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洁+鄂一民

28万人曾经的疼痛与迁徙

1959年12月26日，经过十万筑坝大军的奋战，汉江丹江口工程截流合龙。三千里汉江在人们高呼“万岁”声中被拦腰截断了……

此后，汉水开始倒流。

有着辉煌文明的郧阳府城开始沉沦……

号称铁城的古均州城开始沉沦……

庞大的武当山脚下的古建筑群开始沉沦……

道教文化的瑰宝——壮丽的净乐宫、迎恩宫开始沉沦……

土地和森林开始沉沦……

房屋、码头、公路、邮电线路开始沉沦……

28万湖北库区移民开始了艰难的迁徙之路……

1

我的故乡湖北郧阳，自明成化十二年（1476）设抚治，便以都御史驻之，经楚、豫、陕、川四省边区，安抚地方，兼理军务。抚治成为长期设置之职，体制如同省之巡抚。它所管辖的范围在湖广境内计六十余州县，自清康熙十九年郧阳抚治裁撤，这个疆域辽阔的“郧阳”，抚治的历史长达205年。

而“府制”的郧阳呢？郧阳位于楚西北之边陲，毗连川、陕、豫，一向被称为“四塞奥区”。明成化十二年（1476）五月，朝廷纳柬，命左副都御史原杰以抚治荆襄等地。原杰到任后遂向朝廷拟议，奏请开拓郧县城置郧阳府。

1476年至中国帝制结束的1911年，郧阳府制达436年！

而从民国乃至1994年郧阳地区与十堰合并，郧阳作为地市级区划，虽变来变去，但它始终是鄂西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但这个“中心”在丹江口水库蓄水的1968年，彻底沉没了！

古城因万年汉水而诞生，又因万年汉水而消失。从江底打捞上来的，永远是剪不断的乡思、乡愁。沉入江底的郧阳古城，已成为所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心灵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沉没是这座城市的宿命，而永远无法沉没的就是来自于无数心灵从江底打捞上来的绝唱。因沉没而从这座古城放逐的生命，无论他们日后走在怎样的路上，也无论他们栖居在哪一块地方，在他们回眸故乡的时候，郧阳始终成为一个若隐若现的远年标志，引渡着他们流浪的精神进行虔敬的皈依。这是超越宗教的一种神谕般的生命现象和生命力量。也许，这是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象征;也许，这是整个人类精神中最不会苍老的美丽。

从1958年9月，郧阳府城和均州古城开始拆迁，到1980年均县最后一批移民迁出，郧阳地区共动迁28万余人。

当一浪高一浪的江水一步步逼近均州城和郧阳古城时，当无情的江水泛着白色泡沫汹涌而来、开始大片大片吞没土地、房屋、果树时，由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红卫兵、红小兵组成的督促搬迁的工作队穿街走巷，日夜敲锣吆喝：“水进城了！快搬家哟！”红卫兵、红小兵们手拿广播筒，一边高喊口号，一边沿街刷大标语：“为革命搬迁有功！抗拒搬迁有罪！”有的工作队员身背长枪，手拿绳索，对那些死活不动窝的人实行“革命行动”。大街小巷，日夜传来劝说声、哭泣声、吆喝声……

也有不怕“革命行动”的，那就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认为黄土已埋半截了，远迁是死，“革命”也是死，随你们的便吧。到头来，只好是一场“革命行动”了——用绳索捆绑起来，拖上船，强行搬迁。

人们携老扶幼、拖儿带女地走了！人们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人们捧着故乡的泥土、揣着故乡的石头走了！

离开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天涯海角，茫茫苍宇，何处是栖身之地？

湖北郧阳十几万人远迁至湖北京山、嘉鱼、武昌、汉阳、宜城、襄阳、枣阳、随县、沙市、南漳、沔阳。其余十几万人在本县后靠。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移民们被迫走上了异乡之路。由于生活的艰辛、劳作方式的不适应，以及当地人的“欺生”行为引发了种种矛盾，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武斗，至使原本思乡的移民开始成千上万地返迁，他们不顾—切地又回到了各自的故乡，哪怕是一路乞讨要饭。但他们在故乡已没有了一切：没有户口、没有房屋、没有土地，他们属于“黑人”。根据当时的政策，故乡的政府根本不可能收留他们，除了劝说、办学习班外，就是强行催撵。于是，他们撵了就跑，跑了又回来。他们成为—个庞大的游民群体。

由于返迁时他们的生活资料全部留在安置地，家底一片空虚。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返回后只好在河边、岸边、山边搭茅庵睡席片，库水上来了，他们就跑;库水下去了，他们就在江边消落的泥沙地上撒把种子，收多少算多少。在一些公路、码头边，返迁移民的庵棚长达数公里。

他们有的四处卖苦力，给建筑工地拉板车、淘沙、装卸、搞运输;有的四处捡破烂、捡垃圾、捡废弃物、捡烂菜。他们有的返迁早，在陡坡上开荒，半年收粮、半年乞讨。返迁晚的，无地可开垦，他们只好四季乞讨。再无办法的就男的去偷，女的去卖淫……

总之，他们宁可挨饿乞讨、宁可寒窑破棚也不返回安置区。

2

前些年，我在湖北郧县、丹江口市采访时获知，那里仅城区返迁的移民多达2.8万余人！

在郧县的城边、江边、码头边以及柳陂镇的河口店村（后合并为大桥村）布满了移民的油毡房，当地人叫“棚棚区”。

我来到了棚棚区，城关镇党委书记雷正金陪我一起来到了返迁移民金元成家，金元成不在，其妻尚明慧向我们诉说着他家的不幸。他们原本是郧阳城郊菜园的菜农，菜园——那是一片富裕、美丽的土地，一望无边的、四季常青的蔬菜赋予了菜园人最殷实的日子，潺潺流淌的“棒槌河”边，女人们的歌声、笑声、杵衣声组成菜园区四季的美丽。

突然间，所有的富足、殷实、安稳与美好全打碎了！菜园区要沉没了！1969年10月，25岁的金元成、尚明慧夫妇带着一岁的女儿，舍下家里漂亮的三间大瓦房和一间偏房，随着所有菜园人的哭声、喊声上了机驳船，他们什么都没有带成，净身来到了湖北京山。京山还没有为移民盖好房子，他们一家三口分配住在了生产队长家，队长家六口人，他们在人家家里一挤三年，直到三年后生产队才给他们盖房。世世代代种菜的人，到京山要种十几亩水田，劳作方式的改变使他们倍感辛苦，这还是其次。最大的艰难是年年插秧时抢水，他们是外乡人，是当地人眼中的“野人”，人家不给他们田里放水，他们也抢不上水。他们和田里的稻子一起吃尽了苦头。1989年，在远迁20年后他们夫妻又带着四个儿女回到了故乡郧县，他们在异乡又生下了二女一男。

他们回来后，亲戚们帮他们在城边搭了一间油毡棚栖身。没有户口，没有土地，他们开始捡破烂维生。他们在河滩上种点粮食，水淹了颗粒无收，水不淹，他们就收点充饥、度荒。回来四年后即1993年，村里可怜他们一家住风雨不挡的破棚棚，给他们分了块宅基地，可他们没钱盖房，直到八年后的2001年，才盖起了两间干打垒墙的房子。

