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燕

采访邹全明，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距离端午节还有两天。之前，我在网上翻查资料，竟很少看到他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相关报道。过去的将近20年里，“幽门螺杆菌疫苗”又被称为“胃病疫苗”甚至“胃癌疫苗”，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名词，这个团队的领军人邹全明则很低调。所以能够得到这次采访机会也颇为幸运。

采访在邹全明堆满资料和书籍的办公室展开。从晚上8点开始，没有采访提纲，邹全明向我口述了他的成长经历和一些他认为值得一讲的故事。当中，不时有人进来向他汇报项目计划，他也会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拿起电话：“你在哪里？请你务必在明天把方案拿出来，组织大家分工，利用端午节写出来。”我也趁着这个被打断的间隙，仔细打量这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到处都有繁忙留下的痕迹，书柜里除了满满当当的书，还有各种合影照片，甚至还有一套易中天的《说三国》光碟，沙发后面，是一张整洁的行军床，让人联想到通宵达旦的工作场景。

“我这个人有些低调，不大喜欢在报纸杂志上宣传。如果一定要写，能不能不把重点放在什么技术发明奖上，就写一写我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吧！”在接近5个小时的采访中，邹全明不止一次提醒。

坎坷的求学路

1963年，邹全明出生在四川西充的一个场镇上。在6个孩子中，排行第四。

邹全明的童年，在”农业学大寨”的表面沸腾中度过。儿时，有两个字印象最深刻——一是“饿”。西充这个地方缺水源，常常遭遇大旱。吃饭是最大的难题，小时候他似乎每天都没吃饱。那个年代，成人每人每年配给120斤谷子，掐壳去糠打出来只有80斤大米;小孩子则减半。此外，还有用麦子磨出的七八十斤面粉。在这样的情况下，红薯自然成了人们的“主食”。“真饿呀！”一日三餐都是熬得像清水一般的稀粥;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天吃什么”。于是，放学路上采摘的桑葚之类野果，成了邹全明童年时代的“无上美味”。

二是“穷”。“小学学费一学期1块2毛钱，可我似乎从来也没有交齐过。那点学费成为我小时候自卑的最大源头。为了拖欠的几毛钱，曾经在中午被班主任留下来写‘还款承诺书，也曾经在允诺还款却未兑现的星期一，被老师赶回家去。”为了读书，邹全明会缠着父母，想方设法地要学费。父母也格外地难，毕竟当时有4个孩子都在念书。他们常常在邹全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死磨硬泡之后，牙一咬，提着家里的母鸡或鸡蛋到市集去，换点钱回来。

“再穷要读书，再富要养猪”是当时西充县的口头禅。为了解决学费问题，邹全明父母专门买回母猪下小猪仔来卖，放学后满山遍野打猪草又成了邹家孩子生活中的一件规定动作。紧邻西充的南部县，一头猪仔的价格能高出一块多钱，为了猪仔能卖出个好价钱，邹全明和父母兄姐，在周末赶集日前一晚就徒步大约100里地走向南部县城，每人都背一个盛着二三只猪仔的背篓，从黄昏出发马不停蹄地负重数十公斤走到次日黎明，在汗流尽、腿抽筋之时才能到达远方的闹市。许多年以后，当邹全明在艰难的攻关中，遭遇“相持不下”，脑子里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小小的少年头顶星空走在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重重的负担让他直不起腰，虽然已是十一月的天气，浑身却已经汗湿;他筋疲力尽，却还在努力奔向目标。这时，邹全明会抛开所有杂念，开始鼓足勇气，进行下一轮的“博弈”。

就这样，在物质的极端匮乏中，邹全明每天步行8公里，读完了5年小学。紧跟着，在特殊的际遇中，有惊无险地上了初中和高中，那时初中和高中的升学率都只有30%和2%。每次升学的关键时刻，都“如有神助”。

幸运，就必须用加倍的勉力来报偿。可以看见三十多年前，那个男孩子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有一件新衣服和一双妈妈亲手缝制的新布鞋，他的肘头、膝盖到处是补丁，他赤着脚，即使此时已寒冬腊月，他的双手捧着一本已经翻破的数学书，脸上露出的是幸福的笑容。

