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教 育 与 教 学 管 理

京师同文馆学生管理模式述论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作为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在其四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有效的学生管理模式。其中,招生管理、待遇管理、作息考勤管理、学习及考核奖惩管理等方面较具特色,不仅为京师同文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且对后世的学生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京师同文馆;学生管理;管理模式

同治元年(1862)创办的京师同文馆(简称同文馆或京馆)是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外国语学堂,标志着中国新教育的启动。同文馆在四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较有效的管理模式。当前，学界对同文馆学生管理的讨论还较缺乏,本文拟对同文馆的招生模式、学生待遇、作息考勤和奖惩考核等方面作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招生管理模式

为解决对外交涉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问题,清恭亲王奕于咸丰十一年(1861),奏请招选“天资聪颖,年在十三四以下”的八旗少年①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5754页。肄习外语。次年七月,奕再上一折,要求在“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颖、现习清文、年在十五岁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由臣等酌量录取,挨次传补。”②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808-809页。随着社会对通晓外文的外交、科技人才需求的增加,为改善生源结构,同文馆在招生管理方面作了有益探索,招选学生的途径也由创办初期单一的咨传扩大为咨传、招考、保送和推荐四种。

(一)咨传

咨传是一种不经考试而入学的选拔方式。同文馆创办初期,通过此途径还是不容易招到学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动员青少年攻读外语是相当困难的事。在故步自封的晚清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认为学习“华夏正音”之外的语言都是“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③杨伯峻:《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5页。近代著名喜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说:“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投降了外国。”④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因此,咨传的对象只能是家境贫穷的旗人子弟。⑤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p.124.咨传对象仅限旗人的这一做法,虽然为部分贫困的旗人子弟解决了学习与生活出路的问题，但局限了选拔学生的范围,将一些愿入馆学习的“天资聪颖”的汉人子弟挡在了门外。且学生未经考试选拔,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教育质量。

(二)招考

(三)保送

所谓保送,是指上海同文馆(简称沪馆)和广东同文馆(简称粤馆)咨送优秀学生入京馆深造。让奕决意调取沪、粤二馆学生入京馆深造的导火索，是同治六年(1867)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努力遭遇挫折。因此,奕决定从上述两馆“于该学生中择其已有成效者”*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六),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4417页。入京馆学习天文、算学等西学科目。

这一决定迅速得到粤、沪二馆的回应。是年,粤馆率先选拔蔡锡勇等6名学生前往北京应考。奕将考察学生的翻译能力作为录用的标准,“逐日细加考察,并先试以汉文译作洋文,继令将洋文照会译成汉文,嗣又以算法各条令其逐条登答”,这些学生“文理俱各明顺,登答均无舛错”*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六),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5259-5260页。。蔡锡勇等人获监生身份后即回到广东。同治十年(1871),粤馆又将博勒洪武等11人咨送北京考试。自同治六年(1867)迄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粤馆共选送了6批共计46名“精通西语西文、才识优长”的学生调京考试，并留京馆深造。

同治七年(1868)三月,沪馆首批经考试选拔的严良勋等5人咨送北京。他们“均系肄业有年,翻译洋文已属通顺,外国语言亦能领会”。*马挺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第12页。总理衙门对这些学生进行复试,“逐日详加考试……嗣以汉文照会饬翻洋文,并令以洋文照会译成汉文。诸生等于算法颇能通晓,即翻译汉洋文字亦皆明顺,并无舛错。”*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这些学生被留在京馆深造。他们素质优良,均属可造之材:“于经书文艺讲贯有年,复能兼习西文,学有成效,均堪造就。”自此以后,沪馆又选送了4批优秀学生赴京考试。迄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沪馆共向京馆咨送了5批共计28名学生。

自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间,粤馆和沪馆共向京馆保送11批共计74名英法文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外名教习的指导下,系统学习外国语文和自然科学课程,接受近代教育的洗礼。保送虽系京馆为应对生源短缺的无奈之举,但对改善生源结构,提高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都大有裨益。

(四)推荐

咨传、招考、保送三途都有制度性规定,有一定的选拔条件和标准。此外,同文馆还有一种叫做“推荐”的制度外的选拔方式,只要有达官显贵或馆中教习的推荐即可。齐如山在回忆录中提及其家兄齐竺山和他本人分别被晚清重臣、同治帝师李鸿藻、翁同龢推荐入馆。*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8页。曾任民国政府代总理兼外交总长的陆征祥,是早期沪馆的学生,后来在京馆深造。他回忆,在19世纪80年代初进入沪馆时,在那里就学的学生仍然被看做叛徒。*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p.196.在陆征祥入学时,人们的观念已相对开放,但学外语仍受歧视。那么，二十年前同文馆招生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所以,推荐入馆,也曾是同文馆解决生源的途径之一。

