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

2015-01-31鲁开国

枣庄学院学报 2015年6期

鲁开国

(中国墨子学会秘书处，山东滕州 277599)

汉代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汉代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考古工作开展的较早，在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取得过许多重要的成果。尤其是位于山东南部的枣庄，汉代文化遗存丰富，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发掘出土的考古学实物资料已有相当多的积累，并且还将不断丰富，这些发现对于研究枣庄境内汉代墓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深入了解我国汉代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科学资料。现根据已公开发表的材料，就历年来枣庄境内汉代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成果分述如下。

一、汉代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

自20 世纪30 年代起，该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汉画像石，这在当时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1933 年，滕县(今为滕州市)北部黄家岭汉墓遭到盗掘，出土汉画像石数十块，引起了中央研究院和山东古迹研究会的重视。1933 年4 月，当地农民在滕县安上村发现一批青铜器，随后在安上村村东十里又发现了曹王墓汉画像石墓群。同年10 月至11 月，山东古迹研究会联合国立山东大学对安上遗址和曹王墓进行了发掘清理，然而相关发掘资料最后毁于战火［1］(P130)，甚是可惜，后据当时参与发掘的人员回忆，在曹王墓汉墓群发掘清理汉代墓葬十余座，出土画像石27 块，另出土部分钱币和铁制品［2］(P76～77)，收获丰硕。此次发掘，系枣庄境内首次科学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自此拉开了枣庄考古工作的序幕，意义十分重大。

1957 年11 月，为配合滕县十字河疏浚工程，山东省文物管理处联合滕县文教科对滕县辖内柴胡店村附近的一处古墓群进行了发掘清理。该墓地南北长约300 米(东西宽度不详)，共清理出东汉时期墓葬66 座，墓葬皆由长而宽的石板砌成，可分为单棺墓、双棺墓和三棺墓三类，结构有横堂式和叠涩式，墓向多为东西向。发掘过程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器物853 件，其中以钱币居多，陶器次之，另有少量铜器、铁器、金银饰、石器和骨器等［3］(P423～431)。此次发掘，为了解东汉时期枣庄境内的葬俗葬制以及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参考资料。

1984 年冬，枣庄市中区辖内渴口镇砖厂在烧砖取土过程中发现一处汉墓群。枣庄市博物馆曾于1985 年和1986 年先后两次对其进行过发掘清理，共清理出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各类墓葬126 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4896 件［4］(P80～160)。依据形制，可将这些墓葬划分为石室墓、石棺墓、木棺和石棺墓、木棺墓四类。而在出土的随葬器物中，尤以钱币数量居多，陶器次之，另有少量铜器、铁器、石器、骨器和蚌器。该墓地南北长约150 米，东西宽约127 米，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后经材料整理和分析得知，此处应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的一处家族墓地，墓主或来自《峄县志》中提及的“孟壤城”，对于考证古代“孟壤城”的位置及历史有着重要意义。而该墓地清理出的29座汉画像石墓中，共出土汉画像石84 块，其雕刻技法全面，画像内容典型多样，对于研究当时区域内的丧葬习俗以及当时的雕刻工艺水平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此次发掘也为鲁南地区汉代墓室结构及随葬陶器研究竖立了分期标尺。

1989 年8 月，滕州市博物馆对滕州市羊庄镇民悦庄附近发现的一座石室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随葬器物8 件［5］(P86～87)，以陶器为主。在对随葬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墓葬形制，推断该墓年代应为西汉早期。

1988 年，当地农民在枣庄市西南6 公里处的一座石山上发现墓葬迹象。枣庄市博物馆于1990 年11 月对小山汉墓群中破坏较为严重的3 座画像石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因墓葬曾遭盗掘，故而仅出土随葬陶器42 件［6］(P34～43)。在对随葬器物组合进行分析后，推断M1 年代为西汉中期，M2 年代为西汉晚期，M3 年代为西汉早期。此次发掘，清理出汉画像石15 块，为汉画像石的工艺研究增添了宝贵的材料。

