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慧

（华东师范大学 公民发展与现代德育研究中心，上海200241）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最为有效的经济运行方式，具有高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特点，为人类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也建立了公平正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但是，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不正当社会竞争现象。从制度层面来看，其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制度和交易规则；从其深层价值层面分析，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只关注市场经济的经济价值而淡化了市场经济本身对诚实信用的道德价值需求，市场经济因缺乏信用伦理和道德规范的支持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浪费、环境污染与破坏，甚至产生假冒伪劣、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潜规则交易等信用危机事件。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应更多从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层面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伦理价值尤其是诚信伦理进行必要的关切，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商务活动的繁荣昌盛，建立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纳入十八大报告中，这说明，诚信建设既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提出的重要伦理命题，也是市场经济交易行为达成正当合理与普遍可能的社会必要伦理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信用、公民人格信用和社会信用文化是构成商务诚信建设的三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必要元素。

一、契约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石

在现代社会中，契约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契约信用使普遍的商品交换或者商业合作成为可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首先必须建立比较发达的契约信用。

契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或多个交换主体借助一定的交换媒介，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具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一协议建立在双方信守协议和忠诚履行的基础上。从经济交往的角度来看，契约是保证交换双方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一份经济合同，但契约只有在交换各方信守协议的前提下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以，契约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和内生道德要求。

首先，从契约信用产生的动因来看，契约信用本质上是对破坏市场交易的一种提前预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人失去了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熟人群体所维系的情感纽带或者是精神联结，相互之间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和不信任感，为规避他人的失信行为给市场交易带来风险，促成交易双方的合作或者交易的成功，必须借助约束性协议规定交换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避免背信弃义或者违约行为的发生。从此意义上讲，契约的出现是以交易双方的不信任为前提的。为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风险，规范市场秩序，契约才以强制性信用的身份出现在市场经济中。

其次，从契约的实现或目标的达成来看，契约信用常常与国家的法律和强制性制度交织在一起并成为法治的延伸，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一种强制性规则。契约作为市场交换的重要的经济形式，契约信用问题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同时也是制度问题。民主法治是对契约信用的外在保障制度，契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常常借助于法律制度建立起交换主体间的一种信任关系，契约信用的达成必须仰仗法治的权威以保证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契约信用一旦失去法律或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将无法遏制市场经济活动中见利忘义、背信弃义行为的发生。如发生在2014年7月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使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事件”，之所以能用双重标准在中国销售，暴露出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互利共赢、互惠合作、相互帮助的市场活动机制，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企业诚实守信的制度体系和对背信弃义行为进行有效防范与惩戒的机制。

再次，从契约信用发生作用的环境来看，契约信用是基于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公平正义而建立起来的普遍信任，从而为市场经济普遍交易活动的开展开辟空间。学者万俊人认为，“契约信用是一种超越亲情人伦的无等级差别的平等承诺与相互期待，其价值基础是无条件的社会伦理公正，社会公平正义是普遍开放的交易秩序所不可缺的社会伦理条件”[1]200。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必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秩序中进行，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各个参与者都能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参与主体的普遍信任度相对较高，市场交换的成功率就会相应提高。在公平正义的交易环境中，社会成员间的普遍信任就容易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会具有经济资本无法比拟的社会价值，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相反，在传统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家族主义、亲情人伦、等级秩序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交易的各个环节，交易主体间的信任、交易的达成只有在熟人之间、亲情之间才能产生，无法建立社会成员间的普遍信任，公平正义的交易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秩序很难建立，交易秩序就难以完成。

契约信用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石和前提条件，是普遍交易的价值合理性和责任相互性的内在诉求，契约信用与市场经济是共生共融、内在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建立起比较发达的契约信用，让契约信用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普遍的交易秩序或者经济合作才能达成。所以，建立发达的契约信用应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第一要务。当前，建立发达的契约信用应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指导，建立比较发达的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完善的市场法规也对市场主体形成强烈震慑，使交换双方轻易不敢背信弃义、违反市场规则从而被市场所淘汰。

二、公民人格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在伦理诉求

契约信用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多数情况下依赖外在的规则和制度的强制性发挥作用。然而，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种种信用危机，固然可以归因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法治的惩治不力，但行为人的功利主义心态和工具理性价值也对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信用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现实的交易实践中，作为个体美德的人格信用虽然是无形的，却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公民个体的诚信美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伦理诉求，与市场经济形成双向流动和互馈的关系。

信用是公民个体人格的身份证，在市场经济中，人格信用会为个体的交易活动提供方便。人格信用以个人重诚信、守诺言的美德为基础，是“人格诚信在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中互相尊重、公平合作、相互负责的道义表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交易行为的一种道德担保”[1]213。这种道德担保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减少不正当交易行为的发生。人格信用在市场经济中净化了人们的交易动机，拒斥交易中的投机心理和不正当竞争，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提高了交易效率，保证了正常交易秩序的实现。二是人格信用活跃了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就是透支消费，透支消费的前提是个体拥有人格信用和良好的信誉做担保，不存在不良信誉记录，银行才能为其提供个人消费贷款，使社会主体可以提前进入消费领域，从而扩大内需，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三是人格信用净化了交易的环境，促进人们以更加合理的心态积极参与交易行为，提高了人们交易成功的信心，促进了人们有效交易和公平合作的实现。四是人格信用弥补了制度和规范在交易中作用的不足。“制度和规则固然可以让守信者得益，让失信者受罚，有助于遏制不诚信行为。同样的法律和制度实施的对象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的。”[2]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人格信用虽然不像制度或规范一样约束着人们的价值行为选择，但在交易中个人美德不仅能够给自身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资本和财富，还经常会表现出利他主义的价值效果。本杰明·富林克林的话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他说:“一定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节俭、诚实、守信的人，那么即使你一年的收入只有六英镑，也可以完成一百英镑才能做到的事情。……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它有损于你的信用也不应当去做。如果债权人能够在凌晨五点或者傍晚八点听见你的锤声，那么他在半年之内都会感到舒心的。”[3]富兰克林的道德观念表明，人格信用不仅是一种个体美德，也是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准则。