我们进家时，他们家徒四壁，除了几把破凳子和破床外，一无所有。在一间黑咕隆咚的、结了许多织蛛网的屋子里，躺着一个面黄肌瘦的青年，尚明慧说，那是她唯一的儿子，也是已经疯了四年的儿子。她说，儿子15岁时和他们一起从京山回来，儿子一心想念书，可没有户口不让上学，儿子念到六年级就失学了。为盖这两间房子，儿子和村里人打架，被抓到公安局关了15天，不知他在公安局受了什么惊吓和虐待，15天回来后就疯了！那是四年前的事，那年儿子年轻力壮，才26岁。儿子疯后，整日不吃不喝，不会说话，白天黑夜乱跑。为找儿子，尚明慧摔断了一只胳膊……

我们进家时，这个瘦弱、枯槁的青年躺在床上，大夏天他盖着很厚的被子，他用手支撑着头，—言不发地望着我们。落满尘土的破桌上，摆着一碗米饭，上面盖着青菜，插着一双筷子，饭一动未动。这是母亲做的午饭，但已经四个小时过去了，母亲怎么劝他都不吃。我走近他，想和他说几句话，但人们迅速拉开我，说小心他打人。我心里很难过，一个英俊的青年就将这样了结他的一生……

与此同时，尚明慧的大女儿，那个原本诞生在富饶美丽的菜园区的女孩，那个离开故乡时才一岁的女孩，现在也疯了，常常一丝不挂地满街乱跑。她结过婚，后来又离了。现在，她住在母亲房子旁边的棚棚里。我们看了那个棚棚，真是墙倒屋通，房顶上的油毡已大面积残缺破损，露出光秃秃的、权当做椽子用的乱木片，我一阵心悸：这棚棚怎样栖身？尚明慧说，家里现在连买盐的钱都全无……

临走时，我和雷正金给尚明慧留下二百元钱，让她先去买一些油盐。尚明慧接过钱，“哇”一声大哭起来，接着，“扑通”就给我们跪了下来，我一边扶她起来，一边泪流不止。

对于如此的灾难性贫困，我无力相助，心里很疼，很疼……

雷正金又领我来到城关东岭瓦楞巷朱桂兰家，朱桂兰的丈夫在2003年时已经去世，她说，丈夫是气死的。

朱桂兰一家原住郧阳府城钟鼓楼旁边，那是古城最繁华的地界，耸入云天的鼓楼、乐声不断的汉剧院、吆喝声此起彼伏的菜市，还有药辅、绸布庄、百货店……作为化工厂职工的朱桂兰，与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以及三个儿女，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突然在—个夜间，大水从城东门拥了进来，家里的木盆漂起来了，板凳漂起来了，城里人开始逃难……

1968年9月，朱桂兰—家六口移民到了嘉鱼县簰舟湾。他们挤住在—个牛圈里，两年后村里才按每人八平方米给盖了房子，这是国家规定的住房面积。没有从事过农业活计的朱桂兰劳动一天生产队只给记7分，给丈夫记8分。下去那年，生产队失火，十几堆黄豆没打粒就烧得—干二净，家大口阔又挣不上工分的他们分不到粮食，孩子们饿得夜里去生产队地里偷腊菜根吃。后来把家里唯一的两只木柜押给生产队，才给分了80斤粮食。孩子们的奶奶就在那年饿死了。

朱桂兰的丈夫王克军在郧县时，曾因—个冤案在监狱里关了四年另七个月，1979年平反后她们一家搬到了簰舟镇，全家也恢复了非农业户口。但当地人还是把他们看成“劳改犯”。

王克军曾数次回郧县落实四年多冤案的补偿，但都毫无结果。1998年，在他们离开故乡30年后，王克军又一次回来，给他的答复是：补偿没有，但可以全家迁回郧县城。

终于可以回故乡了，他们毫不迟疑地回来了，带着六个儿女回来了。他们回来的第三天，震惊中外的长江“98大洪水”翻堤了，簰舟湾被冲成一展平地。他们的房子、土地上的庄稼走时还没来得及处理，也被冲得—干二净。后来，国家给簰舟湾灾民进行补贴，但没有他们分文，因为发水三天前他们的户口已经办回郧县。王克军去找簰舟镇怎么说也没有用！

监狱冤案的补偿没有找回，簰舟湾的洪水损失没有找回，王克军—病不起。2003年，71岁的王克军死在郧城边租来的、仅有十平方米的破屋里。当年，—个34岁的青年带着妻儿老小离乡，又过了37年，一个白发苍苍、病入膏肓的老人，—无所有地离世，唯一换回的是他的尸骨可以埋在故乡的土地……

用怎样的文字能够说清库区移民一生的辛酸？

用怎样的心情去理解—个原本可以创造、但最终—无所有的生命？

在郧城中岭的棚棚区里，我们还看到从汉阳返迁回来的王荣，三十几岁的王荣已经疯癫，男人已离她而去，母亲已过世。疯人王荣穿条裤衩、上身裹着纱布、脸上涂着红色，在屋里自言自语，我们从她门口走过时，她望着我们说：“生吃啊！”

她的门口、屋内成堆的苍蝇乱飞……

还有12岁的王洪涛，十年前随父母、奶奶从京山回来，作为游民的父亲因偷盗、打架被判了十年刑，母亲已不知去向，小洪涛靠奶奶捡破烂维生。雷正金告诉我，小洪涛已住小学三年级，学杂费全免。这是所有不幸中的一幸。

雷正金还说，郧县城返迁—万多人，政府现在采取三种救济办法。—是纳入城市低保，每人每月领一百元救济款，这类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二是帮助发展个体经济，比如搞小吃、卖服装、做馍馍、拉板车等，这类人员占百分之五十;还剩百分之三十是“三捡”人员，即捡破烂、捡江边消落地、捡废弃物，这类人员现在还有三千多人。在这类人员中还有“三多”，即离婚的多、疯傻的多、“劳改”的多。

3

现在，我们再来听郧县农业银行职工余国富的自述——

我爱人和孩子当时都是移民。我看过《蹉跎岁月》，但一点也不动感情，因为我们的经历写出来比那还动人。我爱人是老城十字街金家巷的人，参加工作就搞教育。1962年精简，简到她头上，回家了。1969年丹江水漫上来，淹了老城，要移民远迁，也有她的份。她和两个孩子迁到了嘉鱼县的钟畈大队，肚子里还怀着老三，那时，我还在郧县大柳营业所工作，每月52元工资，养活四个人，每月都欠一屁股账。

妻住的那地方是湖区，抬脚就要下水。她不服水土，天天生病。烧柴不是上山，而是下湖，下到齐腰深的湖里去割湖草，一捆一捆扛上岸。每下一次湖，起来都难受得要死，她受不了。在那陌生地她生了孩子，自己生，自己接，自己养，没人照料，孩子7天后中风死去。

1968年7月下去，到11月他们娘儿几个就偷偷跑回来，一路上风餐露宿，逃荒一样。老城已一片汪洋，新城也没有落脚点，只有逃到大柳，住在营业所。那时单位只给职工一个单间，无法住，钱也不够花。第二年年初，天还下着大雪，她跟附近大队的干部好说歹说，答应给一个磨坊供她们母子住。由于太远，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而新居也是同样挡不住雪霜，遮不住风雨。后来，在大柳区领导的帮助下，离所5里的地方又租了一间草房，这算是比较好的，十个平方。她母子住进去，在地上打了桩，用竹棍子拴了一张床，坐上去吱吱响，砌了灶，房里都满了。床连锅、锅连床，案板架在锅台上。队上干部去亲热我们，一坐竹床就压垮了。下起雨，草房漏，虽是躲在屋里，也要打伞戴帽等天晴。就是这样还是住不稳，城里乡里四处清查，凡是迁往他乡的人都得回去。到处都在追、撵、送或通过组织做工作，非走不行。我是党员，这也得带头。1972年3月，她母子把被子一卷，又返嘉鱼，无奈啊！

