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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品中罪感与救赎论
——对《蛙》的解读

2015-01-31

淄博师专论丛 2015年1期
关键词:赎罪蝌蚪姑姑

李 慧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莫言作品中罪感与救赎论
——对《蛙》的解读

李 慧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蛙》是莫言的直面灵魂之作,文本通篇虽是写农村生育史,实则是通过这一历史反思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小说通过姑姑和蝌蚪两人的不彻底救赎之旅揭示了人的心灵深处的罪恶,作者目的是想以此呼唤人在历史场域中的自我担当及自我忏悔意识,启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要关注内心,从人自身出发来理解外在世界。

《蛙》;罪感;救赎;生命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发表于2009年,正值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年,舆论纷纷讨论这一主题,莫言也通过小说的形式对此做了思考。文本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新法接生既是科学现代性的指征,同时也体现国家意志对传统生育观控制的开始。从此,传宗接代的自然行为,让位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当计划生育成为国策,计划生育行为就成为历史合理性的正义之举。”[1](P198)作者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计划生育,把它当成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中华民族由贫穷落后的面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中间有无奈、思索与抗争,但现代文明的光芒日益闪现。《蛙》背景是写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却通过此反思了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表面是写历史,实则是写人的心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作品是莫言对人在历史场域中的自我担当自我忏悔意识的呼唤”。[1](P197)作者因此揭示了人内心深处的罪感、赎罪意识,下面主要通过姑姑这一形象对此进行分析。

一、罪感书写:以书信格式奠定通篇赎罪的基调

《蛙》以第三者蝌蚪作为叙述者来讲述。莫言在采访中也说,蝌蚪有自己的影子,也可以说蝌蚪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从总体来看,故事最引人瞩目的是新颖的写作模式——五封书信和一部话剧——的选择和使用。有些人认为写给杉谷义人的信是多余的,而且收信人杉谷义人毫无价值,没有存在的必要,认为“这个神秘的日本作家,除了有可能勾连起莫言本人一些难以被外人索解的私人生活体验外,其在小说中的功能和任何一名普通读者几乎没有差别”。[2]但是,这五封信的存在并不是毫无寓意可言的,“它们……与小说主体部分产生相互映照的效果,同时还将蝌蚪的写作定位为‘赎罪’”[2]。也就是说,作者的基调是赎罪,即其文本是用赎罪的感情写成。

第一封信里面,蝌蚪在杉谷义人面前显得谦逊、低调,甚至称杉谷《文学与生命》的演讲激发了他根据姑姑的经历创作一部话剧的激情。在第二封信里,当蝌蚪得知杉谷是当年侵略高密乡的日本高级将领后,态度变得严峻和客观起来。他还安慰说杉谷具有正视历史、敢于承担的精神,赞赏其愿靠自己的努力来替父亲赎罪的承诺,肯定了人人都应该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不过,第三封信与第二封信比较,就显得颇有意味。第二封信肯定了历史的反思精神。在第三封信中,面对姑姑的忏悔、面对计划生育,蝌蚪表现出对此极力辩护的姿态,称其为中国、为世界都做出了极大贡献,而拒绝反思。一会儿肯定反思,一会儿拒绝反思,似乎很矛盾,但从中也可推断出蝌蚪只看到控制生命带来的正面效果,而不敢正视造成的“累累白骨”。在第四封信里,蝌蚪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不再有为历史辩护的自信,而开始把写作当成赎罪的方式,“既然真诚的写作才能赎罪,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诚”,从而奠定了小说向心灵内部挖掘而忏悔、赎罪的基调。第五封信中蝌蚪透露,心中的罪恶并没有因写作的真诚而减弱,相反却变得加重了。

这五封信可以看作是蝌蚪赎罪的心理变化过程:充满写作热情—肯定反思—拒绝反思—开始赎罪—产生疑问,而杉谷义人作为收信人,也是蝌蚪忏悔的聆听者,他扮演了牧师的角色;同时,他作为日本侵华将军的后代,担负着替先人赎罪的历史责任,所以杉谷可以说是蝌蚪的一个镜像,从杉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蝌蚪背负的沉重负担。蝌蚪的罪感与姑姑的故事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在一种赎罪的氛围中,蝌蚪讲述了姑姑的故事。