1990 年，枣庄矿务局在薛城区东部临山西南处进行基建工程时发现了部分墓葬。为配合基本建设，枣庄市博物馆于1990 年、1991 年先后两次对临山汉墓群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23 座，其中土坑竖穴墓8 座，石椁墓16 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415 件，以铜钱居多，陶器次之，另有少量铜器和玉器等［7］(P49～59)。该墓群，墓向以南北向居多，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结合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器物组合的演变特点，推断该墓群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此次发掘共清理出画像石9 块，尤其是规格较高的双石椁墓M8，其画像石内容丰富、雕刻精致，可谓是鲁南地区汉画像石工艺的代表，为研究当时该地区壁画墓的形制与内容、以及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1991 年4 月，为配合京沪铁路官桥火车站(滕州市辖内)的扩建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队联合滕州市博物馆对其火车站西侧、车站村东首进行钻探调查，探明汉代石椁墓37 座，并对其中的19 座土坑竖穴石椁墓进行了清理。清理过程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器物440 件，其中以钱币居多，陶器次之，铜器仅 4件［8］(P22～30)。依据随葬器物的共存关系，推断这批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依其形制又可将其分为单室墓、并穴墓和双室墓三类，并且墓向以东西向居多。值得注意的是，清理M5、M13 和M14 三座墓葬时发现棺底有白灰层痕迹，初步分析或为防止尸体腐烂所用，对于研究汉代尤其是东汉以前该地区的葬俗葬制有着重要意义。

1991 年秋，枣庄市博物馆分别对峄城区中桥的一座画像石墓和薛城区兴仁乡小庄村的一座画像石墓进行了发掘清理［9］。其中，中桥画像石墓为“凸”字形的前室后双室墓，前室上部为叠涩顶，后室两椁室间有两门相通，据此形制推断该墓年代应在东汉中期。小庄村画像石墓则是长方形前后室结构，前室为砖石结构，后室分东、西两椁室，这种形制流行于东汉早、中期。两座画像石墓，仅出土画像石8 块，其雕刻技法娴熟流畅，以阴线刻、浅浮雕为主，造型生动。

1991 年11 月，枣庄市博物馆对市中区安城乡方庄村村北排水沟内发现的一座东汉中晚期双室石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随葬器物18 件［10］(P41～43)，以铁器和铜钱为主。该墓为东西向墓向，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共清理出10 块汉画像石，其中刻有“开明兽”的画像石直观地反映出了汉代普遍流行“羽化升仙”的丧葬观念。

1997 年，滕州市博物馆对滕州市姜屯镇高庄村窑厂取土过程中发现的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单石椁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过程中出土随葬器物13 件［11］(P93～95)，以陶器为主。该墓早期曾遭盗扰，但就石椁四壁画像雕刻技法来看，所处年代当为王莽时期或东汉初期，对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墓的分期、断代研究有所助益。

为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滕州市博物馆曾于1998 年10 月至12 月、1999 年5 月至6 月先后两次对位于滕州市东沙河镇东小宫村附近的东小宫墓地进行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探明墓葬千余座，并对其中312 座汉代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和木器等在内的各类遗物件800 余件［12］(P66～80)。墓地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宽约400 米，墓葬分布密集、形制多样，但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根据棺椁的不同，大致又可将其分为土坑墓、石椁墓和其它墓三类，其中以石椁墓居多。墓葬皆为一次葬，仰身直肢葬是该墓地的主流葬式，该墓地亦出现合葬墓，反映出汉代“死后同穴”的丧葬观念。根据出土陶器的组合排列以及演变规律，将该墓地划分为六期，各期所处年代如下:一期约在西汉中期，二期约在西汉晚期，三期约在西汉末期，四期约在新莽时期至光武帝时期，五期约在东汉早期，六期约在东汉中晚期。东小宫墓地墓葬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类型齐全，随葬品典型丰富，通过此次发掘，为该地区汉代物质文化的研究以及汉代墓葬的分期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与此同时，为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滕州博物馆于1998 年10 月至11 月和1999 年7 月至8月先后两次对滕州市官桥镇东郑庄村村东的东郑庄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清理汉代墓葬170 座，出土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和骨器在内的各类遗物298件［13］(P98～194)。此墓地，南北纵长800 米，东西横宽200 米，整个墓地坐落于山岭坡地之上，由此直观地反映出汉代择高而葬的丧葬习俗与观念。墓葬均为小型土坑竖穴墓，大致分为石椁墓、土坑墓和砖椁墓三类，葬具以木棺为主，仰身直肢葬居多。参照随葬器物类型学划分及演变规律，将该墓地划分为五期，其中一期为西汉早期，二、三期为西汉中期，四期为西汉晚期，五期则为东汉时期。而从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来看，东郑庄墓地应为平民墓地，且墓葬成片密集分布，或为多个独立稳定的家族墓地构成。此次发掘，收获颇丰，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区汉代尤其是西汉时期墓葬制度与习俗的研究资料。

