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树仁

摘 要：随着当今社会变化的加速，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节日也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节日泛化现象风靡云蒸。节日泛化现象有着自身的类型、生成原因及其社会功能，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将是节日文化今后良性发展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节日泛化;基本类型;生成原因;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157-03

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强有力的载体。千百年来，为了适应天时气候的变化，人们约定俗成，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的休闲、娱乐、纪念、占候、禁忌和庆贺的日子，节日就这样产生了。诚然，“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1]131在传统农耕社会里，每逢节日到来，都会开展相应的民俗活动。例如春节，在中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从腊月初八的腊祭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才算结束，在此期间，扫尘、贴春联、贴年画、放鞭炮、吃团圆饭、守岁、拜年、祭祖等年关节俗是必不可少的。近些年来，我们悄然發现，人们对于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正在慢慢消退，相反而言，对西方外来节日的追捧以及出于各种目的考量自我创设的一系列“新节日”正在逐渐形成蔓延之势，走进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趋势，可称之为节日民俗中的“节日泛化”现象。

一、节日泛化现象的范畴

节日泛化现象是一个极其纷繁复杂的节日民俗事象，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很难把它归结为某一个特定的民俗范畴，它与泛民俗、新民俗以及伪民俗三者之间既各有关联又互有不同。

泛民俗学的代表人物徐华龙认为：“泛民俗是与传统民俗相对而言，是固有民俗的衍生态的东西，传统民俗是泛民俗的发生源，没有民俗的发生源，就不可能有泛民俗这一衍生物的出现，而泛民俗的出现是传统民俗在自己演进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2]照此观点，当今中国的节日泛化现象是传统节日民俗的衍生物，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这显然是不全面的。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新节日——风筝节、国际龙舟节、桃花节、文化遗产节等等，大都不是自行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传统民俗节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节日泛化现象与传统节日民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但是，有些节日——光棍节、情人节、复活节、平安夜、圣诞节等等，有的完全是自创的，有的则是从西方传入的，它们与中国传统节日民俗之间则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前美国民俗学会主席阿兰·邓迪斯曾在《谁是民俗之“民”》一文中指出：“随着新群体的出现，新民俗也应运而生。”新民俗自然包括新的节日民俗，我们很容易会把泛节日化现象划归为新民俗的范畴之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辩证地来看。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新的节日，如果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愿望，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并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过一定时期的传承发展，它就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节日习俗。但是有些节日泛化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后就渐渐消失了，就不能称其为新的节日习俗或新民俗。

“伪民俗”一词较早是由民俗学家理查德·道尔森在《民俗与伪民俗》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伪民俗“是打着地道的民间传说旗号，假造和合成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来自田野，而是对已有文献和报道材料不断进行系列的循环反刍的结果，有的甚至纯属虚构。”[3]伪民俗不仅仅存在于民间传说领域，在节日习俗领域同样存在。当今的一些节日泛化现象，如科技节、大米节、空调节、百货节、美食节等等，仅仅只是有一个节日的称号，完全没有任何的民俗根基，大量是出于商业利益的目的而催生出来的所谓的“节日”。因此，这些节日泛化现象不能称其为一般意义上的节日，而只能称其为“伪节日”或“伪民俗”。

节日泛化现象纷繁复杂，我们不好轻易地把它划归到任意一个民俗学范畴，但泛节日化现象在当今社会是一个不容忽视和跨越的存在，甚至对于我们当下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还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对于它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和有意义。

二、节日泛化现象的类型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伍德曾经说过：“分类是属于科学的本质，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没有分类的系统，则对于事实，即不能有科学的了解。”[4]科学地研究当前中国的节日泛化现象，分类问题不可避免。

近年来我国节日的现状是，一则，传统节日正在逐渐被人们漠视和淡忘;而另一方面，出于各种目的的考量又“生”出许多“节日”来;一个地方有什么特色文化或者有什么特色产品，就可以为其量身定做一个“节日”，如各地的文化遗产节、旅游节、山歌节、女儿节、风筝节、桃花节、梨花节、牡丹节、槐花节、荷花节、樱花节、豆腐文化节、熊猫节、西瓜节、陶瓷节、火锅节……简直是不胜枚举，这种类型的节日可称之为“嫁接型”的节日泛化现象。嫁接型的泛化节日往往依附于一定的传统文化开展，认同者颇多，批评之声亦不少，但嫁接得是否对纹路、通脉络则是其能否持续生存下去的关键所在。

毋庸讳言，外来的西方节日，如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复活节、感恩节、愚人节等在中国的泛化，已经对中国的节日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求新求异的年轻人中间，这种西方节日俨然已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在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玫瑰花会非常抢手，即使其价格比平时来说高出几倍乃至十几倍，都不能浇灭人们的购买热情。说到过情人节，现在的人们已经把情人节过到了极致，除2月14日正统西方情人节之外，还衍生出了3月14日白色情人节、4月14日黑色情人节、5月14日黄色情人节、6月14日亲吻情人节……一年之中每一月份的14号都是情人节，节日泛化程度只能用“无以复加”四个字来形容。国门的开放，经济的发展，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不可避免，对待如此繁多和泛化的西方外来节日，我们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有些外来节日像父亲节、母亲节，过起来就特别有“人情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应是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和外来节日的应有之意。

