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欢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诗学建构

袁欢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美学思想丰富复杂，可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转型过程。前期(1938～1946)，他以小说、散文等哲理意味和象征色彩浓厚的文本进行“抽象的抒情”，致力于生命形而上、非功利性的思考，表达对“生命”、“美”、“爱”的独特理解与终极追问;后期(1946～1949)，他则依凭杂论、政论等形式展现积极介入社会的姿态，倡导民族国家、文学运动与社会政治的重造，传达出功利性的现实诉求。这种转型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作家复杂矛盾的文化心理。

沈从文;美学思想;非功利性;功利性①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由此掀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受此影响，沈从文原本相对稳定的生活被打乱了。1938年8月，沈从文只身一人离开北平，辗转来到昆明，开始了自己40年代的创作。大后方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少了先前都市生活的喧嚣与纷扰。“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我需要这种地方，一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1］(P386)在他看来，只有在这种‘静’的状态之下，才能超越现实束缚，“向虚空凝眸”;才能展开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思想漫步。

一、前期(1938～1946)

20世纪40年代的沈从文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构建自己的美学思想。与众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展开纯理论的美学建设，而是借助文本创作这类独具个性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美学观念，阐释生命与美学的内在关联。写于1939年的《烛虚》率先提出了“生命”、“美”、“爱”等若干美学命题。作家通过对世俗生命的反思，表达对理想中完美生命形态的向往和追求。一方面他否定人们生活于“小小得失恩怨”之中，不追求“生命如何使用”而“求性的自由”，认为“好斗”、“愚行”正是生命缺乏“远虑”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明确提出“生命”与“生活”这对范畴，并对其作了极具个人化色彩的解读。在他看来，“人生由‘生活’和‘生命’两部分构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没有‘生命’。只有‘生活’而无‘生命’，便与动物无别，只不过是一种兽性的表现。‘生命’使人摆脱单纯的兽性，它包含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超越具体的人生形态的‘神性’，即‘理想’”。［2］(P119)他更渴望“生命”可以超越动物性，“从食与性两种基本愿望以外玩味人生，理解人生。”，［3］(P270)从而获取一种“生命深度”。此外，沈从文还对“美”的概念进行了感性化的诠释。在他看来，美无所不在，“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集结排比，令人都只能低首表示虔诚。”［3］(P250)

在美学思想初步确立的同时，沈从文还通过文本创作(如《看虹录》、《摘星录》)对其美学思想加以具体化。其中，《看虹录》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创作于1941的小说可以说是沈从文用“生命形式”表现“美“与“爱”意象的杰作。作家在《生命》一文中特别青睐法郎士的《红百合》，并打算自己创作一部“用形式表现意象”的《绿百合》。看来，《看虹录》便是作家心目中理想的“绿百合”。小说通过“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超越世俗道德偏见，书写女性身体和情欲，展现人类爱欲的唯美。作家在此将爱欲与美联系起来，表现生命的真实与庄严，相信“美就是神”。至于《看虹录》因“艳佚不庄”所引起的误解，沈从文却不以为然。他说:“我永远只想到很少几个有会于心的读者，能从我作品上见到我对于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作的种种构图和设计。”［3］(P322)所以，他心中最合乎理想的读者，一类是批评家刘西渭和音乐家马思聪。他们能超越世俗的伦理道德价值，“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从‘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中”感受人性的至善和纯美;另一类则是医生、性心理专家、教授，如陈雪屏。他们依据科学理性的态度，“‘知道’或‘得到’一份‘情感发炎’的过程记录”。［3］(P322)这两类读者都强调生命的自然真实，能够超越世俗道德的桎梏和偏见。

