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 振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200）

弱不好弄乎？
——中古社会儿童游戏初探

丛 振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200）

古社会的儿童游戏研究，是史学研究和儿童史研究中的新兴领域，但“依然停留在草创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古社会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游戏骑竹马、斗百草、踢毽子等项目的探究，认为现行“素质教育”应该“以史为鉴”，还原儿童游戏天性，让儿童回归童年的幸福与快乐。

中古社会；儿童游戏；天性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看不到儿童游戏的身影，听不到儿童游戏的声音，可以说儿童游戏的研究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阿里耶《童年的世纪》掀起了西方史学界对儿童历史研究的热潮，他们试图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来揭示历史上儿童的形象，解释儿童历史的变迁。[1]中国的儿童史研究，亦是同样受到海外汉学界的关注，已有多部专著或论文集问世。相对而言，国内对儿童史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但目前探讨主要集中在明清和近代，中古儿童史的构建处于初创阶段。[2]本文受余文启发，结合传世史籍，力图对中古社会代表性儿童游戏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方家学者指正。

一、弱不好弄乎？

敦煌文献第3883页《孔子项托相问书》中记载：

昔者夫子东游，行至荆山之下，路逢三个小儿。二小儿作戏，一小儿不作戏。夫子怪而问曰：“何不戏乎？”小儿答曰：“大戏相煞，小戏相伤，戏而无功，衣破里空。相随掷石，不〔如〕归舂。上至父母，下及兄弟，只欲不报，恐受无礼。善思此事，是以不戏，何谓怪乎？”……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答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无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书诗；小儿好博，苔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3]

文书中，项托讲的这番大道理，可谓义正词严，把孔夫子都驳斥地无言以对。然而，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只不过是成人假借儿童之口，表达出他们的想法而已。事实上，好动、爱玩是儿童的天性，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的，所谓弱不好弄，无非是大人们的期望与规训。

游戏是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儿童生存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诚如弗洛伊德在《诗人的白日梦》所说：“每一个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的行为，看上去都是一个正在展开想象力的诗人，……他们对自己的游戏十分当真，舍得在这方面花费大量精力和注入自己最真挚的感情。”[4]从弗洛伊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儿童的游戏中包含了他们的情感，因此，本文对中古社会儿童游戏的研究，不需要全面系统地对每个项目进行论证（这也是一篇论文所不能完成的），而是力图通过对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游戏的探讨，展示中古社会儿童生活的真切事态，从而凸显事实与观念的背离，呈现这种张力背后的社会形貌，而不仅仅是对游戏本身的研究。

二、中古社会代表性儿童游戏考

探求中古社会的儿童游戏，唐人路德延的《小儿诗》是不可回避的。诗中对儿童游戏有充分的展现，多姿多彩的儿童游戏跃然纸上：

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作鞭。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

寻蟋穷屋瓦，采雀遍楼椽。夜分围骨拙，朝聚打秋千。

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莺。远铺张鸽网，低空射蝇弦。

斗草当春迁，争球出晚田。等鹊潜篱畔，听蛰伏砌边。

旁枝粘舞蝶，隈树捉鸣蝉。垒柴为木屋，和土作盘筵。

险砌高台石，危跳峻塔砖。[5]

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使得儿童游戏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局面。在一首《小儿诗》里就可以看到极其生动、形象的各种儿童游戏活动。

（一）骑竹马

骑竹马，是风靡于中古社会的儿童游戏。提及竹马，不得不联想到唐代诗人李白《长千行》中的名句：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付马来，绕床弄青梅。[6]

骑竹马成为正式的儿童游戏，应始于东汉。《后汉书》“陶谦传”载：

(陶)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仓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遏之，见其客貌，异而呼之，与语，甚悦，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儿游戏无度，于何以女许之？”甘公曰：“破有奇表，长大必成。”遂与之。[7]

到了唐代之后，竹马游戏更为广泛地流行于儿童之中，这在唐代的诗歌和史料中多有体现。李贺《唐儿诗》写道：

头玉硗硗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

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

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睒光踏半臂。

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

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竹马不仅在平民儿童间，即使贵族子弟中也同样盛行，这位“唐儿”，是国公的儿子，黄夫人则是唐朝公主，并且此时的竹马之戏的“马”，用的是带绿叶的青竹竿。白居易《观儿戏》：

