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运泰　宁愈球

我的父亲岑麒祥1903年7月出生于合浦县城廉州镇广文第岑宅一个有名的世代书香大户。1933年11月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后，他于次年1月任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54年8月26日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9年12月20日逝世。

我父亲一生阅历丰富，在国内外见过不少知名人士。1924年，他在国立广东大学读书时，和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一起，经常聆听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1926年至1927年，他在国立中山大学读书时，当过郭沫若、鲁迅、成仿吾、郁达夫、傅斯年、顾颉刚等大师的学生；1931年，他在巴黎大学读书时，是世界著名语言学大师房德里耶斯、梅耶、傅舍、柯恩等的高足，并多次见过科学家居里夫人；1932年，他去日内瓦“国联”工作，参加国际会议时曾在莱蒙湖畔与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攀谈过……在众多名人中，他与冼星海的思想感情最深，称冼星海品质纯、锐气高、意志坚，赞他有骨气、志气、勇气、灵气，有自强、自尊、自立、自信精神，佩服他正直、真诚、忠厚、执着。

作为长子，我于上世纪50年代先后在广州、北京听父亲详细说过，他留学法国时跟冼星海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父亲对冼星海的身世知之甚多，对他的感情和心态也了解得甚多。俩人间的友情可谓比天高、比海深，作为独生子的冼星海称我父亲为大哥，而我父亲则亲昵地叫他小名阿海。关于俩人的交往，冼星海在世时亦曾对他夫人钱韵玲及女儿说过。

上世纪30年代初，我父亲在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冼星海在巴黎音乐学院专修提琴和作曲。当时，法国的教育、科学事业非常发达，所有的大学都办得有声有色，教学设施硬件软件齐全，并一律对外开放，对全球学人吸引力很大，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志青年去法国留学形成一股大潮流。这些留学生以江浙川湘的最多，京津粤闽也不少，虽留学动机不尽相同，不过多数还是为追求革命真理和探求科学文化知识的。我父亲和冼星海均是去求学的，希望掌握先进知识，回国好派上用场，为国争光，为民争气。

有一次，在中国留学生大聚会时，冼星海从旁人处打听到巴黎大学有位叫岑麒祥的同学是广东人（民国时合浦隶属广东），经过几番周折终得相识。我父亲曾于1922年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之一）英语系，1928年在国立中山大学首届毕业，随即考上公费留学法国。按所修课程不同，他先后读过格勒诺布尔大学、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我父亲说，那时去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特别多，尤以巴黎为最。大家不时碰头，或交流感情，或商量问题和对策，有时按籍贯分片集中，有时按学区分散活动。最初团结一致，后来逐渐分化。

我父亲和冼星海之所以亲如兄弟、情同手足，除了同为粤籍、同操粤语、同喜粤菜、同爱粤曲之外，就是年岁相近，志向相仿，他们有共同理想、共同信念、共同观点。自认识后，俩人经常互相探访和互诉衷情。冼星海曾说：“大哥，我很荣幸结识你，但愿我们今后同舟共济，同甘共苦。”我父亲说：“是的，但愿我们今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要互相帮助。”后来，他们为互相照应，干脆搬到同一幢楼房住，互相之间，房门可以随便开，食物可以随便吃。冼星海住的是较为廉价的顶层，面积很小的半室。有几次他交不起房租，是我父亲替他支付的。他平时只有两三套破旧西服，内衣裤也不多，经常借我父亲的，但不合身。我父亲年龄比他大一些，经济条件比他好，把他当作弟弟加以照顾。

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自费的多，公费的少，各人思想也很复杂。有人宣扬大国沙文主义，有人向往空想社会主义；有的求真务实，有的追名逐利……冼星海是自费到法国求学的，时日一久，处境窘迫。在他处境窘迫之际，鲜有人向他伸出救援之手，甚至还有人责怪他来法国闯江湖是自讨苦吃，又因他的不修边幅而称他为“冼疯”。

