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学习思想述评

刘春华

(枣庄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枣庄277160)

[摘要]冯桂芬、王韬和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三人都主张学习西方，然而他们的学习思想又各有其特点：冯桂芬主张向西方学习，制洋器以自强，同时提倡变革科举制度，实行学校教育改革，改变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王韬认为变法自强必须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不仅要了解其长处，还应看到其短处，不依赖于外国，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学校教育方面，他主张废除八股时文，改革学生学习内容；郑观应鼓吹学习西方，第一次在政治上提出“君主立宪，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倡议效法欧美，走变法自强之路。

[关键词]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早期维新派；学习思想

[收稿日期]2015-10-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学习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1BLSZ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春华(1963-)，女，山东牟平人，枣庄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冯桂芬、王韬和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之后，同地主阶级改良派、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作为中国近代学习思想史上的过渡性、转折性阶段，早期维新派有自己的特点，它上承经世派，下启洋务派、维新派的学习思想。冯、王、郑三人都主张学习西方，然而他们的学习思想又各有其特点。本文仅就三人的学习思想加以述评，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1840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先后在江宁、上海、苏州诸书院讲学。也曾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官，广西乡试主考官。1860年辞官，移居上海，成为李鸿章的幕僚，直至谢世。冯桂芬“少工骈体文，中年后乃肆力古文辞。于书无所不窥，尤留意天文、地舆、兵刑、盐铁、河漕诸政。”“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1](P13438)。其著作主要有《校邠庐抗议》、《显志堂集》等，其中能集中反映他的政治主张、思想观点的是《校邠庐抗议》，该书上卷22篇，下卷20篇，附录12篇。该书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教育、外交等内容。书中属于先进水平的思想内容非常突出，具体表现是，冯氏认为西方已经超过中国，并承认中国落后，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提倡西学的学习思想。

冯桂芬对魏源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观点不以为然，而对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倍加赞赏。他在《制洋器仪》中说：“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2](P198)他对依靠洋人办军事，雇洋人、买洋船不以为然，而主张“自造、自修、自用”，自力更生创办军事工业。对西方“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2](P199)他不仅提出了发展军事工业的观点，而且多次提出在中国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同时他还提倡全面引进西学，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冯桂芬深感中国人“人无弃材不如夷”，他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2](P211)这里的“经济”主要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凡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都应在学习之列。科技可以创造财富，掌握科技的人才能够富国安邦。他说：

今顾面见然屈于四国(指俄、英、法、美)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夫所谓不知，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知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2](P197～198)

冯桂芬提出中国诸多不如西方列强处，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的认识，触及到了政治层面，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是极少见的。他称赞西方的君民不隔，推崇“米利坚(美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3](P91)的政治制度，已不同于以往任何封建士大夫，使他成为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先驱。

冯桂芬在对西方科技文明的认识上，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的数学(他称之“算学”)与语言。他在《采西学议》中注算学一词时说：“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2](P210)冯桂芬对“彼(西方)知我而我不知彼”的现状极为不满，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学习西方的语言。他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说：“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宋聋、郑昭固已相形见绌。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通事者，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2](P250)又说：“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2](P251)所以他建议，在上海、广州推广同文馆之法，“招八旗学生，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是。”[2](P251)

冯桂芬说八股取士“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2](P177)“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2](P199)他指出士子们束发就学，埋头于四书五经，不问世事，于国于民都无用处。因此，他主张变革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上，他提出改变科举考试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的局限，加试策论，引导士人关心国家的命运。并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加试数学(算学)，改变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提出在科举考试中设定“艺能科”，给科技人员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凡“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2](P199)这种将科技搬进选官殿堂，让优秀的科技人员成为国家官员，参与国家管理，虽然在冯桂芬的时代，只能是大胆而有远见的设想，但这对科举选官制的冲击却是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科举制改革与学校教育改革是教育制度改革中的两个相联系的方面，也就是说，要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必须建立新式学校。冯桂芬建议洋务派官吏：“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15岁以下颖悟儿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2](P210)“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2](P251)这类“翻译公所”、“广方言馆”是一种与当时完全不同的、培养人才的西式学堂。李鸿章、郭嵩焘采纳了他的建议。

冯桂芬早年师从林则徐，是林则徐的高足，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制夷”的思想，与林、魏属同一思想体系。他在《制洋器议》中说：

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长于晋；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近世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技巧，国遂勃兴。安南、暹罗等国，近来皆能仿造西洋船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2](P199)

其在《善驭夷议》中曾把“夷务”看作是国家“第一要政”，但冯桂芬并没有停止在继承先辈的思想上，而是在继承中有所发展，特别强调自立自主的重要性。他的视野比前辈更加宽广，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也比前者更为深刻明了。因此，《校邠庐抗议》对封建统治所产生的冲击远远超过《海国图志》。