髫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

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

堂上长年客，鬓间新有丝。

一看竹马戏，每忆童騃时。

童騃饶戏乐，老大多忧悲。

静念彼与此，不知谁是痴。

白诗中，竹马成了儿童时代的象征。观过儿戏，“静念”起在“玩竹马”和“观竹马”之中，究竟谁是痴的问题来。妙言妙语，耐人寻味。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长。

头圃筋骨累，两脸明且光。

去年学官人，竹马绕四廊。

指挥群儿辈，意气何坚刚。

诗中的阿宜小侄，以“竹马”之戏学着官人样子，指挥“群儿辈”，进行作战军阵，显示出“意气”和“坚刚”的不凡。

宋代时“竹马”之戏，除了原始的那种胯下一根竹竿或木棍的形式外，已经出现以竹蔑制扎，以纸糊成的“马头”，有鼻有眼、有耳有鬃，但没有马身。周密的《武林旧事》里，说当年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元夕舞队中，已出现“男女竹马”。苏轼在《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写道：

堆盘缸楼细菌陈，巧与椒花两斗新。

竹马异时宁信老，土牛明日莫辞春。

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

拥有开放气势的唐王朝，具有开拓精神的唐代文人，让属于儿童的竹马之戏登上诗坛，进入诗境。到了宋代，竹马戏又登上戏剧的舞台，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了。

（二）斗百草

斗百草是中古儿童传统的节令游戏，即以花草相斗论输赢。其渊源当与古时人们五月五日的“踏百草”和“采百药”有关。“斗草”一词始见于唐朝韩愕《岁华纪丽》：“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曰“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蹋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此后，端午斗草的习俗曾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传。斗草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曰文斗，即以每人采得的花草作对，对答不上者为负；一曰武斗，即以每人采得的花草之茎相拉扯，茎断者负。一般文人雅士重文斗，而儿童喜武斗。

有关斗草的诗句，也是相当多的。白居易《观儿戏》：“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司空图《灯花诗》：“明朝斗草多应喜，剪得灯花自扫眉。”欧阳修有词云：“鸣惆惊早夏，斗草及良辰。”范成大诗：“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归,，青枝满地花狼藉, 知是儿孙斗草来。”

金廷标《群婴斗草图》中描绘了端午节儿童进行斗草比赛的场景，便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孩童们找草、拔草、运草、斗草的情景，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儿童斗百草的欢乐气氛。该图为设色挂轴，长105厘米、宽79.5厘米，作者细腻地描绘了十个小孩寻草、拔草、斗草和观斗草的全过程，真实地再现了儿童们“斗草”的欢欣场面。图的右上方有乾隆帝御笔题诗, 诗曰：“垂杨奇石草竿萎，红绿倾篮斗贾低。赤子之心爱生意，名言那识有嫌溪？”诗后并识“甲申夏日御题”六个字。《群婴斗草图》的下部，两小孩站在一堆奇石旁，手中各持一枝车前草交茎相扯，斗得难分难解，谁输谁赢，一时尚难分晓，而图的中部，柳树荫下满地残花败草，其间蹲着两童，身边各有一只花篮。一童面有喜色，其篮花草尚盈，似是赢者，另一童正把花篮斜拉到身边似向篮底挑拣花草，可知其花草已无多，当为输者。另有三童弯腰俯首站在旁边观战，视其状亦已如痴如醉。图中另有二童在石缝中寻草，还有一童正兜着一襟草兴冲冲地赶来参战……[8]

（三）踢毽子

踢毽子是我国儿童十分喜欢的一种游戏。每当柳叶落尽的深秋到来的时节, 踢毽子便成为儿童们十分喜爱的一项户外活动。古谚语云：“杨柳儿活, 抽陀螺；杨柳儿青, 放空钟；杨柳儿死, 踢毽子。”

据考，踢毽子源于古代蹴鞠，其出现确切年代不得而知。南北朝时，已为人们所熟练掌握。唐代释道宣撰《高僧传》记载：“ 沙门慧光年方十二，在天街井栏上，反踢碟错，一连五百，众人喧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怪曰：‘此小儿世戏有工’。” 宋代高承著《事物纪原》云：“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箭子。三五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子名称，亦墩鞠之遗意也。”南宋词人周密写的笔记《武林旧事》，其中卷六小经纪条，列举南宋首都临安城（今杭州）里经营各种玩具的小商业时，有“毽子、象棋、弹弓”等作坊，并且指明“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籍以为衣食之地”，由此可见当时买毽子的人不少，也可以想见踢毽子活动的普遍。

