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斌 周 勇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国耻纪念述论*

熊 斌 周 勇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国耻纪念分析革命时局，宣传政治主张，进行政治动员，在复杂的国内局势与党际关系形势下为自身发展谋取政治空间。中共领导的国耻纪念活动既有助于激发国人救国雪耻的热情，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形象;虽然主题一致，但其内涵却随时变化。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注重协调国共关系，配合北伐;在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色彩比较浓郁;在抗战时期，则注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呼吁团结，又坚持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进行反蒋宣传。由于国民党控制着国耻纪念活动的主导权，且中共战略向农村转移，而农民国耻意识淡薄，加与其他纪念日政治功能重叠，中共国耻纪念的影响相对有限。

国耻;纪念;政治动员

国耻纪念是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由于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除了第五条外全盘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性条款，1915年5月7日和5月9日这两天被中国人先后定为国耻纪念日。此后相继发生的历次惨案与不平等条约签订之日亦先后被中国人定为国耻纪念日，而且日渐呈泛化之势，如五卅惨案、五三惨案与九一八纪念日等。一时之间，“中国国耻之多，已打破世界纪录”①钟朗华:《国庆与国耻》，《大夏周报》第13卷第3期。。目前，国内学界对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和国民党的国耻纪念进行了较多关注，但对中共的国耻纪念活动缺乏研究①国内学术界目前关于国耻纪念的代表性成果有: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彭南生: 《屈辱的记忆:以“二十一条”国耻纪念为讨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温智: 《国耻:一个时代话语的缘起及影响》，《学术论坛》2011年第11期;熊斌: 《国耻记忆与民族自信:民国时期国耻纪念述论》，《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熊斌、罗黎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耻歌研究——以歌词为中心的考察》，《人民音乐》2013年第5期;汤心竹:《南京国民政府“五九”国耻纪念述评 (1927—1937)》，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等等。。而事实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比较注意运用“五七” “五九” “五三”“五卅”“九七”“九一八”等国耻纪念日进行舆论宣传，而国耻纪念也逐渐演化为中共进行政治动员、阐释主张、塑造政治权威的一个重要平台。就此问题，本文将作一系统的回顾并略作分析。

一、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国耻纪念

据笔者所见，中共早期人物中最早的国耻言说者可溯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1913年9月11日，因日军在昌黎县城杀害中国5名路警后又反诬中国所为，而昌黎县官在日军逼迫下不得不低三下四承认错误，甚至还设宴为日军压惊。受到触动的李大钊因此在《游碣石山杂记》中强调，昌黎一地应成为“国仇”纪念地，提醒国人“勿忘此弥天之耻辱”。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6页。此处“国仇”与“耻辱”的结合其实即有“国耻”之意。1915年“五七” “五九”发生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将矛头指向袁世凯与日本，强烈要求废除作为国耻象征的“二十一条”。此时，李大钊又撰成《国耻纪念录》，强调日本妄图“断绝”中国“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但坚信政府、国民与学生“苟克持之以诚毅，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并呼吁民众“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前途正自辽远”③《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毛泽东在为湖南一师学生写成的文章《明耻篇》中即有如下题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④刘汉民、舒欣编:《毛泽东诗词对联书法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66页。除了李大钊、毛泽东之外，恽代英在这时也联络中华大学及外校同学进行洗雪国耻宣传，表现了鲜明的个人立场⑤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然而，在随后的五年间，以商、学两界为主导的国耻纪念，其效果却不甚理想，流于形式的纪念活动让时人颇为失望。例如，1920年5月9日，上海北区公学学生就表示:“正不必年年今日，有此例行之举动”。另外，海培德公学校长卢颂虔也在校国耻纪念会上表示:“年年国耻纪念开会，实是厌烦”。⑥《各学校之纪念国耻》，《申报》1920年5月10日。

在中共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国耻纪念的相关言论并不多。到1924年以后，这种情形得以改变。5月7日，天津市民举行“五七”国耻纪念会。会上，青年团团员邓颖超、王贞儒等要求“通电全国驱逐外国驻华三大舰队”，“截止缴纳庚子赔款”。⑦王月宗等:《邓颖超光辉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2页。而中共山东地区的执行委员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认为:“五月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除‘五五’纪念性质稍差外”，其余“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78页。。9月，因签订《辛丑条约》的“九七”国耻日与“少年国际日”在时间上接近，中共将两者进行合并纪念，强调“九七”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共同对中国进攻的国耻纪念日”，以适应这一阶段全国各界反帝废约的需要⑨林根:《“九七”纪念》，《中国青年》1924年第43期。。

