示：“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正是立足于中国国情，才使中国改革的实践与理论正经属于“中国创造”，而非“中国制造”，才使中国改革的目标、规划、方案、举措适合中国国情、扎根民众沃土，并将开出世纪花苗、结成文明硕果。

任何思想理论的问世及其演进，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都是同国际国内大环境紧密相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结果。1978年，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时至今日，何以说改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凭何赋予其全面深化的时代特征？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又为什么要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一系列新思想的形成，无不与对以下时代背景的把握密切相关。其一，党的十八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抓紧推进全面改革。”[1]其二，新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绿色浪潮、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兴起；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改革已成大势，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国固然在谋求改革，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困境，也无不在反思体制，寻找出路。从国内看，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是历史上离中国梦实现最近的时期，另一方面，“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1]其三，改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推向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新旧问题交织、利益主体多元。改革越深入，就越要触及深层体制弊端，各个领域的改革越是相互制约，其中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影响，又都需要其他举措协同配合。因此，“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不能再是单项推进，只有全面深化，才能解决面临的矛盾，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创新的实践需要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体系，它从不满足于现状。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所依托的是创新思维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习近平说：“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5]习近平改革理论最新成果中的创新思维，体现在方方面面，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创造改革的新概念。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协商民主体系、“六个紧紧围绕”、“三个进一步解放”、制度执行力、最大公约数、社会活力、顶层设计、底线思维、担当意识、法治道路、生态红线、正能量等。二是确立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等。三是作出改革的新论断。请看：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等。四是提出改革的新命题。比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有各种新举措等。

改革的新构想、新举措的提出，必须要考虑两点：一是价值性，二是可行性。在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体系中，以什么作为衡量改革新构想、新举措的价值尺度？归根到底是人民利益。因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因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1]因为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也因为人民是改革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1]还因为重大改革举措要站在人民立场来抉择谋划。“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1]

上述创新的逻辑实质上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遵循与运用。思想路线，亦称认识路线，指的是人们的认识所遵循的方向、途径、原则与方法。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于正确地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思想理论的创新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地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7]实事求是内在地包含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内容。以问题为导向，以国情为依据，以时代为参照，以创新思维为路径方式，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尺度的创新逻辑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界定及邓小平等人的丰富与发展是完全契合的。同时，其中一方面强调“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强调“从人民利益出发”，这实际就是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从价值观与真理观统一的的角度来思考改革大业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5.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4]魏礼群.“四个全面”新布局新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5]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10.

[6]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J].求是，2013(1).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