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涛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0 引言

需求结构转变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解释经济波动的本质因素。需求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失衡的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较强的制约能力，进而影响到我国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最终导致我国出现较难预测的经济波动。正如Garavaglia和Malerba等人（2012）所言，若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需求结构不均衡状态，那么它的经济增长也将变得不稳定，甚至导致经济出现后退可能，而需求结构均衡化则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虽然我国经济总体上不断增长，但局部经济波动仍较明显，例如2006年、2007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增加，但2008年、2009年、2012年、2013年均保持了下降。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特别是消费品需求的调整非常明显，特别是对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的消费支出明显增加，但对粮食、肉禽等食品的消费支出未得到明显增加。那么，需求结构调整是否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考虑。

纵观国内研究发现，能够定量地、系统地研究我国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波动的文献非常少。基于此，本文对我国需求结构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需求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探究需求结构演进过程中对缓解经济波动是否具有贡献。

1 需求结构调整的指标度量

1.1 需求结构合理化度量

单纯采用消费率、投资率或者投资消费比率来衡量需求结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借鉴R-C-K模型和Fabricant（1942）提出的结构合理化指标，采用最终需求投资比率来衡量需求结构合理化。最终需求投资比例能有效的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考虑到不同经济状态下最优需求结构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衡量需求结构是否存在失衡现象。通常需求结构合理化通过两个维度来衡量，一个是需求结构合理化的年度指标；另一个是需求结构化的阶段性指标，两个维度具体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其中DRFi代表需求结构合理化的年度指标；DRFs代表需求结构合理化的阶段指标；DRi代表第i年的最终需求投资比率；DR*代表稳态下最终需求投资比率。

1.2 需求结构高度化度量

本文采用需求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来衡量需求结构高度化指标，用DRH来表示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即采用消费率来衡量需求结构高度化。

一般来说，需求结构高度化指标满足：0＜DRH＜1；当需求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时，DRH值也就越大；反而亦之。

测算2001～2013年我国整体的需求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指标值，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水平呈“U型”变化，而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则整体上越来越偏离均衡经济增长的路径。

图1 2001～2013年我国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变化趋势

2 模型构造和指标说明

2.1 模型构建

为了更好地分析我国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引入控制变量的方法，消除其他影响因素对两者之间的影响。为了避免控制变量的随意性，借鉴干春晖（2011）在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影响的做法，选取需求结构（包括合理化与高度化两个指标）与经济波动指标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第i个地区；t代表第t年；Yit代表第i个地区第t年区域经济波动情况；DRFit代表第i个地区第t年区域需求结构的合理化指标；DRHit代表第i个地区第t年区域需求结构的高度化指标；(DRFit×Yit)表示需求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波动的交互项；(DRHit×Yit)表示需求结构高度化与经济波动的交互项；α0为常数项系数；α1、α2、…、α4代表待估计参数的系数；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2.2 指标数据说明

为了扩大样本容量，增强实证研究的可靠性，本文选取2001～2013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西藏自治区因数据缺失，所以没有列入样本。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总量上都存在递增的趋势，而在这过程中存在的经济波动必然是伴随经济总量变动的。本文将分别引入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分别检验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指标按照目前学术界惯用的方法，即采用名义GDP的增长率，即为DGDP；经济波动指标按照目前大多数学者采用的HP滤波方法，消除各省区GDP在变化过程中所时间趋势波动的成分，得到不含有时间趋势的周期性波动指标，记为WG。在计算经济波动指标时，设定年度平滑参数值为100。

3 实证分析

3.1 面板数据平稳性分析

为了使数据分析有效，首先需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LC的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面板数据LLC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1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以上所有变量的LLC值都是显著的，这也表明了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稳序列。因此，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在统计意义上是合理的。

3.2 区域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文研究的准确性，首先对所有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然后，将面板数据按时间序列进行分组，分别检验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地，首先对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然后，以2007年为分界点，分别对2001～2007年和200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这里3个模型都选择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分析2001～2013年整体层面的回归结果。

由表2可知，需求结构合理化DRF的系数为0.052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名义GDP增长率上升。而需求结构合理化与名义GDP增长率交叉项的系数DRF×DGDP为-0.252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需求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受到经济增长水平本身的约束，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的时候，需求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将明显减小。这里，有|α1/α3|＜1，这就意味在我国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当需求结构合理化值较小的时候，即使需求结构不合理，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

