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卫平

中共四大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与群众观确立的思想逻辑＊

齐卫平

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中共四大突出的历史贡献。党关于这两个问题形成的思想，建立在革命属性认识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是对民族革命运动作出“新审定”的结果。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有其内在思想逻辑。在国共合作实践背景下，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是也不可能指让国民党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是以争取广大群众来保证党对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民族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同盟军与群众观的思想，构成中共四大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整体。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道路，从而完成了从狭小团体到“群众党”的组织形态完型。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留下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酝酿的历史印记。

中共四大;民族革命;群众观;历史意义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对推动党的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相关文献资料以及中共党史研究者有很多的论述。①如有学者从党的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共四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中共四大提出了内涵较为丰富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作了新的阐述，在理论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础观点;将组织建设提升为党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开启群众性政党的新阶段，对党的自身建设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李颖:《中共四大历史意义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肖甡:《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肖甡:《中共早期历史探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还有学者指出:“中共四大确立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解放运动领导地位的思想，以及工农联盟的思想，规定了多项政策措施，为即将来临的革命群众运动新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金立人:《关于中共四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增刊)。本文拟从认识民族革命运动与群众观的关系入手分析，阐述中共四大的历史贡献，以期对拓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中共四大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

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掀起于1925年，这与中共四大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有关。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25年中共四大的4年，是党诞生初期进行适应社会的调适阶段，如何认识中国革命成为这个阶段党的主要任务。肖甡教授认为，“到四大时，党对中国革命所处时代以及革命的动力、对象、性质、领导权、前途一系列问题，都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对二大、三大解决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四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关节点”。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四大纪念馆编:《力量之源——纪念中共四大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页。可以说，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思想萌芽就产生在这个阶段，中共四大确立的理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中共四大前的3次代表大会分别解决了党的成立宗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国共合作策略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党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作了许多理论探讨，如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国民党与中国革命》(1924年8月)，瞿秋白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1923年9月)，邓中夏发表《论工人运动》(1923年12月)、《我们的力量》(1924年11月)，恽代英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1924年7月)，蔡和森发表《外力、中流阶级和国民党》(1923年1月)，彭述之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1924年12月)，等等。这些代表作表现的思想动向就是认识中国的国情，观察各阶级的状况，研究革命的性质，明确党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以及思考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幼年时期的党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起步。

中共四大的突出贡献是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这两个问题意义都十分重大。然而，笔者认为中共四大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提出这两个问题本身，而在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四大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大会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指出:“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4、255页。认识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意义，必须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相联系才更加深刻。

中共四大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作出了什么样的“新审定”呢?从会议通过的议决案看，“新审定”主要体现在将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赋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新的属性。党建立后认识革命属性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共一大决议定位是纯粹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共二大区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属性。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虽然也提出实现国民革命“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但对中国革命的总体认识并没有超越中共二大。中共四大总结党的宣传工作经验时检讨说，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决议文的稍欠明了”，缺少“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和鼓吹”，导致实践中发生了错误。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4页。中共四大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强调必须“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73页。这是对革命属性的新认识。

历史资料表明，如何认识中国革命是中共四大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彭述之是中共四大议决案起草委员之一，中共四大结束后不久的1925年2月2日，他在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详细报告了起草议决案过程中的情况，说讨论中“以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问题，各委员的见解颇不能一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另外两种观点，一是主张“民族革命的成功即直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二是主张“仍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②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这两种观点体现的基本上是中共一大和二大的认识。经过讨论形成的中共四大议决案，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解释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无疑是革命属性认识上的突破。1926年蔡和森总结党的历史，详细阐述了中共四大在民族革命运动理论方面形成的突破，并作出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对于民族革命的问题，第三次大会及扩大会议时对于本问题的议决案都很简单，没有把本问题从各方面加以详细的分析”，“因为客观、主观的条件都不可能订出一个正确的民族革命的策略”，到中共四大时由于“党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得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所以这时在民族革命的理论上就有正确的根据了”。他强调，民族革命的议决案“是第四次大会的特色”。③《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56页。192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出版局书记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写信说，第四次代表大会“最有价值的议案就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至少是我们最近几年的罗针”。④《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161页。参加中共四大《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草案审查小组的李维汉回忆道:“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原稿上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50页。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关于中国革命属性的认识是研究中共四大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