回嘉鱼六个月后，她又拉扯着两个娃子，背着包袱，离开了那里。她不敢回家，只得悄悄住她娘家。到了第二年夏天，他们母子准备回郧县找我，连日奔波，在丹江轮船码头上等船睡着了，被小偷偷了个一干二净，回不来了，他们母子在码头上抱头大哭。正好遇到几个好心的郧阳船工，知道原委后，带他们回到了郧县……

财办知道情况后，解决了三丈布票，支行解决了五十块钱，做了几件布衣服总算有了换洗的，这就是那时的家当了。城里没点儿落脚，只得又到大柳营业所，我只得再去找房子——我一生搬了11次家。妻子写了几十次申请，厚厚的一叠，希望组织批准他们回来，夫妻孩子在一起，什么可怜的词都用完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气不过把它们一把火烧了。

妻子在大柳住下来，我又去给大队说好话，请队上给点口粮，同意后，她就去从事她完全陌生的沉重的农活——上山砍柴、扒红薯沟、点苞谷、挑大粪……

1979年12月30日我调到支行来，情况有些好转。第二年夏天，为解决生活问题，我的老二进城在基建工地搬砖，暑天中午炎热，他累了、热了，跳进水库去浸一浸，谁知一下去就没起来。这年他16岁。牛高马大的，穿42码的球鞋，打捞起来，买了一副棺材，装得满满的。

组织上照顾380元钱，300元棺材钱直到1983年才还完……

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悲剧，一百个家庭有一百个家庭的不幸，一万个家庭有一万个家庭的眼泪……

我无法将28万移民和返迁移民的伤痛写尽。只愿这样的苦难不再轮回，只愿2014年汉水抵达北京后，干渴的北方人用清澈的江水泡上一杯茶，然后静静地坐下来，仔细品味这茶中不尽的滋味…

18万人18年的艰辛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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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18年，是说从1990年长江委在库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实物指标调查并下了禁建令，至2008年10月国务院南建委宣布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工程启动，在这18年中，中线调水工程一直处在“要上马”的时紧时松的喧嚷声中，库区百姓和政府就再也不敢建设、也不让建设了。如果说，过去他们还小打打闹地上一些小工程，自1990后，他们就不敢上了，也不敢招商了！老百姓也不敢盖房子了，所有的硬件建设都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工程始终没能上马。一晃18年过去了，他们错过了中国开放改革后经济发展最辉煌的黄金年代！

2003年，国家正式下达停建令，规定172米水位线下一律不准再建任何项目，否则一律不予补偿。自此，库区经济、人民生活完全处于“冻结”状态。

从1958年至今，半个多世纪里，丹江口库区人民因初期工程完全是属剥夺性的政治移民，使他们长期处在贫困之中。新时期后，虽国家开始实行扶持移民政策，但因资金的不足和时间的漫长，也仅是在饮水、行路、温饱上有所改善，他们的日子无法与非库区人民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对于几十年来依然生活在艰难、贫困之中的丹库移民，他们时时都在大声疾呼：要搬快搬，我们实在拖不起了！我们的房子都拖塌了！我们的媳妇都拖没了！

移民张九娃说：我们知道又要搬迁了，但我们不想走。这里有我们几十年用血汗刨出的土地，有七百多棵橘树，库里有我们的网箱养鱼，我们的日子刚刚安定下来。这次远迁，也不知搬到何地，搬到那里我们靠什么生存？那里的环境、生活水平跟不跟上我们现在的样子？俗话说，一搬三年穷，为了调水我们都搬了三次了！这又要搬第四次。对于往后的日子，我们心里一点也没有底。我们不明不白地等了这么多年，我爹妈都等老了，我们也都快等老了，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再等到老吧？

丹江口市均县镇书记张兆华说：镇上的村民们都记得，1990年，长江委租用了丹江口到均县镇的班船“均县一号”，白色的大船经常在清晨的薄雾里出现在村口。工作人员拿着仪器跑上跑下，有人在地里打水泥柱，在墙上画红杠子，那是在搞实物指标调查。1992年，库区开始执行国家停止建设的“禁建令”，海拔172米水位线以下的地方，原则上停止一切基础设施建设。移民范围划定后，均县镇发展停滞，镇上不建车站村里不修公路，村民房屋变危房便租用帐篷度日以待搬迁。许多村民在山沟河汊生活了大半辈子，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等待搬出这个库区。村民已经无法忍受这里的生活条件。本以为等一等就要移民了，而这一等，就是十七八年。十几年来，我们镇几乎没有变化。市里一位领导前年过来视察时说，这里比十年前还破落。镇上的各个村子一直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建设，全国其他农村的“村村通”工程在这里被取消了。建了也白建，还是要淹没，建了也不赔偿。像洪家沟那几个村至今未通水泥路，一到雨天，泥泞不堪，孩子们上学要坐船到十几里外的村子。许多村民的土坯房不断出现裂缝，到了2008年，眼见着有几户房墙裂缝大得能伸过手臂，风一刮就摇摇欲垮。但移民的命令还没有下，不得已，镇上给村里有危房的家庭发了救灾帐篷，有几户村民一家老少三代都挤住在帐篷里。帐篷冬冷夏热，许多家在帐篷里一挤就是两年。2008年9月的某一天，我接到长江委的电话，通知说移民试点工程马上就要开始，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直到今年2月，市里明确通知均县镇将作为移民试点之一首批搬迁，我才彻底放下一颗揪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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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世外桃源似的郧县长岭沟村，你会看到绿野翠掩中一栋栋白墙红瓦的小楼，简直就是漂亮的乡间别墅，可是当你沿着通村公路往下走，再往下走，到了172米水位线下，你仿佛一步跨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户户低矮的土屋摇摇欲坠，有的房屋甚至已破败无人，只是用几根粗壮的木杆支撑着房体，让人感觉只要用手指轻轻一碰房子就会倒塌。好不容易看到几户砖房，那也是到处是裂缝，灰头土脸的。时光的脚步好像走到这里便戛然而停，这里的一切仿佛在一个千年的旧梦里沉睡未醒。

172米水位线，一道线把线上线下的百姓生活划成了两重天。

对于52岁的江尔庆和他的家人来说，这些年来的生活一直有些憋屈。他家有4间一厦的土瓦房是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盖的，已经在风雨飘摇中过了60年，摇摇欲坠十分令人担忧。过去因为缺钱，家里就一直没有重新盖房。自从2003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实物指标调查、他家被确定为搬迁对象后，就再不允许建房。近些年江尔庆手头有了些钱原本可以盖房，但受此规定就只能蜗居在老房子里。墙裂了，他用东西塞上;墙歪了，他用木杠顶上。家里4间房子的里里外外一共用了几十根木杆支撑，在家里行走也要绕来绕去。

长岭沟6组的江而有，全家7口人，就住在2间土房里，家里人多房少也住不下，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这几年手上并不缺钱，但是有钱也盖不了房。过年过节儿女们都回来了，只好白天在自己家里吃饭，晚上借宿到172线上房多的亲戚家里，一张床上挤好几个人。

