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祥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呼和浩特 010010)



日常生活惊心动魄
——重识“新写实”小说的深度模式

唐小祥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呼和浩特 010010)

“新写实”小说中“原生态”“毛茸茸”的日常生活，与其说是作为文本的实体内容而存在，不如说是作为一种叙事模式而彰显。从发生学上看，作为“日常生活叙事”的“新写实”小说是在反抗利奥塔意义上“堂皇叙事”之后的自然生成，标识着作家因屡遭规训和欺骗而导致的审美乌托邦欲望的磨损和丧失，有了放弃塑造历史、充任历史主体的意志与行动的自觉，并直接规约着小说的题材摄取、主旨提炼、表现技巧、叙事方式和情感意向等各个方面，进而削弱了潜文本——寓言特质，影响到读者对其深度模式的识别和评判。

新写实；日常生活叙事； 历史观； 犬儒主义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以1987年方方的《风景》为肇始)和命名(张韧)，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场批评的狂欢，陈晓明、孟繁华、陈思和、丁帆、刘纳、於可训、王干、雷达、李扬等学者都有过精辟的见解。二十余年来，有关新写实的探讨从未停息。遗憾的是，学界的研究大多拘囿于三个阐释框架：从生成逻辑看，将新写实视作先锋文学破产之启示、80年代中后期世俗化思潮的汹涌以及读者审美趣味和接受范式的转移三者“共谋”的产物；从“新”的内蕴看，定位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二者有机渗透、融汇上，其经典表述和基调早在1989年第3期《钟山》杂志“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卷头语”中就“盖棺论定”，后来者亦多以此立论，少有跳出这个“如来掌”者(显然，在今天看来，这并非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疑点)；在总体评价上，基于传统文论“文以载道”和经典批判现实主义的评述标准和尺度，在充分肯定其直面惨淡人生的真诚以及平民化姿态的前提下，无一例外地认为其迎合(有意或无意)小市民情趣、容忍或认可世俗化犬儒哲学、缺乏深沉的思想和道德感召力量，因而难成大器、难以为继，终会被新历史小说所取替。

“新写实”作家笔下“原生态”“毛茸茸”的日常生活，与其说是作为文本的实体内容而存在，不如说是作为一种叙事模式而彰显。从发生学上看，作为“日常生活叙事”的“新写实”小说是在反抗利奥塔意义上“堂皇叙事”之后的自然生成，标识着作家因屡遭规训和欺骗而导致的审美乌托邦欲望的磨损和消弭，有了放弃塑造历史、充任历史主体的意志与行动的自觉，并直接规约着小说的题材摄取、主旨提炼、表现技巧、叙事方式和情感意向等各个方面，进而削弱了潜文本——寓言特质，影响到读者对其深度模式的识别和评判。

一、“被压抑物的回归”

“新写实”小说在1987年横空出世，除了文学外部环境的深刻置换(如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世俗化思潮的蓬勃)，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经验与启示(如以苏童、格非、叶兆言和孙甘露为主将的先锋文学在批评界和读者中的双重失宠)外，作家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定义和自我认识的强烈诉求，是新写实在毫无理论张扬和批评引领的态势下星火燎原的重要内因。而抛弃作为集体想象的以“国家大事”为轴心的“堂皇叙事”，将视点下沉，停落于世俗生活的铺排和呈现，正是自我定义的最好方式。因此，日常生活对于新写实的意义不仅在于内容或题材，还在于一种消解道德观念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模式。正如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所言：“艺术即是反抗。”[1]105池莉在《写作的意义》中说出了这个秘密：

……我有一双新眼睛，我可以写一种新生活，无奈已有的文学名著已经把对生活的认识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 比如生与死，爱与恨，穷与富，好与坏，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高贵与低贱等等，这些人生中的重大问题都有现成的规范和答案。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点也没有发觉我走在过去的别人的生活中……我终于渐悟，我们今天的这生活不是文学名著中的那生活。我开始努力使用我崭新的眼睛，把贴在新生活上的旧标签逐一剥离。[2]56-58

