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道充

郭椿森，字松年，光绪七年（1876）生于今之广西武宣县桐岭镇雅岗村的一个书香之家。父郭尚贞乃清同治年间岁贡，后弃文就武，专事在家乡举办团练，因镇压会党起义有功，被赏戴五品花翎。民国后，他跻身革命阵营，历任县参事会会员等职，后升至梧州中关统税局局长，从此广置田产，大兴土水，成为一方望族。

金榜题名

郭椿森少时颇聪颖，精识强记且勤奋好学，颇得塾师郭尚坚的嘉许，谓此子异日当出人头地，决非等闲之辈。郭椿森曾应童子试，中秀才。后其父遂将其由当地私塾转送至同县在厢里（今三里镇）台村的一所名叫“水月宫”的私塾就读。该私塾是当地土绅陈西台于清雍正初年所建，自初创以迄清末，英才辈出。郭父把他送往此间就读，无非是希望他异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令其父失望的是，郭椿森自到此间就读后，却醉心新学，无意于科举。

光绪二十八年（1902），浔州知府张祖祺在浔州（今桂平市）创办浔阳公学，郭椿森离开水月宫前往该校，后于师范班肄业。次年毕业回里后，郭椿森即四处奔走于县内各地，鼓吹废科举办新学，并协助知县王鼎昌将该县仙城书院改为仙城小学。郭椿森被推为校长，这是武宣办新学之始。然而那时风气初开，各方面反对新学之声此起彼伏，特别是一些莘莘学子，他们十载寒窗，本想一举成名，现在废了科举，不啻毁了他们的前程；而校内也不安静，3个老师教两个班，他们殊以为苦，有另谋别业的打算。处此内外交困之际，郭椿森并不知难而退。在社会上，他找一些有抵触情绪的人谈心，做说服工作，以减少办学的压力；在校内，他除了担任校长外，还和老师们一起上课，领同样的薪金。最后，终于把老师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学校越办越好，为武宣办新学树立了典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郭椿森东渡日本，攻读法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成回国，被委为广西法政讲习所教习。留学期间，郭椿森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宣统元年（1909），经广西学政冯金鉴推荐、巡抚张鸣岐批准，郭椿森成为广西当年送京的三贡生之一，后经钦点为拔贡。归至家，亲朋故旧都来庆贺，好不热闹，郭椿森乘兴写下这样一副门联：

姓字虽云登帝榜

功名犹愧在今科

不难看出，郭椿森这个昔日的反科举斗士，已蜕化而成科举的痴迷者。可见郭在青年时代，虽身为同盟会员，但对革命事业已心存犹豫。同年冬，郭椿森以直州判分发云南，被委为法政学堂教务长。

辉煌从政路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驻云南新军协统蔡锷欲宣布云南独立，响应武昌义军，但恐部下统带罗佩金和唐继尧不予配合，乃派郭椿森对此二人进行游说，结果，郭椿森凭其超人的口才和三寸不烂之舌，把他们鼓动起来，表示赞成共和，支持革命。蔡锷于是于10月30日宣布云南独立，被众拥为都督，而蔡锷以郭椿森在独立运动中有功，乃委其为是昭通府府长。这是郭椿森从政之始。

未几，蔡锷欲派郭椿森回广西，策动广西提督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共同出师北伐，支援武汉义军。蔡锷之所以派郭椿森执行此项任务，是因郭椿森任广西法政讲习所教习时与陆荣廷曾有一面之缘。惜未成行，广西独立的通电已至，只有作罢。