二、罪感意识:循着历史呼唤走上舞台

《蛙》中姑姑的故事既辉煌又凄凉。作为坚贞的共产党员,姑姑无私地把热情和忠诚奉献给了妇产科医生这份工作。她带着虔诚心把上万名婴儿接生到这个世界上,亲眼见证了生命出生的奇迹。她因高超的技术,被奉为高密东北乡的神明。但是文本对姑姑的高超技术只是一笔带过,小说把叙述的重点放在姑姑作为计划生育的执行者上。

姑姑的一生与计划生育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计生政策自执行以来,在降低人口出生率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在人权主义者看来,孕育中的生命有生下来的权利,这种自然生命观与计划生育政策所持的社会生命观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与对立,可计划生育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系列演讲中曾区分了现代国家的统治者与君主国家的统治者对待死亡和生命权利的不同:“后者只拥有对死亡的权利,即将人处死的权利,但不具备对生命的控制力;而前者则不仅拥有对死亡的权利,还拥有对生命的权利,即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等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生命的掌控。”[2]虽然福柯的理论起源于西方种族主义起源的考察,引出对纳粹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异形态的反思,但福柯这一思想已给予提醒。生命这一看似最自然、本真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已不能独善其身,已经纳入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来。从这一层面来看,计划生育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当计划生育成为国策,姑姑成为忠诚的执行者,虽有不忍,但坚强的信念让她铁面无私,搁置亲情,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一信念就是:“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就要被中国人压扁。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3](P50)在这一信念指导下,姑姑做事有勇有谋、雷厉风行、不徇私情,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风,于是二千八百名尚未降临人世的小生命被带进了地狱。在这里,姑姑的形象成了权力符号的象征,她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在面对计划生育这样的现代化管理策略时对待生命的态度。姑姑的行动本身是“违反了生命的自然法则,从这个角度来讲,姑姑是自然生命的异化力量的象征。”[4]

生命异化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生命的扼杀,还表现在生命伦理的丧失。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利益成为人衡量各种关系的基础,生育也被纳入了商业轨道。袁腮开办了牛蛙代孕公司,姑姑也无意中被卷入进来。蝌蚪与小狮子结婚后很想生一个孩子,于是让陈眉代孕,姑姑为了弥补王仁美母子的死亡,虽然明知道小狮子没有怀孕,但还是煞有介事地帮小狮子听诊、接生,默认了孩子就是小狮子生的。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代孕生出来的孩子异化成了商品。首先,陈眉代孕是人工受精的方式,于是生命孕育过程中本来应有的亲情、爱情等情感因素都被剥夺。其次,陈眉作为生物学上的母亲丧失了孩子的抚养权,使得这个孩子成为买卖的商品,不再作为一个自然生命个体而存在。于是附着在自然生命上的伦理意义也随着孩子的商品化而丧失。

姑姑被刻画成一个与自然生命对立的力量而存在,故事中也有很生动、直观的表现。小说取名“蛙”,与“娃”“娲”同音,它们都与孕育生命有关,故事中的姑姑似乎承担了女娲的角色。蛙因为多产多子而被原始初民尊崇为图腾,寄予了对生命的膜拜。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姑最害怕的生物就是蛙。张拳的后代拿着青蛙故意吓唬姑姑,姑姑看到青蛙随即晕倒;退休晚宴后,姑姑独自回宿舍,路上被一群青蛙围攻。胆大的姑姑一边嚎叫一边狂奔,可身后的青蛙带着娃娃般的哭叫声追赶、撕扯着姑姑,使得姑姑几近裸体,最终晕倒在民间捏泥艺人郝大手的怀里。这个情节的设置直接把姑姑摆在自然生命的对立面,也直接激发了姑姑内心深藏的罪恶感,从此之后姑姑走上了救赎之路。