在历史记忆的“影响的焦虑”中，池莉似乎意识到“事情必须改变”。那种与时代共鸣的所谓“堂皇叙事”，虽然声称通过塑造和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表现出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但那人物却如死灰般枯槁，离开意识形态话语的承载和道德观念的升华，他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因而也就无法融合和唤醒读者经验世界并促使其联系到自身和当下，始终觉得“生活在别处”。池莉心有不甘，尝试用“崭新的眼睛”去打量和观察、用全新的笔调去记录和勾勒身边的日常生活，《烦恼人生》就是她“睁眼看世界”后的第一个成果和发现。相较于印家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存烦恼，作者自己的“烦恼”似乎更难获得解决和超越：

我至今都还不明白许多文学中人对文学作品的衡量准则何以如此地僵化、 教条和八股，一股子官僚作风的陈腐之气。他们总是热衷于将作品归纳到一种文学理论或者一种文学体系里去。比如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是形而下的还是形而上的？是马尔克斯式的还是昆德拉式的？是《红楼梦》式的还是《金瓶梅》式的？ 如果某个作品易于归纳它就能够被认可，反之就不予认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有些文学中人把自己弄得好象很有学问，有些作家则成了模仿的能工巧匠。[2]65

从字面上看，这里针对的只是批评的惰性和保守问题，实质上却深藏着作家反抗传统叙事方式，意欲另起炉灶的艺术抱负和野心。此后，作家被压抑的个人经验和叙事冲动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往》《太阳出世》《小姐，你早》等都是作家在对传统文学观念和叙事成规发出“我不相信”(北岛语)的质疑之声后勇敢撕裂自我的结晶，或者说，都是“被压抑物的回归”。

新写实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中陈旧观念和宏大话语的颠覆和解构，变抽象空洞的能指和意识形态编码语符为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富有人间况味和情怀的个人话语和想象，从而给迷茫、挣扎、困顿中的魂灵提供一个得以喘息和调整的安身立命之所。唐小兵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日常生活，以至人生的分分秒秒，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现代人自我定义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3]112。生活那样急遽，时代那样实感，在琐碎芜杂、平庸灰暗的日常生活面前，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所以我们在新写实作家的笔下体验不到崇高感、庄严感、神圣感和使命感，扑面而来的皆是“几乎无事的悲剧”所引发的自我解嘲式的艺术真诚。日常生活不是洪水猛兽，日常生活叙事也完全可以成就经典，谁能否认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的世界名著地位呢？同样，日常生活叙事也绝不是一个文学神话，它天然的琐碎、重复和物质性极易把主体引向放纵欲望的深渊，从日常生活叙事蜕变为欲望叙事。“晚生代”的某些作品如朱文的《我爱美元》、何顿的《生活无罪》即是日常生活叙事神话化、绝对化的产物。新写实作家们因为出于对日常生活叙事局限性的警惕，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张弛有道、分寸精准，表现出一定的前瞻性和深刻的自省意识，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质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4]8。

二、历史：“你不可改变我”

新写实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既是他们自觉与有关“国家大事”的“堂皇叙事”划清界限和保持距离的结果，也与他们在长期的观察和个体经验中默默建构起来的世俗化的“解历史”的历史观密切相关。出于对历史的反思，他们开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种线性单一的进化史观产生怀疑，在历史吞噬和覆盖个体以前，自觉主动地抽空“历史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放弃“塑造历史”的意志和行动，因为在历史洪流面前，个人除了被裹挟其中外，实在无能为力，一切不自量力的抗争和违逆都被证明是枉然和徒劳。正如福柯所言：“历史只是历史中各组成部分在水平域的不断重组和展开，没有任何终极目标在引领着历史的前进。”[5]168

在刘震云那里，历史碎片化为“一地鸡毛”；在池莉那里，历史变成琐碎的“流水账”；在方方那里，历史是父亲的“打码头史”，是母亲的风尘史，是七哥罪恶残酷的“成长史”；在刘恒那里，历史浓缩成食和性。新写实小说家“解历史”的情感意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人。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6]124

人的日常生活，存在着一种稳固的永久的人性，它是我们社会和人生的根基，所以必然要在文学作品中占得一席之地。历史的兴替，并不会削弱或改变具体平易的日常生活的恒常意味。沈从文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