最让镇、村干部揪心的要数172线下的那些危房。仅长岭沟村172线下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土木结构的房屋，而这些房屋中有一半都属于危房。长江委的一纸“停建令”让这些危房在漫长的等待中摇摇欲坠。这些危房就成了镇、村干部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一到夏季汛期到来，镇、村干部们就格外留心天气预报，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只要天气预报下雨就赶紧上门去通知他们快撤离，到172线上有房的亲戚家借住。长岭沟村的徐生党，全家5口人，都住在危房里，镇、村里怕他家房子出事，劝他们搬到村里的学校去住，但他们觉得搬到学校住太不方便，离自家的田地远了，也不方便照顾家里的牲畜。他们不愿意搬，镇、村干部也不能勉强，只能更加紧张的关注天气变化，随时提醒他们采取预防措施。

“不是我们不想盖新房，也不是没钱盖新房，是政府不让盖啊！”

“年年说搬不搬，房子也不能盖，还不如早搬算了！”

库区的百姓在漫长的等待中，心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委屈……

郧县柳陂镇舒家沟一位35岁男性移民在网上的这样感慨：“南水北调让我惆怅/这里将是一片汪洋/漫长的等待呀/不知让我们搬向何方/哪里将会是我们新的村庄/何时我才能找到我的新娘/暂时的住所呀/如今我像被逐出家门的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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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国务院第32次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终于决定，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工程正式启动，丹江口水库2013年开始蓄水，2014年汛期后往北京送水。

消息传来，作为调水源头的十堰，作为已有300多万移民的移民大省湖北，便开始了规模宏大的、远比三峡移民更为复杂、更为艰辛的一场大移民行动！时间如此短促，移民人数如此庞大、复杂，所有的艰辛与困苦，所有的担当与责任，所有的挑战与机运，都同时降临在荆楚大地。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于丹江口库区而言，面临的是土地和家园再度沉没。从1958年丹江口大坝开建，1967年开始蓄水，十堰这块土地上已有28万人离开了家园，有40多万亩土地沉入了江底。南水北调工程的再度开工，这块土地上又将有18万人再度踏上迁徙之路，24万亩土地再度沉入江底。

数万间房屋将沉入江底……

13座集镇、125家企业将沉入江底……

一千多公里道路、—千多公里通讯线路和广播线路将沉入江底……

25座桥梁、8座水电站、200余座抽水站将沉入江底……

几百处考古遗址将沉入江底……

近半个世纪用无数血汗建设起来的日子将沉入江底……

具有居住权、成长权的移民的故乡将永远沉入江底……

柳长毅在熊望台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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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一向刚毅的柳长毅却为郧县移民十几次流下了滚滚热泪。

2009年，在湖北郧县做了7年县长的柳长毅走到了县委书记的岗位上。

这一年，郧县移民工作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这一年，正是郧县最紧张的一年，汉江二桥启动，长岭开发区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国家南水北调移民工程启动，郧县动迁移民近6万人，其中外迁3.1万余人，其余后靠。仅柳陂一个镇就要动迁移民近2.2万人。而且，国家有严格的时间规定，2010年底，外迁移民要全部安置完毕。

六万移民动迁，这个数字对倍受创伤的郧县来说是惊人的。而柳陂镇是排在全县面前一个天大的难题。柳陂是全国知名的富裕乡镇和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基地，它一肩挑两城，既是郧县的菜篮子，更是十堰的菜篮子，号称寸土寸金。半个世纪来，它因南水北调工程两次被淹没，还遭受了1983年丹江口水库超标准拦洪的灭顶之灾。但柳陂人硬是在灾后的荒沙滩上一块一块地捡石头，一担一担地挑河泥，再造了汉江河谷两万亩土地。可以说，柳陂的富有是柳陂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柳陂的肥田沃土是柳陂人用性命换来的。但残酷的是：5.6万人的柳陂镇有两万多人和两万多亩土地都处在这次调水工程的淹没线下。

柳陂要第四次沉没。

早在2003年，调水工程再度开始实物指标调查时，一个严酷的问题就摆在长江委和柳陂人面前：是加高堤坝保护柳陂不被淹没、柳陂人不搬迁，还是放弃加高堤坝、柳陂人搬迁重建家园。

如果选择前者，显然是违反自然规律。丹江口水库蓄水之后，柳陂将被包围在一片汪洋之中，仅被一堵高耸的堤坝保护着的柳陂，坝内气候将发生剧烈变化，土地也会迅速沙化、碱化，而一旦发生水患，大水扑进大堤坝，几万人就要顷刻遭遇灭顶之灾。也就是说，加坝保护起来的柳陂从此要生活在恐怖之中，世世代代不能安宁。

但是选择后者即放弃柳陂保护，必遭柳陂人民的激烈反对：柳陂人舍弃故乡的疼痛怎么得了？

天大的矛盾摆在郧县政府和柳长毅面前。

站在柳陂人的长远利益上，柳长毅坚决主张放弃柳陂保护，借国家南水北调政策之东风为柳陂人找个长治久安的地方安家落户。做这样的决策，柳长毅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但他必须站在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高度来做抉择。这个观点究竟是不是可以行得通，是不是最佳方案，柳长毅反复征求长江委专家和全县上下有关人士的意见，经过反复论证考察，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尊重自然，从长计议，把柳陂淹掉，移民外迁，一劳永逸。”

2007年3月24日，在郧县四大家领导联席会上，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以百分之九十七同意票正式确定“放弃加坝、淹掉柳陂”的决定。

此刻，生活在富贵之乡的柳陂人，痛苦地认为，县里把他们出卖了。

放弃柳陂，柳长毅真的是肝肠寸断。柳陂，依山傍水的天府大镇，一望无际的良田沃土，不久，都将葬身水底，哪里再能找到这样的伊甸园！

柳陂是县里的招牌，没有人知道，割舍柳陂他的心里有多么疼痛。移民们不了解，作为郧县县长的刘长毅，外迁移民是他心里怎样的牵念。

2

采取放弃保护方案，柳陂要外迁移民1万余人，后靠移民1万余人，淹没血汗土地1万余亩。要命的是长江委在最初的安置规划里将有“天府之富”的柳陂外迁移民中的2400余人安排在武汉市汉南区，而另有10139人分散安排在了湖北随州101个点，规划方案传出，整个柳陂炸了！这哪儿是“对等安排”？这明明是“不负责任地随心所欲！”后经对接，随州容量只能安排3千人，后又调为沙洋农场5千余人，但无论沙洋农场还是襄北、荆州、监利、新州，均因点小分散、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和血吸虫病而遭移民的断然拒绝和愤怒反对。

郧县3.1万移民的选址正如大海涌潮，“哗哗”地席卷而来，顷刻又“哗哗”地退却而去。

为了做移民的思想工作，郧县开始组织2000多名干部进驻每一个家庭，而且是每户两名移民干部包做工作。但几个月过去了，柳陂人的愤怒情绪始终未减。他们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移民干部身上，一天到晚追得分管移民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杨晓不能回家，把杨晓“架飞机”，从郧县架到十堰，杨晓西服的两只袖子都被移民撕掉……