表现在“体用”关系上，冯桂芬对中学西学的立场尤为鲜明。他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P211)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形成前的先声，但他“还不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夷’思想的束缚。”[4](P160)另外，他对科举制的抨击远达不到后来康有为、梁启超诸人的深度，他只想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而不是想废除之。

冯桂芬与洋务派的关系更为亲密。他不仅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同曾国藩、左宗棠也有一定的联系，其思想和主张无不渗透在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中。有一次同治帝问起冯桂芬的“才识”、“品行”？李鸿章回答：“该员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学。……前督臣李星沅、陆建瀛抚臣许乃剑徐有壬历经延请入幕，并襄办盐务及协济筹饷诸局。以本籍绅士与闻公事未免易招物议，现主讲苏州书院，专于闭门授徒，虽年近六旬，精力稍衰，究其品行实为醇正，而识略宏通，学有本原，在江苏绅士固不多得，即近时词臣似亦罕有。”[5](P418)他也被张之洞推为“中体西用”论的启蒙先贤。李鸿章、张之洞二人尊崇冯桂芬，足见冯桂芬的思想与洋务派极为契合。冯桂芬与魏源不同，他是官僚兼学者，前后为官10年，官至三品，在晚清的知识官僚中，也可算是官运亨通者。他受儒家文化熏陶极深，重在“师夷”、“制夷”方面，但却始终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上，而对儒家的纲常教化、等级制度、伦理道德仍无比的推崇。

二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江苏吴县人。早年曾热衷于科举，屡试不第，1849年赴上海，在英国人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协助翻译科学与宗教书籍，编辑中文杂志《六合丛谈》，广泛接触西学，并于1854年受洗入教，前后达13年之久。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曾上书当道，提出“御戎”、“和戎”、“平贼”等策。1862年因风传他化名向太平军将领上书献计献策，遭清廷通缉，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庇护下逃往香港，此后改名韬。他在香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后随其前往英国，并顺路游历了法、俄等国。1884年回到上海定居。翌年出任格致书院山长，直至1897年病逝于上海。

王韬早年继承了魏源的思想，并受冯桂芬的思想影响很深。他与冯桂芬是同乡，二人过从密切，他阅读过冯的全部著作。在逃往香港之前，也曾把自己的部分著作如《与周弢甫征君》等寄给冯求教。后来，他又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作跋。此外，他还结识当时推崇西学的容闳、马建忠、郑观应等。

王韬洋务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他避居香港时期。置身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能够较多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而其思想成熟于他主办《循环日报》期间。这时，他已游历了西方一些国家，由睁眼看世界变为躬身验世界，耳闻目睹，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更为深刻的影响。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深入到内地，清王朝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摇摇欲坠，阶级矛盾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这也深深触动了王韬。这期间他以《循环日报》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自强的文章。

王韬认为要变法必须学习西方。他说：“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6](P11)他以“变通”观点批判了封建顽固派不谙外情，固守成法贪罔虚骄的错误。但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他又坚决反对盲目崇拜西方、一切照搬照抄的做法，主张结合自己的情况，与我相辅而行。他在《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上当路论时务书》中指出，对于西方，应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不仅要了解西方各国的现状，还要懂得其历史，不仅要知其富强，还要知其何以致富强。学习西方，不仅要了解其长处，还应看到其短处。

王韬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器”说为变法自强的理论基础。他说：

至今日而谈洋务，岂易言哉？至此几于噤口卷舌，而绝不敢复措其手足。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故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徒变。[6](P27)

以本末论中西文化之关系，与洋务派的以“体用”论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并无二致。这足以表明王韬思想属于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体系，但是王韬与洋务派官僚还不尽相同，他批评洋务派官僚学习西法“徒袭皮毛”。他认为洋务派虽然在天津、上海、福州、广州等地设局造枪炮船舰，但仅能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仿效成规，并未真正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今日者我国家虽于天津、福州、上海、广东四处设局制造枪炮船舰，而其法犹未大备，仅能步趋西匠，仿效成规，而尚不能求新标异，以颉颃乎泰西。”[6](P230)他认为只有不依赖于外国，走自己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创造性地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才能与列强并驾齐驱。

在学校教育方面，王韬有自己的改革主张，他认为学生除学习经史、掌故、词章等“文学”外，还应学习舆图、格致、天算、律例等“艺学”。王韬指出教育与科学的弊端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只取名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6](P12)他主张废除八股时文。王韬在教育方面的主张没有超越封建王朝所允许的范围，亦没有涉及到体制的根本变革。