那时，中学的开设，本就是为了培养“合格的社员”，所以劳动是学习的主要内容。邹全明和同学们用稚嫩的肩背从远处抬来一桶桶农家肥，灌溉到学校的高山小农场里。直到1977年，老师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高考恢复了，以后读大学必须考试了！那一年，邹全明初中二年级，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学校农场除草。之后师生慢慢发现，国家需要“臭老九”，“四化建设”也逐渐成为风潮，时代变了。

感受着迎面吹来的春风，1979年，邹全明第一次参加高考，只上了“体检线”，没能被录取;1980年，再次参加高考，上了重点大学线，为了彻底跳出“农门”，他所有的志愿都填上了工科院校，可是阴差阳错，却被调配到了“西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结果，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农字上。我的邻居就是一个乡级兽医站，看着兽医们每天给家畜等动物打针、配种，我总觉得这是顶没意思的事儿。拿着录取通知书，碍于国家关于‘已录取者如果不入学，随后三年不得参加高考的规定，我只得硬着头皮，到西南农大读书去了。”

恩师的教化

由于对所学专业没有一点兴趣，读大学之初，邹全明成天不去上课。这时，班上的辅导员老师找到他，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他。

辅导员：“你要安心学习，才会有好的前途，你看，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孩子，现在通过好好学习，不也改变命运了吗？”

邹全明：“老师，您看过电影《决裂》吗？里面的兽医就是一个抖索索的坏人呀！”

辅导员：“傻孩子，那些都是电影形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畜牧兽医专业是很有前途的，国家今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与畜牧业是重点发展的领域，需要大量高级人才。你如果努力学习的话，还可以读‘研究生呐。”

邹全明：“研究生？”

这是邹全明第一次听到“研究生”这个名词，过去他只听中学老师讲到过“博士”，知道“博士是个大学问家”，今天听说了研究生（硕士），这才弄清楚了本科生、研究生与博士三者的关系。辅导员的一番话点燃了邹全明心中希望的火苗，帮助他明确了新的人生目标——报考研究生。

从此以后，早上6点起床后3000米跑，一边揩汗水一边背诵英语单词、吃早餐，紧张的学习，晚上8点半前准时进入教室开始晚自习直至凌晨1点。这就是邹全明在大学期间每一天学习生活的轨迹，从未间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有着极其浓郁的学习氛围，十一届三中全会唤起我们国家和人民对知识、对科技、对文化的强烈渴求，如初春的新绿那样，短短的时间便郁郁葱葱。“所有的同学都在暗自较劲。不管前一天学习到多晚，只要天刚蒙蒙亮，大道上，花坛边，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朗朗读书声。”

从大二开始，邹全明每一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包括高考只得了3分的英语。由于表现特别优异，他年年都是西南农业大学和重庆市的三好学生，并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本系的第一个学生党员。由于大学毕业时做的设计是研究猪腹泻性大肠杆菌疫苗，所以邹全明对疫苗研究特别感兴趣。大学快毕业时报考了当时全国动物医学研究水平最高的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殷震院士的研究生，专业是“人兽共患传染病的防治”，主要研究流感病毒、狂犬病病毒、马传染性贫血病毒、口蹄疫病毒等人兽共患病毒，重点学习了病菌传播、感染、免疫与疫苗等相关知识。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跨入人类疫苗设计的重要桥梁。邹全明还经常到邻近的白求恩医科大学旁听全国免疫学理事长、著名免疫学家杨贵贞教授的课。“杨教授对我影响很大”，邹全明递过一张双人合影。

1984年至1987年三年的研究生学习，邹全明初步形成了科研思维。同时，由于他第一次出远门，从大西南到大东北，开阔了眼界，看到了祖国壮美的万里河山，体会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快乐。