2009年9月，移民宣传动员工作进入举步维艰的时候。

移民群众中有的刁难、打骂上门做工作的干部，有的压根闭门不打照面。郧县科技学校党委副书记杨明乾包保大桥村，被不明事理的移民群众抓得满脸是血，被移民拿着砖头追得连跳四个高石坎;县卫生监督局局长张鹰给移民送慰问金，却被移民连打三个耳光;县法院纪检组长陈艳敏上门做工作，移民把她撵出门，并朝她脸上泼水;县一中工会主席曹相瑞的手机被移民当场摔碎，衣服被当场撕破;省市领导来郧县路过柳陂前，县领导必先给镇委书记打电话：“今天有领导从你那儿过，能行吗？”“过吧，没事！”得到回答后，司机还是得把车牌号取下才敢过……

处在一线的柳陂干部，充满艰难困苦，没有一个不被打、没有一个没哭过。在最艰难的时候，县委一纸调令，肖大有从郧县开发区来到柳陂镇任书记，柳长毅对肖大有说，柳陂不出事不正常，出了大事也不正常！肖大有知道后一句话的分量有多重。他明白，此刻来柳陂风险是机遇的100倍！他做好了被群众打骂、被组织处分的准备上任了。

肖大有和镇上的干部每天早晨多吃一碗饭，准备一出去就被人围，一围就是一天，不让吃不让喝，上厕所都跟上。但他们又每每吃不上早饭：镇上食堂只准备有十几个镇干部的饭，但移民每天大清早就涌到镇政府院里，自己拿碗、自己盛饭，一抢而光！十几个干部只能饿肚，一饿就是一天！

失去家园又没有选好安生地的移民完全失去了理智……

9月2日早上，县长胡玖明去上班，被拦在政府门口，衣服被撕破。县政府大院里，每天都有几十上百的群众一波接一波前来堵门，工作人员经常被堵在办公室下班后不能回家。移民群众也实行“五加二、白加黑”，全天候上访，白天堵政府门、晚上还带着铺盖，在政府的走廊里过夜。

宣传动员工作，异常艰难。会议开不成，政策无法讲到，会议经常被村民“搅场”，无法进行。

“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移民在故乡生活了那么多年，对老家有难以割舍的依恋，我们一定要理解，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我们要尽全力为他们找到理想的安置点。”柳长毅和胡玖明一直这样要求干部。

9月3日，初秋的艳阳依然还有夏日般热烈。县委书记柳长毅带着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学国，县长助理、移民局长杜兴秀从郧县出发，开始在千里江汉平原奔驰，逐点实地察看所有的安置点。

7日下午，他们来到长江委规划的沙洋县熊望台安置点，这里原规划安置5000多柳陂移民。一下车，柳长毅们只见这里四野茫茫，一片荒凉，几十里方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仿佛是鲁智深大闹过的野猪林，沙碱地上长满了稀稀落落的小杨树林。柳长毅静静站立了10多分钟，他在想：这里距最近的一个村也有十余公里，离县城40余公里，我那些地处肥田沃土的移民乡亲如果来到这里，怎么生活？怎么发展？我怎么面对他们？

江汉平原的风在耳边吹得吱吱作响，站在那片野树林下，陪同考察的人看到柳长毅的眼泪已夺眶而出。他背过脸去，掏出手机即向分管移民的省长田承忠和省移民局长汪元良打电话，电话拨通，他却哽咽得说不出话。

“别激动，别激动，有啥困难慢慢说。”省领导安慰道。

柳长毅平静一下心情，一口气陈述了安置地的问题，恳切要求更换。

这是早已规划好的安置点，现在说改就能改么？敲定一个安置点是多难的工作呀！省领导只能安慰，一时无法表态。

夜宿沙洋宾馆，柳长毅饭食不进，夜不能寐，想着白天察看安置点的情景，心里阵阵难过。在洗澡间里，他打开水龙头，泪水和浴水一起肆意流淌……

第二天，柳长毅一行继续考察安置点，同时更留意发现好的地方，他们要亲自掌握一些可以安置移民的去处，以便向省里提供更具体的要求。从沙洋到随州，从潜江到汉南，几天里，他们跑遍了江汉平原，心里有数了：潜江有片7000多亩的开阔土地，汉南有大片开阔的临近市区的土地，这些地方若能拿出来，不是很好的安置点么？这才是移民生存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所呀。考察罢回县，郧县政府随即向省里写报告，郑重请求调换安置点。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所涉及的湖北省移民工作，有这样的说法：湖北的移民看十堰，十堰的移民看郧县，郧县的移民看柳陂。说明柳陂镇移民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表达怨愤，表达对所选安置点的不满情绪，柳陂镇的群众经常堵截国道和围堵县领导。村民采取专人蹲点放风、专人联络的方式，对过往的县领导进行“侦查”，一旦遇到，马上组织群众前来围堵。

从9月中旬开始，柳陂镇的群众分批，几乎天天都来围县政府和镇政府。

9月23日，县长胡玖明要到十堰市政府开会，车辆行驶到柳陂路段，就被蹲守的群众发现。不到20分钟，200多移民把胡玖明团团围住，在场群众七嘴八舌，人声鼎沸。胡玖明提着嗓门，向群众整整解释了四个多小时，结果也没能参加了市里的会议。

9月24日晚，柳陂镇的三十多个群众再次到镇政府找分管移民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杨晓，没找到，接着又到青龙山庄农家乐去找。

“嗨！杨书记不在，县委柳书记的车在呀！”走在前面的村民看到柳长毅的车停在青龙山庄，赶紧告诉一起来的群众。

原来，就在此刻，柳长毅陪同海南省的客人在长岭开发区考察，晚上在柳陂镇青龙山庄农家乐吃便饭。

“这不正好吗，没找到杨书记，却找到柳书记了，快来啊！”有村民呼喊。

“咚咚咚！”

柳长毅和海南的客人正在谈论投资开发的事，正准备开始吃饭，被一阵急促而激烈的敲门声打断话头。接着，门被踹开，几十人涌上来，不由分说，拽着柳长毅的胳膊就往外拉。柳长毅起身，安抚客人慢慢吃饭，之后便在群众的前扯后推下，走出房门。

“县委书记在青龙山庄被围住了！”附近兴盛、易家垭子、舒家沟三个村的群众开始吆喝、打电话，不到半小时时间，三四百群众把地盘不大的青龙山庄围得水泄不通。

群众前拥后拽，柳长毅来到屋檐下，凭着檐下的一盏灯光，依然语重心长，向群众做着解释：“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们找好安置点……”但群众不由分说，他们大喊：“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听不进去。你县委书记是县里最大的官，告诉你，我们就是不搬迁！”众人七嘴八舌的开始喊叫：“连乌龟都不下蛋的地方让我们搬去，我们就是不搬！”“谁出卖了柳陂我们跟谁拼命！”“什么尊重自然，放弃保护，都是狗屁！就是想撵我们走！”

柳长毅大声地对移民解释，但他的声音被他们的叫喊声淹没。这时候，他发现旁边有辆小拖拉机，就说：“我站那上边行吗？我站高点说话大家听得清一些。”就在他往拖拉机拖箱上爬的时候，情绪激动的两个女人扯住他的衣裳，嚓的一声，衬衣被撕破，柳长毅赶紧用衣袖绑在身上遮住肚皮。这时候，闻讯赶来的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学国，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吉礼，公安局长张龙、副局长李全兵等挤进现场，挤到柳长毅身边。他们悄声问，要不要上警力。柳长毅说不需要，群众思想不通有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做工作就是了，我相信我们的移民。