表2 区域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结果

综合这个回归结果可知，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为了实现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可以对需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行一定程度限制，即允许一定程度的非合理化；但需求结构非合理化程度也存在一定界线，当非合理化程度较高时，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负面作用，因此必须实施相应的战略调整。

与此同时，需求结构高度化DRH的系数为-0.239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名义GDP增长率上升。而需求结构高度化与名义GDP增长率交叉项的系数DRH×DGDP为1.784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受到经济增长水平本身的约束，需求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的共同作用可以显著推进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的时候，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程度将明显提高。这里，有|α2/α4|＜1，这就意味着除非我国需求结构能短时间内快速高度化，否则较为缓慢的需求结构高度化反而会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其次分析2001～2007年、2007～2013年的回归结果。

由表2可知，2001～2007年、2007～2013年需求结构合理化DRF的系数分别为0.0255和0.0627，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两个时间段内我国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升都促进了名义GDP增长率上升，而2001～2007年需求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明显弱于2007～2013年。在后一时间段，受金融危机以及经济新常态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因而需求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增强，这一论断与前面的分析相呼应，即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的时候，需求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将明显减小。

2001～2007年、2007～2013年需求结构高度化DRH的系数分别为-0.2118和-0.3512，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两个时间段内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提升都明显地抑制了名义GDP增长率上升，而2001～2007年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要弱于2007～2013年。这也与前面的相关论断相呼应，即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的时候，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程度将明显提高。正是由于2001～2007年我国经济火热，经济增速明显高于2007～2013年，因此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更能发挥出来。

3.3 区域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同样地，首先对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波动的整体影响；然后，以2007年为分界点，分别对2001～2007年和200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里，3个回归模型的面板数据效应也都选择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区域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波动影响的回归结果

首先分析2001～2013年整体层面的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需求结构合理化DRF的系数为0.0087，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而需求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波动交叉项的系数DRF×WG为-0.18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需求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受到经济波动程度本身的约束，当经济波动幅度非常大的时候，需求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的抑制作用将得到强化。这里，有|α1/α3|＜1，这就意味在我国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当需求结构合理化值较小的时候，即使需求结构不合理，也不会对经济波动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与需求结构合理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基本相似。

综合这个回归结果可知，在我国经济总体蓬勃发展，但经济波动明显的阶段，需求结构的合理化与经济波动并未存在完全一致性。这也从侧面表明，为了有效缓解经济波动，除了不断推进需求结构合理化，还应时刻重视其他方面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以便及时作出战略调整。

与此同时，需求结构高度化DRH的系数为-0.07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波动产生稳定的缓解作用。而需求结构高度化与经济波动交叉项的系数DRH×WG为1.47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也受到经济波动程度本身的约束，需求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波动的共同作用则是显著地为经济波动滋生动力。当经济波动幅度非常高的时候，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波动的引发作用将明显提高。这里，有|α2/α4|＜1，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国需求结构能够持续地向高度化演进，那么将对国内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显著的缓解作用。

其次分析2001～2007年、2007～2013年的回归结果。

由表2可知，2001～2007年、2007～2013年需求结构合理化DRF的系数分别为-0.0066和0.0124，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两个时间段内我国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对经济波动产生了相反的作用。2001～2007年、2007～2013年需求结构高度化DRH的系数分别为1.6008和1.8210，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两个时间段内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提升都明显加剧了经济波动，而2001～2007年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波动的驱动作用要强于2007～2013年。这也与前面的相关论断相呼应，即当经济波动幅度非常高的时候，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波动的引发作用将明显提高。

表5 区域需求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正是由于2001～2007年我国经济火热，经济波动力度也高于2007～2013年，因此需求结构高度化对经济波动的引发作用才更能发挥出来。我国区域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表明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见表5），但要求区域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降低要适度。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度化两个指标共同反映当前我国需求结构调整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实证检验了需求结构调整是否能够缓解经济波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我国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名义GDP增长率上升，但也加剧了经济波动。第二，我国需求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名义GDP增长率上升，同时对经济波动产生稳定的缓解作用。第三，无论是需求结构合理化还是高度化，它们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均受到经济波动程度的约束。第四，需求结构合理化还是高度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动态性，即不同时期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揭示了以下事实：第一，对于一个经济体，需求结构在调整过程中与经济体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都存在密切关系。第二，我国政府在处理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波动关系的同时，应重视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实质，以及对经济波动影响的异同点，争取强化它们对经济波动产生明显的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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