1999 年5 月至7 月，为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滕州博物馆对滕州市龙阳镇顾庙村附近的顾庙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地南北长约600 米，东西宽约350 米，共清理汉代墓葬82 座，出土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石器和漆器在内的各类遗物 1188件［13］(P336～408)。墓葬以长方形小型竖穴土坑墓和岩坑墓为主，依据形制又可将其划分为土坑墓、石椁墓和土坑带墓道墓三类，葬具多为木棺，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墓向为东西向。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来看，顾庙墓地所处年代，上至西汉中期，下至东汉，墓地内应含多个独立的家族墓，墓主以平民阶层为主。再结合典型陶器演变特征，又可将这批墓葬划分四期，其中，一期约在西汉中期，二期约在西汉晚期，三期约在新莽时期至东汉初期，四期则处于东汉时期。虽然顾庙墓地早前受工程施工影响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此次抢救性发掘也为研究该地区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葬俗的变化增添了大量宝贵的材料。

1999 年6 月至8 月，为配合基建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滕州市博物馆对滕州市官桥镇西公桥村附近的封山墓地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共清理汉代墓葬109座，出土包括陶器、玉石器、铜器、铁器和漆器在内的各类遗物200 余件［13］(P15～97)。封山墓地南北长约120 米，东西宽约100 米，墓葬分布较为密集，多为石椁墓，大致分为单室石椁墓、双室石椁墓、三室石椁墓这三类，另外还发现几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以单人葬居多，也有部分合葬墓，葬具多为长方形石椁，椁内置木棺。结合墓葬形制、墓葬间叠压打破关系以及随葬器物组合的演变特点，推断该墓地所处年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所有墓葬大致分为五期: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时期或略晚、东汉时期，或含多个家族墓地。该墓地时间跨度较大，发展演变连贯，对于研究汉代社会丧葬习俗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出土典型器物组合的演变也为枣庄境内汉代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对比与参考。

2000 年10 月至11 月，为防止墓葬再次遭到破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枣庄文管办和台儿庄区文管站对台儿庄区涧头集镇附近的桥上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4］(P59～69)。该墓葬上有圆台状封土，下设墓道、前室、中室、后室、耳室和侧室六个部分，结构为砖石混合形制，墓室南北宽约5.7 米、东西长约9. 6 米，墓向为东西向。从墓葬规格来看，墓主或为东汉晚期地方官吏，与汉代“傅阳县”或有联系，其规格之高，在枣庄考古发掘史上还是首次出现。但因该墓曾屡遭盗掘，1999 年又被盗墓者炸开了墓葬前室，故而残存的随葬品较少，仅有87 件，多为钱币、陶器、玉器、铜器和铁器等。不过，从该墓清理出了大量精美的画像石，构图严谨、雕刻精细、纹饰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彰显了墓主的社会地位，对于研究当时的工艺水平以及社会状况有着重要价值。

2005 年3 月至4 月，为配合西气东输——陕京二线联络线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枣庄博物馆和滕州博物馆对滕州市辖内东郭镇朱洼村附近的朱洼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15］。此次发掘，共清理各类墓葬69 座，墓葬年代上自西汉早期、下至西汉晚期，多为长方形竖穴石椁墓，少量为土坑墓，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亦有少量屈肢葬。清理过程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器物100 余件，多为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等。通过对比墓葬形制和规模，以及出土随葬品种类数量，认为此处应为一处家族墓地，墓主应为中低层平民。这次发掘，对于研究该地区西汉时期葬制葬俗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8 年4 月，滕州汉画像石馆对滕州市大坞镇西北染山上的西汉画像石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6］(P34～52)。该墓系西汉早中期一座大型多室石椁墓，于染山前山坡上凿山为圹，墓坑内用石材分砌前室和南北侧室，另并排砌筑了5 座椁室，墓室整体南北长约12.3 米、东西宽约6.2 米、纵深8 米，形制规格较高。上世纪90 年代该墓曾被多次盗掘，但仍清理出土包括陶器、原始瓷、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和钱币在内的各类遗物554 多件，尤以玉石器居多，而出土的部分玉衣片也说明墓主的身份等级较高，参阅史料，墓主或为郁郎侯刘骄。此次发掘，意义重大。首先，该墓是目前枣庄境内汉代考古发现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西汉墓葬;其次，该墓为研究西汉礼制以及皇家贵族的葬俗葬制提供了宝贵材料;第三，出土的13 块汉画像石也为汉代画像石的工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2010 年4 月，滕州春藤食品厂在对滕州市滨湖镇山头村村东的平山进行土地平整时发现石椁墓2 座，随后滕州汉画像石馆及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7］(P92～96)。两座墓葬均为单室石椁墓，清理过程中仅出土陶罐1 件、石蝉1 件以及画像石8 块。结合墓葬形制、出土遗物以及画像石的工艺内容等，推断M1 的年代为西汉早期，M2的年代应在西汉晚期元帝至新莽时期。此次发掘，M2 中出土的4 块画像石，从雕刻技法上来看，既有阴线刻，局部又并施麻点，同时还有浅浮雕，这在鲁南一带比较少见，丰富了该地区汉代画像石雕刻工艺的研究材料。