五卅惨案后，为动员民众支持北伐，反对帝国主义，中共日益重视利用国耻纪念活动来阐释政治主张、纪念意义与政治动员。据有学者的研究显示，1925年至1927年，中共先后在《向导》和《新青年》上发表“五七”“五九”纪念文章11篇，“五卅”纪念文章31篇①童小彪:《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以党报党刊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中共要求国耻纪念的重点必须放在“五卅”纪念，“要很好利用这个纪念日”②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 (1921年 7月—1949年 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01—102页。。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专门对五卅运动的意义进行阐释，强调它“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压迫者帝国主义作大规模反抗之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而纪念五卅不止于悲情渲染，“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社会民众要努力“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概言之，就是要“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34、138页。。上述话语将纪念与打倒“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废约”联系起来，体现出了现实的针对性，既明确了革命斗争目标，又对民众提出了要求，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员意涵。陈独秀还强调:纪念应转为实际的革命行动，“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旧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④独秀:《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向导》第156期。。这种对民众的呼吁号召，有助于民众将纪念化为具体革命行动，同样具有政治动员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国耻纪念也开始呈现农民的诉求。例如，中共陕西省委就在国耻纪念中增添了反对“劣绅地痞” “派捐拉差”等内容，强调: “至于我们陕北的劣绅地痞，任意派捐拉差……使劳苦同胞无地生存，我们更应该大家起来反抗他们，以拥护自己的利权，表示我们的尊严”⑤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4年—1926年)》，1991年，第354页。。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共的国耻纪念活动并未形成较大的影响。除了自身力量还比较弱小这一根本性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其一，国耻纪念活动受到军阀派系的防范压制。1924年，北京各界拟在“九七”国耻日召开市民大会，北京政府闻悉，派兵警出面禁止，游行被迫中止⑥参见《北京各界定于国耻纪念日开市民大会》，《清华周刊》1924年第314期。。9月3日，临时执政府特别颁发九七纪念游行手谕进行管控⑦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29页。。1925年5月，京师警察厅深恐北京各校学生游行讲演、散发传单“扰乱社会治安”，于是公函教育部“预为防范，严加禁止”。教育部遂发出一一五号令，强调:“各校学生，如有前项情事，应请预为防范，严加禁止，以维秩序而保公安。”⑧《政府禁止学生五七纪念运动》，《申报》1925年5月11日。1926年“五卅”纪念前夕，北京政府又三令五申禁止集会，借口是防止“有宵小之徒乘机滋扰，妨害治安”⑨硕夫:《上海五卅周年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向导》第156期，1926年6月。。正因如此，中共也强调:国耻纪念须谨慎，“宣传应十分小心，要会应用很好的战略，达到我们宣传的目的。我们不放过一点宣传的机会，同时也不简单妄动”。⑩《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 (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100—101页。其二，由于国共第一次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中共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得不借助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纪念动员。例如，1924年5月，山东五月纪念活动“皆由国民党名义发的传单，并且参与演讲者，亦以国民党名义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18页。。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纪念活动，固然能够减少阻力，但容易受到国共关系的影响。在北伐前夕，中共就已经在国耻纪念活动中公开批评国民党右派。例如，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书中，就指斥国民党右派与西山会议派为列强收买的“一班失意政客高等流氓及所谓老民党”，通过“做普遍的反赤宣传，一直影响到赤的营垒内部，使赤之自身也有意的或无意的发生了反赤的倾向”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36页。。6月3日，《向导》又发表《上海公民纪念五卅运动》特刊。其中，陈独秀对大学教授、商界领袖以及国民党右派在纪念活动中的分裂行为和冷淡态度相当不满，指出:“国民党右派竟不参加公共体育场之群众的市民纪念大会，而和一些招牌工会及反动派，另在斜桥徽宁会馆开追悼会。”②陈独秀:《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向导》第156期，1926年6月。对中共来说，用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国耻纪念活动终究是其力量弱小情势下的一种无奈之举。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国耻纪念

较之建党和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国耻纪念的内容、形式与方法出现了几个明显的变化。