永远难忘，带教老师夏贤柱带着他通宵做实验的情形，坚韧攻关的精神就这样悄悄地埋下火种，他的硕士论文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他永远记得，从西充到重庆需要坐两天汽车，而从重庆要坐40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北京，在北京匆匆忙忙住上一晚，又要继续坐二十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长春。一路变幻的窗景，锦绣河山让人感叹。由于当时火车一票难求，为了按时赶到学校报到，他曾经在火车上连续站了四十多个小时，实在太累就找来几张旧报纸，朝座椅底下一摊，一路躺着到达终点站。

邹全明心中一直有个愿望：要做人体免疫方面的研究。于是萌发了想要到第三军医大学读博士的想法。看着这个想法坚定的青年，杨贵贞教授给三军医大免疫教研室主任朱锡华写了这样一封推荐信：“朱教授，我相信你收了邹全明同学，这一辈子都不会后悔，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导师殷震虽然对这个优秀的学生万分不舍，却也宽容地为他放行，并告诉他：“如果你考不上三军医大，我这里还给你留着一个博士研究生指标。”倔强的邹全明为了达成理想，竟然专门手书撰写了一部120多页的《基因工程概论》送给朱锡华教授。朱教授看到后很惊讶，连声说：“这正是咱们分子免疫需要的呀！”通过一番努力，1988年，邹全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朱锡华的博士生，是当年三军医大18位博士生里唯一的一名外校生，也是唯一的一名学兽医专业的学生，“我是真的感受到了三军医大及其专家教授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品格及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问鼎世界医学难题：幽门螺杆菌疫苗

记得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我坚定地放弃背后可以依靠的大树，是因为我想要沿着前方荆棘密布的小道通向理想之国”，且让我把它作为这个篇章的引言吧。

1989年邹全明在导师的安排下前往复旦大学国家基因工程实验室学习，在两年多的学习中，他师从赵寿元、李昌本教授，紧跟国际前沿，从此进入了基因工程领域。

一切非常顺利。1991年学习归来，邹全明留在了第三军医大学免疫所，并很快申请到了一个军队重点课题。1994年的一天，朱锡华教授却被自己的弟子吓了一大跳，因为邹全明突然说要换个实验室。“我告诉导师，相比基础研究，我更喜欢应用研究，我想到医学检验系”。最终朱教授支持了这个倔强的学生，可周围却布满了不理解的质疑“去医学检验系干嘛，难道他不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全明呀，你可想清楚了，医学检验系才刚成立，硬件软件都不行，免疫所可是树大根深”……没有任何迟疑，决定了就干，创业者的血气方刚就此显现。

理想很通途，现实很峥嵘。

来到医学检验系，邹全明感觉空间的确大了很多，但是“一穷二白”的困境立时摆在了眼前。没人，没钱，甚至除了办公桌，没有任何实验设备。系主任姚洪胜对他说：“你是我们检验系第一个有博士学位的教员，咱们科研力量薄弱，希望你把科研好好抓一抓。”于是在当时尚属崭新的科研楼，邹全明分得了两个20平米的房间，1台学生做实验用的显微镜，3个人——2个助教和1个技术员，以及4000元科研启动费，“这就是检验系能给予的最大支持，也是我‘创业的起点。”1994年，邹全明等4人成立了临床免疫学及检验小组。

从零开始，从狂热中方才冷静下来的他必须面对现实，解决创新研究的三大难题：一、做什么（选择研究方向与课题）？二、怎么做（创立技术与团队）？三、用什么做（筹措巨额研究经费与建设一流水平的实验室）？对于年轻的邹全明来说，每一道难题都犹如横亘在面前的喜马拉雅山，实在是难以翻越！

饭要一口口吃，问题则必须逐个解决，尤其是第一个问题，它代表着方向。

“要发挥自身科研优势”——硕士毕业时，导师殷震的嘱咐犹在耳旁，于是关于“基因工程疫苗”的想法油然而生。但是，到底要做哪一种疫苗呢？

1983年，澳大利亚两位学者从慢性胃炎患者的的胃活检标本中，分离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并证明该细菌感染胃部后会导致胃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这两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然而，如何去预防这种病菌，却成为摆在世界科学家面前的一个难题，从此之后的十几年间，一直没有人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

