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力作
——《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研究(1895～1923)》评介

胡小林

(枣庄学院学习科学研究所，山东枣庄277160)

[收稿日期]2015-10-28

[作者简介]胡小林(1956-)，男，山东栖霞人，枣庄学院党委书记，学习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学习思想史研究。

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人面临亡国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仁人志士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救亡目的出发，开启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播启蒙思想，从制度和文化上开辟了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之路。

启蒙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口号，在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由启蒙思想家引入中国，作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理论武器，客观上成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先导。目前，学者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专题研究在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已经出版的关于这一课题的书籍，基本上是对启蒙思想资料的整理或历史的梳理，学术专著极少。孔亭博士的新著《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研究(1895～1923)》(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是作者研究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首部从现代化视角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学术力作，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都有创新，所进行的探索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书在论述启蒙与现代化概念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历史演进的两个逻辑——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即启蒙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的不同任务而形成的启蒙思想及其流变的内在理路，把启蒙思想归结为追求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层面的问题。该书指出，中国近代启蒙是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的“救亡型”启蒙，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图谋国家富强的现代理念，这使得启蒙知识分子在启蒙者和救赎者的双重角色中，追求现代理念和现代制度，以及现代文明，最终在“救人”与“救国”的双重诉求中，走向“救国”。这是中国近代启蒙与现代化的独特之处。

本书资料详实，结构严谨，论证清晰，研究视角独特。通读全书可见，该书的研究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该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以现代化为视角，把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纳入现代化视野中进行审视。作者首先论述启蒙的概念和原则，在此基础上引出中国近代启蒙与现代化这一问题，并比较了中西启蒙的异同之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落后挨打而开启的启蒙和现代化，直接目标是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不是个人自由和解放，这一过程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思想体系的重组，前者是国家现代化的表现，后者是思想启蒙导致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变，这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实质上，这是启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综合该书的前后内容来看，基本上反映出一个内在的逻辑：启蒙就是现代化，就是推动国家、社会、个人走向现代化的理论和运动。

该书“主要勾勒启蒙者以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观念，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在改良与革命、救人与救国的双重变奏中，传播现代西方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塑造现代国民，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1](P212)作者指出，启蒙蕴育了现代性，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和理论先导；现代化印证了启蒙的原则和社会作用，同时修补了启蒙的浪漫设想。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孕育了现代性的基本理念，是推动西方国家步入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果又印证了启蒙思想的基本理念。该书作者以此为研究视角，论述启蒙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启蒙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唤起广大民众加入救亡富强的救国行列，对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起到积极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以及在救国的时代潮流中个体利益服从于民族解放的历史处境。该书指出：“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总是伴随着现代启蒙，启蒙与早期现代化进程相始相伴，启蒙思想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理念既是现代化的理念，又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先导和加速器。”[1](P9)这一研究视角，有别于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资料整理和梳理，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范式”之一。

第二，该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该书以清末民初(1895～1923)近三十年时间中，代表性思想家的启蒙思想所形成的问题进行探究，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历史演变，归纳并阐释了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流变，在简要勾勒启蒙思想史的基础上，探寻启蒙思想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从现代化角度对启蒙思想进行价值层面的分析，阐释近代启蒙者在救国救民的呼声背后，他们的内在诉求。所谓启蒙思想的历史逻辑，就是不同的历史时代启蒙者面对的主题和任务不同，不同时期所形成不同的启蒙思想(戊戌启蒙思想、辛亥启蒙思想和五四启蒙思想)。所谓启蒙的思想逻辑，就是作为不同的启蒙者个体来说，时代的发展促使其启蒙思想的变化或转换的内在理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作者把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归纳为现代理念追求、现代制度建构、现代国民塑造，三者之间层层递进、逻辑紧密、不可分割，成为一个整体。无疑，这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现代理念是现代化的指引力量，中国近代启蒙者所追求的人权、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理念，是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他它们需要通过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后，才可能落实到实践层面。现代国家是现代理念制度化的国家，是有着现代政府、实施宪政、以现代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因而建构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是中国近代启蒙者的目标和理想。从戊戌到五四，近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以政治改革、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等方式，提出构建现代国家的思想。民主制度需要现代文明的社会环境和现代国民这样的土壤相配合，才能够存在和健康的成长，共和制的国家需要培育共和的土壤，需要剔除方方面面的封建专制思想；否则，贫瘠的共和“土壤”结出来是专制之毒瘤，而不是民主之果实。因此，这就涉及到改造国民性塑造现代国民问题，即人的现代化问题。

作者解释了之所以把中国近代启蒙定于1895年的原因。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开端”，“在思想文化上是启蒙，在反对民族压迫上是救亡，在政治运动上是革新。”[2](P160～161)这一研究方法，不同于其他学者按照时间顺序对启蒙思想史的梳理和归纳，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作者的这种构思和写作方法新颖而具有创新型，其归纳和分析的能力较强，突出问题意识。因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驳杂，相关的史料丰富，怎样选取和建构，概括出其中的几个问题，同时整体结构完整，反映出作者的写作水平和驾驭能力。单就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思想的书写难度不大，而要从现代化角度使它们遵循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来写，的确有一定的难度。

第三，从研究结论看，回应当下社会问题。该书史论结合，在研究思路和视角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丰富和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无疑具有学术价值。另外，该书的现实指向性明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思想史研究如若只是以史论史，不能映照当今的社会现实，那么这种研究无法彰显其研究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孔亭博士的这本专著，不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意义。该书指出，近代启蒙思想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在启蒙运动中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思想理论前提。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提出了一些现代理念，同时还构建了一套现代政治制度和人的现代化的方案，这些思想促进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发展，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百年前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富强之梦，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是，与百年前的社会转型相比，今天的中国也处在社会转型期。在这一时期建构一个现代文明秩序，需要知识分子以20世纪初的反思、批判的启蒙精神，从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中汲取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建构，以期构建一个现代文明范式。因此，当今中国在全面推进现代化事业中，仍然需要启蒙的批判精神，启蒙的任务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始终。

今天，回顾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对我们进一步提高民众素质和公民意识，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今日的中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观念、自由思想、公民意识、公德与正义等现代观念仍付阙如，重实利的背后缺少价值理性的追求。”[1](P215)因为近代中国救亡背景下发生的启蒙，在传播西方现代理念、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推进政治和社会现代化进程，都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中国近代启蒙是在国家救亡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不可避免地存有历史的局限性，那就是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的历史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务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启蒙知识分子在启蒙者和救赎者的双重角色中，所追求的现代理念和现代制度，以及现代文明，最终在“救人”与“救国”的双重诉求中，走向“救国”。由此，中国近代启蒙并未真正实现个人自由和政治现代化，未完全实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政治现代化和建设现代文明国家仍是一个现实课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启蒙是一项“未竟之业”。

当然，该书存在一些不足。在一些概念的界定、观点的提炼和论证的深入等方面尚需完善；以较大篇幅论述启蒙思想中的政治内容，却较少涉及到启蒙思想中的经济发展、现代教育、妇女解放、社会习俗方面的内容和问题；对启蒙思想中的平等、公正、文学改良等概念和问题没有专门论述，对近代启蒙的社会效果、民众对现代理念的认识和接受情况等问题较少论及。另外，关于中国近代启蒙的历史起点，亦有值得斟酌或商榷之处。

参考文献

[1]孔亭：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研究(1895～1923)[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2]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郭振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