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 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 ，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所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7]162

这种对进化史观的怀疑情绪我们还可以在冯至的《十四行集》读到，可以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读到，也可以在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里读到，甚至可以在茅盾的《动摇》，在王蒙的中篇《杂色》里读到。不同的是，新写实作家永恒循环历史观的形成，直接受制于当代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带有更浓厚的意识形态内涵，并从根本上规约了他们对日常生活叙事的择取以及叙事的姿态：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仅作为“风景”而存在，身为局外人，或袖手旁观，看历史长河奔腾，或鱼贯而入，忝列其中却无所作为。这也使新写实招致缺乏历史担当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批评。

但如果把新写实小说中那些流动浮沉在“此在的时间”之中的生活纳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之灯下照射，我们很可能得到别样的复杂与多面的镜像。在胡塞尔那里，“事实和本质是不可分离的”“每一个别存在都是偶然的……但这种被称作事实性的偶然性的意义是有限制的，因为它与一种必然性相关”[8]49～50。换言之，本质并不是从分散零乱的个别事物中抽取和提纯出来，而是存在于每一事物和现象中，每一事物和现象都是通向本质认识的“自由之路”。因此从素材或对象的价值看，未经艺术家“艺术提炼”和“典型化”过程的原生态实录，在主题表现和艺术境界上并不逊色于那些雕琢打磨过的经典质料。相比形而上的玄思妙想，形而下的感性生存景观也能使存在的本然情态“原形毕露”“昭然若揭”。萨特自己的作品就刻意抒写生存的自然情态，以“极端自然主义”的眼光和态度，在“生物主义的、最原始的、动物性的、肉欲的水平上”描写“一些个人的隐私的关系，表现人的孤僻，彼此的格格不入”[9]468。池莉在《烦恼人生》中通过“复制”机械操作工印家厚一天之内的“一地鸡毛”，揭示出主人公的生存困境。这种烦恼决非印家厚一人仅有，它覆盖和笼罩在当时许多青年人的生活上空。方方在《风景》中安排“老八”这样一个“他者化”的叙事视角，遍览家庭的恩怨情仇、生死哀荣。这种“风景”也决非只映现在早逝的“老八”眼中，贫穷苦难、愚昧和暴力是转型期社会的普遍喻指。由此，“高级的烦恼”和“残酷的风景”成为即将到来的改革的先锋预言和召唤，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独特的社会意识和人文关怀。

