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炎炎

（西南石油大学 法学院,成都 610050）

0 引言

改革开放迄今，我国的现代化从本质上采取的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涉及到区域经济发展，受制于区位地理条件、先天资源禀赋和历史发展基础，西部各省也一直侧重优先于省会城市发展，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在这一过程中，省会城市产业集聚不断加强，城市经济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但与此同时，人口的快速集聚和过度集中也使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压力剧增，人口与城市资源环境矛盾和城市区域人口分布失衡以及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愈加突出，城市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形势日趋严峻。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主体，城市化最基本的内涵也是人口向城市集中[1]。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一直聚焦于城市人口规模层面，关注特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的人口压力和“城市病”现象，涉及到西部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在极化背景下的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研究并不多见。近几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人口均衡发展[2,3]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城市人口问题的研究视角也在不断丰富，郭秀云[4]从人口安全视角探讨我国大城市人口风险的表征并提出应对策略，其基本涉及到人口内外部系统间的互动联系；王世巍[5]提出了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此外，更多的学者从城市人口区域分布视角探讨相关问题，如张文新[6]对北京市人口分布与服务设施分布的协调性评价后后发现北京市人口与医院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资源设施存在失调问题；张果等人[7]利用不均衡指数等系列指标并结合洛伦兹曲线分析了成都市人口地域分布的变化及其与经济和地形地貌的关系，认为成都市1991至2001年间人口分布比较均匀，但小幅度向不均匀和集中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人口问题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人口数量及其分布层面，虽然，人口数量是当今国内外特大城市均要面临的基础问题，人口数量与“城市病”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二者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城市的人口问题现今也不再单是数量的问题，在我国西部省会城市极化发展的背景下，特定城市持续增长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内外部的主客观因素相互交织，才会导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影响城市人口均衡发展。而要妥善应对当前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均衡发展问题，就必须首先对特定城市的人口现状和人口均衡发展趋势进行客观分析和科学研判。本文在用量化的形式直观反映近年来成都市人口发展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构建人口均衡发展测度模型，对近年来极化过程中成都市人口均衡发展形势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1 人口均衡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模型构建

1.1 成都市人口发展现状

成都作为四川省乃至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在第二轮西部大开发和“两化”加速发展时期，其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极化趋势日益加深，区域首位城市地位日趋牢固，2012年，成都市GDP超过2.3万亿元，占四川全省GDP总量比例达到34.1%，在此背景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也直接推动了成都市人口发展态势的转变，城市人口发展的成绩和新的隐患并存。

首先，近年来成都市人口再生产类型基本稳定，但流动人口增长加速，人口规模持续扩张：2012年，成都市户籍人口总量1173.35万，常住人口总量1417.8万，分别较2000年的（1013.35万、1124.4万）增加160万和293.4万人，较2010年六普也分别增长24.28万和13.04万人，增长势头较为明显（图1）。

其中，人口的自然变动对成都市总人口增长影响较小，2001～2012年（表1），全市出生率基本保持在6～9‰区间内浮动，自然增长率则始终处于2.5‰以下的低水平；与此同时，人口城乡和区域流动相对增速，机械变动增长率相对较高，2001～2012年，全市户籍人口迁移增长达139.53万人，占同期人口增长总量的90.95%，构成了成都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而据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全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262.06万人，约占常住人口的18.66%。从上述分析发现，成都市近年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源于人口的城乡和区域流动。

表1 2001～2012年成都市人口变动状况

其次，近年来成都市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身体素质逐步增强，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在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成都市人口在规模增长的同时，其人口综合素质也有进一步的提升。根据对五普六普资料比较，人口身体素质层面，0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74.75岁增加到2010年的77.1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2000年的17.60‰和22.3‰，下降到2010年的6.01‰和7.96‰，均低于全国和全省同期平均水平；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层面，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8.25增加到2010年的9.6年；全市常住人口中（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则由2000年的3.68%降低至2010年的2.47%；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则由2000年的137.95增加至2010年的537.39人；此外，资料显示，成都市近年来新增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均保持在中西部前列。

最后，近年来成都市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例不断优化，人口性别比处于可控水平，人口老龄化加速：

人口城乡结构层面，近年来，成都市人口城镇化水平逐年快速提升，2010年达到65.51%，2012年接近69%，较2000年的53.48%增加了超过14.9个百分点，平均以每年提高1.1个百分点，在城镇化水平和增速方面均超过全省和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也逐步在缩小与国内发达地区的差异。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成都三次产业就业人看比例也在不断优化调整，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例显著降低，由2000年的44.9%降低至2012年的17.9%，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稳步增长，由2000年的26.5%增加至2012年的34.7，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则显著提高，由2000年的28.6%增至2012年的47.4%。

人口性别结构层面，近年来成都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趋向合理水平发展，2010年回归到略高于可接受水平107:100左右，总体处于可控状态；而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53.69万人、15-64岁人口为1114.64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136。43万人，其分别占总人口的10.94%、79.35%和9.71%，与2000年五普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5.49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7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75个百分点，老龄化趋势加速。