其一，不同阶段的宣传内容各有侧重。1927年至1931年期间，中共的城市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农村根据地根基未稳，中共中央无暇顾及“五卅”纪念。从《布尔斯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三种报纸的报道来看，关于“五卅”纪念的文章总共只有3篇，远远低于新近发生的广州暴动纪念、死难烈士纪念文章的数量。到1931年，“五卅”纪念文章仍然只有3篇，而其重点内容是要求冲破敌人“围剿”、保卫苏区，苏区要“特别加紧肃反工作”，乡村市镇举行“最广大的群众示威”，同时完成苏维埃改选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7—199页。。另外，为了掌控国耻纪念的领导权，中共明确提出“九七”国耻纪念要由党来领导号召④参见《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 (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237页。。如在1930年，关于“九七”纪念的文章出现了19篇，而其重点内容是宣传土地革命与阶级斗争思想。随着日军步步紧逼，从1932年开始，中共国耻纪念的重点则转向“五卅”纪念，既宣传反日，又抨击国民党的投降政策。3月25日，中共中央要求，“红五月”工作应将“经济政治斗争”转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同时还指出:“在今年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斗争中，纪念‘五五’，‘五七’，‘五九’等，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0页。这一时期根据地相对稳定的形势也为纪念进行奠定了一定基础，纪念文章在1932年达到26篇。1933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强调:“‘五卅’运动是中国大革命的开端”，要发扬五卅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8—189页。。到了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又要求，通过“红五月”运动来加强群众工作以“完全与澈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并强调“这是党当前最战斗的紧急任务”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到1936年以后，随着日军侵华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和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指导思想上的转变，中共在国耻纪念活动中开始注意凸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其中，1936年5月7日，共青团中央要求全国学生积极“创立全国各党各派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致力于“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的工作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其二，纪念活动的国际性比较明显，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国耻纪念的国际性比较明显。例如，“九七”纪念本为号召国人铭记《辛丑条约》签订之耻，因与“少年国际日”重合而被一起合并进行纪念，但重点放在后者身上。1930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指出:“九七是国际青年节，正是广大青年工人谋解放的一天”。①《九七示威的准备》，《红旗日报》1930年8月22日。而上海工联也强调说:“九七是全世界青年起来罢工罢课罢操反帝国主义大战的纪念日。”②《昨日工联召集青工代表大会》，《红旗日报》1930年8月25日。

由于国耻纪念活动的国际性，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被中共高度重视。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保卫苏联”的突出强调。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由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因此在中共的国耻纪念活动中，苏联利益被不断强调，“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帝运动”成为纪念话语中的关键词。193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要求苏区纪念“五七” “五九” “五卅”之时，“主要的要以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进攻红军苏区为主要工作”。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00页。为此，中共中央又于5月25日至31日举行了“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1932年“红五月”运动周之前，中共中央又要求将“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提到“最高的限度”，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并致信各苏区党部，强调反帝运动应与“拥护苏联”的总动员紧密结合，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41页。要通过“组织与扩大罢工”来“反对进攻苏联”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54页。。1933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又规定:要举行“反对反苏联战争与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运动周”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80页。。到“九一八”纪念二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最高度的进行拥护世界反帝同盟的运动。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组织拥护世界反帝同盟，成立反帝同盟分会等工作”。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88页。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拥护苏联”“保卫苏联”“拥护世界反帝同盟”等话语固然有内在的合理性，但由于表面上过分强调苏联利益，淡化了中国自身的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共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中共国耻纪念活动具有国际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朝鲜国耻纪念的特别关注。1911年日本合并朝鲜一事被朝鲜人视为奇耻大辱，8月29日也就被其定为国耻纪念日。由于朝鲜与中国唇亡齿寒的相邻关系，而且出于联合抗日的现实需要，中共对朝鲜国耻纪念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并对朝鲜人民为独立而奋斗的精神给予高度颂扬，强调“他们的精神，毅力实在超过不抵抗的劣性万倍”。⑨静珍:《韩国国耻纪念的感想》，《礼拜六》1934年第571期。1930年8月29日，《红旗日报》社论对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起朝鲜国耻纪念的意义也给予充分肯定，强调意义“异常伟大”，声称它“不仅给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巨大的威胁，而是给被压迫民族尤其是朝鲜民族以无上的鼓舞”，因此“援助殖民地革命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⑩《今天是日帝国主义并吞朝鲜的纪念》，《红旗日报》1930年8月29日。。上海反帝大同盟也明确号召:“目前处在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运动沸腾的时候”，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巩固与扩大”，“八二九”纪念“已毫无疑义地不但成为韩国本身的民族运动和独立问题，而是很明显的进到国际反帝舞台，直接和中国革命联系，特别在‘九七’纪念的前夜，已成为很严重直接斗争的问题⑪《上海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号召参加“八二九”纪念大会》，《红旗日报》1930年8月29日。。