从1943年开始，沈从文陆续创作了总题为“七色魇”的系列性文本，主要包括《绿魇》、《青色魇》、《赤魇》等。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把它们与《看虹录》、《摘星录》割裂，而应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揭示沈从文这个时期独特的美学思想。之所以会如此看重“七色魇”，最大原因就在于这些篇章模糊和淡化散文与小说之间的边界，杂糅成一种独特的文体，让人耳目一新。沈从文说:“内容说它是小说，实缺少所必需的中心故事。说它是散文，又缺少叙事论世的一致性。就使用文字范围看来，完全近于抒情诗，一种人生观照，将经验与联想混揉，透过热情的兴奋和理性的爬梳因而写成的。就调处人事景物场面看来，又不如说是和戏剧摘要相近……我正企图突过习惯的拘束，有所实验。”［4］(P7～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希望凭借这种别具一格的文体样式来谋求美学旨趣表达的最大化，形而上地传达其对“美”与“爱”的“抽象抒情”。作为代表性的文本，《绿餍》明确表达了文字、音乐等艺术形式无从表现美的观点。他首先指出了文字表述的有限性，对其审美功能表示怀疑。“这一片绿色，一组声音，一点无可形容的气味，综合所作成的境界，使我视听诸官觉沉浸到这个境界中后，已转成单纯到不可思议。企图用充满历史霉斑的文字写它时，竟是完全徒劳。”因此，他不免发出感叹:“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1］(P390)再者，他对音乐表现美的局限性也提出了质疑。尽管在《烛虚》中，作家曾一度认同音乐在展现美的方面的独特性，相信“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但在《绿餍》中，作家很快就意识到，音乐也无济于事，无法抵达“美”的彼岸世界，一个不引起人生痛苦，不表现人生绝望的世界。

沈从文40年代前期美学以“生命”观照为核心，探寻“生命”之谛，抒写“生命”之真，思考“生命”之理，并对“爱”与“美”进行“抽象抒情”，纯真自然，具本色之美。同时，他“对文学的政治化和文学的商业化的两种不良倾向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认为文学一旦与政治结缘，与商业合流，就会取消文学的独立性，文学的本体性则被政治性和商业性所取代，作家的主体性由此消解在背离艺术规律的非创造性活动中”。［5］(P15)他认为“人生应当还有个较高尚的标准”，让“更年青一代去实现那个标准”。［3］(P321～322)他希望“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3］(P262)可以说，这些都反映了前期的沈从文，超越功利思想，排斥文学的功利性欲求，拒绝作家的“市侩工具化”与“官僚同流化”，执著地追求自己心中的“生命深度”。

二、后期(1946～1949)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拉下了结束的序幕，永久地载入史册。1946年8月27日，沈从文回到阔别九年的古都——北平，开始了他40年代后期的创作。此时，他依凭杂论、政论等形式频频对现实发言，涉笔现实生活。作家这种积极介入社会的姿态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前期长时间在抽象之域的探寻，“常常不免把作者带入了宗教信徒和思想家领域里去，每到搁笔时衰弱的心中必常常若有一种悲悯情绪流注，正如一个宗教信徒或一个思想家临死前所感到的沉静严肃”，［6］(P459)这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心的茫然感和虚无感。另一方面，40年代后期现实政治环境的转变对他的美学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家试图消除美学思想与现实环境之间的隔阂，调和其与时代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注重美学思想现实品格的发展，以更好地契合当下的文化语境，从而与时代“共名”。可以说，这些外在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导致沈从文放弃前期对形而上“抽象抒情”的孜孜追求，转向美学思想现实性品格的建构。

首先，沈从文抵制内战，强调理性，力倡民族国家的重造。在抗战期间，他认同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认为“战争既是争国格，争民族人格，并争取人类生存不可少的一个庄严名辞，即‘正义’。”［6］(P315)但此时面对的这场战争，在他眼里已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现出民族与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他知道“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7］(P258)对此，他极力强调理性，重视理性的价值，认为消除内战和平建国的必要前提，除了“一切寄托于武力下作成的权势必受限制”，“一切政治宣传所作成的不正常空气加以清除”外，“人的共通理性”必须“得到充分抬头机会”。他坚决相信理性能战胜愚蠢，“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重造现实”。他希望用“爱与合作”黏合理性，以此来避免“民族自杀”的悲剧，重造民族新的未来，重现民族新的生机。

其次，沈从文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与价值，认为“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纠正这个民族若干人的生活观念的错误”，［6］(P205)主张文学运动的重造。“由于十五年前我们文学运动和‘商业’、‘政治’发生了关系，作家与作品，都牵牵绊绊于商场和官场的得失印象中，毁去了‘五四’以来读者与作者所建立的正当关系，而得到一个‘流行点缀’的印象。”［6］(P346)面对如此状况，作家心中明白“既无可望于当前的思想家，又无可望于当前的政治家，”“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的，文学似乎还能做点事”。此外，在《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中，作家还强调民众教育“需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认为“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青一辈，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到他们处置这个国家时，绝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