除了嫁接型和外来型的节日泛化现象外，还有一类自创型的节日泛化现象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这类节日泛化现象有的完全是商家的人为炒作和推动而产生，诸如各种科技节、空调节、大米节、冰箱节、电脑节、食品节、百货节、美容节等;有的则是因为青少年嗜新、求异的时尚心理不断变化而创造出来的，诸如“3·7女生节”“5·20网络表白日”“8·3男人节”“8·18八卦节”“11·11光棍节”“12·12购物节”等。自创型节日泛化现象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节日空间越来越大，已经成为节日文化线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如何对待和引导此类节日发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嫁接型、外来型及自创型只是对当前中国节日泛化现象所做的一个大致分类，不可能穷尽所有，也不可避免有所交叉，但作为一个分类系统还是有存在的价值，至少它已经让我们注意到节日泛化现象的出现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节日泛化现象的生成原因

细究起来，部分节日泛化现象的出现，往往与地方政府的助力推动分不开，这是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必然结果。“文化产业发展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兴起和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的全球性战略转变，以及人类社会正在遭遇到的资源和环境的发展危机，都使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作为今后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际社会广泛的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竞争新形态。”[5]为了大力发展文化產业，各地政府闻风而动，依托本地文化特色，各种各样的“文化节日”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就这样被催生出来了。各地政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特色非物质文化品牌，举办各种非物质文化艺术节就是很好的佐证。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助力各色“节日”发展的同时，要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不能只抓“量”忽略其“质”的部分;不能只顾外在形式效果，淡化其内在的传统性和地域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深处其中的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国社会变化的翻天覆地，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生活方式的日趋丰富和多样。当前中国节日泛化现象的出现，与全球化时代商业大潮的滚滚洪流紧密相连。商家捕捉商机的敏锐性似乎是天生的。每年的11月11日，因为四个孤单的“1”字，和没有找着对象的光棍们形单影只的形象很贴切，因而被创意性地称之为“光棍节”。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大型的电子网站和商品市场都会利用这一天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打折促销活动，从而提高商品的销售额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家为了提高商品效益，成为了节日泛化现象背后的操盘手。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每年的情人节、圣诞节、表白日、双12等都是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疯狂购物狂欢的特定时刻。商业的推动带来了节日的泛化和繁荣，但是我们要理性对待这种商业化的行为，避免盲目消费和过度消费。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在节日泛化现象面前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节日泛化现象的发生、发展乃至繁荣都与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息息相关。当今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不再仅仅是节日信息传播的工具和手段，还左右着节日意义的培养与生产，具有节日文化的建构功能。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格伯纳的“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是一种“主观现实”，与人们真正了解和认识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离，会对“客观现实”世界受众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和“培养”的过程。中国当前的泛化节日，每每举办之前都会借助媒介的平台和力量进行大肆宣传，无形之中，受众对于“事件”发生的期待值就赋予了一种“非常状态”。除此之外，如果传媒“能把与一种或多种社会核心价值相关的象征性动作置于突出地位”[6]，那么节日的举办就有了“合法性”和“合理性”。

四、节日泛化现象的社会功能

任何一种现象出现的背后，必然要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节日泛化现象容易导致物质崇拜、盲目消费等社会负功能，但其所起到的弘扬文化、娱乐大众、带动经济发展的社会正功能同样值得我们肯定，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引导其往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与发展。

许多嫁接型的泛化节日，诸如各色各样的文化艺术节，大多是地方政府出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而举办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创意，到后来却沦为了一种“陈词滥调”，文化是基，但我们往往会丢失和违背文化的本意，裹挟着文化使其不情愿地成为了“暴发户”。大部分外来型和自创型泛化节日，成为了商家追逐商业利益的战场，间接地在受众中间刮起了一股崇拜物质、盲目消费之风，导致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诸上种种，皆是节日泛化现象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不能放之任之、不管不顾，变“负”为“正”任重道远。

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泛化节日在今天能够如此普遍和盛行，与其所承担的正面社会功能是分不开的。很多主题鲜明、大众参与度高的特色文化艺术节日和旅游节日，不仅起到了弘扬特色文化、树立城市品牌和丰富民众生活的作用，还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功不可谓不高。有些西方外来的节日，像圣诞节、愚人节等，人们在节日之际尽情狂欢，调节了民众高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娱乐了身心;还有像父亲节、母亲节，儿女们为辛勤付出的父母送上一句真诚的慰问、一份精美的礼物，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人民群众具有创造的天赋，很多带有新意的自创型泛化节日，体现了人民群众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既丰富了人们的物质世界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节日泛化现象的负功能不可避免，社会正功能不可忽略，无论是社会、政府、商家还是个人，趋利避害，引导泛化节日朝着良性的轨道发展，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的和谐统一才是应当持有的态度。

五、余论

节日泛化现象纷繁复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飞速发展，传统节日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传统节日的既有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还未来得及做出相应的适应和调整的同时，泛化节日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节日泛化现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中有精华亦有糟粕，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才是其价值判断的最终标准。泛化的节日还在不断出现，对其研究也还没有停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研究的行列中来，促使节日文化朝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徐华龙.泛民俗研究与学科建设——当代民俗学的发展趋势[J].浙江学刊，2002（3）.

[3][美]阿兰·邓迪斯.伪民俗的制造[J].周惠英，译.民间文化论坛，2004（5）.

[4][美]埃尔伍德.文化进化论[M].钟兆麟，译.上海：世界书局，1932：27.

[5]胡惠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J].东岳论丛，2009，30（2）.

[6]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5.

[7]徐华龙.泛民俗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8]廖冬梅.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李露露.中国节：图说民间传统节日[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10]冯贤亮.岁时节令：中国古代节日文化[M].扬州：广陵书社，2004.

[11]萧放，董德英.中国近十年岁时节日研究综述[J].民俗研究，201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