其三，纪念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冒险主义倾向。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这些“左”倾错误也对国耻纪念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仍要求白区纪念坚持示威游行、武装暴动。例如，1930年，由于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九七”大示威，上海市政总工会要求“实现总同盟罢工参加示威”，要“以武装暴动消灭白色恐怖”，“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混战”，“以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①《九七示威告工农兵贫民书》，《红旗日报》1930年9月7日。。再如，1933年5月9日，中央驻北方代表要求天津、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参加厂内会议、飞行集会与“游行示威的群众行动”，以“最大的力量动员”来参加“救亡会议”和“‘五卅’大示威”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09页。。“九一八”纪念前夕，中共中央又动员党团、工会一切力量进行示威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90页。。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这些冒险举措不仅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导致白区的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其四，现实政治意图比较明显。任何纪念活动背后都有特定的现实政治意图，国耻纪念也不例外。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就经常借国耻纪念活动阐释政治主张，抨击国民党统治，最终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例如，1929年，中共中央要求，“九七”纪念“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树立反帝国主义、反中国国民党、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基础”④《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 (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237页。。再如，1933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强调“五卅”纪念时要认定:“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才能保得住中国和中国民族的生存”，民众应“继续和发挥‘五卅’反帝的精神，自动武装起来，以进行这一革命的战争”，应“本着‘五卅’大罢工与大示威的战斗精神，来反对资本的进攻，封建地主的剥削，长官的压迫”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89页。。由此可见，精神动员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延伸，意在激励民众的 “战斗精神”，号召民众以“革命战争”的实际行动打倒国民党，反抗封建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

