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素珍，姜岚

(枣庄学院文学院，山东枣庄277160)

穿透迷雾的阳光
——中国的再一次“昆德拉热”

殷素珍，姜岚

(枣庄学院文学院，山东枣庄277160)

消费主义的文化纵容大众的惰性和被动，主动的反思日趋艰难。这样一个完全受制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制约和操纵的社会与政治上的集权专制其实并无根本差异。法籍捷裔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在小说中超越政治集权社会中的强权批判、超越大众传播媒介所控制的消费社会的种种可笑可悲的表象走向更本质的人性批判，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给中国思想界以启示后，又给消费社会传播媒介控制下的人们贴上一剂清醒剂。

昆德拉;消费社会;人性批判;诗意的沉思①

中国读者认识昆德拉最早是从著名作家韩少功根据英文版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始的，当时这本书在中国知识界备受关注，走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及中国与昆德拉及他的民族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合适的接受语境及接受群体，中国读书界才会出现有的对昆德拉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契合感，有的对他保持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评价、也有的对他持质疑态度这样纷杂的现象。

10多年过去了，经过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翻译、装帧之后，米兰·昆德拉再次成为畅销书的主角。他的一系列作品纷纷热卖，在外国文学作品销量并不见好的现在，昆德拉的作品总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册，成为出版界的奇迹。

这种文化轮回的现象的确值得研究，这位法籍捷裔作家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他曾坦陈中国是他非常向往的一个国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读者在政治、美学两个层面接受了与他们有过相似遭遇但却有着迥异表达方式的昆德拉，深深的为他所吸引，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知识界读者对他作品中在意识形态方面由极端怀疑所导致的犬儒主义倾向却采取了质疑、拒绝的态度。

世易时移，政治、历史条件都变了，为什么昆德拉依然很热?10多年后21世纪初的现在，生活在都市消费社会中的昆德拉的中国读者，某种程度上己经相对摆脱了过去那种过分沉重的政治中心和伦理本位的生存状态，再一次接受昆德拉、品读昆德拉，更多的是从小说美学的层面。

其实，随着当代视觉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越来越丰富和复杂，人们面对的也是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得多的视觉文化环境。因此，在比较的意义上说，现代人是生活在一个视觉刺激富裕甚至过剩的文化中。另一方面，尽管在当前的文化中，视觉形象的过度生产和消费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种种新奇古怪的视觉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由于影像越加倾向于人为的刻意的策划和效果，却又使得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的人们感到某种视觉要求的匮乏或丧失以及思考力的丧失。［1］这样的匮乏或丧失又让人们渴望重拾阅读的乐趣。

消费主义的文化纵容大众的惰性和被动，主动的反思日趋艰难。这样一个完全受制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制约和操纵的社会与政治上的集权专制其实并无根本差异。而昆德拉的一些作品又超越大众传播媒介所控制的消费社会的种种可笑可悲的表象走向更本质的人性批判，又给消费社会传播媒介控制下的人们贴上一剂清醒剂。尽管普通人一般困于形而下，但也更会渴望在困于形而上的哲人智者那儿获得一些启示。

而渴望以清醒觉悟的目光看世界的昆德拉的确以他睿智而又不失诗意的小说给世人以醍醐灌顶般的启示。因此，“昆德拉热”再次热在中国，除了中国日渐成熟健全和“国际化”的文化市场，当然还缘于昆德拉作品所具备的这种可以跨越时代及国界的“耐读性”。他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仿佛穿透迷雾的阳光，让人豁然开朗。

昆德拉自述:在30岁前，我写过好几类东西:主要是音乐，但也有诗歌，甚至有一些剧本。我在多个不同的领域工作——寻找我的声音，我的风格，寻找自己。随着我的《好笑的爱》的第一个故事(写于1959年)，我确信“找到了自我”。我成为写散文的人，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其它的任何什么人。

那时候，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寻到了它。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2］

小说《笑忘录》采用了“遗忘”和“笑”这双重变奏主题反复呈现的结构方式，这是一部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富有积极探索性、令人着迷的作品。作品中有着“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样发人深省的警句，有竭力想要收回当年的情书抹去过去一段历史的米瑞克，与竭力要遗忘过去的米瑞克相反，塔米娜却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过去，寻找她对丈夫的记忆。身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塔米娜只是在对丈夫的无尽怀念中活着，但最后她却遭遇到一系列的背叛和幻灭，于是，为了从记忆与遗忘相交战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她接受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劝告，到了一个像童话一般的生活着一群快乐的儿童的小岛上。但在岛上，根本就不属于孩子们那个世界的塔米娜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想要逃走的她，由于找不到可以登陆的河岸最终在孩子们不动声色的观望中沉默在水底。其实昆德拉另有寓意寄托在这个小岛乐园的意象中:极权主义剥夺了人民的记忆，从而将他们改造成一个儿童(儿童是没有往事没有记忆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无情的儿童社会中，一个有记忆爱讽刺的成年人感觉上就像儿童岛上的塔米娜那样。［3］可见昆德拉并非犬儒，他仍继续着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尽管今天处于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读者未必还作这样的解读，但人们仍会面临认知危机、归属危机、记忆与遗忘这样人性所共有的问题。昆德拉在第三章《天使们》中写了强迫她的学生想她所想，说她所说，渴望陶醉在圆圈舞境界中的拉斐尔夫人的故事。这其实隐喻了昆德拉自己的经历，在捷克，类似圆圈舞的极权主义的封闭性排他性，使具有叛逆性的昆德拉被开除出局，但他对于那种单纯幼稚的圆圈舞仍保留着某种默默的怀旧之情。但这些天使们(拉斐尔夫人和追随她的学生)的笑、陶醉的狂欢，又被昆德拉以魔鬼的嘲人也自嘲的笑无情的粉碎。