三、罪感救赎:带着救赎心为生命虔敬祈祷

故事到后来一直强调姑姑的罪感和自我救赎。回想往事时,姑姑认为“那时(指五十到七十年代)所有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3](P23)从噩梦的比喻明显可以看出,姑姑是在为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忏悔。“进入晚年后,姑姑一直认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3](P30)。正是带着这种罪恶之心,姑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和姑父合作。姑姑描述父母的外貌特征,然后姑父据此捏造泥娃娃。于是,在姑父的巧手下那两千八百个泥娃娃又“活”过来了。姑姑把泥娃娃供奉在厢房里,两千八百个泥娃娃占满了厢房的空间。姑姑还摆上供桌,烧香礼拜他们,以超度他们的魂灵,也为了救赎自己的心灵,正如文中说的“一个自认为犯有罪过的人,总要想办法宽慰自己”[3](P108)。而带着罪恶之心生活、晚景凄凉的姑姑,就是用两千八百个泥娃娃来宽慰自己的心灵。此外,为了自我救赎,姑姑这个原本极度正直、在“文革”期间哪怕被人拔掉头发也绝不撒谎的人极力证明蝌蚪、小狮子就是陈眉代生的孩子的亲生父母。虽然明知道小狮子没有怀孕,姑姑还是煞有介事地帮她听诊,说要亲自帮她接生。姑姑想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赎罪,以为让这个孩子顺利出生就是向王仁美母子赎罪。实际上,这样做姑姑无意中又成为控制和戕害自然生命的帮凶,意外地造成了另一种伤害。

无论是捏泥娃娃还是帮陈眉接生,姑姑的救赎之心不可谓不真诚。但作者并未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是在更深入地思考姑姑产生罪恶的原因。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姑姑谈不上犯有什么罪过,她个人不应该承担扼杀生命的责任,相反,她的忠诚和勇敢、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似乎得到作者的欣赏。姑姑有着不一般的家世,父亲是一位名医,曾经是一位和白求恩同时代的著名的战地外科医生,日军也非常仰慕他的医术。日军为了拉拢他,包括姑姑在内的全家人都被抓去以威胁他,但他毫不妥协。从这可以看出,姑姑受到革命的磨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义、正统价值观的代表。后来姑姑进学校学习妇产科,掌握了先进新技术,大力传播新法接生,把文明健康的生育方式注入人心,从而使得农村传统生育的接生婆在新科技面前很快销声匿迹,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于是姑姑又成了现代化新科技的代言人,起到了启蒙、教化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姑姑受到不公正评价,被冠以反革命、破鞋、特务等罪名,但是姑姑誓死不屈服、不承认,在批斗、殴打面前不屈服,因此姑姑又是崇高的人格操守维护者。但是,在现代生活磨砺中形成的这些伦理、道德、技术上的优越性,“使姑姑丧失了作为人的正常、普通心态”[4]。于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表现得盲目、偏执、狂热,在工作中只考虑如何完成量化考核的任务,而忽视了作为人自身的自由财产权利、人的生存的权利。这才是作者莫言所要揭露的姑姑的真正罪过所在。表面上,作者虽是书写计划生育这一历史行为,实质却是揭露罪感产生的主体性因素。基于对罪感的个人内心的分析,莫言才设置了姑姑晚年以艺术的方式来自我救赎的情节。

结语

《蛙》的作者莫言似乎从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角度对罪与赎罪进行了思考。李泽厚认为传统儒家影响下的文化是乐感文化,其特点是较少向内心挖掘灵魂的自我解剖意识,强调的是人在客观世界中的状态,而西方的罪感文化更多地是从自身出发来了解客观世界。但是《蛙》在讨论罪与赎罪时更多地从姑姑自身来认罪、忏悔、赎罪,作者把计划生育看成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和因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代孕也是无法避免的历史宿命。于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罪与赎罪无形中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这种对人自身存在的批判启示我们,在现代生存条件下,人人都应该更多地关注自身,反省自身,从自身出发去感悟、理解这个世界。

[1]林间.莫言和他的故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2]李松睿.生命政治:与书写历史——论莫言的小说《蛙》[J].东吴学术,2011,(1).

[3]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4]周新民.《蛙》:罪与赎罪[J].文学教育,2010,(6).

(责任编辑:李志红)

Frogis Mo Yan's soul work. Apparently, it writes about rural reproductive history, but in reality it is a reflection on the depth of the human soul through this history. It reveals the guilty deep in human soul through the incomplete journey of redemption of the aunt and tadpole, for the purpose of calling the self-undertaking and self-confessional consciousness of people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and enlightening the modern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eart, and to understand the outside world starting from the people themselves.

Frog; guilty; redemption; life

2014-10-14

李慧(1984-),女,山东平邑县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专业2013级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I206.7

A

(2015)01-00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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