纵观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国耻纪念，可以看出，中共虽然通过纪念活动宣传了政治主张，抨击了国民党统治，然而其社会效果仍不理想。到1937年，社会上仍有人对此感叹道:“五月国耻重重，而民众纪念印象，一年疏远一年，在一般后起的国民，多不明真象，毫无湔雪之念。”⑥《宜昌民众教育馆近讯——国耻宣传》，《湖北民歌》1937年第1卷第10期。究其原因，由于中共战略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作为被动员的农民更关注涉及切身利益的土地，加之长期远离政治、外交，国耻观念相对淡薄，活动参与效率低，这或许是一个重要方面。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在建立政权后主导了纪念活动，压缩了中共的话语空间。1928年5月25日，受“五三”惨案刺激的蒋介石在徐州致电蔡元培，直接对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内容提出要求:“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而尤须注重胶东与辽宁之耻辱;其次乃为历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⑦秦孝仪总编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绪编 (一)，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144页。该电文在教育界迅速激起响应。随后，朱家骅等人在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交了《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强调“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⑧《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80页。。此案获一致通过。另外，为强化对纪念日的管控，国民党还通过厘定制度加以规范。1930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0次常务会议议决通过《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及《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前者明确规定:国耻纪念日“由各地高级党部召集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代表举行纪念，并全国下半旗以志哀耻，不放假”⑨《革命纪念日简明表》，《中央党务月刊》1929年第12期。。将“各地高级党部召集”“不放假”作为国民党的因应之举，这与莫娜·奥祖夫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颇为相似，革命节日“实际上充满了防范和强制”⑩〔法〕莫娜·奥祖夫著，刘北成译: 《革命节日》，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2页。。国耻纪念日实际成为国民党掌控的政治节日，中共的纪念活动自然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对于国民党的举措，中共进行了抨击，“反对国民党在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以及‘五三’、‘五九’等国耻纪念”，指责国民党“只在学校中开会演讲三民主义，不放假以图消极妨害学生群中的参加公开集会，游行示威的阴谋”，号召学生“要继续‘五四’、‘五卅’与军阀奋斗的精神，与目前反动黑暗的政治奋斗”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399—400页。。然而，国民党对国耻纪念的控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国耻纪念的效果。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一些国耻事件发生时间较为久远容易被人遗忘，中共还比较注意运用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纪念，而不是仅仅依靠国耻纪念活动。事实上，其他纪念日也可实现国耻纪念所承载的阐释政治主张、开展社会动员与塑造合法性等目的，如“双十节”、“二七”纪念、广州暴动纪念、“五一”纪念、“五四”纪念等皆可。例如，1930年“双十节”，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强调:“十月十日是全国革命民众争取苏维埃中央政权，举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日子，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官僚，地主及其代表的国民党在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借着庆祝‘双十节’向民众做种种欺骗宣传的日子”，②《中华全国总工会十月十日告全国民众宣言》，《红旗日报》1930年10月10日。而“只有苏维埃能够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③瞿秋白:《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红旗日报》1930年10月10日。。再如，同年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纪念日，中共又号召说，要“拥护广州暴动所树立苏维埃旗帜”，“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的统治”，“反对白军进攻红军及苏维区域”④《大家起来纪念广州暴动》，《红旗杂志》1930第86期。。这些纪念日的功能意义与国耻纪念大同小异，这自然也会弱化国耻纪念在整个中共纪念活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耻纪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通过国耻纪念活动积极进行社会动员以服务抗敌御侮大局，并摆脱党派观念的束缚，强调合作抗日、救国雪耻，而纪念对象也转向国民党主导的“九一八”等纪念。据统计，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中共发表的“九一八”纪念文章高达279篇，仅《新华日报》在1938年刊发的文章就高达40篇。⑤陈文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又据学者统计，“九一八”纪念在当时纪念文章中位列第6位，“五七”“五九”与“五卅”纪念文章共33篇，位居末位。⑥童小彪:《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以党报党刊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为保证纪念的较大影响力，中共比较注意运用民间庙会、民俗、节日等载体进行纪念，地点一般选取在集市、寺庙、行署所在地等人口活动比较密集的区域，遵循群众“喜闻乐见，自由参加，自由参观”的宣传原则，形成了“不拘时间，不拘地点，不拘形势，不拘办法”的宣传思路，⑦《边区妇联提出纪念三八节新办法》，《解放日报》1945年2月18日。这些纪念宣传服务于政治动员，力图不断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动员民众持久抗战，进而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37年“九一八”纪念前夕，中共就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抗战胜利。”⑧《纪念“九一八”》，《新中华报》1937年9月14日。在纪念日当天，中共发布《告边区同胞书》，号召民众“祖国危急了，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吧”，“我们要以我们的团结，要以我们模范的抗战动员来推动全民族的伟大抗战，我们要以四万万同胞的热血和头颅为保卫祖国而血战到底”⑨《九一八纪念在延安》，《新中华报》1937年9月19日。。就纪念主题而言，“避免分裂”“巩固团结”与“合作抗日”是被强调的重中之重。1938年，陈伯达在纪念“五卅”惨案十三周年的文章中就指出，应注意日本利用“反共产”口号来“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民族统一战线”⑩陈伯达:《“五卅”血案十三周年》，《解放》1938年第40期。。9月10日，《解放》杂志“九一八”时评也强调，巩固国内团结“不得不提起最大的注意”，希望国内党政军民“以最高度的警觉性去揭发日寇‘以华制华’的一切阴谋诡计，去防止汉奸托派分子耸动与联合国内顽固分子、妥协分子、捣乱分子，在各地破坏国内团结的一切活动”。同时表示:“决不因此就动摇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与拥护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将以极端诚恳的态度，帮助蒋委员长与政府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①《时评:纪念“九一八”巩固团结》，《解放》1938年第52期。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国耻纪念活动中积极地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后，中国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一方面，国民党方面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另一方面，日军开始将进攻的重点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敌后抗战的困局，中共中央强调:“要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来纪念‘九一八’”。②《“九一八”八周年》，《新中华报》1939年9月17日。1939年9月18日，毛泽东亲自出席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纪念“九一八”大会，指出:“现在中国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徘徊着:一条是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道路，这就是亡国的道路;一条是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路，这就是复兴的道路。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③《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修订版)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他还就“九一八”的纪念意义指出: “每一个‘九一八’都增加了我们的力量与信心，为我们的胜利打下了基础。”④《“九一八”八周年》，《新华日报 (华北版)》1939年9月17日。这一时期，在晋东南根据地、太行根据地，中共也“基本上尊重国民政府纪念日的形式和活动”，⑤〔日〕丸田孝志:《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第174页。对国民党主导的“五卅” “七七” “双十”等也进行了纪念。而且，到了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为了激励国人坚持抗战、稳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共刊发的“九一八”纪念文章明显增多。⑥参见陈文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中共还将“九一八”纪念与庆祝百团大战胜利两项活动合并进行，向全国通报八路军的战绩，强调百团大战即在雪“九一八”国耻，以宣传自身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坚决抗日的政治形象。在纪念活动中，原本悲情的“九一八”国耻日也添加了很多令人鼓舞的色彩，不仅寄托了铭记民族耻辱的情怀，也表达了庆祝战斗胜利的愉悦。而且，为了表达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心，中共还在纪念活动中进一步主张:“加强全国团结，改善国共关系，实施民主政治，俾前线后方打成一片”，以使“抗战力量百倍增加”，如此才能“驱逐敌伪，还我河山”。⑦《延安各界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大会通电》，《解放》1940年第116期。