笔者读到圆圈舞这个隐喻意象，不觉心里叹服。其实这样的具有排他性、封闭性的圆圈舞似的圈子现象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不也是随处可见吗?大到如昆德拉所欣赏的卡夫卡笔下的如遥不可及的城堡一样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办事机构、小到一个排外、封闭的小集体不都象极了昆德拉笔下的圆圈舞吗，大作家的作品总是能洞穿人类共同人性的本质而能跨越国界、民族为世人所共享。

昆德拉还对一种微妙的普通人因为无力的愤怒而产生的特殊心态做了细腻到位的描述，Litost，这是一个捷克语词，利多斯特。昆德拉对这种人类中常见但很少有人到位表达的心态给予了极其传神的揭示，按照作家的描述，它表示一种复杂的情感交织的心态:痛苦、愤怒和某种难以言传的渴望，“利多斯特”是和青春、幼稚以及破坏欲相连接的。

昆德拉对喧嚣的现代社会的批判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也有体现，比如:来到国外，她发觉，从音乐到噪声的蜕变是种全球性的过程，令人类进入了极端丑陋的历史阶段。丑陋的总特征首先表现在那无处不在的丑陋声音:汽车、摩托、电吉他、风镐、高音喇叭和汽笛。视觉上的丑陋用不了多久就会跟着出现，同样无所不在。［4］昆德拉通过她作品中最富有智慧的女人萨比娜之口所做的预言今天也果真应验。而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昆德拉内心深处对传统的富有优雅诗情静谧氛围的社会的向往。写作《不朽》，已是昆德拉移居法国近10年的1990年，早就从类似雅罗米尔的一个时代的狂热追随者转变为时代的冷峻沉思者的昆德拉在作品中更淡化了政治色彩。《不朽》展现了20世纪末期人性被虚幻的图像所操控的画面。

小说中有这样的两段文字:“道路:这是人们在上面漫步的狭长土地。公路有别于道路，不仅仅因为可以在公路上驱车，而且因为公路只不过是将一点与另一点联系起来的普通路线。而道路是对空间表示的敬意。每一段路本身都具有一种含义，催促我们歇歇脚。公路胜利的剥夺了空间的价值，今日，空间不是别的，只是对人的运动的阻碍，只是时间的损失。甚至从景致中消失之前，道路就已从人的心灵中消失:人不再有慢慢行走和从中得到乐趣的愿望。对于生命也是同样，人不再把生命看作一条小路，而是看作一条公路:宛如从这一站通到下一站的路线，从连长这一级到将军这一级，从妻子的身份到孀妇的身份。生活的时间缩至普通的障碍，必须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去克服它。”［5］

是啊，在这个物欲膨胀的时代，匆匆忙忙追名逐利的人们都在人生的公路上不停的赶路、赶路，笔者刚刚还在网上看到一则题为“白领新退休主义:给自己喊下课”的消息，说最近有一些30多岁事业有成但身体却亚健康的白领人士意欲退休，在家享受美好生活。这条消息该是昆德拉这段话最好的注解。这段关于道路、公路与生命的诗意睿智叙写会让忙碌的世人陷入沉思，获得闪电般的启示。昆德拉的小说的确是反激情的诗。

可以说，读昆德拉的《不朽》恰恰就像是一次“道路”漫步，像是听一个变奏曲。昆德拉的小说艺术已越来越精致。评论家弗朗索瓦·里卡尔称《不朽》为“道路小说”，这种小说满足于缓慢、绕弯，它经常离题，插入许多插曲和哲学暂停，既不怕所谓的偶发情节，也不怕插曲中衍生出去的岔道。仿佛作者和读者都有很多时间可以浪费……仿佛他们只乐于随时停下来观察和欣赏沿路的风景。［5］小说中没有主人公，实际上是由功能各自独立的一些故事组成的。作品开头是由一个60多岁的女人一个挥手告别的的优雅手势引出了阿涅丝，然后是洛拉、保罗，还有贝蒂娜、克里斯蒂安娜、歌德。这几个故事又有错综的交叉。读者读之宛如一次漫长而又幸福、不断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的散步。