“我国是胃病大国，胃癌发病率为世界的两倍多，约20%患有急、慢性胃炎;约10%患有胃、十二指肠溃疡;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胃癌，占恶性肿瘤死亡总数的23.2%，居第1位。在两位澳大利亚学者的启发下，我们已经发现了引起胃病的根源：幽门螺杆菌，只是我们手中没有‘利器去瞄准并打倒它。”

当时，人们在临床上主要使用抗生素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但存在耐药菌株产生、易复发与再感染、毒副作用与费用较高、无法达到群体防治效果等弱点，要跨越这道坎，任重而道远。

对，就是幽门螺杆菌疫苗！

1995年，幽门螺杆菌疫苗项目立项。邹全明和他的团队选择胃病疫苗这个课题，前景并不明朗：项目起步时，人员不足，没有资金，没有模式可供参考，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勇敢选择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科研人员的自信和对社会与人类的责任。

“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让自己的科研成果能真正惠及人类，研制疫苗是克服传统幽门螺杆菌治疗弱点的有效途径，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课题。”问起邹全明研究疫苗的初衷时，他这样回答。

方向就这样确定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做”和“硬件条件如何取得”。

产学研之路的开拓者

原创，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山峰。从技术上讲，目前我国所使用的疫苗全都是外国人发明的，即使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国家各种政策的刺激鼓励下，原创新药也是凤毛麟角。幽门螺杆菌疫苗属于1.1类新药，是原创的“极致”，“世界第一”。研发原创疫苗有四个必需条件：一、最低需要10—20年的时间。二、需要“研发资金”2—5亿元。三、需要一支30人左右、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四、需要一批高端的仪器设备及国际GMP标准的试验车间。有了这些必需条件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还有一个非人力可控的东西——机遇，要在至少200万个药物分子中选出一种有效成分，成功率等于200万分之一。

“机遇，就是努力争取所有必需条件，加上百分之百的努力，然后等待老天的眷顾。”所以，还是那两个老问题——“怎么做”和“硬件条件如何取得”。

那一年，邹全明31岁，技术基础已经打牢，年轻则是他所拥有的最大资本，还有足够的时间朝着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进发。遇山劈路，逢水搭桥。

事实上，“硬件条件如何取得”—即科研经费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难题。那时，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是3万，一个“863”课题也就30—50万，就算拿上100个自然基金也才300万，在以亿计的“研发资金”面前，根本是个零头。邹全明意识到，单凭申请国家课题经费是办不成事的，必须要尝试着走不同寻常的路子，才有希望才有机会。

与很多墨守成规的学者不同，邹全明一直是个头脑灵活的人。1996年，他听说一个效益很好的单位要给600多名员工做体检，就主动上门承接这项业务，周末时设法聘请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租借了一批仪器设备来为员工做体检，按照每个人150元的标准收取体检费，这样600个人就有9万元的收入，除去成本还有5万元利润，邹全明团队就用这5万元元买了第一台科研急需的基因扩增仪。

邹全明目前所使用的那栋实验楼，也是“转化”来的。1998年，学校给了一块空地给邹全明课题组，可盖楼的资金却十分紧张。这时，邹全明遇到了一个朋友，调侃着说，楼可以帮着修，但是让邹全明课题组拿一个项目来交换。结果一个项目真的换来了一栋4000平米的实验楼。这栋楼完全按照药厂的标准来设计，一楼高度5.4米，全现浇结构。

有了这些“吃螃蟹”的经验，邹全明决心“产学研”结合，寻求合作伙伴。他找来A4纸，用剪刀剪出一张张名片，然后带着一沓沓资料，来到重庆市几个大的药厂，争取投资的机会。在位于重庆的某大型药业集团，邹全明碰了一鼻子灰，对方明确告诉他：“我们不能给你投资。第一，虽然项目很好，但可能研究不出来，即使真的出了成果，那也是10—20年的事，我们等不了这么长的时间;第二，我们是国企，有分配下来的技术和任务，甚至新药证书也是国家直接划拨的，我们对此兴趣也不大。”吃了“闭门羹”，邹全明也绝不放弃，他又只身前往了摩托车企业、房地产公司，可是没有成功。那时，检验系的刘东海主任及段来庆政委陪着邹全明，甚至来到河南灵宝找黄金局谈合作，到上海、深圳找企业，几个人像做“销售”的一样，“厚着脸皮”走南闯北。