有一次，冼星海对我父亲说：“大哥！你是我的知心朋友，不瞒你说，我籍贯是番禺县榄核乡，我出生在澳门，其实我是个疍家仔，是个遗腹子，家徒四壁，是真正的无产者。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我就是家之本在身。我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青年守寡。为了活命，她浪迹天涯，给财主打工，经常受人气、被人骂，连我也遭人白眼，被人打骂。我人穷志不短，坐得正，站得直，没有做过任何缺德缺节的事。小时候随母亲生活在澳门，去过香港和新加坡，后来才回广州，我再来法国，来求生、求学的。我母亲对我说，没有文化就没有出息，没有一技之长就没有一日之粮。所以我要学知识，学本领，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改变命运。”他还说：“大哥，我远远不及你。但我有决心、有梦想。我从小学西语、搞西乐，对音乐有兴趣，喜欢吹打弹唱，还学指挥和作曲。总之，我要样样都学，样样都懂。现在教我的几个教授都是著名提琴家和著名作曲家，他们对我很好，很耐心，很细致。如果我把专业学到手，搞出个名堂，将来学成回国，即使能在艺术院校和中学谋个教师职位，或者去歌厅和剧院当个乐师和鼓手，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父亲说：“表面上看我比你好，实际上好不了多少。自从我父亲意外早逝后，家庭有如大厦倾倒，生活也步入平民之列了。我的童年就是在极度悲惨和痛苦中度过的，幸好母亲通情达理，很会持家，全靠省吃俭用度过难关。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兄弟相处融洽，而且自觉勤奋，我们几个读书都非常刻苦。我借钱往广州考上国立大学，这次来法国是公费，但还要借钱零用。”他听后说：“那我们是同病相怜，是一对难兄难弟啊！我俩是穷则思变。”又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日寇侵略东三省，如果沦为殖民地，我们就要当亡国奴。所以我们务必瞻前顾后，居安思危。”

我父亲告诉我，有一次，冼星海拖着疲惫的身体匆匆地跑到他住处说：“大哥，你有无听人说过我二话呢？他们多管闲事，说我音乐有才华，经济无基础，一条可怜虫，一个穷光蛋，已走投无路，居然去餐馆当起跑堂来，乞丐一般，实在有失体统，丢尽中国人的脸，不如早早滚回去。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继续这样，我非要叫老板解雇他，叫政府遣返他不可。这显然是无理干涉。其实我做工是迫于无奈。想不到国内受富人欺负，在海外受洋人欺侮，还要受无良知的国人欺凌。现在他们见我就开口叫‘待仔哥哥，闭口叫‘待仔佬，他们完全是认钱不认人。我不跟他们比高低、比贵贱，但要跟他们比优劣、比胜负，看将来谁成谁败，谁起谁落。”我父亲一方面劝说他要想得开、沉得住，世上事情错综复杂，人多话多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又说，海外华人是同胞，大家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不要党同伐异。冼星海继续说：“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我一向规规矩矩，做工是合法的。”我父亲说：“我支持你，是要理直气壮，一些人这样说是不明智的、不礼貌的，你无须跟那些蛮人纠缠。”

冼星海受到鼓励，顶住冷嘲热讽，牢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劲更足，干劲更大，在学校和住所，分秒必争地研习。经过艰苦磨练，冼星海成为一名真正学有所成，干有成效的佼佼者。

一次，冼星海将一件压在心头多年的心事，向我父亲全盘道出：“大哥，我出身贫寒是被人歧视的根源。你不知道，前几年我在上海，对社会不良现象说过一些偏激的话，还参加过学生运动，示威游行，被校方指责我闹学潮，扰乱社会治安，勒令我退学，开除我学籍。我是受过处分的人，留有案底，今后不知如何是好？学成后如果没人聘请，那岂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灯盏无油枉费芯（心）？”