2011 年7 月，有市民反映在滕州市城郊乡东寺院村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画像石，滕州汉画像石馆及时对该区域进行了调查，发现此为一处汉代墓葬群［18］。随后，工作人员对其中一座东汉中期的石椁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6 块汉画像石，雕刻技法为浅浮雕和凸面雕，构图繁缛、内容丰实，丰富了滕州市汉画像石馆馆藏。

2014 年5 月，滕州市羊庄镇西于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及时前往进行了调查，推断此处应为一汉代墓葬群，或与古“昌虑城”(滥邑)有关［19］。随后，滕州汉画像石馆对其中一座石椁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系东汉时期一座双室石椁汉画像石墓，早前曾遭盗掘，清理时仅发现残陶罐1 件、钱币2 串。此次调查，为滕州“三国五邑”中“滥邑”的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另外，清理出土的刻有铺首啣环的画像石也直观地反映出了汉代利用铺首为墓主守户驱疫避邪丧葬习俗。

2014 年10 月，滕州市官桥镇中心小学在校内进行施工作业时发现有画像石，随后滕州汉画像石馆前往进行了调查勘探，认为此处应为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此次，发掘清理的数十座墓葬多为竖穴石室墓，依据形制又可划分为单椁石椁墓、双椁石椁墓、大中型前堂后室石室墓以及瓮棺葬四类，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铜器及钱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合葬墓进行清理时，发现了开窗开口式的墓室隔板，这在省内极为罕见，为研究枣庄境内汉代丧葬习俗以及家族墓地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汉代手工业与农业考古发现与研究

建国以后，枣庄境内已发现多处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址。但限于相关资料未全部公开，因此，在冶铁业、制陶业方面本文仅对以下几处冶铁遗址和制陶遗址作一概述。

1.汉代冶铁业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考古工作人员在薛国故城遗址中部的皇殿岗村附近发现一处冶铁遗址，并采集到大量的铁矿石、铁渣、矿砂、铸范以及铁器残片等遗物［21］(P66～72)。该遗址南北长约300 米、东西宽约200 米，值得注意的是，在铸铁陶范上发现了“山阳二”、“钜野二”等铭文，或为西汉时期山阳郡以及新莽时期改山阳为巨野后的铁官标志［22］(P72)。

1978 年10 月至12 月，济宁市文物管理局组织薛国故城调查队对滕县城南的薛国故城遗址进行调查钻探与试掘［23］(P454)，期间在陈庄和渠庄村之间发现一处汉代冶铁遗址，并采集到少量铁矿石和炼渣。该遗址南北长约150 米，东西宽约100 米，文化堆积厚约1 米。

2.汉代制陶业

2010 年，滕州市文物部门在滕州市荆河街道办事处三里河村附近发现一处汉代陶窑遗址，随后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4］(P92～93)。该窑系地下拱顶结构，主要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室和烟道等五个部分构成，属于北方地区常见的圆形馒头窑，保存较为完整。窑内清理出大量绳纹灰陶板瓦、筒瓦和砖块，据此推断其所处年代应为西汉中期或更早，在当时应以烧制板瓦及筒瓦为主、兼烧砖块，以供建筑使用。目前鲁南地区关于汉代陶窑的发现相对较少，此次发掘为研究该地区汉代制陶工艺及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石敬东、刘爱民等人的《山东枣庄出土的汉代陶仓模型》［25］(P136～139)，依据陶仓形制、结构的差异，将历年来枣庄境内发掘出土的陶仓模型划分为四类，即圆形建筑类陶仓、高台建筑类陶仓、长方形房屋建筑类陶仓以及楼型建筑类陶仓，并结合出土实物对各类陶仓做了详细的分析。文中认为，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以及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促使了农业生产效率快速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此时陶仓的大量出土就直观地反映出当时枣庄境内农业生产发展状况良好，小农经济较为发达，普通家庭都能建造粮仓，故而陶仓作为明器出现于各类墓葬当中。另外，出土的陶仓也间接反映出汉代的建筑工艺，防潮通风，结构设计合理，而陶仓外型上对仓门及人塑的设计也折射出当时人们的防盗意识。

