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东锋

近年来，伴随着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问题的反省，中国古代思想中“名”的问题重新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在此之前，“名”的问题虽然已经广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家所重视，但是他们主要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尤其是形式逻辑来理解“名”。①参见拙作《近代中国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武陵学刊》2012年第3期。因此，当这种“反向格义”的方法的合理性受到怀疑后，“名”的研究便获得了广阔的空间。目前来看，从更加多元的角度来理解“名”的研究趋势已然形成，不仅在逻辑学界出现了对“名辩思潮”再认识的讨论，中国哲学界也出现了对“名学”进行重新认识的探讨。可以预见，这一“新名学”的研究将会取得一些不同以往的新成果。然而，笔者窃以为，在这项新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这主要表现在将“名”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先秦阶段。比如晋荣东教授认为:“历史地看，名辩自秦汉以降即已衰落，直至明清之际诸子学的兴起，才被重新发现。”②晋荣东:《近现代名辩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曹峰教授亦言:“汉以后，有关‘名’的论述逐渐减少，名学成了一门绝学。”③曹峰:《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

实际上，先秦以降的两千多年间，“名”的讨论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名”的问题并未消失。相反，在儒家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后，“名”的问题就获得了“名教”的形式，从而成为先秦以后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之一。质言之，儒家的价值理想是通过“名”来承载的，这里的“名”特指名分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