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人人都抢着亮相追求享乐的时代，昆德拉却给自己的小说取名为《慢》，又给人们带来思索，慢什么呢?在小说中，昆德拉不无酸苦地问道:“为什么缓慢的乐趣消失了?以前那些闲逛的人们到哪里去了?那些民谣小曲中所歌咏的漂泊的英雄，那此游荡于磨坊、风车之间，酣睡在星座之下的流浪者，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路、随着草原和林中隙地、随着大自然消失了吗?”他说凝望仁慈上帝窗口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6］然而我们的世界赋予速度和效率太多的荣誉及价值，对它们的追求使我们在自己生存的社会中感到迷失、陌生，心为形役，我们没有时间去“凝望上帝的窗口”，而昆德拉却又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窗口边。

在《慢》中，昆德拉将不同时代的人不同的时间意识做了对比:悠缓的古典主义和高速的现代主义，“慢”形成“记忆”;记忆不仅让人们在事件消失后仍能继续在心中留有回味的余韵，还能使事件的意义增殖，以回想的方式进一步扩展它的空间。相反，“快”则造成“遗忘”;遗忘是使人们在虚妄中再度“抹杀”自己。

据昆德拉的说法，“速度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首先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生产领域提倡快，运输提倡快，通讯提倡快……人在这个快速的“物流”中也蜕变为机械的物。许多人渴望一夜暴富、一举成名。而一贯富有洞察力的冷眼观世界的昆德拉又以《慢》一语道破了“快”这一让很多人(包括快速发展经济的中国人)身陷其中而浑然不觉的“世纪病”。昆德拉在《慢》中，最本质的是对失控般的追求速度和效率的现代机械社会造成的人的自主能力的丧失现象进行了调侃。

《无知》的主题正是揭示“无知”这一人类境遇的根本特征。昆德拉小说里的两个人物20年后回到祖国，却被再明显不过的事实震惊了:过去已经去不复返，再回去是不可能了。遗忘抹去过去，记忆改变过去。他们全都淹没在无知之中。由此昆德拉总结说:无知，不应该被看成是智力上的缺陷，而应该被视为人类境遇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他的作品中，流亡超越了政治背景，是所有人的命运，是存在的一个根本特征。似乎人永远都是内心的流亡者。

昆德拉多次明确表示他“是小说家，仅仅是小说家”。这么说的确是很恰当的，这次《无知》再次证明了这点。他所有的小说，从《玩笑》到《无知》都表现出一种有体系的创作，一种对“小说的艺术”的体证。而且他不因理论而枯燥，常能从平淡中见其精妙，从小事情引出存在本质的问题。一滴水中见世界，睿智者会从小事情小细节中见大问题。他的轻松是表面的，深沉是内在的。他善于把各种主题编织在一起，笑、田园诗、叛卖和复仇、轻与重、短暂与永恒、记忆与遗忘在他的作品里自由的流动。昆德拉的魅力在于，其作品风格非常独特，能给人以无数启迪，比如其小说结尾都是开放型的，能让读者参与其中，进行想象和创造。重要的是，这一切真正启动了思想，并且支持思想持续地向纵深展开。

在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上，昆德拉以既细腻真挚、轻快诗意又睿智深邃的笔触独立于一片无序、平面、冲动的纷繁景观之外，给喜欢他的读者带来了阅读和思考的乐趣!尽管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他诗意的沉思小说还是经常把读者带入沉思的诗意状态，从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及外界的喧嚣。

20世纪是个动荡不安的世纪，专制与民主、理性与情感、压抑与抗争，各种矛盾带来的冲突以或同或异的方式在不同国度反复上演，经久不息。政治风云、社会环境的变幻莫测根本性的影响了20世纪人尤其是对社会变迁感知最敏锐的艺术家们的精神文化意识。从而20世纪也是一个需要不断为小说重新下定义、重新为小说立法的时代。小说传统的定义被不断的突破，也就为小说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到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再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成了一种与美术、电影一样最具先锋性和革命性的形式。昆德拉正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个。而昆德拉同时也以他精湛的小说艺术及具有张力、直抵人性本真的人物形象还有他对诸多社会现象、人性睿智的批判、真挚细腻的文字给喜欢他的读者带来阅读和思考的乐趣。

昆德拉是那种有记忆和有梦想的作家，有了记忆和梦想，一个作家的写作才能真实的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展开。如果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而昆德拉的不愿遗忘以及他丰富的想象力让生命的存在之路上的雾逐渐淡去，这路渐次亮了起来，也给与昆德拉笔下的人物同样处于相似的意识形态背景、传媒社会、消费社会中的中国读者带来了明亮的阳光。

［1］周宪.反抗人为的视觉暴力——关于一个视觉文化悖论的思考［J］.文艺研究，2000，(9).

［2］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郭昌京译.好笑的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米兰·昆德拉著，王东亮译.笑忘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米兰·昆德拉著，王振孙，郑克鲁译.不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米兰·昆德拉著，马振聘译.慢［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吕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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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5)01－0009－04

2014－12－11

殷素珍(1972－)，女，山东枣庄人，枣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媒介文化、媒介素养研究。姜岚(1964－)，女，山东枣庄人，枣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