鉴于国共关系的持续恶化，到1940年以后，中共“放弃了以国民政府的权威来确认自己正统性的作法，开始强调代表自己权威的纪念日”，⑧〔日〕丸田孝志:《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第174页。如中共成立纪念日、马克思诞辰日、俄国十月革命、红军成立日、国际反战日等。对于“九一八”纪念活动，中共仍然非常重视，但是纪念宣传的基调由“以团结求合作”转向“以斗争求合作”，而且更多地强调自身在抗战中的地位，指出要更多地靠自身的力量来取得抗战的胜利。1941年，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关系濒临破裂，而美日谈判又不时呈现妥协的前景，周恩来于9月18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九一八”纪念文章，指出美日谈判纯属“不智之举”，“有上日寇大当的危险”，并重点阐述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同时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中共“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⑨《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修订版)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1942年9月18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再次撰写“九一八”纪念文章，重申了中共坚决抗日的决心，表示一定要与东北同胞并肩作战到解放东北①参见《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修订版)(下)，第552页。。1943年，由于共产国际解散等因素，国民党借机大造反共舆论并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又出现恶化的苗头。面对这种情势，中共在“九一八”纪念活动中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予以坚决回击，其纪念话语也不断凸显自身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9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九一八”社论，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国民党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国民党当局被迫走上了抗战的道路”;然而国民党仍然“包藏祸心”，“口头讲‘精诚团结’”，实际上却“企图瓦解共产党及其军队，以逞其借抗战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这种私心用事的办法，必然削弱抗战的力量，削弱抵抗，也就助长‘交涉’的抬头”。最后，社论劝告国民党:“共产党的劝告是应该接受的，共产党的帮助，对国民党是有大利的。”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67、571、576页。此外，中共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九一八”到“七七”》《沉痛纪念“九一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九一八”蒋介石诺言一斑》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投降行径，还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对外像绵羊、对内像毒虫”③《沉痛纪念“九一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9日。。

进入1944年以后，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大溃败，而解放区却转入局部反攻，中共在纪念活动中也开始转向彰显胜利与自身合法性的节日，如“七一”纪念日等，而渲染悲情的国耻纪念活动明显减少。据有学者的研究显示，1943年至1945年期间，中共关于“九一八”纪念的文章明显减少，④参见陈文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规模、频率与影响力也远不及“七七”纪念⑤参见〔日〕丸田孝志:《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6—177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耻纪念营造的悲情氛围与带有庆祝性质的节日在短时间内易形成对比强烈的情绪反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身效果。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原理，社会公众在面对痛苦记忆与愉悦记忆时，对前者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回避倾向。以五月为例，“五三”“五七”“五九”“五卅”与“五一”“五四”“五五”就属于情感偏向完全不同的两类纪念。正如当时有人所指出的，五月“这些日子有的是壮烈，有的是惨痛，有的是庆幸，有的是耻辱……深深地刺激留印在我们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⑥《革命纪念日简表》，《中央周报》第100期，1930年5月5日。。很显然，前者侧重渲染国耻的悲情，后者则明显可以寄托积极的情绪。尽管两者落脚点均在于激励人们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而努力，具有一致性，但由于需要人们的情感在短时间内频繁地交替转换，无疑会消解国耻纪念的效果。加之“七七”纪念所强调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民族复兴思想更符合战时需要，悲情色彩浓郁的国耻纪念渐呈衰弱之势。这一点在1939年至1943年期间中共参与“七七”纪念的高频率和高规格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九一八”等国耻纪念渐呈衰落之势还与中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国及重返大国行列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1943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让中国人普遍感到振奋，如果此时再来着重渲染国耻纪念的悲情无疑有点不合时宜。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国耻纪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战取得伟大胜利。抗战的胜利让中共深感国耻已雪，相关话语也充盈喜悦之情并突出强调中共在抗日救国中的重要作用。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的社论。社论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屈辱历史，指出抗战的胜利让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终被洗雪。社论还强调:“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之日起，即站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的最前线……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收复二百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其对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路线的胜利”。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81—583页。9月18日，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全国各界呼吁“避免内战、争取和平”的氛围下，向参加“纪念九一八”茶会的参政员表示:“我们必须停止内战，各党必须团结起来接受蒋主席领导，建设现代化中国”②转引自〔美〕陶涵著，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92页。。