三、超越犬儒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辩证法

迄今为止，“格调不高”仍是戴在“新写实”小说头上最刺眼的帽子。批评家一方面承认“新写实”小说真实反映了“当下此时的世俗生活”，具有可贵的平民意识，另一方面又指摘其对沉重、苦涩生活的过度渲染和夸大，对世俗化价值的容忍、失语，不能透过表面生活的瑕疵揭示欣欣向荣的历史本质，不能给人们展现理想的未来生活图景，“又由于缺乏对现实的形而上思考和批判，使它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都得不到提升，影响了对更大范围的历史生活的关注和表现”[10]321。“零度情感”“犬儒哲学”“冷漠叙述”等是批评家酷爱且常用的字眼。这种简单粗糙的评述方式所体现的思维和标准，与卢卡奇在《现实主义辩》中批评卡夫卡和乔伊斯“未能通过揭橥破裂和间断图像的本质来引导人们摆脱忧虑和不安”[11]68的思路如出一辙，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透过脚手架看高楼大厦、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寄寓历史本质规律的层面，正如钱钟书所说：“千变万化，往事依然。”抛开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和教化的文学传统，当代批评的“不及物”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新写实小说下一个道德断语并不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如何理解和看待新写实小说道德意向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对于身处两个世界——一个业已崩溃，一个尚未建成——夹缝之中的作家来说，面对残酷的历史记忆、心理阴影和现实困境，如何站稳立场瞄准方向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新写实作家不可能抓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他们也生活在时代之中，也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意义诉求。正如赫舍尔指出的那样：“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人甚至在尚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人的存在要么获得意义, 要么叛离意义。 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11]46池莉自己也反问道：“人类不能没有憧憬和梦幻，不能从生下来就直奔死亡，如果不是生活给我们新的情节和细节，生和死又有什么两样？”[2]62从80年代末的时代社会语境看，新写实作家极富“现场感”的平民化抒写，同时也是一种“民生叙事”，这本身就渗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担当意识。但他们又只能让人物自己说话，让生活自己昭示，无法像萨特那样公然在小说中表示自己的抗议和愤慨，这固然是自身的艺术个性使然，更为关键的还在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作家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更何况在现实境遇中，他们亦是印家厚、庄建非似的“小市民”，也深陷于“单位”和脑体倒挂的十面埋伏之中。因此，与其说他们的非牧歌写作主动“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时代的前面”[12]90，不如说是一种被动无奈的抉择：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钝化、挤压、消磨着人们的“田园想象”，不敢再奢望什么“诗意地栖居”或乌托邦式的幻梦，只能“依葫芦画瓢”，在平实而不平庸、世俗而不世故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寄托自己隐忍的反抗和疏离。在这隐忍背后，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洞察、启迪和教育力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某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久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3]454新写实小说通过对严峻的“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打破了“关于某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如启蒙神话、进化论史观、彼岸世界、终极意义等)，引起了“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久怀疑”(如宏伟叙事、精神叙事、现代化的美好承诺)，“他们通过现象而不是逻辑而抵达存在的真实，他们再也不像以往的现实主义那样写作，回避最普遍和最广泛的生活事实，不再以某种必然和规律性的观念，以虚构的典型来压抑和代替偶然与无限多样的可能性”[14]259。因此，这也应当视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进步，是新写实小说献给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最沉重的思想和艺术经验。

从新时期文学纵向的发展历程来看，相较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格非、余华、马原等人的先锋寓言写作，在深度模式和思想内涵上，新写实小说并不显得低人一等。它聚焦现实，取材现实，同时也表现出对深度寓意的自觉追求，也“总想写个大世界，写最大多数人的生活”[15]372“总想寻找农民赖以生存的几根柱子”[16]72，只不过即时性的题材在社会变迁的文化语义背景下，其能指的辐射时空要相对短暂和逼仄，很容易给人造成生活“流水账”和“直陈其事”的假象和误读，这一点在后来的“新生代”写作上再次得到验证。以韩东、朱文、毕飞宇、“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邱华栋、何顿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在精神上走出80年代，在题材上“向城市进军”，在叙事策略上追求个人化叙述，因此通常被视为缺乏深度的“平面写作”，仅仅是欲望托起的文本。但如韩东的《母狗》《房间与风景》，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把我捆住》，朱文的《两只兔子，一公一母》《单眼皮，单眼皮》等作品，单从题目就可看出其鲜明直接的寓言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借来“写实”这顶皇冠，在获得了较长的历史视野和较宽厚的理论谱系后，我们会发现，其朴素中蕴丰厚、单薄中纳驳杂的题旨所引发的思考，仍是一如既往地深刻而绵长，这构成了新写实小说“大有深意存焉”的另一种“深度模式”。

[1]〔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池莉.写作的意义[J].文学评论，1994(5).

[3]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M]//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3.

[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6]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7]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M]//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8]〔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苏联〕安德烈耶夫.萨特及其存在主义[M]//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10]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美〕赫舍尔.人是谁[M].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2]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5]池莉.两种反抗[M]//预谋杀人：池莉小说近作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6]刘恒.伏羲者谁[J].中篇小说选刊，1998(6).

(责任编辑 许峻)

Breath-taking Daily Life ——The Depth Mode of “New Realism” Novels

TANG Xiao-x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China)

“New realism” novels mark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writers’ aesthetic desire of Utopia as a result of repeated discipline and deception, and directly control such aspects as the various themes, techniques, narrative means and emotional intention, thus weakening the subtext and affecting readers’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depth model.

new realism; daily life narration; historical conception; cynicism

2015-08-21

唐小祥(1990—)，男，湖南邵阳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6.009

I207.42

A

1008-3715(2015)06-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