3.汉代农业

建国以来，枣庄境内陆续出土了一批汉代铁制农具。上世纪50 年代，滕县长城村出土包括犁铧、镰、铲和锛在内的汉代铁农具十余件［26］;1983 年，台儿庄区泥沟镇滕楼村冶铁遗址出土包括犁铧、耧铧、铲和长柄锄在内的汉代铁农具十余件［27］(P212～213);1984 年11 月，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台张公路附近出土一陶罐，内置包括铧、耙、镢、链、凿和长剑在内的汉代铁制农具 22件［27］(P212～213);1989 年2 月，峄城区金陵寺乡黄庄村附近黄山坡上发现包括铧、锄、铲、镰刀和铁权在内的汉代铁制农具12件［28］(P217)。枣庄境内盛产煤炭与铁矿石，丰富的资源极大地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而大量铁制农具的出土，也表明当时在枣庄境内已广泛使用新式铁制农具。犁铧的大量出现，表明当时已普遍采用牛耕作业，而耧铧的出现则说明在当时人们已从徒手播种变为耧播，农业生产技术的转变与改良，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促使大规模的农田开垦和深耕细作成为可能。等等这些发现，都为该地区的汉代农业考古以及冶铁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石敬东的《山东枣庄出土的铁农具》［29］(P140～144)对建国以来枣庄市内出土的一批汉代铁工具作了简要概述，在对实物材料进行梳理的同时，还结合雕刻农业生产图像的汉画像石资料，对境内汉代农业的生产与发展作了一定分析，认为在当时新式铁农具的使用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而铁制农具的广泛普及促使铁矿需求量的增加，进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进步。另外，石敬东、刘西柱在《浅析山东枣庄渴口汉墓出土的铁农具》［30］(P158～163)更是进一步以渴口汉墓出土的铁制农具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包括䦆、铲、锸在内的铁农具进行了分型分式，将出土的䦆分为三式，铲分为三式，锸分为两式，并推断渴口汉墓出土的这些农具应为修建墓室时所遗弃。

石敬东、陶威娜等人的《浅谈山东枣庄出土的汉代磨》［31］(P136～139)，依据材质将枣庄境内历年来出土的汉代磨归纳为石磨和陶磨两类，认为薛城区南石乡大吕巷村出土的1 件石磨为实用性磨，而市中区渴口镇砖厂汉墓群出土的陶磨均为明器。文中进一步根据其造型与结构，将陶磨分为七式。在对其分类分式的研究中，认为在汉代枣庄境内已普遍使用磨加工粮食作物，粮食加工工具的改良促使面食和豆类食品的出现，进而改变了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

李锦山、文光的《从出土文物看汉代枣庄地区的农业》［32］(P249～253)，结合历年来出土的汉画像石、铁器和陶器等遗物，对枣庄境内两汉时期的农耕、水利、贮藏与加工、蚕桑与丝织、家畜家禽养殖业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冶铁遗址的发现以及铁制农具的大量出土，表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有所改良，生产方式有所调整;境内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极大地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提升了农田灌溉工程的水平;而陶仓、陶磨等遗物的出土，反映了当时对粮食进行加工和贮藏已有所普及;陶质或石质纺轮的出土，则表明在汉代境内已使用织机对麻丝等纤维原料进行加工;而陶家畜、陶猪圈的出土，则反映出汉代畜牧业和家禽饲养水平已有所提高。

