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世纪以来，灾难与新中国的快速发展相伴相生，“灾难”及“灾后重建”随之上升为人们日常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然而近十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日益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怪圈，忽视了灾害研究应当服务于灾区实地重建这一根本使命。本文介绍了人类学灾害研究的价值理念，指出人类学的灾害观为我国灾害研究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灾害观;重建;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D4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7-0148-02

引言

新世纪以来，灾难与新中国发展相伴相生。2003年非典、2008年春节雪灾、5·12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让我们对“灾难”、“灾害”等字眼有了更多的关注。近十年来，国内诸多社会科学（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逐步引入西方灾害理论来阐释我国灾害的发生、演变、消化的历史过程及应对之道，①为我们分析和处理这些灾害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目前各学科的灾害研究太局限于学科本身的理论框架，常常陷入了“为灾害研究而灾害研究”的理论怪圈，遗忘了灾害研究应首先服务于灾区现实发展的根本使命。

中国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始于本世纪之初。本文尝试从人类学视角来对我国当下的灾区重建的研究提出反思，对政府、外来企业、施援单位、学者、媒体等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话语垄断现象提出质疑，呼吁外界各部门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区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注，对于当地人的重建意愿和具体规划予以足够的尊重，有意识地强调灾民的参与意识和主体意愿。

一、人类学灾害观的理论逻辑

灾难不仅破坏人们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还对灾区原有的社区文化和精神世界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人类学在评估灾难的破坏力时，实际上是将受害对象看成是当地一整套“物质—人—文化—行动”体系。灾难过后，接踵而至的不仅是实物的改变，更是当地原有的权力、生计、历史、文化的共生关系的重新调整。面对支离破碎的废址家园，人们不仅需要重建已毁的房屋，更需要重建被撕裂的社会交际和情感血脉。然而，物质家园的重建是指日可待的，但当地社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重建则必将经历一个历史过程。因此，人类学家们并不满足于当下土木工程专业和旅游产业导师们所给出的单向度的实物化的重建计划，而是强调灾難的破坏的立体性，强调灾难对于生态家园、社会文化体系以及情感世界的多重破坏，且这一切破坏最终都必然会作用到“人”的身上来，所谓“触景深情”便是灾难间接作用于人心的反映。正因如此，在灾后重建的话题上，人类学倡行的理论逻辑是：一切重建都应是围绕“人”来展开，不仅要围绕物质人，更要围绕社会人、文化人;不仅要重塑物件和人的生命，还要恢复当地原有社会文化系统的生命。

人类学的这种灾害观从根本上决定人类学者在灾害研究中的独特视角。相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人类学最大的学理特色就在于它的整体观。人类学的整体视角要求它能同时关注灾区的历史、生态、政治、经济、文化、考古、人口、心理等诸多方面，这使得它在诸多研究中更显“超越性”[1]。具体来看，人类学的灾难观主要可以延伸为以下四个方面，即灾害考古和历史的取向、政治生态的取向、应用取向、地方社会行为的取向。

灾害历史和灾害考古的研究取向旨在对造成灾难的自然和社会过程的了解，追溯当地的灾害史，以增加人们对当下灾害发生的认知。

政治和生态的研究取向主要借助文化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关注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及其与灾难的关系，其重点在于理解人类社会如何适应自然环境，旨在将我们的关注点由历史拉回现实，由理论带入具体的行动和实践上来。同时，该视角也注重经济结构、政策、社会力量及意识形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强调跳出灾难本身的框架去理解灾难更为复杂的背景与成因。

而应用人类学研究取向，则强调运用灾区的地方性知识来预测、减少和预防人间灾难，关注建立预防体系，描述当地传统文化如何适应自然环境，分析灾区在处理灾难方面已有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发挥当地传统文化的价值。

最后，地方社会行为取向则主要从社会层面来考察灾难，追问当地容易导致灾难发生的具体社会行为，考察灾难发生时当地社会将如何反应，并阐释当地社会对于灾难本身的解释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果。

以上四种研究取向无疑从根本上强调了灾害重建过程中“当地人”和当地文化的重要性。不管是哪一种研究取向，其出发点和基本关怀实际上都超越了某些地方政府、外来企业、施援单位、学者、媒体在空间重塑过程中单向度理解“灾区重建”概念，有助于灾民本身对于灾区重建的发声和参与。

二、人类学灾难观的启示录

（一）灾区重建的主体应该是谁

在现代治理当中，灾难的发生已经远不是当地社区人群“自己”的事情，而成为一国政府及各方社会力量共同担负的事件。灾难过后，诸种社会力量会进驻灾区参与救灾和重建。此时，灾区的文化重塑和空间再造的主体到底由谁来担当便上升为一个难以评判的问题。在现在民族国家体系内，一国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灾区民众进行社区重建。除给予必要的政治、经济、人员的支持外，政府在灾区重建过程中是否有权完全只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统一建筑标准来重新规划社区，以此作为自身灾后重建的政绩工程呢？