那时，四川总督赵尔丰尚据成都，与民军为敌。于是，蔡锷决定兴师讨伐，委郭椿森为粮台督办。郭椿森方拟束装赴任，忽接友人覃炳崧自家乡来电，说自广西独立后，各地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惟浔州太守贺源清与武宣知县与民军为敌。时下，浔、梧各处党人正在大起民军，破平南，围浔州，扬言先杀贺逆，再攻武宣。覃电还说，为了使家乡人民免遭兵灾，他决定亲赴县城，劝知县宣布赞成独立。如若不成，则赴浔州，劝说党人缓攻武宣。郭椿森深受感动，决定立即回乡，与覃炳崧一道，为家乡人民的和平事业奔走。于是，郭椿森向蔡锷缴印辞回。

1911年11月底，郭椿森在返乡途中至梧州时，恰遇陆荣廷。陆荣廷此时是广西副都督，而都督沈秉堃已率军北伐援鄂，所以陆荣廷实际上相当于广西都督。但要名正言顺地当起都督来，陆荣廷感到还有许多困难，别的不说，单是财政一项，广西就很难自我解决，总想仰仗于广东的一些帮助。因此，陆荣廷想派郭椿森去广东面见广东都督陈炯明，陈述广西方面的情况，约定有事互相支援，借此窥探一下广东方面的态度。那时，前述浔、武事件已经解决，郭椿森已不需为此事而回故里，于是欣然答应陆荣廷的要求。郭椿森到广东后，不辱使命，得到陈炯明“广西财政有困难时，能给适当帮忙”的允诺。回来后，陆荣廷嘉其功，任其为广西督军署副秘书长。就在这时，广西组织临时省议会，邑人推举郭椿森兼充议员，郭椿森坚辞不就。

此时，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通电独立各省，请各派代表两人（其中都督府1人，咨议局1人）赴上海开会，组织临时政府。广西都督府拟派郭椿森赴会，但郭椿森认为此次会议时间太仓促，且广西边远，恐不能按时与会，故推辞不就。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令独立各省派代表到南京商议政务，广西派3人，郭椿森为其中之一。在此次会议上，郭椿森陈述本省的军政、民政、财政之况甚详，并提议中央应及早规定大政方针及统一整顿财政之办法，颇受关注。

1914年春，郭椿森由南宁回武宣老家探亲，当时武宣正奉省令整顿田赋。时任县长罗会琛感到此事难度颇大，关系国计民生，稍有差池，后果非轻。于是恳请郭椿森暂时留县协助工作。郭椿森因感于罗会琛的诚意，且深感田赋整顿的好坏，关系到家乡人民今后的生活，于是答应罗会琛之请，辞职回县里当一名清赋委员（主任是罗会琛）。此事在武宣一时传为美谈。

1915年春，武宣的田赋整顿工作已基本结束，陆荣廷遂将郭椿森依旧调回省里，委任他为督军署秘书长。从此，郭椿森更是任劳任怨，殚精竭力为陆荣廷出谋划策，效犬马之劳，于旧桂系的稳定、发展和壮大颇多建树。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2月26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袁世凯于是乃决定派北洋军从四川、广西两地夹击云南，但广西都督陆荣廷却不许北洋军从广西通过，这使袁世凯感到一时无计可施。后来，当他得知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的长兄龙觐光与陆荣廷是儿女亲家时，便委任龙觐光为征滇军总司令，令其率所部两万人取道广西攻滇。龙觐光于是致电陆荣廷，请许其部由广西通过。陆荣廷碍于亲戚情面，不便再行拒绝。出师之日，新任广东巡按使张鸣岐向龙觐光进言，请其留兵一万，以固广东。龙觐光见张鸣岐说得在理，乃决意照办。于是又复致电于陆荣廷，请其借兵一万，以补不足之数。不料，陆荣廷接电后，火冒三丈，认为龙觐光得陇望蜀，贪得无厌，但又不好断然拒绝，只好派人找来郭椿森商量对策。郭椿森劝陆荣廷将计就计，将龙总部全部吃掉，并将其计划向陆荣廷细说。陆荣廷听后感到可行，于是复电龙觐光，说广西兵少，无法相借，但若多带饷械，广西可以代募。龙觐光不知是计，竟真的请求陆荣廷代募新兵八千，并说粮饷枪械即日起运。陆荣廷乃命其子陆裕光到梧州去迎接龙觐光，并协助其进行招兵事宜。同时，将自己的部队化装成老百姓去应募。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把龙觐光蒙在鼓里。