石敬东的《从出土文物看汉代枣庄地区的养猪业》［33］(P220～224)，依据形制结构，将历年来枣庄境内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猪圈模型划分为单一陶猪圈和带厕陶猪圈两类，进而将单一陶猪圈划分了五式，将带厕陶猪圈划分了八式。通过分析，不同形制的陶猪圈模型反映出境内汉代养猪业从以牧养为主转变为圈养与牧养结合，家猪饲养技术得到了改进;从陶猪圈器物造型上看，当时人们在营造猪圈时已充分考虑到通风、透光、避雨和卫生等方面，设计较为合理，并且一猪一圈的设计风格也表明当时人们已了解和掌握猪的生理规律与生活习性;而出土的陶猪，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人们已有足够多的经验进行种猪选育与饲养，这也大大提高了家猪的品质以及经济价值。

三、其他相关发现与研究

从枣庄境内汉代考古研究的现状来看，虽然已有部分相关的研究性成果公开发表，但多是将枣庄纳入鲁南地区或者更大范围的自然地理区进行考虑，针对本地区的专题性研究仅寥寥数篇，综合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陈庆峰、潘卫东、李慧的《滕州汉代石祠堂及祠堂画像》［34］(P81～84)从石祠堂的渊源及分布、类型以及画像内容三个方面对滕州境内的石祠堂作了初步的阐述，认为汉代厚葬风气的盛行以及“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是滕州境内汉代石祠堂大量出现的原因。而滕州的汉代石祠堂大致可分为平顶式房屋、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小型双开间平顶式或悬山式以及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四类。另外，文中还对部分石祠堂的建筑构件、内壁画像题材以及雕刻技法作了简要叙述。

石敬东、尹秀娇的《山东枣庄汉代画像石椁墓初探》［35］(P437～443)，分别从墓葬形制、画像内容、画像雕刻技法、画像石分期、画像石椁墓产生原因等五个方面，对枣庄境内汉代画像石椁墓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文中将枣庄境内汉画像石椁墓的墓葬形制归纳为单石椁墓、双石椁墓、三石椁墓以及石椁木棺并列墓四类。究其石椁墓产生的原因，一是汉代奢财厚葬之风，二是枣庄境内盛产的石灰岩为建造汉画像石墓提供了足够的石材。文中还结合画像的题材内容以及艺术风格，将画像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汉早期，第二阶段为西汉中、晚期，第三阶段为王莽时期至东汉初期，而画像的雕刻技法主要有阴线刻、凹面线刻和平面浅浮雕三类。

李世勇、颜道彩等人的《滕州汉画像石分布解析》［36］(P423～430)，结合史籍文献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滕州境内汉画像石大量出现、密集分布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地理环境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并研究了滕州汉画像石分布的区域特色和历史成因。文中提到，两汉时期境内兼领七县、六侯国之地，先后形成了十三处地区性政治中心，为汉画像石密集分布这一特殊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政治条件;当时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境内经济形势的繁荣，进而为当时社会上厚葬的实行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而儒、墨两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流行，也为汉画像石的产生奠定了浓厚的思想基础。因此，该文认为画像石的密集出现是区域内特定政治、经济在文化上的反映，从实质上讲既是以经济为支撑的孝道观念的物化表现，同时也是厚葬之风的附属品。在对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对比分析上，该文认为境内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主要是阴线刻、凸面线刻、浅浮雕和凹入雕四类，尤以浅浮雕与阴线刻数量居多。而受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影响，滕州汉画像石又可分为三大区域样式和四种类型。另外，文中还结合画像石的题材内容，阐述了滕州汉画像石的史料价值，其境内画像石题材鲜明、内容多样，主要分为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鬼神迷信四类，不仅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也反映出该地区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

回顾历年来枣庄境内的汉代考古发现，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历经八十余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该地区已发现并积累了大量考古材料，此前也已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汉代处于我国古代墓葬演变过程中一个大转折、大转型的时期，而我国幅员广阔，必然会在葬俗葬制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别。因此，相关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只有正确运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结合考古发掘工作并充分利用其获得的考古学实物材料，系统全面的针对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梳理，进而探讨诸文化遗存的形成与发展，阐述汉代社会历史的有关问题，才能更有助于认识并揭开枣庄境内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全貌。

［1］陈雪香，方辉.王献唐与滕县安上遗址考古发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2］燕生东，尹秀娇，王琦.20 世纪枣滕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J］.枣庄师专学报，2001，(1).

［3］张学海.山东滕县柴胡店汉墓［J］.考古，1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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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庆峰，孙柱才.山东滕州市羊庄镇对山西汉墓的清理［J］.考古，2003，(2).

［6］燕生东，徐加军.山东枣庄小山西汉画像石墓［J］.文物，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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