相对中共一大、二大、三大而言，中共四大的关注度较低，研究成果少得多，主要成果局限在通史类著作的一般评述以及党代表大会研究著作的基本情况介绍，研究中共四大的专题论文匮乏，更没有专门著作出版。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共四大的研究都围绕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历史贡献进行评价，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新审定”的历史贡献却没有引起重视，这是研究中的缺憾。中国革命属性认识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紧密关联。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主要依据是两个:一是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二是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可见这是两个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669页。这里，毛泽东是从历史角度揭示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他说的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正确命题的时间正是在中共四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革命属性认识更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以及群众观的确立，都与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作出的“新审定”相联系。

二、中共四大群众观确立的思想逻辑

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中共三大尤其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合作实践中矛盾逐渐加深。四大召开时，中共成立才3年多点时间，虽然它从建立之初就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定位，但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首先合作共事的对象则是国民党而不是工农群众，这是幼年的党碰到的一个难题。中共在国共合作过程中，思想认识有分歧和变化，实践上也碰到许多障碍。正是复杂的斗争局面，促使党必须认真思考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中共刚成立时，坚决主张排除与其他力量的联合，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最初中共党内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并不赞成。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催促下，中共党内虽然没有真正消除认识分歧，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中共三大上得到解决。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国民党的这次改组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振奋，以为改组提供了改造国民党的契机。瞿秋白认为:“为民权而奋斗的国民党已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号召国人“快加入国民党”。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77—379页。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设想的那样顺利，国共合作很快就陷入两党关系的冲突之中。许多中共党史研究者指出，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指导存在重视国民党的偏误，有一定道理。但事实确实是中共力量弱小，这是党内虽然对国共合作仍有疑虑但最后都赞同加入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中共三大到中共四大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共两党的关系成为矛盾的焦点，统一战线的磨合从一开始就出现龃龉，相互之间的斗争激烈并很快白热化。四大召开之前，中共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问题上。

第一，对国民党内不同倾向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国共合作一开始，共产党内思想不统一，国民党内意见分歧更突出，反对和抵制联合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内表现十分猖獗。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内存在着左中右三派势力，但从维持统一战线出发，党中央最先的主张是不宜挑起国民党内左右派的矛盾，对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采取了妥协的态度。1924年2月中央议决案中指示:对国民党的右派，不能“嫌恶疑忌”，“因为这样，必致惹起他们反感”，“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8页。但这样的态度不仅没有收到维持统一战线正常关系的效果，反而助长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破坏国共合作的气焰。中共中央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态度是错误的。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向右派势力让步的错误，改变妥协态度，强调不宜“调和左右派”。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全会上，右派发起攻击，要求“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国民党”，共产党必须公布组织活动的“秘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仍采取妥协态度，不加反对，受到陈独秀等人的指责，认为一味地向国民党右派势力妥协退让，不利于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

第二，怎样处理帮助国民党发展和扩大党的自身力量关系的问题。中共三大以后，从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革命政党的目的出发，党的一切活动都用国民党的名义开展，都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成为党倾全力去完成的任务。具体工作路径主要是三条。一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身份开展活动。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都参与了帮助国民党的工作，各地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加入国民党并成为活动骨干分子。二是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员，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规模。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党员大力帮助国民党组织的发展，虽然也不停止自身组织发展工作，但强调要“慎重选择”，避免“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0页。三是帮助国民党在各地建立党部基层组织。在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原本没有地方基层组织的设置，因此没有组织根基。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的组织机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由共产党人帮助建构起来的。至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①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77页。于是，国民党数量和规模得到很大扩张，势力迅速发展，而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缓慢，组织影响力被国民党所淹没。王奇生认为，“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徒有虚名的政党”，据他提供的情况，国民党改组前号称有20万党员，“实际上是一盘散沙”，但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一下子达到50万党员，而共产党员大约只有5000左右。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增订本)》，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79、80、85页。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国共两党组织规模反差很大则是事实。值得指出的是，国民党组织规模膨胀起来主要是集中在改组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因为1924年5月中共开始意识到集中精力发展国民党于自己不利，该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指出:新党员不见增加，“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5页。认为不宜将精力放在扩大国民党组织上，“决不能先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要求注重宣传党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主张，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61页。扩大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王奇生指出:如果这次中央扩大会议“认真执行的话，则意味着1925年以后，中共党员已很少加入国民党”。⑤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增订本)》，第89页。