抗战胜利的喜悦冲淡了纪念的悲情，国耻纪念的频率与规模也因此降低。据有学者统计，1945年《解放日报》等报纸刊发的国耻纪念文章仅14篇，③参见陈文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晋东南根据地和太行根据地也只是进行了小规模的纪念④参见〔日〕丸田孝志:《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6—177页。。事实上，国内举国欢庆的气氛也决定了国耻纪念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1946年4月8日，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会第27次常务会议上，国民党宣传部提出:“抗战已获胜利，似应停止‘九一八’、‘七七’举行纪念仪式”，“九月三日为敌人签订降书之日，似应定为国定纪念，同时致祭忠烈，是否可行”?最后，常委会决议通过了纪念“九三”胜利日的决定。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九一八七七纪念式今后决停止举行》，《申报》1946年4月13日。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作为两者延续，不忘抗战的同时，也实现了纪念主旨的转变，即从‘国耻’纪念转向‘胜利’纪念、从悲哀转向欢庆”⑥郭辉:《战后抗战胜利纪念日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另外，1946年9月13日，北宁路铁路局还议定北平和沈阳之间的直达列车改为对开，并附挂行李车“作为胜利纪念‘九一八’之表示”⑦《纪念九一八》，《申报》1946年9月10日。。这样，在这样一种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背景下，中共若再进行大规模的国耻纪念则与胜利时局格格不入，因此其规模和频率的降低亦在情理之中。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由于战事渐趋激烈，这一年的国耻纪念比较淡化，且有沉寂之势，只在晋东南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对“九一八”进行了小规模的纪念。另外，对朝鲜国耻日仍有零星的纪念⑧《延边历史研究》第5辑，延边历史研究所，1988年，第130页。。然而这一短暂的沉寂却被11月4日国民党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所打破。中共视《中美商约》为新的奇耻大辱，强调该条约“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700页。。1947年1月，在延安召开的政协周年纪念大会建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将11月4日定为国耻纪念日⑩参见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编: 《反对蒋介石卖国》，1947年，第71页。。边区政府表示，中美商约“出卖了全中国领土主权和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其范围之广，条件之苛，还超过袁世凯与日寇签订的二十一条”，特令“规定十一月四日为国耻纪念日”，还要求各级政府、各级旅团司令部、机关学校以后每年11月4日悬半旗一天，并集会纪念，直至条约废除为止，同时“向群众反覆宣传，揭露蒋政府所订卖国条约的内容及其罪恶，誓死不承认这一条约”①《反对蒋介石卖国》，第72页。。1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表示坚决拥护边区政府的决定②参见《反对蒋介石卖国》，第72页。。

然而，可能由于11月4日被定为国耻日仅系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临时之举，加之战争趋于白热化，解放区民众并未进行连续纪念。不过此时渐已淡出国人视野的“九一八”又被重新提及并进行纪念，而其目的是借此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及其给国家带来的危害，进而凝聚民众力量“消灭蒋介石”，此时的国耻纪念成为动员民众“反蒋”的手段和措施。其中，1947年9月，阎宝航就在《群众》杂志撰文，强调“九一八”是“蒋介石为独裁而进行内战所招致造成的后果”，东北民众所受痛苦应由其“负全部责任”③阎宝航:《蒋介石如有何出卖东北》，《群众》1947年第35期。。9月18日的新华社社论也指出:“中国一切爱国人民，如果不愿再当亡国奴，如果要自救救国，就只有团结起来，消灭蒋介石，把日本战犯与内战战犯一起交给人民审判。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出路。”④《救国必须灭蒋—— “九一八”十六周年》，《群众》1947年第35期。1947年至1948年期间，晋东南根据地、太行根据地的报刊也对“九一八”进行了纪念。到了1949年，渐被遗忘的“五卅”惨案也再一次被提起纪念，但是在规模上已经远不及中共成立日、国际劳动节等庆祝性质的纪念日⑤参见〔日〕丸田孝志:《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6—177页。。