二、待遇管理模式

由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对西人西语存在偏见,若没有好的待遇,很难招到学生。齐如山说:“因为不容易招学生,所以订立的章程,对于学生有极优的待遇。”*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同文馆的待遇管理主要包括给予身份地位、生活保障和各类奖励。

(一)身份地位

《同文馆章程》规定,“按照旧例,优者授为七、八、九品官等,劣者分别降革、留学(按:留馆学习),俟考定等第,将升降各生咨行吏部注册……由同文馆考取七品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请仍准掣分各衙门行走,遇缺即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813页。可知,考试优者,授为七、八、九品官等,劣者降革留馆。七品官复考取得一等者,则授为主事。这样,清政府给予了同文馆学生法定的身份待遇,优者授予相应品秩的官职。在以“学而优则仕”为主流价值取向的晚清社会,这一规定极具诱惑力。

(二)生活保障

同文馆的学生分为两类：一是领有膏火(津贴)的,称额内学生;二是不领膏火的,称额外学生。初期学生均为额内学生,无额外学生,每人每月膏火银三两。对于授予相应品秩的学生,《同文馆章程》规定,同文馆仿照俄罗斯文馆旧章,考得官职的学生领取奉银,以解决生活保障问题,“给予俸米,以资养膳”。助教每年俸银八十两,七品官每年奉银四十五两,八品官每年奉银四十两,九品官每年奉银三十二两三钱,*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3540页。另加与奉银相当的米石折银。

同治六年(1867),天文算学馆成立。为吸引科甲正途人员及优秀的寒畯之士入馆肄业,总理衙门决定“厚给薪水以期专致”,将标准提高到每月奉银十两,这还不包括免费饮食、住宿。学生“除每日茶饭外”,且“派有苏拉*苏拉即低级杂役。、皂役多名伺应茶水、灯烛以及洒扫、买办等事,其饭食点心均有厨役预备”,*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日常生活极其方便。这是极高的生活标准,因为同期的汉教习的奉银每月才八两。学生的奉银比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每年四十五两)和五品外官(每年八十两)的奉银还高出许多。可见,“学生待遇之优厚,不谓空前,亦属绝后。”*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1977年版,第232页。清政府为了培养外语和外交人才,不惜花费血本。其愿望之迫切,可见一斑。

同治八年(1869),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出任总教习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同文馆的办学规模和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光绪五年(1879),学生人数达到102名,其中领有膏火的额内学生82名,额外学生20名。根据是年三月的“堂谕”,同文馆对膏火的发放进行了改革,所有学生分为四等:上等每月十五两;二等每月十两;三等每月六两,系前馆学生;四等每月三两,系后馆学生。皆按资格造诣以次递升,有长必录。*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具体分配指标是：上等8名,二等20名,三等17名,四等37名。这82名领取膏火的全是额内学生。总理衙门规定,对于勤奋用功、学有进益的学生,“着记名以应增应给之数,遇缺即补”。对于“屡请差假旷误功课”的学生,“随时严加甄别,分别减革开缺”。*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这样有梯度的膏火发放形式,起到了奖勤罚懒的作用。

(三)“花红”奖励

所谓“花红”,即犒赏或奖金,指用来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的膏火银。学生除获得膏火以外,每逢考试只要成绩出众,即可获得“花红”奖励。岁考一等,每馆两名,每名四两,二等三名,每名二两;季考一等两名,每名三两,二等三名,每名一两五钱。*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3537页。同文馆创办初期,每馆学生最多不超过10人,却有5名学生可以获一、二等奖,即半数学生可以领取奖赏,奖励面较大。随着同文馆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学生人数的增加,“花红”奖励的额度也相应递加,岁试高达七十二两,季考为四十八两,月课为三十二两,夏季汉文月课为八两。“花红”奖励在激励学生一心向学、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作息考勤管理模式

为确保教学质量,同文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管理制度,主要有《同文馆章程六条》《酌拟变通同文馆章程六条》《稽查功课章程》《整顿馆课办法》及《续增同文馆条规八条》等。这些规章大多涉及学生管理问题,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起居等活动均有较详尽的规定。

(一)作息管理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颁布《酌拟变通同文馆章程六条》(简称“章程六条”),规定“严定学生告假日期以免作辍”。此前,同文馆学生管理过于松弛,学生请假随意性大,难免出现“任意旷废”的现象。为杜绝此弊,“章程六条”规定缺席季考、月课者,“扣除一月膏火”。平时请假超过二日者,“按日扣除膏火”。如遇大事,超过百日未回校者,即行开除。对于不愿住校的学生予以处理。*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3538页。根据《清德宗实录》,同文馆学生的请假分如下六种。差假:每月准给假六天;丧假:学生有丁艰大故时,给假百日并往返盘费;婚假:给假两月,但不给川资;试假:遇乡、会试年份,应试者给假一月;病假:给假两月,逾期即罚扣膏火;事假:洋教习暑假及星期日时,学生如有事故每月准假两日,逾期即按日罚扣膏火。*(清)陈忠倚辑：《皇朝径世文三编》，上海书局光绪壬寅夏，第443页。