于是，拖拉机的拖箱成了他的演讲台。他先恳切地叫了一声：“柳陂的父老乡亲们！”然后说道：“让你们离开这么好的家园迁出去，作为县委书记，我像嫁女儿一样心疼和不舍。但是，南水北调是国家工程，需要你们做出牺牲。你们放心，县上一定会把你们安排好……我一定会想办法向上级部门汇报，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到时候，我还要带你们去看安置点，选定了、房子建好了、搬家了，我还要去送你们，以后还要去看你们……”

但愤怒的移民不听他的：“都是狗屁话！全是糊弄我们老百姓的！”“北方吃不上水，管我们屁事，我们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撵我们走？”“都撵我们三次了，还要撵！政府坏了心了，把我们撵走，你们好在这儿搞开发搞旅游捞钱……”

“乡亲们，请你们给我时间，请你们相信我……你们所关注的，正是我们县委、县政府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省里安排的安置点大家不满意，我们也不满意。9月4号我去实地看了，十分难过，当即把情况反映给了省领导，报告也随即写了上去，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等。”他一遍遍讲着，讲得口干舌燥，讲得喉咙冒烟，但村民们就是不散。

消息迅速传到市委市政府。市里分管移民的副市长梁吉祥立即赶到柳陂，市委书记陈天会、市政法委书记糜克洪打电话给柳长毅询问情况。柳长毅回答：“谢谢领导关心，我没事。我的百姓我了解，他们不会伤害我，我对他们放心。”

后来他的手机没电了，跟外界的联系断绝。但他没有丝毫的担心。他总是那句话，我相信我们的移民，他们不管有多少委屈，最终都会理解，都会服从国家利益。

近六个小时里，柳长毅没有喝一口水，没有进一口食，因手机没电联系不上，他的妻子开始为他担心。

但善良的百姓自始至终没有对柳长毅施暴，直到凌晨一点半，群众慢慢散去。

整个被围过程中，柳长毅一直坚持不让出动警力。事后谈起，他也只说是“群众围访”，不说是“群众闹事”。

午夜两点，柳长毅才回到家，妻子看到他身着破衣、满脸疲惫、惨不忍睹，当即潸然泪下，而他此时也禁不住热泪横流……

情满舒家沟

1

在湖北十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淹没了柳陂，整个十堰都要流泪。”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淹没了舒家沟，郧县都要流泪。”因为舒家沟村是柳陂镇地理位置最优越、百姓最富庶的村子。然而，柳陂也好，舒家沟也好，都要首当其冲地淹没了！十堰、郧县人的眼泪不能使其幸免。

舒家沟曾经是柳陂区位优势最好，最为富饶的地方。一度被人称为“郧阳小四川”。六十年代末，丹江大坝蓄水后，淹没了柳陂，也淹没了舒家沟。舒家沟人从此开始过起了吃粮靠供应，穿衣靠救济的日子。自1968年到1978年，舒家沟人竟然吃了180多万斤救济粮，穿救济衣3600多件。

1980年，时任村支书的朱时富开始带领舒家沟开始谋划实施脱贫发展大计。他们在4000多亩没有开垦的荒土地上描画自己的小康梦。当他们艰难地还清拖欠了16年累计11万元的外债、打响了脱贫致富的第一枪时，1983年10月，丹江口水库超标准拦蓄洪水，舒家沟和水库上游及周边数百个村庄一夜间被一场大水洗劫一空！

舒家沟人又回到了从前一无所有的贫穷。

经过5年的努力，他们又在山上大沟小岔里用血汗发展了600亩柑橘，村民们又在卵石滚滚的河滩里刨地种菜，在房前屋后种梨树、杏树、樱桃树。1985年舒家沟被原郧阳地区确定为最早的蔬菜基地，全村450户家家都开始种菜。

始于1997年的一场“白色”革命，全村由原来的500亩蔬菜基地猛增到900亩，日光温室大棚、水泥架大棚、竹木大棚，白花花的二三百个蔬菜大棚使舒家沟人扬眉吐气，一个大棚光产黄瓜一季就1万多斤，加上其他蔬菜，人均只有二三分大棚菜地的农民，年收入都在二三万元以上。一排排小洋楼拔地而起，舒家沟村一跃成为全县乃至十堰地区最早的“小康村”。

正当舒家沟村沉静在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之中，2003年2月国家南水北调办公室下达“停建令”，要求丹江口库区在172水位线下停止一切建设。非常惨烈地是舒家沟的村庄、菜地全部都在水位线以下，这意味着整个舒家沟村将彻底淹没，村民要全部迁走。

无奈和惆怅从此笼罩舒家沟。

六年的无助和等待，使舒家沟村经济收入受到严重制约，到2009年，蔬菜种植还停留在900亩左右，四季瓜果飘香的景象没有了，320亩的柑橘基地也枯萎了，人均收入也远远低于2000年以前的增长速度。

11月16日，搬迁后的舒家沟一片狼藉，人们发现在拆除的房屋断墙上留着舒家沟人写的诗：

告别故土心忧愁

移民千里泪长留

同根共祖千百年

何忍亲人孤魂游

妻风苦雨离故土

移民乡亲索眉头

今日还是郧阳人

他日异乡做梦游

这是舒家沟村移民的原创作品，没人加字添韵。

这是舒家沟人写在老屋断墙上的伤心……

2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的时间节点，为了全面完成全省移民外迁任务，面对时间紧、任务重、情况复杂、困难多等因素，县委、县政府和县移民工作指挥部决定，派13名县级干部进驻柳陂，担任移民村第一书记，又抽调60个县直部门到柳陂开展包保。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移民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金菊，担起了舒家沟村第一书记的重任。

2010年的春天，风调雨顺，汉江两岸的油菜花开得灿烂耀眼。柳陂镇的舒家沟村更是掩映在桃红柳绿中。可是这个春天对舒家沟村民来说，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心情去关注，去欣赏。土地上少了往年耕作的热闹，蔬菜大棚里没有了菜秧瓜藤的生机繁茂，一切显得有些落寞、空寂。村民们在堂屋里、在道场边沉默等待着。时间在“煎熬”着每个人。

空旷的土地上有一个人仍然在细细的耙土，精心的播种，这个人就是舒家沟村六组的陈启多。陈启多五十多岁，身材瘦弱，皮肤黝黑，夫妇俩勤劳，善良。但陈启多也是一个性格倔强、固执的人，大搬迁让陈启多成了“典型”。

他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移民宣传，给他发的移民政策小册子被他几下撕毁，发的搬迁明白卡扔老远根本不看，给他讲政策的乡镇包保干部他从不理睬，给他做思想工作的亲戚被他骂走，他成了全县最后一个拒绝签字的移民

转眼到了秋天，离搬迁的日子越来越近，陈启多的这种抵触情绪让各级包保干部很为难也很头痛。负责陈启多搬迁的县审计局的干部，每天都找陈启多谈心，前后黏着他给他讲移民政策，但是陈启多就是闭口不言，不和包保干部交流一句话，将所有送来的通知全部撕掉，最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突然将大门紧锁，躲了起来。

11月8日一大早，包保干部王永吉、镇干部李志刚、村委会副书记陈林想办法找到了陈启多在十堰市东汽五中教书的大儿子陈春。

在东汽五中四楼会议室，包保队员耐心细致地做起了陈春的工作，结果陈春也是不理解，抵触情绪相当大，初次交谈不欢而散。王永吉把情况给金菊汇报后，金菊再次决定安排柳陂镇党委副书记杨晓带领王永吉及村组干部去十堰三环公司找陈春二哥，期望配合做陈启多工作。然而陈启多打来电话说：“打死我也不到潜江！”就挂机了。