同时，作为沟通当地与外界的桥梁，现代媒体在灾区重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灾难信息的发布、灾后重建项目规划、实施进程的监督，还是灾后民众生活水平的现实情况等，几乎都是经由媒体的眼睛来传达给全国和全世界各地。毫无疑问，媒体所构筑的整个展播世界，为灾区重建构筑了一张生存和话语空间，其力量之大，完全能够左右甚至遮蔽灾区人们对于自己新社区的理解。正是因为媒体的作用如此巨大，在灾后生活重塑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媒体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现代媒体不仅具有强大的信息播报能力，而且还有着媒体自身的筛选和过滤的能力，“媒体很多时候并不是在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凭其喜好在生产着现实，左右着现实”[2]。因此，外界媒体对于灾区的关注并不都意味着帮助，其中某些偏颇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规划很可能成为误导灾区重建的舆论导向。

由于立场和诉求的不同，灾区和非灾区（当地人和外地人）的人们对于如何重建灾区往往抱持着不同的看法。而在现代媒体笼罩下，灾民的灾区重建很有可能不再是灾民自身最愿意的重建模式，而不得不变成在外界诸多眼睛和他者价值观作用下的“外来重建”。如此便不由得引人追问，家园重建模式究竟应当由谁来决定，新建的社区环境和生活方式究竟应当遵循谁的意愿和主张？

例如，在今日媒体眼中，四川传统的羌族村寨似乎总被描述为原始蛮荒的模样，羌族人民在居处山林的生活方式经常被看成是不健康的，其本土的宗教信仰和对灾难的阐释也被贴上愚昧的标签。在汶川灾后重建过程中，外界社会对于当地羌族人们如何来看待自身的传统文化、如何来理解羌族传统社会、如何珍视他们被认为“蛮荒”的文化体系通常是不加考虑的，羌族对于重建社区的主体意愿在媒体“现代化思维”下往往是被强行遮蔽的。在这种话语和权力不平等的背景种，被新建起来的羌寨社区早已不是“羌族”的社区了，而只是全国各地形貌一致、审美单调的普通村落而已。

（二）我们需要怎样的灾难观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很少有人把灾难看成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人类学者们则认为一种可以包容多元价值的朴素的灾难观的建立尤为紧迫。灾难作为一种突发因素作用于人类社会，势必带来人群在社会心理位置上的失衡，但纵观历史，灾难其实从未缺席。在救灾、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灾区与非灾区的人们实际上总是处在不同的社会心理位置上，这多少跟人们各自的灾难观有着紧密关联。

通常来说，非灾区的人们处于對灾区的同情，往往会毫不吝惜地捐出自己力所能及的物资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心态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人们友善的心态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问题。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人群被划分成了施援者与受助者两类，二者之间不仅有物资上的沟通，更常常被绑上了道德高低的评判。从每一次重大灾难的报道中，我们都看到一些施援者因为自己奉献了物资和经历，便希望得到应该有的感激和回馈。而倘若这种期待没有得到实践，一些施援者形成很大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很容易促使人们对于“施”与“被施”的二元关系的思考。在救灾和重建的过程中，施援者是否有权利要求被援助者提供感激，甚至为此做出出让某些家园建设的权利的道德正义呢？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灾难观？

（三）灾难如何反观人性

与灾难有关的故事，其实并不仅仅只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策和行动，而且还包括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人性关怀。灾后重建的研究，并不只是为了搞清楚某种建设方式更加有效，而“应往更深处挖掘，去理解和切近人性，去理解人和组织是什么，灾难如何彰显人性。”[3]

尽管我国目前的人类学灾难研究还有诸多可供反思的领域，但作为应用人类学极具现实关怀的分支学科，它的理论价值和实地工作已经为它在社会科学大观园里赢得了赞誉。其实我们早已看到，不管是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在现实实践中，人类学的灾害观对于灾区社会组织和文化系统的强调，对于灾区当地人主体意识和主观意愿的尊重，以及它所推崇的从整体论评估视角，不仅有益于增进人们对于灾害本身的理解，也能够提升人类在面对灾难时的道德自觉。而放眼未来，人类学的灾难观对于民族生存、社会转型、文化价值的全面的“生死拷问”，将使该学科始终处于人文社会探索的前沿。

参考文献：

[1]纳日碧力戈.灾难的人类学辨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

[2]刘婷.灾害人类学及防灾减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民族研究，2013（5）.

[3]张曦.地震灾害与文化生成——灾害人类学视角下的羌族民间故事文本解读[J].西南民大学报（人社），2013（6）.

①可参看李向前、王继科、吴明、左庆峰、杨明等学者的灾害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1-12

作者简介：孙璐（1989-），女（满族），宁夏石嘴山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人类学灾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