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琳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定数类在《广记》整个类目当中，游离于仙类、志怪类、鬼类和神类等大众喜爱和现学术界重点研究对象之外，定数类在《广记》里虽有十五卷，卷数不少，但现学术界对其研究却是寥寥无几，特别是从文献学角度对定数类研究更是存在诸多空白。鉴于现学术界从文献学角度对《广记》定数类研究还存有诸多空白，因此有必要从文献学角度来对定数类做系统研究。

一、编辑者决定着定数类的编撰

在《广记》整个编撰过程当中，虽是官方诏令编撰，但《广记》收录类目和卷数的多少，主编和编辑在整个《广记》的编撰过程当中，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如在谈本中，《太平广记表》列出了十三位编撰者:将仕郎守少府监丞臣吕文仲臣吴淑;朝请大夫太子中赞善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陈鄂;中大夫太子左赞善直史馆臣赵邻几;朝奉郎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臣董淳;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鱼袋臣王克贞臣张洎;丞奉郎左遗直史馆臣宋白;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陈县男食邑三百户汤悦;朝散大夫充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穆;翰林院学士朝奉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臣扈蒙;翰林院学士中顺大夫户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赐紫金鱼袋臣李昉。

从谈刻本《太平广记表》可看出诸多《广记》编辑的基本信息和地位，李昉名字虽是放到后面，但他却是《广记》公认的主编。虽是主编，但在整个《广记》编撰过程中并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要和其他编辑同心合力和齐心协力完成，甚至某些编辑的作用甚至还超过李昉。如编撰组成员就有徐铉、吴淑亦喜记载仙灵鬼怪之事。《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六引杨大年《杨文公谈苑》云:“徐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说。……专搜求神怪之事，记于简犊，以为《稽神录》。”①

再则，据《枫窗小犊》载:太宗命儒臣辑《太平广记》，时徐铉实与编撰，《稽神录》铉所著也，每欲采撷，不敢自专，辄示宋白，使问李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拾遗乎?讵有率更言无稽者，中采无疑也。”于是此录遂得见收。②因此，可以看出，虽李昉是《广记》主编，但在许多神鬼类的编撰工作还是靠徐铉、吴淑等这些编辑来完成，如定数类第十三卷支戬就是来自《稽神录》。

虽没有资料记载定数类全是徐铉和吴淑两人所编撰进去，但是，根据他们两个政治生涯和著书背景，定数类能够收录于《广记》，很可能与这两人有很大的关系。如《前定录·袁孝叔》:袁孝叔者，陈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闻。……后一旦来而谓孝叔曰:“吾将有他适，当与子别。”于怀中出一编书以遗之。曰:“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所损。”孝叔跪受而别。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教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未曾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孝叔以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神人之书，时日无差谬。后秩满，归阌乡别墅，因晨起，欲就中栉，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因不语，数日而卒。后逾月，其妻因阅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盘镜中。③(P1094)

故事的主人公是经历了人生坎坷和仕途的沉浮变迁，跟徐铉和吴淑俩当时政治仕途背景有很大的相似。如刘壎《隐居通义》论《古今类编》有此观点: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采。或谓当时削平诸僭，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撰群书，如《太平御览》、《广记》、《文苑英华》诸书。迟以日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④因徐铉和吴淑当时是归降于北宋，得不到宋太宗在政治上的完全信任，因此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仕途变迁的影响，他们在编撰《广记》时收录了定数类有很大的可能。

二、佛、道、儒三教思想影响《广记》编撰

自汉代以来，以佛、道、儒三教思想一直在各朝代成为主流，北宋亦如此。如《曲洧旧闻》卷一云:五代割据，干戈相寻，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⑤(P85～86)

同时，宋太宗则有太平兴国元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并赐紫方袍。”雍煕三年，又下诏规定，“诏天下系帐童行并与剃度，自今后读经及三百纸，所业精熟者，方许系帐。”⑥(P32)同时，编辑吴淑著有《江淮异人录》重在记奇人术士，也有许多神仙之类。如《江淮异人录》卷下就载录“耿先生”其人便被《三洞群仙录》作为神仙收录。⑦(P401)