同样，人格信用是我国古代商人获取长久取胜的法宝。我国古代商人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他们共同信奉“诚信为本，义中求利”，倡导“利以义先，取利有道”，树立了商人群体良好的人格形象。如徽商与晋商都把儒家倡导的“诚信”看得比金钱甚至比生命更宝贵，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尤其是晋商十分尊奉“忠诚仁义”，恪守“信誉至上”的经商理念，常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自身的经营活动，以关圣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商业动机。晋商在用人上严格遵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经商之道，把信用文化作为他们经商的伦理取向，重视商业活动中与他人的和睦相处、诚心扶持，使诚信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我国古代商人们将诚信作为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把诚信无欺作为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视商业信誉高于一切，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创造出具有传统文化特点的货殖文化，由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这说明了人格信用作为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

公民人格信用的培育需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把诚信美德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工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让诚信价值成为市场主体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上举办的各类诚信教育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升其认识，在体验中确立公民的诚信意识和诚信品格。此外，还应借助现代媒体技术和通讯方式弘扬诚信道德模范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对破坏诚信的公民行为给予抨击和批判。公民个体道德信用的提高保证了交易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实现，为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和商务诚信建设提供了内在的道德支撑。

三、社会信用文化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动力源泉

信用具有文化的特性和功能。社会信用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经验与实践中，经过选择、阐释、提升逐渐积淀并习惯化的相关伦理规范和伦理秩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信用文化是社会伦理的外在标识，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普遍性信任。社会信用文化常常表现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伦理规划系统或伦理秩序，其要义是公平守信，诚实无欺，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诚信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活动方式、心理需求和精神气质的总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社会文化的信用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或社会资本，常常以文化积淀方式和社会生活习惯的选择来实现它的积累。

社会信用文化的形成是由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及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所决定的。社会信用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借助不同的载体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式样，如信用价值观、企业文化、媒体文化及社会信用习俗等，其中信用价值观是信用文化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当一个社会把诚信作为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和文化价值选择的时候，即把诚信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社会文化系统就会凭借各种力量极力倡导诚信价值观，使信任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被社会成员广泛肯定和接纳。信任的价值观一旦形成，能够迸发出巨大的正能量，对整个社会信用文化具有正强化作用，激发其社会成员对信用价值观的积极认同、接纳和自觉践行的信心。如党的十八大提出并倡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方向，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整个社会道德评价中就会产生较高的权威性。有了信用价值观的引导，整个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信用文化氛围，诚实守信就会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道德需求。

社会信用文化作为社会资本对整个社会商务活动的交易成功和促进各类经济活动繁荣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信用文化具有规范作用。作为社会资本的信用文化凭借成员间对社会规则的认同和信任，强化其成员的履约意志，促进社会成员之间，尤其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团结与协作，提高了企业的效益与创新能力。其次，文化本身的信息承载、传递功能和价值导向功能，规范着个体的交易行为。在具体的交易活动中，文化能够传递着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商务信息，如商业信用、人格信用和社会信用等，信用文化的传递和导引功能使商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去了解交易双方的资信状况，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再次，社会信用文化具有价值导向作用，整个社会信用文化氛围的激励、社会舆论对背信弃义行为的谴责可以强化交易主体的诚信道德意识和道德意志，促使交易主体自觉抵制不正当所得和欲望的诱惑，保证交易的完成。万俊人认为:“社会的文化和伦理构成了社会普遍交易的不可逃避的场景或背景，而健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将有利于普遍交易的展开和繁荣。”[1]223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不良信用文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潜规则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游戏规则支配着人们的交易行为，滋长了市场交易中的投机心理，强化了人们失信求利的心理预期，削弱了社会成员对诚实伦理规范的接纳和认同，促使部分交易主体抱着侥幸的心理冒险失信，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社会信用文化建设常常借助企业文化的发展或各种社会组织的培育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社会组织的诞生拓宽了成长发育的空间，各类社会中间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中间组织通常是基于成员间高度的社会信任建立起来的普遍化网络机制，如教会、商会、行业协会、民间慈善机构、民间教育组织等，这些社会中间组织正是基于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任、互惠互利的行为准则和共同的信仰从而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纽带和联结，有时建立起强大的、高效率的企业组织，其成员间的普遍信任和合作精神形成特色鲜明的企业信用文化。社会信用文化建设还应加强社会成员对社会组织强烈的归属感、高度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及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感，这些都会产生巨大的信任感和凝聚力，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商场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广泛合作和交易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交易愈益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交易方式，市场经济只有自觉遵循和服从某种普遍性道德规则，使诚信成为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的标志，才能获取健康发展的动力。其中发达的契约伦理、健全的人格信用、普遍的社会信用文化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相互支持、不可分割的三个必要条件，割裂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普遍的市场交易与合作就难以实现，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支持。

[1]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2]阮博.“反思与突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诚信文化建设”研讨会综述[J].高校社科动态，2013（1）:11－15.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龙婧，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