功夫不负有心人，前方出现了一线曙光——湖南岳阳一家石化有限公司，1996年刚刚上市，准备进军新领域。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接触、考察、谈判，这个企业终于答应与三军医大合作，先期给胃病疫苗注入1500万资金。可就在1500万资金即将到账之时，中央军委1998年1号文件下发了，明确规定：军队不准参与生产经营。而湖南的投资企业又要求建设合资公司，三军医大必须要有股份。当时，学校的王谦校长、耿兴华政委非常鼓励“产学研”结合的新路子，他们主动承担了责任，大胆提出三军医大以技术入股，占25%的股份，以技术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这样的方式最终得到上级和地方政府认可，问题圆满解决。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课题组建设了国际GMP标准的中试车间及孵化基地。这样的标准车间在高校中是少见的，在全国也是第一批。不仅满足了研发需要，还成为了国家免疫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重庆市生物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效发挥着生物制药技术带动与辐射功能。

有了先进的硬件平台作支撑，邹全明开始着手招兵买马，建设了一支由专家教授、研究生和外聘技术员组成的团队。2000年年底，这支团队加快了新药研发的进程。

“这个疫苗研制经历了15年，时间相对来说不算很长，有的药物研究，即便用了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也不见得会成功，所以我们课题组还是比较幸运的。”

15年研发之路，说起来不长，但走起来可没那么轻松。

由于实验不能在人体上直接进行，因此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筛选训育出高感染动物适应株，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人人体内的幽门螺杆菌分离出来喂给老鼠吃，并且必须保证它每次都能被感染，进而形成稳定的动物感染模型，得到与人体相同的病理表现。

然而，第一次将细菌喂给老鼠后，老鼠没有感染。第二次，依然没有，第三次，结果一样。一次次失败，一遍遍总结，继续试验，又继续失败，接连进行了99次，还是没有成功。直到进行到100次的时候，小鼠终于成功感染了人类幽门螺杆菌。

科学上每向前迈一小步，背后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

“我们有个小伙子的对象就是因为忍受不了男朋友没时间陪她，于是选择了跟他分手。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邹全明说，组里的年轻人有时候觉得很委屈。

邹全明的实验室里，摆放着一张小床，一个冰箱，拉开冰箱门之后，里面全都是方便面和速冻食品。

“疫苗攻关这些年，经常遇到需要课题组成员日夜守候的实验，像蛋白质纯化的工艺，需要系统24小时连续工作，课题组成员必须日夜守在机器旁观察，还有冻干制剂工艺，在中试车间里，课题组4个人一组，一天24小时不合眼守在冻干机旁观察取样。实在熬不住了，就在小床上休息会儿，饿了，用方便面火腿肠能最短时间填饱肚子。”

“课题组里的童文德、毛旭虎、郭刚、鲁东水、张卫军、吴超、曾浩、刘开云、罗萍、解庆华等教授和博士们，十年如一日，每天连续工作13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甚至春节也只休息三天。几台新买的设备为了避免消耗，机器轮着休息，可人却不能休息。”

三医大心理系副主任王毅超博士曾是邹全明的研究生，当时负责研究大体积的“冻干试剂”，时间任务紧、技术难度大，王毅超每天几乎就是家和车间两点一线。炎炎夏日，户外40度，冻干车间却保持在8度之间，处在如此大的温差中，王毅超很快就感冒发高烧，可是却依然打着吊瓶坚持工作。

“这群年轻人的吃苦精神、攻关精神，很让人感动。”“这个社会面临的诱惑那么多，如果科研人员自己没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年轻人是坐不下来、坚持不下去的。科研需要一种耐得住寂寞的精神。”三医大校长罗长坤走在标准化管理的中试车间中，感概地说。

喜讯接连传来：胃病疫苗于2002年完成动物临床前研究，2003年9月被批准进入“人体临床研究”，2006年三期人体临床研究数据解盲显示：幽门螺杆菌疫苗安全有效，有效率达85%，保护率达72.1%，达到国际口服疫苗的领先水准。