1.2 成都市人口均衡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模型构建

在一般常用的模型构建方法中，层次分析法较为适用于宏观系统的层次分析进而确定分析框架，但在具体指标选取和赋权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子分析法优点在于可以结合反映地方实际的数据针对性的进行指标权重分配，但其只注重了指标数据特征层面的内在联系而容易忽略系统要素层次的逻辑指向性；模糊综合评判法和熵权法在具备了德尔菲决策法优点的情况下，引入模糊数学理论从而达到对指标选取或赋权的目的，但这两种方法的主观性也较为明显，结果也极易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巨大差异，在确定性上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可见，这三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综合对上述模型构建方法的分析，为摆脱单一模型构建方法的不足，本文在人口均衡发展理论框架（图1）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专家意见、层次分析和熵权法构建模型（表2）。

图1 成都人口均衡发展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表2 成都市人口均衡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模型

1.3 数据收集和标准化

在确定模型的基础上，具体收集成都市“十一五”以来反映人口发展各层面状况的指标数据以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采集2006～2012年相应指标数据（表3），为消除不同数据间的量纲影响，进一步将数据进行标准化（表4），数据标准化采用公式为：

其中，Zi为数据标准化值，Xi为数据原始值，Xmax为原始数据组中最大值，Xmin为原始数据组中最小值。

2 人口均衡发展的实证

2.1 人口均衡发展状况测算

在人口内部与外部均衡发展状况考察中，通过计算人口内部发展指数和人口外部发展指数的协调度指数来客观展现，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将人口内部发展指数和人口外部发展指数分别记为两个评价函数 f(pin)和 f(pex)，然后计算二者协调系数：

表3 成都市2006～2012年人口发展各指标原始数据

表4 成都市2006～2012年人口发展各指标标准化数据

其中k为调节系数；

其次计算人口协调系数：

其中α和β分别代表两个要素的权重；

最后计算人口发展均衡发展指数：

最终将表4相关数据代入公式1，2，3即可求得成都市近年来人口协调系数和人口均衡发展指数（见表5），以此来量化展现人口均衡发展状况。

表5 成都市200～2012年人口均衡发展指数

2.2 结果分析

首先，结合表5和图2分析发现，成都市人口内部发展指数和外部发展指数总体均呈现升高态势，2012年分别较2006年十一五初期上升超过38.4和16.3个百分点。其中人口内部发展指数呈现逐年平稳上升势头，而人口外部发展指数相对波动较大，二者在2009年数据离散差值达到最大，由此直接导致人口协调系数（C）的数值（0.3333）

严重偏离正常发展轨迹。

图2 成都市人口内外部发展指数变动趋势

其次，从图3显示结果分析，成都市人口均衡发展指数自2006年总体仍然呈现升高趋势，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波动状况，且增长势头相对平缓。结合对人口均衡指数值的分析认为，2006年成都人口发展协调指数处于0.4的低水平，至2012年，指数值仍然低于0.6，可见，从质的分析看，其原因可能归结于由于人口系统内外部要素均衡推进状况的差异性，尤其是人口与资源环境方面，因此在数量上表现为前述人口内外部发展指数增长的相对差异，最终导致人口均衡发展指数相对增长较缓的局面。

图3 成都市人口发展协调指数变动趋势

第三，成都市人口内部均衡状况方面，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素质和人口城乡分布状况发展势头良好，但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堪忧，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深。近年来成都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2012年峰值期间的自然增长率也未超过2.5‰，适度低生育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反映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指标“0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方面，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成都市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7.1岁，均高于全国和全省同期平均水平，较2000年五普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增长了超过3岁，提升势头较为明显；在反映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层面的“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指标上，2012年较2006年增幅超过25%；在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指标上，近年来成都市老龄化现象开始逐步加剧，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全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接近10%，在持续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成都市老龄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深；在人口城乡结构上，城镇人口比例迅速提高，2012年已接近70%，逐渐缩小与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

第四，在人口与外部发展均衡层面，近年来，得益于成都经济发展的加速，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人均GDP指标大幅跃升，全市人均GDP在2012年较2006年增长幅度超过158.7%；成都作为国家城乡统筹改革试点区域，反映其人口与社会公平的“城乡收入比”指标数据变动较为缓和，201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比值为2.35：1，显著低于全国和全省同期平均水平；在反映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层面的“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标上，成都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逐年增加，但在总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和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的双重作用下，成都市人均耕地面积指标数据也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有限的耕地资源和人口快速增长的矛盾较为突出。

3 结语

在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以省会城市为增长极的单极驱动模式由来已久，在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也不断的向城市涌入，当城市布局规划、城市资源环境保持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和城市人口管理服务效率提高等环节上没有做好充分应对时，城市人口压力就会日趋显现，直接影响到人口主体均衡发展的同时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构成了妨害。我们也必须转变原有的发展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切实做好“四化联动”，从单极化发展模式向多级多点支撑和区域城乡统筹发展转变，以促进城市、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均衡协调发展。

本次实证分析尝试从量化的层面对成都市在“一枝独秀”的极化背景下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状况进行直观呈现。相关部门必须客观把握和科学研判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的状况和形势，从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处理诸多城市人口问题，应着眼全局做好人口发展规划，引导城市产业和人口布局，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人口管理服务水平，妥善解决人口与城市资源环境矛盾问题。

[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李建明.论人口均衡发展的概念及要义[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0,(5).

[3]穆光宗.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郭秀云.大城市人口发展与风险控制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10,(3).

[5]王世巍.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张文新.北京市人口分布与服务设施分布的协调性分析[J].北京社会学,2004,(1).

[7]张果,厉红兰.成都市人口地域分布的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