1916年2月初，征滇军顺利通过广西进入云南，并打了一些小胜仗。龙觐光把这一切都电禀袁世凯，以便邀功。袁世凯得龙觐光的禀告后大喜，以为拿下云南、荡平护国军只不过是早晚的事罢了。2月8日，袁世凯加封龙觐光为临武将军、云南查办使，令其专事攻滇。可是，袁世凯和龙觐光高兴得太早了！后来，当征滇军进至云南的文山和广南之间时，遭到护国军的李烈钧第二军的迎头痛击，被打得落 花流水。于是，龙觐光决定将部队退回广西百色进行短期休整，以便养精蓄锐，重新再战。对于这一切，通过陆裕光的秘密电告，桂军方面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们紧张张罗，以等待龙军的落网。

3月14日，龙觐光率部退至百色。15日晨，即收到陆荣廷、陈炳昆宣布广西独立、参加护国讨袁的通电。此时，龙军由于连日来长途跋涉，已疲惫不堪，这对于龙觐光来说，真不啻晴天霹雳，只好下令叫士兵严加防范。可是为时已晚了！当天下午，陆裕光在早已等候在这里的韦荣昌、黄自新部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龙军缴了械。连龙觐光本人也成了俘虏，被解往南宁监禁。

此役桂军不费一弹，不折一兵一卒，得了1万多支枪，100多万元的饷银，从而极头地增强了桂系的实力。最主要的是使陆荣廷在社会上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说他在护国军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宣布广西独立，缴了征滇军的械，极大地鼓舞了护国军的士气，使护国军转危为安……而这些功绩是在郭椿森的策划下取得的，因而，陆荣廷对郭椿森的感激和信任，自是不言而喻。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黎元洪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有功，任其为湖南督军。扩大了地盘，陆荣廷及其手下诸将感到十分高兴。于是，陆荣廷即命韦荣昌、莫荣新、沈鸿英三统领统兵入湘，以便让他能早日赴湖南履新。在旧桂系历史上，此即所谓的“伐北”。但郭椿森对此举却力持异议，他认为于此时进军湖南，实是弊多利少，其理由是：

黎元洪虽是北洋政府总统，但实权则操纵在国务总理段祺瑞之手，二人时起龃龉，今黎元洪委干公（陆荣廷字干卿）督湖，名义为护国讨袁中有功，其实是想利用桂军充当马前卒，去驱赶驻湘北的皖军（段祺瑞为皖系首领），何苦要为黎火中取粟呢？再者，目前段祺瑞力主以武力统一南方，只因遭到直、奉等系军阀的反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如若我们先攻皖军，则无异授彼以动武的口实。时下彼强我弱，不要引火烧身。何况，目前湘南为程潜、谭延闿所据， 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反对北方的。如若我们进取湖南，难免同室操戈。若真如此，岂不鹬蚌相争，让敌人坐收渔翁之利。为今之计，倒不如把湖南让给程、谭，若他日段氏真的对南方动武，也可以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北部屏障。

根据上述理由，郭椿森力主陆荣廷舍湖南而取广东。陆荣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要取广东，也不是唾手可得。龙济光有粤兵4万，不可小觑。然而事有凑巧，那年7月，孙中山命李烈钧率护国军入粤，而龙济光勾结北洋政府，阻拒李军入境，因而双方在韶关发生激战。于是，陆荣廷乘机命莫荣新率所部助李军夹击龙军。龙军不支，于是桂军乘势挥师南下占领三水，与龙军战于广州外围。10月，桂军陷广州，龙济光逃往海南，广东遂为桂系所有。陆荣廷于是自任广东督军。此时的他，已据有桂、粤两省，拥兵五万，成为西南最大的军阀。当然，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郭椿森的出谋划策分不开的。从此，陆荣廷之于郭椿森更是言听计从，信任有加，而郭椿森的“桂系智囊”之称亦从此远近知名。