当晚，金菊再次召集县移民指挥部搬迁组、政策组、村组干部讨论会，就进一步如何做好陈启多的思想工作进行研究。金菊再次强调用情用心，尽量不要使用强制搬迁的手段，不要让移民带着遗憾离开故土。

11月9日晚上7：20，金菊带上杨晓、王永吉以及陈启多的妻弟沈显龙等8人亲自赴十堰，晚上8：10再次来到十堰市东汽五中，金菊想把陈春约出来谈。金菊担心一下子去这么多人，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陈春有什么问题，怕给陈春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谁知刚登记好房间，接到杨晓电话，说陈春拒绝见面，无奈之下，金菊只好通过电话请十堰市教育局局长帮忙联系五中校长做陈春的工作。夜9点15分，东汽五中的校长赶到学校，经劝说，陈春勉强同意在三楼教师办公室与金菊一行见面。

在交流中，陈春很烦躁，很不耐烦，只是闷着头在纸上乱画，前后乱翻。金菊看到陈春这样的态度很焦急，也很难过。后来给陈春播放移民新村录像、看图片等，耐心细致地给陈春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最后陈春只说了一句话：“我想不通也做不通我父亲的工作，你们再想办法吧，明天要上班，我要休息了。”

听到这句冷冰冰的话，在场所有的人像掉进了雪窖，从外到内都冷透了。临走时金菊对陈春说：“谢谢你听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你是大学生，我相信你一定会想通的，我们走了，不打扰你休息了。”这声音有些哽咽。

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十堰的大小饭店基本都关门了，寒冷和饥饿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金菊的胃病又犯了，痛得只嘘气。

11月10日，金菊再次通过校长为陈春请了假，让他回家乡看看感受一下眼前的工作实情，第二天陈春回到了舒家沟，移民工作干部迅速找到了他，他是个不善言谈年轻人，在移民干部的真诚交流下，陈春说：“我不是不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太了解我的父亲了，他是个相当固执的人，他是对我们的那块菜地充满了深情。我怕劝说父亲搬迁会伤他的心，也怕我根本就劝不动父亲。”陈春沮丧地低着头。

11月12日，金菊再次主持召开由信访组、包保队员及陈启多众多亲戚和家人参加的动员会。

11月13日下午，多日不见的陈启多回到了舒家沟。一向少言寡语的陈启多见到金菊时说了这样几句话：“这段时间给大家找麻烦了，你们讲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心里就是舍不得离开舒家沟。凭什么非要叫我搬迁？我家祖祖辈辈住下来的地方，这‘根没有几千年，少说也有几百年，叫搬就得搬？我心里的气就是不顺。我也知道潜江很好，可那里再好，也不是我的家，我祖祖辈辈的坟都在舒家沟，只有这里才是我的家。我不想走，但是我搬迁！我不给我们舒家沟丢脸……”

老人说完这句话，已经是老泪纵横了。金菊和在场的人也流下了眼泪。

当天晚上，陈启多在其母亲的墓碑旁坐了一夜，泪流满面……

14日白天，他在移民干部的帮助下默默无语地搬运家具，夜色降临在舒家沟时，他又到自家的菜地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那天一直下着雨，老人只是戴着一顶草帽。雨淋湿的不仅仅是他的衣服，还有他那颗疼痛的心。

3

11月14日，冷雨淅沥，初冬的风瑟瑟地吹着。舒家沟村的移民和移民干部一起在搬运装载货物，一切很有序也很平静。冬天夜晚降临的特别早，漆黑的舒家沟村里，移民们在空荡荡的屋里燃起的熊熊大火，火是这个夜晚最温暖的色彩。移民干部和移民们围在大火旁取暖，静静的没有说话，跳动的火苗似乎在书写着离别的愁绪。

夜里12：50分，当移民们正在包保干部的督促下陆续到上车地点集结时，突然审计局的包保干部王永吉打来电话说陈启多一家不见了。金菊坚定地说：“不会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尽快想办法找到他们，问清原因。”

按照金菊的指示，王永吉和郑俊在黑夜里借着手机微弱的亮光，先后来到陈春的爷爷家、小姑家和他们自己的住处均不见人。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们心急如焚。这时，突然发现已拆毁的房屋背后的山上有亮光，手机的电已经不多了，只有用打火机照明，亮一段走一段，王永吉和郑俊好不容易爬上山，原来陈启多正带着儿女们跪在他母亲的坟前。

两位包保干部心中的怨气和焦虑一下子消失了。待他们把纸烧完，郑俊小心地扶起陈启多，说：“陈叔叔，快要上车了，我扶着你走吧！”然后，陈启多一家在王永吉和郑俊的护送下，于15日凌晨3点25分，带着对家乡的无限的依恋登上了32号移民专车。

朦胧的夜色里，村庄里的喧哗声渐渐的安静了下来，舒家沟村的877名移民在移民包保干部的帮助下带着大包小包，牵着老人、小孩，背着病人、扶着孕妇都已经陆续上车了，车窗都打开着，公路两旁自发前来欢送的乡亲们还在不停地挥手道别，车队很快开始按序号整队，准备启程了，开道车的警灯一闪一闪的，大车队快要出发了。

正在这时，只听18号车长刘道远紧急呼喊财政局局长费洪刚：“费局长，不好了，你们包保的舒家沟村18号车上的8位移民下车跑了！”

按照规定移民干部把自己包保的移民送上移民专车，任务就算完成，可以回家了。财政局的移民干部把移民送上车，和移民谈了一会心后，觉得移民的情绪很稳定，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就驱车回家。这些干部已经坚守了三天两夜，一上车，眼皮就不自觉的耷拉到一起了。

刘道远的电话让一车的人顿时清醒过来，费洪刚说：“赶紧调车头！移民还是有情绪，怪我们工作做得还是不够细呀……”车子飞也似的向高速路口驶去。到了高速路口，只见18号车孤零零地停在路旁，车长刘道远正在焦急万分，见到费洪刚一行到来，刘道远一把拉住费洪刚的手说：“费局长，对不起，都怪我，你把人全部交给我，我却……”刘道远的声音干涩沙哑。

费洪刚说：“没事，移民不走，说明他们有情绪，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怎么能怪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费洪刚一边说着一边焦急地向路两边张望，心想这人到底会到哪里了呢？

“有一个移民说要上厕所，我说按规定要到服务区上，现在不能下车。那个人说，屙屎拉尿风火之事，不能等，赶紧停车，让他下去撒泡尿，并且还说再不开车门，他要砸车窗跳下去。没办法我就把车门打开了，没有想到他们一哄而下，我实在拦不住。”刘道远说。

“没事，我相信移民，他们不会走远，他们就在附近，我们去找他们。”费洪刚向他的同事们一挥手。

一行人向公路两旁的沟沟坎坎摸着找去，走了五十多米，他们看见前面有烟头的光亮，费洪刚摸索着走过去，借着手机微弱的光看见坐着的是移民袁文生，“老袁，怎么了？其他的人呢？”费洪刚急切地问。

袁文生站起来，没有回话，面对着舒家沟的方向狠吸了几口烟，烟头微弱的光映着他一双红红的眼睛。

“老袁，到底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费洪刚说。

袁文生沉默了几分钟后说：“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只是舍不得离开，想最后一次亲近一下舒家沟的土地，这是生我们养我们了几十年的土地！”