第三，如何在争取产业工人加入革命时要将其纳入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问题。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深入工厂，宣传、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无疑是其开展的基本工作，党创建初期工人运动蓬勃掀起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气象。然而，党的工作行进轨迹因为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基于推动国民革命发展的认识，国共合作后党的最先意图是要把工农群众纳入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此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工会的活动也以国民党名义进行。这等于把党立足的基础主动出让给了国民党，它牵涉到要不要争取工人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也关系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不坚持把产业工人纳入共产党领导之下，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从实践上看危害更大。统一战线的矛盾形式上是国共两党的组织之争，但说到底却是中国革命的力量之争。谁掌握了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谁就具有对中国革命的主导性。国共合作中的偏向在中共四大前及时得到纠正，党中央意识到:“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决不能“使工会沉溺在国民党里而失去阶级的性质”。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64—67页。这些认识为中共四大形成正确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变化反映了幼稚阶段的成长，虽然后来统一战线的复杂斗争中党仍然出现各种失误，但中共四大在初步的实践经历中进行的政策调整无疑是一个进步。这些政策调整涉及的正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重新审定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都与国共两党斗争有关，统一战线实践促进了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换句话说，群众观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成果。党建立后的实践促进了党的群众意识的形成，中共四大确立正确的群众观，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言，它的发生缘由起于国共合作实践中国共两党的冲突，但焦点却不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显然，党代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不是也不可能指让国民党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是以争取更广大的群众来保证党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国民党在较长时间里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它是统一战线存在的前提，这面旗帜一直举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才被党放弃。既要举国民党的旗帜，又要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理论上有矛盾，实践中更困难。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最后破裂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两者的矛盾。因此，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含义是与国民党争夺群众。中共四大通过的一系列议决案中贯穿着一个鲜明的思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是获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民族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同盟军与群众观，构成中共四大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整体，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提出，构成中共四大群众观确立的思想逻辑。

三、中共四大确立群众观的历史意义

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主要表现在:第一，揭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第二，认识到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成功必须依赖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第三，指出建立工人阶级组织是党深入群众的重要工作任务，“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要格外加紧我们在工人群众里的工作，以竖立我们的势力”，“至于党的组织，则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可缓的工作，因为工人群众中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第四，强调农民问题在东方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第五，提出了一些正确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如注重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民族革命，应根据工人阶级自身的、具体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如应从实际出发，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职工运动中我们应当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如农民运动中“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①以上引文依序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 218、218、219、217、222、230、230、232—233、239、244、231、231、242页。这些思想表明，中共四大确立的群众观已经具有比较丰富的思想内容。

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上，关于中共四大确立群众观历史意义的认识，时人已有论述。蔡和森指出: “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就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即是说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也就是革命的起点，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②《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57页。

第一，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给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这次大会通过的一系列议决案贯穿着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投身民族革命运动的精神，为党领导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出路，中央领导人因此而受到鼓舞。张国焘没有参加中共四大，但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1925年3月16日，张国焘到达上海，与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经常开会和共事，给他的感觉是陈独秀情绪高涨，“对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①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7页。彭述之在中共四大后向同仁们报告:“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各地方的代表都表现一种很忠实而又很热心承受大会教训的样子。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②《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158页。中共四大后党组织通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迅速打开了革命新局面。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工会会员和青年迅速扩大。中共四大前只有唐山、上海等地的少数工会及会员，到中共五大前发展到280万会员;农民协会会员中共四大前只有广东20万会员，中共五大前剧增到972万;中共四大前只有60个学生联合会，中共五大前发展到420个，青年团员从2365人增加到35000人。③参见齐卫平等:《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2页。1925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以发动群众运动开场，与党的群众观确立不无关系。