跻身酷吏

1917年4月，北洋政府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于是任命他的亲信陈炳焜接替自己为广东督军，自己则回广西，坐镇武鸣，指挥两广。

7月，孙中山自上海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庆兰鉴于中山先生没有自己的武装，乃于自己的省长亲军中拨出20营，交给孙中山直接指挥。但陈炳焜不同意，他把这20营的省长亲军分散调往各处，并处处与孙中山为难。对此，孙中山十分愤怒，要求陆荣廷将陈炳焜撤换。陆荣廷为了敷衍，乃将陈炳焜调回广西任护军使，擢升原广东广惠镇守使、他的拜把兄弟莫荣新为广东督军。而莫荣新此时已年近七十，又是一介武夫，有勇无谋，他当督军，陆荣廷总感到在能力上有些不大放心，于是调时任广西督军署秘书长郭椿森为广东督军署参谋长，协助莫荣新主政广东。这使郭椿森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巅。

莫荣新、郭椿森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后，遵照陆荣廷的意旨，除了继续不把那20营的省长亲军交给孙中山外，还诬蔑孙中山派往各地的招兵人员为匪，加以杀害。仅增城一地，被杀者竟达60多人。1918年1月2日，郭椿森派莫正聪（莫荣新之子）率军赴潮汕，将孙中山派往那里的招兵人员数人加以逮捕，解回广州。孙中山致函要求释放，郭椿森竟置之不理，悍然将此数人枪杀。孙中山忍无可忍，于1月3日晚令海军炮轰观音山广东督军署。但炮轰之前，莫荣新已事先得到消息，召集手下商讨对策。众皆主张还击，独郭椿森力排众议，主张镇静，不予还击。谓“彼众我寡（当时在广州的桂军不过四五千人，而拥护孙中山的粤军和滇军约1.5万人），还击决无胜算”。莫荣新听取了郭椿森的意见，把观音山上的人员和物资都迁到山下，使孙中山的炮击得不到预期效果。再加上滇、粤军因不见桂军还击，认为炮轰已给桂军以致命打击，因而不再响应，致孙中山的讨桂计划失败。此后，孙中山先生竟因过度操劳而成疾。过了几日，郭椿森让莫荣新装做若无其事，亲到帅府向中山先生问疾。炮轰督军署后，在陆荣廷的授意下，莫荣新、郭椿森作了一些让步，同意把20营的省长亲军交给孙中山。于是孙中山把这支队伍组成援闽军，委陈炯明为总司令，令其将援闽军带往福建的漳州驻扎。

1918年2月，广东实力派人物魏邦平、李福林、翟汪等为解决孙中山与桂系的矛盾，曾电请陆荣廷调莫荣新为讨龙军总司令，推荐听命于孙中山的军政府海军部长程璧光为广东督军。广东省议会也通电附和。但这一倡议遭到陆荣廷的坚决反对。为了表示对陆荣廷的忠诚，也为了威慑粤人，同月26日，郭椿森指使凶手将程璧光暗杀于珠海。

大势渐去

1919年2月，北洋政府与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各派代表10人，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郭椿森是南方十代表之一。此次会议由于南北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以致会议无果而散。

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战争爆发，陆荣廷密令莫荣新以驱赶驻福州的北军为名，突袭了驻闽南的粤军。8月，孙中山在上海令陈炯明率援闽军自福建回师广东讨伐桂系，第一次粤桂战争由是爆发。桂军败绩，陆荣廷明知这是桂系在粤不得民心所致，但却以孙中山组援闽军时，郭椿森曾推荐过陈炯明任总司令为由，说他“招了个鬼”，因而把全部的战败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密令莫荣新将其逮捕，解回广西问罪。但莫荣新与郭椿森有多年袍泽之谊，不忍下此毒手，并将此事密告于郭椿森，令其速走。郭椿森乃于28日，即广州城陷前两日，离开广州逃往上海。事后，莫荣新即以郭椿森有病，月前已赴上海就医，至今未回为词，向陆荣廷空言搪塞。

