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洲

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时间考订

徐金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势迅速扩展，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相继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是中央层面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的大事件。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的时间，长期以来党史界的认识并不一致:一说是1966年8月①《邓小平年谱 (1904—1974)》记载: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自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基本停止活动。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30页。;一说是 1967年初②参见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一说是 1967年 2月③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0页。。“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曾两次谈及此事。一次是1967年2月6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讨论夺权问题。谈到中央文革小组时，毛泽东说:“你们代替了书记处。”④参见《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48页。这句话说明，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已经代替了书记处。不久，2月1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谈话，进一步说:去年6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51页。。这就又增加了一种说法，即1966年6月。作为当事人和事件的决策者，毛泽东的话无疑最具权威性。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中央文革取代书记处时间的争议，反而给研究者带来困惑。近年出版的权威党史、国史著作都没有明确给出这一变化的具体时间。一件事的发生总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中央文革小组到底何时代替了中央书记处?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出考订。

一

没有证据表明从1966年6月起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的职务，同时调陶铸和叶剑英参加中央书记处，并增设了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由陶铸担任。这说明，中央书记处的机构没有因为处理了一批人而瘫痪，而是得到了补充。依照规定，书记处的人员变动还须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追认和决定。

6月份，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停止活动。6月6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陶铸到北京任职后书记处内部的分工，拟定由邓小平分工管理中央调查部，陶铸分管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分管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中央统战部，康生分管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分管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叶剑英、李雪峰三人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次日，毛泽东批准了上述分工安排。6月10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改革学校招生办法。⑥《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第1917—1918页;《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91页。此后，邓小平再没有主持召开过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但是，书记处并没有停止工作，其成员仍然各按分工负责管理相应部门和领域。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确认了5月政治局会议对中央书记处的改组，并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康生、叶剑英还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陶铸、康生、李富春当选政治局常务委员①《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第611页。。可见，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尚无取消或削弱中央书记处的想法，中央书记处仍然是完整的。而且，比起过去，改组后的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高。这说明，毛泽东所说的从1966年6月开始书记处被取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二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书记处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发挥作用。

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当谈到会议的决定 (即“十六条”)能否得到实行时，他说: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②《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第612页。。而且，康生和陶铸此时均为中央文革顾问 (后者系8月2日增加③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表明毛泽东希望中央书记处能给中央文革小组以支持，进而共同协力搞好“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对中央书记处仍然寄予期望，希望其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

8月13日至2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受到批评。会后，邓小平把书记处内分工管理的中央调查部的工作移交给了康生。④《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第1930页。此后，中央书记处在陶铸领导下开展工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一两个月，毛泽东对陶铸和中央书记处比较信任。陶铸经常向毛泽东报送有关“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工作的文件、报刊社论稿等。如8月下旬报送的《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9月上旬报送的《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9月中旬报送的《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等重要社论稿，都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毛泽东也经常将有关文件批送给陶铸和中央书记处办理。如8月28日，毛泽东分别将两份文件批转中央书记处和其他中央机构研究处理;9月8日，毛泽东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⑤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也称中央政治局常委 (扩大)碰头会，简称中央碰头会，是1966年8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建立的一种会议制度，议决党政事务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吸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讨论提出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批送中央书记处等机关开会讨论。⑥参见《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第617—628页。

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的互动在10月份以后就比较少了。但是，直到12月，中央书记处仍然存在。如12月初，林彪召集有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人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如12月1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送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草案)》，请示是否仍由林彪“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15日，毛泽东批准。当天，林彪即主持召开会议并通过了相关文件。⑦《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22—23页。这说明，到1966年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仍然存在并有活动。