结语

纪念活动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既有政治动员，又有精神弘扬，因此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价值。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根据现实的需要，通过通电宣言、社论文章、纪念大会、群众示威等形式，进行了规格不一、内容丰富的国耻纪念活动，在实施政治动员、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提升政治形象、塑造政党权威与谋取政治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国耻纪念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家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面临的复杂内外形势，历年的国耻纪念均进行了一些相对客观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动员民众顺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明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增强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刚毅果敢”“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等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自然是为了让民众充分感知国家和民族精神力量的存在，不断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助于转变公众对国家民族的认知，增强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进而投入到救国图存的洪流之中。历年纪念的不断警醒与救国主张还有利于构建共同的情感体验，坚定国人的雪耻决心，增强抗战必胜的民族自信心，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动力支撑。另一方面，国耻纪念活动也提升了政党形象，塑造了政治权威，为自身发展谋取了政治空间。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与党际关系中，中共通过纪念活动发表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寻求民众同情理解与政治认同，民众认知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得以提升。经过不断努力，如“反帝废约”“坚持抗战”“合作抗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等主张到抗战时期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塑造了政治威信，国耻纪念因此日益成为中共提升政治形象、塑造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为中共掌握政治主导权、赢得发展空间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无论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还是普通大众逐渐对中共的政策方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逐渐改变态度，进而拥护中共的领导。

综上所述，中共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国耻纪念主题虽然内在逻辑一致，但其内涵却随时变化。大革命时期，由于自身实力弱小，主要以文字宣传为主，号召民众反日、打倒军阀。土地革命时期，则质疑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抨击国民党统治，国际性比较明显，并表现出一定的冒险主义倾向。抗日战争时期，偏重“九一八”纪念，以彰显国共合作抗日这一纪念主题。国共关系恶化前，纪念活动与国民党保持了较高的同步性，强调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随着国共关系不断恶化，纪念活动呈现出两党分歧的势头，在维护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开始强调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抗战胜利后，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耻纪念的悲情，纪念活动逐渐被淡化。到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也临时增加了新的国耻纪念日，但因各种因素并未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总体而言，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控制着国耻纪念活动的主导权，且中共战略向农村转移，而农民更关注实际的土地利益，远离政治、外交，国耻意识相对淡薄，加之与其他纪念日政治功能重叠，中共国耻纪念的影响相对有限。新中国成立后，“五卅”“九一八”等国耻纪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延续，也都有着特定的主旨内涵与表达机制，不仅传递了沉重的历史记忆，而且构建了党的权威形象，同时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

(本文作者 熊 斌，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广汉 618307;周 勇，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重庆 400715)

(责任编辑 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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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ional Hum iliation Comm emoration of the CPC During the Dem 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Xiong Bin＆Zhou Yong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through 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commemoration，the CPC analyzed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advocated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carried on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and tried to seek the political space in the complex domestic situation and inter-party relations.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commemoration of the CPC wa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inspire the enthusiasm of Chinese saving the nation and enhance its political image in a certain extent.Although the theme was the same，the content was always changing，with different stresses.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it focused on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 and Kuomintang and cooperated with the Northern Expedition.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it denounced the reactionary ruling of Kuomintang，and its radi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sition was obvious，with the rich color of political struggle.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it focu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calling for unity and adhering to the struggle.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it gave the first place to the propaganda against Chiang.Because Kuomintang took control of the dominance of 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commemoration，the strategy of the CPC moved to the countryside，where farmers’national humiliation consciousness was shallow，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 was overlapped with other memorial days，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commemoration of the CPC had relatively limited effect.

D232;D829.1;F129

A

1003-3815(2015)-11-0051-12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国耻教育研究”(14CZS0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