诚然，据一些史料所载以及郭椿森的自述，他在赴广东任督军署参谋长初期，确曾与陈炯明过从甚密；他推荐陈炯明任援闽军总司令，也确有其事。不过郭椿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陈炯明与孙中山政见分歧很大，郭椿森希望陈烔明当上总司令后，能从内部拥兵倒孙。不料，陈炯明当上援闽军总司令率部往福建漳州屯驻后，发展很快，不到两年，队伍由数千人发展到2万多人，并与孙中山“重归于好”，其后，奉孙中山之令，自福建回师广东讨伐桂系。这是郭椿森始料不及的。不过，陈炯明后来确实反孙中山，此为后话。

1921年6月，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桂军败。10月，陆荣廷取道越南逃往上海。郭椿森闻之，不计前嫌，亲到码头迎接。之后，在陆荣廷居留上海期间，郭椿森对这位昔日的上司亦尊敬如宾，共商恢复大计。1922年10月，郭椿森趁赴京之机（郭此时尚为国会议员），与北洋政府的一些政要及各方面人士频繁接触，为陆荣廷的重返广西多方活动。次年10月，北洋政府委陆荣廷为广西善后督办，这其中当有郭椿森的一份功绩。

陆荣廷奉委后，邀郭椿森一同回桂襄助办理善后工作。无奈，郭椿森刚欲成行，他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却遭人袭击，包括其妻在内的7人被杀死，造成一时震惊上海滩的大血案。郭妻此时已怀孕待产，故郭椿森在给此次遇难者的挽联中，有“七尸八命九含冤”之句。郭椿森为此伤心过度，故一时没有成行。

1925年秋，郭父于家乡病逝，此时旧桂系刚覆亡不久，加之郭椿森又难以捉摸新建立的新桂系政权对他的态度如何，因而不敢贸然奔丧，只致电其族人，请将其父的灵柩停放在他的家中，以便日后有机会再回家为其父出殡；并嘱族人派人将其母送往上海，与他一起生活。此外，寄回挽联一副，以表其哀思。联曰：

病不视，殓不归，孝养全亏，十载空挥游子泪。

国已亡，家已破，公私无补，九泉难慰老亲心。

联中的“家已破”指的当是郭家在上海遭血洗一事；而“国已亡”则实指旧桂系的垮台。可见郭椿森在此家破人亡之际仍念念不忘旧桂系。

1928年11月6日，陆荣廷病逝于上海。后新桂系的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将陆荣廷的遗体运回南宁公祭，致电上海邀请郭椿森回桂参与其事，这是郭椿森与新桂系接触之始。在此追悼会上，郭椿森挽联一副：

伐北援湘奠粤，我参其谋，言素听，计向从，国难如斯，此日竟挥知己泪；

反清护法讨袁，公皆不让，事已去，功尚在，人心不泯，今朝应识济时才。

郭椿森对陆荣廷的崇拜，观此联足可见其一斑。

解甲归田

1932年夏，郭母病逝于沪寓，此时正值“一·二八”淞沪会战不久，上海仍战云未散，郭椿森认为此时在上海居住已很不安全，于是回家乡定居，并顺便为其父出殡。

郭椿森回归故里后，1934年曾协助时任县长朱昌奎修《武宣县志》，同时也还挂着新桂系封的“广西省政府咨议”这个空衔头。他还以“武宣中学创办人”自诩，经常到该校去听老师授课，向师生训话。

1950年冬，郭椿森因与土匪暴乱有关，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