(二)考勤管理

考勤管理是学校学生管理的中心内容之一,涉及学习风气、教学质量及学生安全等诸多问题。在考勤管理中,画到制度和定期检查是尤为重要的两种制度。

1.画到制度。画到制度是一项纪律严明、实行过程管理的重要考勤制度。所谓画到,即到提调、帮提调或教习处签到。《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规定，各学生除午节、秋节、年节放学时免其画到外,其每年夏月洋教习息伏期内,及每月外国礼拜洋教习不到馆之日,除准两日假期外,各学生均令在馆学习汉文,照常画到,违者按日罚扣膏火,无膏火学生照迟到馆办法。*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而且,为使学生勤习汉文,同文馆还规定,洋教习于礼拜天休息时,学生来馆学习汉文,仍以画到为考勤之法,“有不到者仍按日扣除薪水;其旷功日多者,由提调回堂酌办。”*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2.定期检查。定期检查是同文馆一项重要的学习过程管理制度。根据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堂谕”,每逢月底,由汉教习将学生功课呈送帮提调等查核。对于“资性过钝”“习气疲顽,诗书文字无一可取者”以及“有成效可考者”都要在该生名下注明,“呈堂察核”,“用觇实学,而祛浮伪”。*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定期检查的另一措施是“于每月初二、初九、十六、二十三等日亲赴提调公所,分班接见洋汉教习,抽考副教习及前后馆生徒,面试洋汉文及各国言语,并一切技艺等项。其有学业生疏毫无长进者,轻则罚扣膏火,重则除名。”*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此举在于督促学生“加意用功、勉图上进”。

四、学习及考核奖惩管理模式

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学校办学质量的直接体现。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造就洋务事业所需要的人才,作为同文馆直接管理者的总理衙门,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及考核奖惩制度。

(一)学习过程管理

根据“章程六条”,总理衙门制定了“去留限制”制度,即淘汰制度,以免“滥厕”。一是学生到馆三个月后,由各馆教习出示“是否尚堪造就”的意见,由总理衙门定夺去留。二是留馆继续学习者,一年期满,再行甄别一次。如学生毫无肄习外文的潜质,则“即行撤退,另行更换”。三是变更了学生一经入馆即给予膏火的做法,而是学生入馆学习满一年,经甄别留馆继续学习后,“方准开支,庶免滥竽”*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3538页。。后馆(相当于现在的预科)学生及由后馆兼充前馆之学生每日仍照旧章。俟洋文功课完时,即习汉文。每月月底将各学生汉文功课,由汉教习呈由帮提调察核,倘有学生不往学汉文者,即由帮提调将该学生承办。*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3538页。淘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同文馆生源质量和学习风气的提升。

(二)考核奖惩管理

考核奖惩是同文馆学生管理中较有亮点的举措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同文馆的学风建设。

2.考试的方法及细则。考试之目的,一是检查和督促学生一心向学,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二是衡量办学之效果。作为一所为洋务运动服务的官办外国语学堂,同文馆除“培养中西外交中所需要的译员”,*John K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0, Late C’ing,1800-1911,Part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525.即奕所说的“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5754页。以外,还要培养精熟外文的洋务事业所需的其他各类人才。因此,同文馆的培养目的必须在考试的组织及内容中予以体现。

总理衙门规定,月课由各科教习自行出题并评分,季考由教习或总理衙门大臣出题,试卷需经总理衙门大臣裁定,岁试及大考均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考试的科目,以岁试或大考而言,最初只有外国语文,同治九年(1870)增加算学、格物,以后考试科目逐年增加,计有:外国语文、算学、格物、化学、天文、富国策、各国史略、测算与医学等科。其中，算学每次都分汉文及洋文两种考试,天文、化学与格物也曾分成中外文两种考卷,甚至有法文试卷。