宋太祖、宋太宗和《广记》编辑如此奉佛尊道，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且这样的风气并不是宋朝就特有，而是一脉相承的，如鲁迅分析:“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⑧(P211)如《广记》把神仙类、女仙类放在总卷的最前面，就有很强烈的奉佛尊道味道。因此，在整个朝代中，宋初就具有很浓厚的奉佛尊道环境，故《广记》在编撰和收录时，必定会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如体现如下:

如定数类材料《逸史·太阴夫人》则有“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杞曰:“在此处实为上愿。”而当朱衣来宣帝命问他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朱衣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决。(决原作快，据明抄本改)”杞大呼曰:“人间宰相!”⑨材料“作地仙”和“地仙”多次出现，与佛、道教文化相吻合。

如定数类卷一四六《魏征》:唐魏征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征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人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征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很明显，魏征想给信仰人定者官职，奈何最后还是得不了，最后的官职还是由天定。因此，与佛学中命为天定极其相似。

同时，如阴间的鬼类。如一四七《王儦》: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儦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诫慎。昔天后诛戮皇宗，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锯?”夜中，以衣领自缢死。晓而苏，遂言笑饮食，不异在家。数日被戮，神色不变。初，苏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尔合戮死，何为自来?速还受刑!’”宗子问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杀人，今偿对乃毕报。宗子既知，故受害无难色。可见，就算是在阴间的鬼类，都讲究一种因果报应，好坏自有报，前缘今世的因果定数。

再则，预兆凶吉祸福的定数类。如卷一三七《仲尼》: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鲁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乐，空中有言曰:“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有五老，列征在之庭中。五老者，盖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继衰周为素王。”徵在以绣绂系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汤之后，水德而为素王。”［⑩(P207)预示天灾人祸符合佛道教的文化。

婚姻也是天定。如卷一五九《崔元综》:崔元综任益州叅军日，欲娶妇，吉日已定。忽假寐，见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妇，君妇今日始生。”乃梦中相随，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内东行屋下，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妇。”崔公惊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后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陟堂妹，年始十九。虽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果在东行屋下居住。寻勘岁月，正是所梦之日，其妻适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韦夫人与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贵禄也。缘分天定符合佛道教文化传统。

可见，无论是婚姻、仕官、鬼类的因果报应、吉凶祸福都是跟佛、道教的文化相吻合和契合。因此，可以进一步而言，15卷定数类的编撰受到宋初强烈的佛、道和儒教文化的影响。

三、定数类引用文献多出于唐五代

自北宋逐渐统一以来，宋太祖和太宗就有收集图书的风气和环境。如开宝九年江南平，命太子洗马吕龟祥至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于卷，送史馆……宋初二十年里，先后降后蜀、南唐、北汉诸国，其书籍一并收来。(P16)因此，北宋籍集了许多不是本朝的书籍，言外之意是，一些书籍分布广，难免对广记定数类人物收录和引用会造成影响，即人物和事件的分布也是来自众多书籍。

再则，谈刻本《广记》前题记:宋太平兴国年间，得诸国书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癝禄，使修群书。既然是“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得诸国书籍”就是对《广记》引用书籍广的例证，而据邓嗣禹《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中考证书目有而书中无者343种，书目有而书中无者15种，书目无而书中有者147种，合计475种。因此，《广记》收录时书籍众多，也比较散，定数类亦是如此。

《广记》总共收录了定数类15卷，包括两卷是婚姻类，据曾礼军在其博士论文考证，定数类总收了151篇，其中仕官86篇，科举11，婚姻13篇，寿夭27，饮食9，其他5篇，其中仕官类86篇占了整数151篇的大半部分，大多数都是描述唐五代的内容和事情，这些资料大多数自然而然都是来自唐五代时期的材料和作品，因此可看出，当时许多文人士子阶层对仕途能改变命运是寄于很高的期望和希望，“学而优则仕”和“官本位”的思想一直深深的影响着当时的各朝代广大的学者和文人阶层，因此，《广记》定数类收录了诸多的仕官类例子，除了可看到唐五代的社会风气，也可看出在宋初仕途能改变人的命运的风气依旧浓厚。

