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张正明

明代大改革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厚农资商”，与明代晋商之间有着某些渊源。

张居正与山西籍官僚

山西籍官僚宣大总督王崇古、吏部右侍郎张四维、户部尚书王国光等都与张居正交好，在政治上、经济上互为援手，最突出的是在“隆庆议和”上相互配合，赢得了主动，实现了“隆庆议和”。

隆庆议和发生在隆庆五年（1571年）。事情的原委是：蒙古俺答汗的孙子把那汉吉准备迎娶表妹钟金哈屯，俺答汗见钟金哈屯貌美，便强娶这位外孙女为妻，在妻妾中排列第三，故称三娘子。把那汗吉为此气愤不已，一怒之下，带领十余人，于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逃到明朝一方。作为宣大总督的山西籍官僚王崇古视把那汉吉的归降为“奇货可居”，认为可挟持把那汗吉来胁迫俺答汗停止南下骚扰、换取赵全等人，同时是一次开边互市的契机。为此，王崇古当即将把那汉吉降明一事写奏章上报朝廷。

时任大学士的张居正见报后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与王崇古相同，并多次写信给王崇古，告诫如何处理好此事件。如张居正在信中指出：“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又说：“往年桃松寨事，庙堂处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齿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答王鉴川策俺答之始》《明经世文编》卷326）王崇古秉承张居正意思，上疏朝廷，建议对把那汉吉以厚礼相待，授以官职。而此时的俺答汗，因爱孙心切，已率重兵至边索要其孙。

这样，朝中出现了严重分歧。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以“敌情叵测为由”，反对接纳把那汉吉一行。而张居正认为俺答汗带兵来正是好事，他说：“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仆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与蓟辽总督谋俺答板升之始》《明经世文编》卷326）张居正一面要王崇古“坚壁清野，据险守要”，一面要王崇古派使臣将把那汉吉受礼遇以及交换赵全等意见，转告俺答汗。

在这场斗争中，山西籍官僚吏部右侍郎张四维作为王崇古的亲戚，同时设法“交关”于首辅高拱，这样在朝中就形成了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四维等为主和派的一方。为了解决好这一事件，张居正将事情原委、应对之策亲自向皇帝作了报告，最后皇帝采纳了张居正的意见。于是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允许“封贡互市”，并礼送把那汉吉返回。俺答汗大喜，随即把赵全等绑送明营，保证永不犯边，开边互市。于是，王崇古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杂货远自江淮辐辏塞下，蒙古方面则以马、牛、羊为主进行贸易。据统计，“隆庆议和”互市的第一年就市马7030匹，到万历二年（1574年）市马达到27171匹。互市以来，蒙古与内地已无战争，经济交往日趋繁荣。从此“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又如，“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山西籍官僚户部尚书王国光是张居正推行经济改革的得力助手之一。

王国光为人耿直，做官多坎坷，后经张居正举荐，官至户部尚书。王国光对张居正经济改革的最大帮助是编著《万历会计录》，该著对全国土地分布情况、赋税分布情况，以及当地势豪大户、人口土地等都有记录，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与清丈天下土地的重要参考资料。

山西籍官僚与晋商

王崇古，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其父王瑶，先是经商于湖北、陕西、河南、甘肃，后业盐于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资亦丰。王现（王崇古伯父），经商西到甘，转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至长芦，以商起家。王崇义（王崇古兄）是盐商，王崇古大姐夫沈江亦是大盐商，二姐夫张允龄（张四维之父）也是商人。

张四维，蒲州人，其父张允龄经商西至甘，南循淮，渡江入吴，又溯江汉，往来楚蜀间，足迹半天下。张允龄弟张遐龄也是商人，活跃于吴越、江西、广东。张四维弟张四教更是位成功的商人，他从十六岁开始经商，历河南、江淮，南及姑苏、吴兴。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利，末年业用大裕。张四维妻王氏，其父王恩是蒲州大商。张四维二弟张四端的妻子李氏，其祖父是活跃于山东、河南的大商。五弟张四象妻范氏，其祖父范世逵服贾四方，以盐商获大利。

王国光，阳城人，阳城是著名的铁货产地，张四维在给王国光母亲张氏的墓志铭中称，王国光的父亲终岁在外游历，一切家政皆由其母张氏料理。此处之游历，实际是指在外经商。

可见，这几位山西籍官僚其家庭背景都是大商，这些晋商大户通过其家中出任现职的官员推动开边互市，这种商业思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应予肯定。

张居正的“厚农资商”思想

张居正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其思想基础来源于他的“厚农资商”思想。张居正说：“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又说：“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张太岳集》卷8）

张居正这种“厚农资商”思想，反映了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明代中后期农产品逐渐商品化，如甘蔗的种植，在闽、浙、川、赣和两广一带;烟草种植在闽广、江浙、山东一带;棉花种植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茶的种植历史较悠久，明代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两湖、四川都是著名的产茶区;盛产粮食地方有湖广、安徽、江西赣州等地。同时，工商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和繁荣，又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苏、杭、嘉、湖等地以盛产丝织品闻名全国，上海、嘉定布、棉为盛，苏州府吴江县平望镇、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等是新兴的粮食市场集散地，杭州、苏州、淮安、临清、济宁、通州、武昌、芜湖、上海、广州等是因工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城市。明中期以后，虽然朝贡贸易渐衰，而外贸却逐渐壮大。明代将南洋分为东洋、西洋，东为菲律宾群岛一带，西为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等地。西洋的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诸货物，皆中国所需;东洋则银钱独盛。至于俄、日、泰等国，多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而获大利。

商业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本末”观念，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以至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新的思维。如胡敬斋认为：“衣食出于工农商，观不过相资而已。”（胡居仁《居业录》卷5）李贽更对世人鄙视商贾疾呼：“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李贽《焚书》卷2）王阳明主张“四民业异而道同” ，（王守仁《阳明全书》25）强调工商皆是本业。

由上可见，张居正“厚农资商”思想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而晋商在幕后推动的开边互市正是张居正“厚农资商”主张的实践，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明代晋商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与实践的一种结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