2009年4月23日，国家科技部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我国成功研制国际上首个预防胃病的幽门螺杆菌疫苗，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个原创新药，对人类防治胃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后来，疫苗先后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4项和1项国际发明专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造福人类，并且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搞科研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说成功研制的疫苗是一颗茁壮成长的大树，那么，栽培和灌溉它的人是课题组的全体成员，而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则是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包括校方管理上的支持，企业资金上的支持，与国内兄弟单位的密切联系，与国际同行的通力合作。

推动前进的力量

疫苗获得国家1类药物证书之后，邹全明团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推动企业增大投资，按照国际先进标准建设GMP厂房，力争胃病疫苗早日投入生产。

“接下来，我们科研团队都没有停歇的，还有下一个又一个科研高峰需要攀登，治疗性胃病疫苗、龋齿疫苗、超级耐药细菌疫苗都是正在研究的原创新药。”

“是啊，科研无止境。我们一直在路上。”邹全明说。

路上，也始终有种力量在推动。

“不能要求科研人员既要一心一意搞好研究、又要去处理各种凡尘杂事。为了让科学家有个良好的科研环境，我们管理人员会尽自己所能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多年来，第三军医大学校长罗长坤伴随科研团队一起走过来。对这支团队，他充满了感情。

“当初邹全明教授报课题立项时，学校资金非常紧张，按当时的情况看，校方对研究课题最高资助费是两万元，而对这个胃病疫苗，我们资助了两万五千元，虽然这点钱对课题需要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们想尽自己所能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好好做研究。”

按照国际惯例，研发一个原创性的一类新药需要经历6个阶段：项目立题、实验研究、小试、中试放大、临床前研究、人体临床试验。到了中试放大阶段，科研组急需中试场地，为找到合适的闲置房，时任校长的王谦将军跑遍了学校每一个角落，从一楼爬到十一楼，来来回回，连仓库都不放过。邹全明对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2009年，就在新药等待上市的前夕，由于邹全明团队坚持实事求是的办事原则而触及了个别投资方的眼前利益，随后遭遇了长达3年多时间的矛盾纠缠。邹全明及其团队的同志们从不放弃原则，顶住压力，据理坚持，在一些人的误解中，度过了从事科研以来最压抑的一段时光。

2011年年初，面对主动上门“告状”的企业负责人，刚刚上任的高占虎政委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曾在总后担任过纪检部长，希望你们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如果邹全明团队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秉公处理。”高政委还直截了当地问了他们两个问题：“邹全明及团队有没有违规得到过什么好处？”“有没有做过违反合约规定的事？”“都没有”。此时，根据多年纪检工作经验，高政委对事情的是非曲直已有了基本判断。待他们走后，高政委又来到邹全明的办公室，与邹全明及团队促膝长谈，从下午四点，一直到晚上九点，晚餐就是简单的外送盒饭。在调查与谈话过程中，高政委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了解每一个细节，整整做了27页笔录，认真查看了项目相关文件与合同，从基层第一手资料掌握了真实情况。高政委如释重负地点点头，“好，我这就踏实了。”临走前，高政委握住邹全明的手说：“不简单哪，创新不容易，创业不容易，坚持原则更不容易，没有‘又红又专的精神是没法坚持的。今后学校会更加理解和支持你们。”说到做到，高占虎政委和罗长坤校长带头大力支持邹全明及其团队。之后该企业也坦率地认识到了产生的误会，并主动送来了道歉信。在关键时刻，领导亲自出面做工作，使矛盾得到了很好化解，邹全明团队如释重负、轻装上阵，校企合作和疫苗产业化得以顺利进行。

学校党委和首长率先践行群众路线，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为基层科研工作者所想，为立志创新、勇于创业的科学团队保驾护航，为他们撑起了一片可以自由翱翔的蓝天。借助着这样强大的推动力，继2013年“胃病疫苗”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后，邹全明团队研发的“超级耐药细菌疫苗”又即将进入人体临床研究。这次，依然是奔着“世界第一”。

责任编辑/廖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