王韬的学习思想是直接建立在他广博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他在1853～1858年间，与人合作翻译了《重学浅说》、《西学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等科技和科技史著作，在介绍、吸纳西方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西学原始考》叙述了西方科学从公元前两千多年到近代科技方面的重大发现、发明及科学人物。”[7](P41)“有力证明了‘西学中源说’的荒谬，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接受西方科学扫除了心理障碍。”[7](P41)“西学中源”本发端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他们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脾胃，曾把西方科技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后经梅文鼎、王锡阐等人多方论证，又经康熙钦定之后，更成为后来科学家不疑的信条。[8](P47～54)1889年，李鸿章在为格致书院所出的考题中认为，“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庐力士托尔德，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施本思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9](P421)并要求学子们广泛讨论其源流。“在中国人认识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王韬功不可没。”[10](P217)因此，王韬“在晚清士大夫认识西方科学的历史沿革，综合性地穷原究委中，堪称第一人。”[10](P217)

1885年，王韬受聘于格致书院山长一职，开始了长达10年的有关科学教育的生涯。他主张“书院即以格致名，则所命之题、自当课以西学为主，而旁及时务洋务。”[11](P44～45)

从考课内容开始，他在格致书院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格致书院开办了一个比较正规的自然科学学习班，进行初等自然科学教育，使上海格致书院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研习自然科学的新型书院。

王韬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人物，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更为出格的是他竟与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有交往，为他们出谋划策。时代风云际会，交织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三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广东香山人。曾当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参加李鸿章洋务集团，经办过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从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郑观应著书立说，倡言变法自强，其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特别是在《盛世危言》及《后编》中，他除了阐述自己对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外，还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设想，事实上这是对他自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主张与思想的全面总结。

郑观应被史家称为“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实际上是士人型“绅商”，即学者与商人的结合。郑观应在上海与傅兰雅、李提摩太、王韬、容闳、伍廷芳、孙中山等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教育家、法学家交往密切。他们对其思想亦多有影响，这些人有的本来就是“西人”，有的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极深的“西化”了的人，从而形成了郑氏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更为相近的主张与见解。

郑观应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已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鼓吹学习“西法”，效法欧、美，走变法自强之路，但他与王韬一样，借用传统的“道器论”，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是：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且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收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期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12](P112)

但他“并没有超越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特别是在甲午之战后，其‘变法’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13](P110)就是在这种保持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富强之术”，不仅为洋务官僚所认同，也为清朝廷中的光绪皇帝、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吏部尚书孙家鼎、巡抚邓华熙所赞许、看重。光绪帝并命总理衙门印刷两千部《盛世危言》散发给大臣们阅看，自己也“不时披览”。

在郑观应学习思想中惟可取者，是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这是他超出把船坚炮利作为富强手段的洋务派官僚的地方，这是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提出政治改革要求，这是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提出其思想的纲领性表述。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并非全在“器物(科技)”，还在于他们实行议会民主制。早在1880年他就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中国“下仿泰西之良法”设立下议院。《盛世危言》五卷本面世，郑氏将新作《议院》一文置于首卷。甲午战后，《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付印，郑氏又增写了一篇《议院》，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选举制度，他说：

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申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12](P23～24)

与郑观应同时代的对西方国家较为了解的精英人物，已多有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例如王韬、马建中、薛福成等都看到“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的优越性。但王韬等人旨在进行启蒙式的宣传，而郑观应则当作一项政治改革主张提出来，必然导向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卷六《兵政》中还提出了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张，强调“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练兵民庶足以助官军，可不因时制宜，亟为应变之举乎？”[12](P392)这是一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郑观应学习思想中比较有价值的还有主张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文。他认为科举制以八股文的优劣作为选士的标准，造成所学非所用，脱离社会现实的不良风气。八股文禁锢思想、消磨志气、摧残学子身心健康，八股取士造成不少人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他说：“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所知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况向时发逆、回、苗，皆乌合之众，非比日本、泰西训练节制之师。”[12](P113)

在中国近代学习思想史上的过渡性、转折性阶段，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三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不同主张，在各自的文化、学术、政治活动中创造性的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44)[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冯桂芬.醒狮丛书·校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陈景彦.西风东渐与中日知识分子的回应[J].历史研究，2006，(3).

[5]李鸿章.李鸿章全集(1)[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6]王韬.近代文献丛刊·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7]戴建平.王韬科学形象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1999，(11).

[8]陈卫平.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学关系的认识[J].自然辩证法，1989，(2).

[9]转引自楼宇烈，张西平主编.中外哲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0]屈宝坤.晚晴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几点认识的演变[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3).

[11]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12]郑观应.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盛世危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3]杨全顺.洋务派与“中体西用”[J].广西社会科学，2006，(1).

[责任编辑：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