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有一个精灵古怪的柯西莫男爵。少年柯西莫为逃避父亲的苛责，追求自由，逃到了树上，并在此生活直至终老。无独有偶，作家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也写到了一个趴在树上观看武斗的少年王二。革命名义下的野蛮拼杀，在王二眼中，仿佛成了兴高采烈的游戏。他给武斗双方运送过弹药，设计过投石器，但他的态度始终戏谑而冷静，甚至有点残忍。他拒绝将武斗的行为与革命的话语威权联系起来。这个反讽意味的情节深刻消解了“文革”的符号魅力—那些青春无悔的誓言、为革命献身的激情，还有酷烈的肉身献祭，不是“神圣而崇高”的悲剧，而只不过是“历史的诡计”，是孩子眼中荒诞滑稽的狂欢。而它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那个藏身树上的少年，似乎拥有新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那就是拒绝宏大概念的束缚，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诗意的自我实现。这个树上的坏孩子，在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又化身为“绿毛水怪”的苦命情人、云南热风雾瘴里的狂野少年、黎明荒岛呐喊求生的巨人、隋末洛阳城的数学流氓、唐朝凤凰寨的裸体节度使薛嵩，等等，从而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谱系—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坏孩子们”，是独立于新时期文学审美规范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坏孩子”藏身浓密的树叶间，观察人世百态，将沉重的反思化为轻逸的狂想，也留下了很多神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