三

1966年末，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日益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排挤，中央书记处的作用也逐渐被削弱。12月底，陶铸在中央受到批判，中央书记处也随之停止活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陶铸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虽然他也在努力贯彻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但是，在对待红卫兵运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受冲击的中央领导人等问题上，陶铸不仅与中央文革小组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而且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跟不上毛泽东的部署。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在贯彻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和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1966年9月10日，陶铸将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认为他们提出的100条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当陶铸遵照指示减少到30条后再次报送毛泽东时，毛泽东批示:“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后，标语、口号减少到23条，陶铸又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很满意，同时又批评了陶铸等人。他批示道:“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注意。标语、口号由一百条改为二十三条，较好，是一教训。”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0—132页;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第626页。11月，在制定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政策的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主张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实际上等于让工交企业与文教部门一样搞运动;而陶铸与国务院各部门及各地的负责人都表示反对，认为工交企业的运动必须和文教部门有区别，不能停产，必须由党委领导，不能建立群众组织，不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双方发生激烈争论。12月初，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张，批评了限制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观点。陶铸等在会上作了检讨，承担了“堵”“压”群众运动的责任。②《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00页。之后，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草案)》，于12月9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③《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22页。。接着，中央文革小组又起草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草案)》，经毛泽东批准于12月15日发出④《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由此，“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工交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这些事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开始获得指导全国各领域工作的政治地位和权力。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毛泽东对陶铸和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出的“问题”承担责任，说: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9页。毛泽东的讲话把中央书记处作为一个产生错误的机构，已含有强烈的否定之意。与此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对陶铸的逐渐不满。11月，毛泽东作出指示，要陶铸到中南和华东地区开展一次时间较长的视察。当时，陶铸担负的工作很多，一时未及动身。后来，毛泽东又催促陶铸离京。⑥郑笑枫、舒玲:《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36、340页;《陶铸文集》编辑组编:《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5、578页。由此似可看出，毛泽东对陶铸在中央的工作并不满意。这种不满更加明显的反映，是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是一次很有影响的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讲了话。其中，江青的讲话显得很特别。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⑦《全国革命文艺大军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人民日报》1966年12月4日。江青按顺序点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唯独遗漏了还在主席台上的陶铸。这等于公开把陶铸归于另类，否定了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江青的讲话并不是她个人随便讲的。大会之前，毛泽东先后两次审阅修改了讲话稿。12月3日，毛泽东又审阅了《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的有关这次大会的新华社新闻稿。①《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19—20页。可以说，毛泽东也认可了江青对陶铸的忽略。12月1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的造反派公开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②阎长贵、王广宇: 《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47—50页。。12月27日、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江青等人对陶铸展开批判，江青指责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③《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105页。。1967年1月4日部分群众对陶铸的公开批判，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毛泽东对陶铸工作的不满而加以操纵的。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毛泽东对陶铸的工作不满意，但他并不赞同江青等人批判陶铸的极端做法。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④《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27页。。

12月下旬，随着陶铸受到批判，毛泽东决心放弃中央书记处，将其职责转移给中央文革小组。12月26日，毛泽东将黑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批转给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处理，请他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这个文件经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后，于12月29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25—26页。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的一个突出表现。1967年1月上旬，这种替代关系表现得更加集中和明显。1月9日，陈伯达和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这本应是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却都由中央文革小组来做了。接着，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布实施。⑥《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31、33页。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综上可见，从1966年12月下旬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已取代中央书记处;至1967年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甚至拥有比原中央书记处更高的地位。

四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如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1966年6月中央书记处即被取代的含意?这句话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可能表达了毛泽东原来的内心想法，说明他在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似乎就有意令其取代中央书记处。另外，毛泽东这样说，可能也有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资历“增光添彩”的意味。而且毛泽东是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提及这一问题的，可能讲话比较随意，不如正式场合严谨。但是，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判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而是造成既定事实，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导致如今人们对这件事的判断出现很大分歧的原因。

毛泽东的说法固然具有权威性，但我们可以发现，或许出于政治考虑，或许是记忆错误，毛泽东回顾历史时，有时候会出现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甚至还会自相矛盾。如1967年，毛泽东回顾江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一次说他一开始就知道，另一次则说他不知道⑦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谈到江青到上海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他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不久，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又说: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参见《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45、88页。。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言论还需要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辨识。

第二，陶铸失去权力与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直接相关，但陶铸失去领导权的时间，应以他在1966年12月27日、28日的中央碰头会上受到党内批判为准，而不是以公开批判的时间为准。党内批判后，陶铸虽然还曾参加政治活动，但已没有实际权力了，直到1967年1月4日被中央文革小组在群众中公开批判，并失去人身自由①参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107—108页。。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也在注释中注明，陶铸是在1966年底被打倒的②参见《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2页。。

可资比较的例子是邓小平和贺龙。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批判，贺龙则于9月8日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受到批判。二人都是受批判后即失去实际领导权，但是，他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或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并没有被取消，名义上仍然是中央领导人。到11月，邓小平、贺龙还可以作为领导人出现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12月，他们还出席过中央政治局会议。③《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第 1934页;《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84—786页。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仍然拥有实际领导权。直到1967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才正式决定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④《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第1936页。。

根据以上认识，关于1967年初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的说法，可能是将陶铸被公开批判的时间视为其失去书记处领导权的时间，或者是由于两个时间点间隔比较短而没有细加区分。这种说法是不够严谨的。

第三，作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在中央受到批判是导致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的直接原因。但是，1966年12月底，毛泽东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成整体否定性的认识，并决定全面夺权，这才是导致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的根本原因。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对“文化大革命”仍很不理解，对红卫兵运动难以接受，并多方限制和压制。10月，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对领导干部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和各省市高、中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依旧，思想上不理解，行动上消极或抵触。到12月，毛泽东对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看法发生转变，他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他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24、23页。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决定发动“全面夺权”，彻底改造党和国家机构及干部队伍。陶铸是领导干部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典型代表⑥1966年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陶铸发言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省的抵触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有怀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参见郑笑枫、舒玲:《陶铸传》，第334—335页。，中央书记处被认为是过时的、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机构;而中央文革小组因“文化大革命”而兴，表现出最高的“革命性”和组织领导全面工作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全党中心工作的形势下，具备了代替中央书记处的各项条件。因此，在毛泽东决定“全面夺权”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即悄然实现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转移。

(本文作者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 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 赵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