光绪二十二年(1896)“堂谕”记载了有关月课的情况。考试内容是“考验照会”,即汉外照会互译。上午九点开考,“发给洋文题目,译成汉文”,十一点半交卷出场。下午一点开始,“发给汉文题目,翻成洋文”,三点半交卷。实行点名制,迟到一刻钟便不准入场,还要“酌罚膏火,并着提调认真稽察,以肃馆规。”*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根据《同文馆章程》,学生每届三年,由总理衙门组织一次大考,对同文馆的办学质量进行核实甄别。以下是同治四年(1865)奕等人呈奏的《奏陈同文馆学生考试情形折》(简称《考试折》)中关于考试的内容及细则:经臣等定期于十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试。并饬提调等在旁稽察,防其枪替等弊。初次考试,各国配送洋字照会,令其译成汉文。复试将各国条约摘出一段,令其翻成洋文。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复恐各学生于外国文字虽能通晓,而语言未必娴熟,因再行复试,由臣等密出汉话条字,按名交该学生等令其翻成外国言语,隔座向外国教习侍讲,再令外国教习将学生言语译汉,写明两相核对,计共九日试毕。*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十七),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3533-3534页。

从上述奏折中可知,大考分初试和复试(两次)两种。初试内容是让学生将各国配送的外文照会译成汉文。复试是将各国条约(汉文)摘出一段,让学生译成外文,并由清廷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决定名次。第二次复试是总理衙门相关人员让学生将汉文条子当着外国教习的面译成外文,并让外国教习将学生所译的外文译成汉文,然后两相核对,判明学生译的正确与否,这一过程共需九天。大考是同文馆办学效果的检阅,总理衙门极为重视。总理衙门诸大臣、监察官、总教习、提调、帮提调和教习等都前来监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考分离,严厉杜绝了抄袭、枪替等情弊,虽然过程繁杂、费时费力,但无疑具有较好的公平性和准确性。

3.对作弊的惩戒。自古及今,只要有考试制度,就会有作弊情形。作弊的危害性极大,它会摧毁公平性,败坏学习风气,对学生进行错误引导,导致学生无心向学。而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回报是作弊发生的现实土壤。因此,同文馆除对各个类型的考试形式和内容等均作详尽规定外,还采取了严防和惩治枪替等措施。奕呈奏的《考试折》规定月课、季课及年终岁考,前后堂学生须分别考试,“饬提调等在旁稽察,防其枪替等弊”。*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930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3533页。总理衙门对于如何惩治枪替等情弊未作具体规定,原因是早期同文馆学生人数少,英、法、俄三馆,每馆各10人,总共才30人,容易监督,学生几乎无作弊的空间。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一些管理弊端逐渐显现,学生私挟夹带,请人代枪传递等作弊情况时有发生。总理衙门的一些措施也随即跟进,如将参考学生编上座位号,印于卷面,对号入座等。“现当岁考届期,即仿照考试旧规,先期编立坐号,印于卷面,该生等各坐各号,不准搬移越位。是日派司官八员,会同正副提调等,轮班监场。”*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同文馆后期,学校管理层为进一步促进学风建设,严肃考风考纪,提出了更严厉的措施。光绪二十二年(1896)“堂谕”云:近年来各馆学生竟有平日功课进益无多,而至月底考试所翻译者,反驾乎他人之上,迨次日各教习再行面试,而又茫然不知,是非翻阅夹带亦必请人代枪,故各教习编取名次甚为难。拟请嗣后无论有何考试,倘查出各生等有私挟夹带者,立即逐出场外,不准入考;再犯者,罚一月膏火以示薄惩。倘于阅卷后,各教习面试,而该生竟茫然不解,查出实系请人代枪传递者,初犯罚一月膏火,再犯罚三月膏火,如仍不悛,立即除名,被枪与代枪者,一例惩治。*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同文馆的学生管理模式,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其中的许多措施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为后来的许多新式学堂所仿效。例如,晚于同文馆一年成立的上海广方言馆和成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的湖北自强学堂，都像同文馆那样实行月考、大考。*张美平:《晚晴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又如,湖北自强学堂*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6-198页。、国立北京大学*北大预科和本科招生试题都采用汉译外或外译汉的形式，参见张美平:《民国外语教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288页。等学校都很重视学生汉译外水平的测试。被各类学校所借鉴的还有保送制度、生活费制度、淘汰制度以及作弊惩戒制度等,恕不一一列举。

(责任编辑 毛红霞)

Analysis of Student Management of the Peking T’ung-wen Kuan

ZHANG Meiping

(ForeignLanguageSchoolofZhejiangShuren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15,China)

As the first new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in modern China, the Peking T’ung-wen Kuan, in the course of its 40-year school running, formed a series of effective modes for student management such as recruitment management, benefits management, time scheduling and attendance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incentive management. They not only strongly supported the regular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Peking T’ung-wen Kuan, but also influenced and provided useful guidance of student management in later years.

The Peking T’ung-wen Kuan; student management; management mode

2014-07-16

张美平,男,浙江遂昌人,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史、英语教学。

10.3969/j.issn.1671-2714.2015.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