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对苏联文学理论的选择性吸纳
——兼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李逸津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曾带有明显“苏化”倾向。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苏联文学理论开始选择性吸纳和本土化改造，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代表作。其主要吸纳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部分观点，而对当时在苏联提倡多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作了明显的忽略和改动。对“讲话”的历史功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同志《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作出过分析，其基本精神仍须坚持。近年来个别人对“讲话”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毛泽东“讲话”的继承和发展，证明“讲话”的基本精神仍是指导今天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面旗帜。

[关键词]毛泽东；苏联文论；选择吸纳

[收稿日期]2015-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外文学学术交流”(项目编号：09AZD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逸津(1948-)，男，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和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苏联的影响可谓既重大、又深远。政治、经济的影响自不待言，就是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艺术，其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也处处可见“苏联经验”这个挥之不去的魅影。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对苏联文学理论的选择性吸纳和本土化改造，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繁荣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是一项极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曾带有明显的“苏化”倾向，20世纪20年代苏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党的文艺政策的争论，就曾被当时中国许多革命文艺家积极吸纳和套搬。如属于“创造社”的郭沫若、冯乃超、成仿吾和属于“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在他们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中，就较多体现了苏联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左倾思想的影响。

而在中共独立自主地领导了十多年武装斗争，经历了创建苏区、反五次“围剿”、长征到达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清算了对苏联亦步亦趋的王明路线之后，中共对来自苏联的信息和指令，开始采取自主接受、按需采纳的态度。这样，苏联共产党(当时称为“联共(布)”)关于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毛泽东主政时代的中共文艺运动中，就受到了选择性吸纳和本土化改造。

毛泽东是一位理论功底深化且最能够与中国国内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理论问题上能够最大限度汲取他人优秀成果，但绝不是全盘照搬、囫囵吞枣。在文文艺理论同样如此。他作为一个有文学修养的文艺内行，对文艺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审美选择。更何况他又是一个来自民间、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打拼出来的“草根英雄”，当时又领导着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肯定是要联系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和讲究实用功效的。因此，他在1942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很大一部分吸纳和运用的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观点，如文艺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家要加强思想改造、与党保持一致等等。而对于列宁提出的写作事业是“自由的写作”、“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②等观点，《讲话》则基本没有涉及。从中可见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双重围剿的严酷斗争环境下，毛泽东指导革命文艺工作的强烈功利态度。当时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第一要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和斗争。什么“自由写作”，什么“个人爱好”，首先是环境不允许，同时也不是党的实际工作目标的迫切需要。

至于当时在苏联早已提出和提倡多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讲话》却一带而过，明显忽略和改动，只说了一句“我们是主张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③。直到解放后1953年修订再版《毛泽东选集》时，才改成通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尚处于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时期，提“社会主义”还为时尚早，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许多内容，与当时中国的文艺实际还相隔甚远，而且在以清算王明教条主义为目标之一的延安整风中，也不可能重犯言必称苏联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因为毛泽东的理论个性，他是一贯致力于把外来理论本土化、中国化的，这也是他的文章言论能在中国打动人心、赢得群众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不要说在延安时代，中国的文艺家们还没有太多地介绍和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即便毛泽东原原本本知道了这一理论，他也会标新立异，提出自己中国式的文艺口号的。事实上，在1939年5月，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早已介绍到中国多年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纪念题词，采用的却是中国传统对仗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提的平行句式：“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一方面显示出毛泽东一贯把文艺纳入现实政治需要的功利精神，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他内心始终不渝的对浪漫主义的偏爱④。这一提法，也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主张埋下了伏笔。

我们认为，以“源于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为哲学基点，以“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为价值取向，以“文艺工作者世界观改造”为实施关键，以“典型化”为艺术创造美学追求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精神，是吸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并结合中国文学传统、中国“五四”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实际经验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共文艺路线的基本纲领。这些基本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运动中付诸实践，有成功实绩，也有失误教训。对于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历史功过，胡乔木同志在1981年8月8日所作的报告中，有过这样的总结：“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它的要点是：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这不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义务，也是他们过去常常求之不得的权利。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⑤同时他又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⑥他又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⑦我们认为，胡乔木同志所总结的“延安讲话”的历史功过，虽然还有进一步研究和补充修正的必要，但其基本精神和评价立场还是正确的，在今天仍需继续坚持。

近年来有学者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观称为“党文化”观，认为“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该作者把毛泽东的文艺观归纳为五个核心概念：“1.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2.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3.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4.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5.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来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⑧我们认为，这位作者在文中列举的毛氏文艺观的种种问题，前三点在胡乔木的报告中都已承认，只不过措辞没有这么尖刻。而后两点“暴露”和“欧化”问题，必须联系毛泽东《讲话》发表时的现实环境，他所针对的实际问题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说。毛泽东是在物质生活十分艰难、人民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解放区，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虎视眈眈、唯恐解放区天下不乱的严酷斗争环境中来谈论文艺问题的。在对敌斗争的严峻时刻，革命党必须保持自己队伍的整齐一致，必须维护自己的形象，必须在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营造自己的政治自信。惟其如此，才能争取人心，获得斗争的胜利。这是历史上一切政治斗争得胜者的成功经验。反之，如果在强敌围攻面前搞什么“自我批判”、“自由写作”，则只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授人以柄、自乱阵脚。宋代革新派政治家王安石在《咏商鞅诗》中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政治家看来，能保证政治目标成功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同理，在毛泽东这样的正在领导艰苦革命斗争的革命家看来，能够推动自己政治目标实现的文艺，才使最适时、最可贵的文艺。对于他这种似乎不那么合艺术规律的“文艺观”，处于和平年代的后人凭几条书本上的美学、文艺学原则，书生气十足地妄加评断，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

当然，我们承认，毛泽东这种带有“霸气”和“土气”的文艺观，在和平建设、文化发展的年代，有可能束缚艺术家的手脚，有可能阻碍艺术的繁荣，但在特殊时期，它又是必须的。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吧？当年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之邀访问苏联，但他在苏联看到了许多令他不满意的事实。他一方面没有迎合苏联统治者的需要，对他的《莫斯科日记》作美化和修饰，但又在《日记》原稿的标题页上注明：“未经我特别允许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摘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许出版任何片段。”⑨这里表现的就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良心和良知。他要记下历史的真实，又要捍卫信仰的热忱。他不愿意动摇全世界向往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不愿意给社会主义的敌人提供攻击苏联的口实。我们今天谈论毛泽东《讲话》中所说的“歌颂”与“暴露”问题，是不是也应作如是观呢？

与“延安讲话”时隔72年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又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他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他号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⑩从中不难看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面旗帜，是我们抵御文艺领域中种种不良倾向的思想武器。一切从事文艺工作、怀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良好愿望的人们，都应该认真学习、领会和坚守。

写在2015年5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3周年之际

注释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8页.

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页.

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④毛泽东在1964年8月同哲学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认为诗皆“发愤之所为作”，指出：“心里没有气，他写诗？”(见陈晋《“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了望》周刊，1991年第36期，第36页)；周恩来在《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文中提到：“毛主席就说过话剧在舞台上和生活一样，没看头。”(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⑤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⑥同上，第324页.

⑦同上，第325页.

⑧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版，第352页.

⑨夏伯铭《莫斯科日记·译者前记》，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夏伯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⑩《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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