第二，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促进党的组织完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完型不只是形式建构，更需要包括思想理论、革命纲领、斗争策略和组织纪律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形态建构。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形成在每个时期为全党所认同的新纲领，“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订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57—258页。这里所说的从“潜在的党”到“实在的党”，就是政党组织形态完型的过程。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共创建史，党的组织完型是在中共四大实现的。中共一大从形式上宣告了党的组织诞生，中共二大区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共三大会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党初建的3年多时间里，通过明确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完善组织结构、形成策略方针等方面的工作，都表明了组织形态的一步步完型。然而，在中共四大之前，党领导革命的纲领中有一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即中共加入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以及路径问题。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建立“群众党”的思想，但并不明确从哪里入手去建立“群众党”。中共三大确立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只是解决了联合革命力量的组织形式问题，侧重点主要放在处理与国民党合作的关系层面上。党的创建过程发展到中共四大，组织完型的突出表现是，确定了“群众性党”的建设目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方式新思路，从而指导党克服知识精英小团体的书院型活动方式，努力走向社会去建立党的群众根基，为迎接崭新的民族革命运动做好了准备。中共到这时，才可以说以完备的组织形态真正完成了建党的任务。

第三，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体现了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鲜明特质。树立群众观点是中共的独树一帜，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论思想。有了群众观点就使中共与其他政党走上不同的路线，并造成不同的革命景观。毛泽东曾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向人们展示了许许多多焕然一新的气象，而其中的最亮点是广大人民群众融入革命浪潮而演绎出来的历史场景。这样的历史场景在中共建立之前没有出现过。陈独秀在党创建之前就深感群众疏离革命的缺憾，认为近代历次社会变革总是局限于少数英雄人物，群众只是充当着“隔岸观火”的角色，因此总是不能获得成功。党建立后一些早期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个问题。1922年蔡和森发表论文指出: “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革命数十年，“每每失败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辙”，“不知真正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而革命，群众未有不感发兴起的”。①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1922年第2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会考察报告》中用“缺乏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说的是同样的道理:中国革命离开群众必将一事无成。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将紧密联系群众提炼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将有无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都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主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共四大以鲜明的群众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特质。

第四，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留下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酝酿的印记。在党的思想演进中，群众观与群众路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正确的群众观，就不可能有群众路线的形成。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经历了萌生、形成和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共二大关于党的章程的决议案中规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的心里面去”，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8页。是党的群众观最早的体现。中共四大将建成群众党的理念付诸实践，由此确立起来的群众观，为党形成群众路线作了思想铺垫，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目前一般认为，最早提出群众路线概念的是李立三，1928年10月他在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根据中共六大提出“争取群众”总路线的精神，指出:“在总底争取群众路线之 (下)，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过去”。③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6页。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一词是在1930年6月党中央发出的第八十号通告中。该通告指出:“党的工作方式，应该采取群众路线，党的活动应该紧靠着群众，党的口号应该是群众的要求，党的策略应该取得群众的了解与执行”。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中共七大前后的延安时期达到系统化并成熟为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从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过程看，中共四大确立的群众观具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鲜明特点，其主要内容是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加入革命的事业，将党的奋斗与群众参与紧密相结合。这个主要内容与后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与党执政后坚持群众路线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要求，但紧密联系群众的革命传统则具有历史的连贯性。中共四大确立的群众观最重要的是使党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党的立足基础在群众，中国革命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有取得成功的保障。懂得这个道理是党的群众路线逐渐丰富、成熟并不断延伸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五，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时代变化和历史变迁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政治本色。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贯穿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全部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部署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观点，将坚持群众路线提到新的高度。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辨析共产党传统本色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的珍贵历史资料。党从历史中走来，它的本色铸造于历史。从党的历史实践中挖掘群众观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树立坚持群众路线的高度自觉。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王志刚)

The New Exam ination and Approval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 ovem ent and the Establishm ent of the M ass View of the 4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Qi Weiping

Proposing the issue of the proletarian leadership and the peasants allied forces is the outstanding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CPC.Based on the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volution attributes，the party’s idea of these two issues is a result of making a new validation o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sses view in the 4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its inherent logic of thought.In the practical background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cooperation，proposing the proletarian leadership，was not and was not possible to let the KMT to obe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but to win the wide masses to ensure the CPC leadership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The thoughts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the proletarian leadership，the peasants allied forces and the masses view，constitute the intirety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ories.Becau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sses view of the 4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party leads the way to the masses，so as to complete the organization form of the small group to“the masses party”.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sses view of the 4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remained a historical mark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D231;K262

A

1003-3815(2015)-11-0063-08

* 本文是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10JZD0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