在冼星海处于极度彷徨的时候，我的父亲鼓励他说：“人生之路，曲折如藤，人生之诗，壮丽如虹。你成了名家学子，到时不用你去找人，自然有人来找你。像你这样有才华、有才气的多面手，我认为最好是投奔红区，投靠共产党。你的案底在白区免不了被追问，在红区是没人追究的。参加学生运动是一种正义举动，正当行为，说闹学潮扰乱社会治安，是莫须有的罪名。我在合浦读中学时就曾参加过五四运动，负责搞宣传工作；在广州读大学时还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示威游行；沙基惨案的情况我亲历其境；广州1927年‘4·15反革命政变的情形我不会忘怀；广州起义的场面我记忆犹新。我始终认为爱国有功，卖国才有罪。”冼星海听后大为惊讶：“大哥，那我和你都是同路人哪！想不到我们竟有共同经历，共同语言呢！”

随后冼星海问我的父亲：“大哥，你叫我投奔红区，投靠共产党。共产党是不是什么人都要，他们会收我吗？”我父亲说：“共产党不是什么人都要，他们要好人，不要坏人。你是好人，他们当然会要，问题是你想不想去，你母亲放不放心。再说，红区生活是很艰苦的。”冼星海说：“我出身贫穷，是个苦命人，什么苦都尝过。我不怕死，也不怕苦，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去红区，起码受人尊重，不受欺压。大男子志在四方，为国为民是好事，母亲是会支持的。”

当时，俩人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落后是当局重文轻理，不搞科技；中国的社会腐败是政府重官轻民，不得人心。如果有人能像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那样，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就好了。在谈到对音乐的看法时，我的父亲说：“其实音乐是一种很高雅的艺术，它跟美术一样，都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武器，用它可以唤起民众，打击敌人。有人把它比作是无烟枪炮，有声武器。俗话说：‘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你一定要坚定专业思想，不可动摇和松懈。”

1933年11月，我的父亲在巴黎大学通过了特别严格的笔试和口试，取得由法国政府授予的国家文科硕士学位。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启程那天，冼星海帮他提行李，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分手时，二人难舍难分，痛哭惜别。

1934年1月，我父亲返抵广州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时，曾给冼星海去信报平安，冼星海回信说很快便要回国，约定到时去太平馆和中山大学见面。后来因为路途相隔遥远，书信往返太慢，加上工作太忙，联系逐渐减少。最后，给冼星海去信不见回复。但我父亲老是记挂在心。到1935年夏，听说冼星海也回国了，但究竟在何方，问遍广州的熟人都说不知。有人说他失踪了，有人说他神经失常了，有人说他被捕了，还有人说他被害了，不一而足。直到1945年冬，我父亲看报纸才知道，冼星海回国后先到上海，后在武汉从事一段时间的抗日救亡活动，最后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冼星海1938年冬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0年春去苏联边养病边工作，1945年秋因白血病医治无效，逝世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疗养院。噩耗传来，我的父亲悲痛欲绝。

冼星海敌我分清，爱憎分明，有着极其强烈的民族气节和高度的爱国热忱。他到了延安，正如走失多年的孤儿找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在母亲的怀抱里，他得到了温暖，见到了希望，有了依靠，有了寄托。他有能力、有活力、有魄力、有精力，凭着一个灵活的头脑、一颗炽热的心和一枝犀利的笔，不到两年，便以极其高昂的激情和磅礴的气势，创作出大量精彩的乐章，除给进步电影《壮志凌云》 《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和话剧《复活》《雷雨》等谱写主题曲外，还有不少脍炙人口、激动人心和富有战斗性、鼓动性的交响乐、进行曲、狂想曲和重奏曲。其中，《游击队军歌》《救国军歌》 《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 《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 《 热血歌》、《酸枣刺》 《只怕不抵抗》 《民族解放交响乐》等更是成为不朽之作。他的作品，在抗战时期以高亢的歌声、雄壮的乐声和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情调唱遍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传遍解放区和国统区，有如在制高点上燃起了抗日烽火。

冼星海的人生之旅崎岖坎坷，不过，最终经过革命的洗礼，成长为一名彪炳史册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演奏家。他病逝后，毛泽东亲自为他撰写悼词，延安各界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称他为人民的音乐家，是中国新音乐永远不倒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