最后，沈从文游离于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之外，将现代政治归结为一种“简化人头脑的催眠”，对其充满怀疑，主张社会政治的重造。在他看来，“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然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详的局势，亦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做成民族自杀的悲剧。”［7］(P259)而若要扭转或避免这种局面，需要像他在《复一个木刻工作者》中的所言:“从一新的信念出发，对强权政治与一切腐败加以完全否定，修正现代政治所作成的病态残忍及麻木自私……由亲爱与合作出发，泛滥此健康信念于一切表现上，才可望得到一点转机”。另外，他还要求文学挣脱政治的桎梏，避免成为“政治的点缀物”，标举“美育重造政治”，改造政治，“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

相较于前期，沈从文后期的美学思想的建构发生了方向上的转变，折射出作家为适应新的现实环境所作出的努力。但是，他关于民族国家、文学运动以及社会政治重造的观念仍与主流话语形态存在巨大的分歧，并最终逐渐演化成对他的批判与指斥。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刊载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文中，郭沫若不仅把沈从文归为“桃红色文艺作家”，而且痛斥沈从文“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摘星录》，《看虹录》”，目的在于“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同时，冯乃超也发表了《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继续对沈从文进行严厉诘责。文章认为其措辞得体地歌颂老爷们太太们的德行，“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并将他界定为是延续“中国清客文丐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及“地主阶级的弄臣”，并且认为这一切都对“其自己的身份和‘灵魂与人格’作了一次最清楚的画供”。虽然遭遇了主流阵营的批判，但沈从文仍坚持自己对社会现实和自我生命存在的看法。他愿意成为一位永远踽踽独行于“边缘”之路的孤独漫步者。他铭记巴斯卡的“人生的全部尊严在能思想”，不盲目信赖，要深刻怀疑，认为这样“方能活的有生气而不至于堕落”，从而获得生命的安适和永恒的充实。至于那些外界加之于其身的种种说法，他愿意让时间来淘洗，“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

综而观之，沈从文4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凸显出一条清晰的转向轨迹。前期，他注重对“生命”、“美”与“爱”等理念进行“抽象的抒情”，强调美学的本体性价值，拒斥功利性的诉求;后期，他则倡导民族国家的重造、文学运动的重造以及社会政治的重造，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追求，但这前后两个时期仍有其一脉相承之处以及精神上的赓续关系和共鸣，展现出清晰的演变轨迹。至于会出现这种方向上的转型，则表现出作家实用主义的倾向，试图重造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与契合主流意识形态对作家作品的心理期待，以及作家对主流话语传统的归依。同时，我们也不难看视出作家在这一过程中极为悒郁纠结的文化心理及其思想超前、高蹈于其时代的悲剧性。

［1］沈从文.烛虚［A］.沈从文集·散文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2］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3］沈从文.沈从文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解志熙.沈从文佚文废邮钩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1).

［5］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6］谈文学的生命投资［A］.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沈从文.从现实学习［A］.沈从文随笔《生之记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伯存］

A Study on SHEN Cong－wen＇s Poetics Construction in 1940s

YUAN Hua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uzhou 221116，China)

In the 1940s，SHEN Cong－wen＇s aesthetic thought is rich and complicated.I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and shows an obviou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In the early period(1938～1946)，he utilized novels，prose with dense philosophical meaning and symbolic color to express his emotion in an abstract way，dedicating himself to reflecting"life"in metaphysical and non－utilitarian way，and expressed his unique insight and ultimate questioning about"life"，"beauty"，" love";in the later period(1946～1949)，he showed an actively attitude to involves in society by means of essays and political commentary，advoca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literature，politics and conveying the utilitarian demand.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the writer＇s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mentality in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

SHEN Cong－wen;aesthetic thought;utilitarian;non－utilitarian

I206.6

A

1004－7077(2015)01－0020－04

2014－12－01

袁欢(1990－)，男，江苏句容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