定数类虽十五卷，但《广记》的引用书籍众多且散乱的特点，故定数类的引用书籍亦散乱。因此，据笔者考证，定数类151篇，而引用文献就有41种，分别如下《朝野佥载》15人，《独异志》4人，《大业拾遗记》2人，《逸史》14人，《嘉话录》6人，《定命录》21人，《御史台记》1人，《纪闻》3人，《明皇杂录》3人，《广异记》2人，《前定录》19人，《会昌解颐》1人，《感定录》11人，《传载》1人，《摭言》3人，《博异志》2人，《广德神异录》1人，《酉阳杂俎》1人，《補录传记》2人，《北梦琐言》6人，《野史》3人，《续定命录》13人，《德璘传》1人，《集话录》1人，《续命定录》1人，《宣异志》1人，《杜阳杂编》2人，《闻奇录》2人，《庐氏杂记》1人，《云溪友义》1人，《中朝故事》1人，《录异记》1人，《唐阙史》1人，《刘氏耳目记》1人，《玉堂闻话》6人，《稽神录》1人，《续幽怪录》1人，《续玄怪录》3人，《异闻录》2人，《玉溪编事》2人，《闻奇录》2人。引用文献最多都是集中在《前定录》、《朝野佥载》、《逸史》、《定命录》、《感定录》、《逸史》、《续定命录》等书籍。

虽《广记》定数类引用书比较散和广，但《前定录》、《朝野佥载》、《逸史》、《定命录》、《感定录》、《逸史》、《续定命录》大多数是唐五代的书籍，对此，邓嗣禹在《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记载:“尽《广记》者，诚说部之渊薮，词林之津逮也。不特研究社会史料，及风俗夔迁者必当以是为总汇:即六代两唐，亦多足资考证。如谈实录，杂载唐事，皆为正史所遗。”(P16)因此，可进一步得出结论是，《广记》定数类文献出处虽广泛，但大多数还是来自于唐五代，这可能唐宋两代比较接近，还有就是唐五代文化的丰富性。

结语

从皇帝到编辑都沿袭了佛道儒三教文化，因此宋初有很深厚的奉佛尊道思想和风气，《广记》定数类得以录用十五卷，归咎于当时《广记》编辑者和宋初社会文化两者的影响。同时，虽《广记》定数类引用书广泛，但受此风气和思想的影响，《广记》编辑在诸多书籍中录用15卷定数类就迎合了当时宋初奉佛尊道风气，故引用书籍大多数来自于唐五代。

注释

①(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②《枫窗小犊》卷上，不著撰人，其序云:“特检所载先三老一段与隶释良碑对质，因知其人袁姓”.

③(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52)［M］.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元)刘壎.隐居通义［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一册31卷)影印本，卷13文章“古今类聚”条.

⑤(宋)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⑦(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64)［M］.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⑧曾礼军.《太平广记》研究·以宗教文化为视角［D］.博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8.

⑨《江淮异人录》卷下《耿先生》内容同《三洞群仙录》卷五《耿女雪银》.

⑩曾礼军.《太平广记》研究·以宗教文化为视角［D］.博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8.

［11］张华娟.太平广记研究［D］.博士论文，山东大学，2003.

［12］邓嗣禹.太平广记编目及引书引得［M］.哈佛燕京学社(影印版)，1934.

［1］盛莉.《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撰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牛景丽.《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影响［D］.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6］才峥.唐五代定数类小说研究［D］.硕士论文，辽宁大学，2008.

［7］张同利.唐代定命类小说研究［D］.硕士论文，西北大学，2006.

［8］吴娟.唐代命定小说研究［D］.硕士论文，扬州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