与其他儿童游戏相比，踢毽子似乎更是女孩子的专利。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踢毽儿序”中记载：“缚雉毛钱眼上，数人更翻踢之，名曰撵花，幼女之戏也。踢时则脱裙裳以为便。青泉万选雉朝飞，闲蹴鸾靴趁短衣。忘却玉弓相笑倦，撵花日夕未曾归。”三五个人在一起游走踢毽子称为撵花，踢到忘情时，竟然忘记了回家，其迷恋程度相当高。陈维崧《戏泳闺人踢毽子》一词中记载：“娇困腾腾，深院清清，百无一为。向花冠尾畔，剪他翠羽；养娘箧底，翻出朱提。裹用绡轻，制同球转，簸尽墙阴一线儿。盈盈态，讶妙逾蹴鞠，巧甚弹棋。鞋帮只一些些，况滑腻纤松不自持。为频夸狷捷，立依金井，惯矜波悄，碍怕花枝。忽忆春郊，回头昨日，扶上栏杆剔鬓丝。垂杨外，有儿郎此伎，真惹人思。”

三、弱好弄乎——对中古儿童游戏的再审视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未能正确认识儿童，正确把握儿童区别于成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游戏以及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古人一般只是把游戏当作娱乐消遣的手段，认为游戏会消磨时间和浪费儿童的精力，因此，“勤有功，戏无益”的观点广为流行。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少若成天性，习惯成自然”，也就是说儿童早期形成的道德品行是和天性为一体的，因此最能体现儿童天性的游戏中存在着教育的契机，但这却成为古代对儿童游戏过度干预的理由，凡是符合封建伦理价值观的游戏才被视为正当的游戏，而很少从儿童游戏本身的特点去考虑如何让游戏服务于儿童的本性[9]，明代学者王阳明甚至以“戒游戏”来训诲他的儿孙，因为他担心如果对儿童放纵嬉游，久而久之将“偷薄庸劣，日趋下流”。

罗素认为：“真实是重要的，梦想也是重要的。只要儿童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他就会发现游戏比现实有趣得多。儿童在游戏中像一个国王那样富有权威，甚至以超过任何尘世的君主的权力来统治他的疆域。……泯灭儿童期的幻想就等于把现存的一切变成束缚，使儿童成为拴在地上的生物，因此就不能创造天堂。”[10]游戏是生命恩赐于人的一件礼物，对于儿童来说，作为其生活的一个自然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游戏并不仅仅意味着能给儿童带来愉悦，也不仅仅是儿童认识世界的手段或工具。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儿童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儿童的真正的家园。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儿童似乎有一种把任何活动都游戏化处理的天性。成人眼中作为劳役的工作，在儿童那里却成了使之兴致勃勃、乐此不疲的游戏。另外，中古儿童游戏很多项目濒临失传，其中很多项目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获得国家的授权），可以代表国家参与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国际交流。”[11]

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以史为鉴”。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中，由于受狭隘功利意识的驱使，压抑儿童天性，忽视儿童需要，剥夺儿童游戏的现象依然存在。“素质教育”口号提出了很多年，但成人为儿童拟定好的未来生活的大纲取代了儿童游戏的灵活多样，以儿童发展的虚拟可能压倒发展的现实潜能。所以，就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儿童教育工作者而言，尊重儿童的游戏天性，让儿童回归童年的幸福与快乐，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

[1]相关国外儿童研究参见：Philippe Aries，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t Regime，Pairs：Libraries，1960；俞金尧.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J].外国社会科学，2001（5）：33-40.陈贞臻.西方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阿利斯及其批判者[J].新史学,第15卷（1）：167-190.

[2]余欣.重绘孩提时代——追寻儿童在中古敦煌历史上的踪迹[J].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3号:103-104.

[3]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357-358.

[4] S. Freud,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London：Hogarth Press，1959，pp.141-142.

[5]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8337.

[6]李太白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56.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66.

[8]秦淮梦.也谈《红楼梦》中的斗草[J].红楼梦学刊，1988(3):14-15.

[9]吕逸.中国古代儿童游戏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6:33.

[10]伯特兰·罗素著，欧阳梦云译.论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558.

[11]张兆林.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行业协会研究[J].美术观察，2015(4):113.

G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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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振（1984-），男，山东聊城人，博士，现就职于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