“老袁……”费洪刚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时候任何的道理大义和安慰都显得很苍白。

“费局长，你放心，其他人都在这附近的树林边、水渠边坐着，你们先到公路上，给我们一点儿时间，我们待几分钟后就上车，不误事儿，请你相信我们！”

“好！”费洪刚轻轻拍了拍袁文生的手，袁文生的手冰凉冰凉的。

几分钟后，18号车的移民们陆续从黑暗中走来，他们默默的上车，他们坐在车上一言没发。只有袁文生对费洪刚一行举了个躬说：“对不起，临走了还给你们找麻烦，谢谢这几个月你们对我们的帮助。请你们理解我们的心情……”

费洪刚拉住袁文生的手说：“我理解你们！潜江也是个好地方，你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的。”费洪刚的眼睛开始湿润，嗓子开始哽咽。

当18号车经过高速路口的一瞬间，车上的移民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

别了，家门口那株儿时种下的樱桃树！

别了，绿森森的草木青油油的菜地！

别了，清清的汉江万年的山水！

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舒家沟……

15日凌晨3：30分，移民车队出发，金菊泪眼迷蒙，望着夜色里渐行渐远的车队，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移民真是不容易呀！”

永远的韩家洲

1

数次回故乡，和家乡的朋友们站在堵河口，远眺静躺在汉水中央的韩家洲，心中便每每升起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忧愁。

这座被汉水四面围垅的江中小岛，以其两千年多年的历史，把古老和神秘一起编织成一帕面纱，雾霭袅袅地笼罩着这片千年的土地。然而，南水北调，将结束这里的一切，包括姓氏与生命的密码，包括千年的纤夫文化，包括古陶、剑镞，包括秦砖、汉瓦……

2009年端午节前夕，我随故乡的文化朋友金菊、堂根、赵锋等一起登上了韩家洲。

那天，大雨如注，江面雾霭蒙蒙。在村支书的引领下，我们登上去韩家洲的船，船在汉水的江面上，犹如一片飘零的树叶，摇摇晃晃。渡船行驶到堵河对面的河滩，从船上跳下来，我们便踏上了韩家洲的土地。

也就是那一次登临，我们发现了韩家洲人世代传唱的《汉江号子》，当洲上几位古稀老人为我们唱出那悠长、深沉、高亢、雄砺的音符乐律时，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千年的沧桑、千年的劳苦、千年不衰的生命的创造与传承。

也就是那天，我了解到韩家洲上的109户家庭都姓韩，而且他们固执地认为他们是汉代韩信的直系后裔。虽然他们没有关于与韩信有关的任何证据，但他们把家族在此地的居住史追溯到了汉代，不得不耐人寻味。他们还固执地认为，洲头那座庞大的、高出地面数米的圆土堆是韩母陵。

历史活在历史的典籍里，更活在世世代代生命的传承和记忆里。

同样是在那一天，我知道这千年小岛上世居的480多人，要因中线调水全部迁出，韩氏家族将全部迁往湖北随县——2009年刚建立的、共和国最年轻的县。

韩家洲在忧伤、愁苦。两千年的家园、两千年的文化、两千年的根脉啊！

离开韩家洲时，雨还在下。乘船过汉江，站在堵河口，回眸再望雨中的韩家洲，我突觉眼前那苍茫朦胧的古岛犹如一位白发千丈的母亲，静静屹立在江中，为她就要启程的儿女们祈祷平安、幸福。

2

“堵河口，堵河口，年年端午划龙舟，村村有个龙船会，吃会划船祭龙祖。”这首儿歌在堵河口一带已经传唱了千年。

发源于华中第一峰神农架的堵河，是汉江第一大支流，自南而北在湖北郧县堵河口与汉江交汇。矗立于汉江之中的韩家洲，正迎着堵河的出口，堵河的名称由此而来。韩家洲四周水线长九华里，故又名九里山，是三千里汉江上的第一大岛。

上世纪丹江口水库蓄水前，湍急的堵河水冲出800里堵河后撞击在韩家洲上，被韩家洲逼着顺汉江倒流，在自西而东的汉江上形成了一段向西倒流的景观。这一景观随着丹江口水库的第一次蓄水而消失。

古老的韩家洲与洲边的村落乌家河、堵河口、西流、店子河，都保留着千年的龙舟文化。迄今为止，他们每年端午节坚持自发组织和参与龙舟赛并村村有龙舟赛组织——龙船会。这是中国端午文化最具符号象征的地域。

韩家洲崇拜青花龙，负责赛事的组织就叫青龙会。龙船会都有一定的财产：龙王庙、龙船房、龙船、木雕彩绘龙头、龙尾等，部分村落至今还留有维持龙船会活动的集体土地和经济林。

每年端午节，龙船会有两大会事活动，一是“吃会”，二是龙船会赛事。吃会，就是每年端午节当天，各龙船会都要组织吃会活动，即全体会员中午和晚上聚集在“会首”家里吃酒席。会首轮流担当，一年一换。会首的职责就是端午节这天请全村人在他家吃饭，再就是保管、供奉好龙船、龙头、龙尾。吃会当天，60岁以上的老人都被请坐上席，以示对老人的尊敬。韩家洲人坚守着传统文化里很珍贵的元素。

端午节前后是庄稼人抢收小麦最忙的季节，麦子可以不收，但端午节这一天龙船会不能不举行。

2010年6月16日，是韩家洲人在故乡度过的最后一个端午节，8月桂花飘香的时候，他们就要远迁了。我和家兄特地赶往韩家洲，我们想在那里重温童年的欢乐——汉水边长大的孩子谁没有童年在江边看龙船赛的记忆？

故乡文友、树一样高高细细的书法家景贵社陪同我们前往韩家洲。我们到达时，堵河口、汉江南岸已经人山人海。我们车子无法前行，不得不下车步行2里多路前往赛事地点。

这时，只见清澈蓝绿的江面上锣鼓喧天、彩旗飘舞、龙船竞渡，沿袭了数千年的原生态龙舟赛在堵河与汉水交汇处、在六月的阳光与水光的交融里快乐举行。

此刻，呐喊声在水上振荡，生命的激情在江面飘拂。

蹲立在岸边、山头、树林、房顶、路边的成千上万的观众，头顶骄阳，欣赏着这场民间原始的赛事，分享着生命本真的快乐。

男人和小孩们已热得赤胸裸背，没牙的奶奶、婆婆们也眺望着江面笑得满面春风。

只有在此刻，所有的韩家洲人才忘却远迁的忧愁，把最后的欢乐沉浸于这片土地。

“送龙”是龙船会赛事的最后一道程序，由龙歌手吟唱《龙歌》，船上选手一起合唱，然后由下一任会首祭过龙王后卸下龙头、龙尾，并将它们请回家，接着晚上吃会。至此，一年一度的龙船会方宣告结束。

然而，今年的龙头谁来接？明年的会首谁来任？

龙头放归何家？龙船起坡何处？明年端午节还能划船吗？

站在汉江南岸的码头上，我久久遥望着对岸的韩家洲，遥望江上船上的汉子，回身再看身边韩氏人家的奶奶、婆婆们，一种莫名的忧伤和感激倏忽涌上心头……

到了随州，没有了这岛、这水、这龙舟，韩家洲人将怎样面对？没有了汉江号子，没有了传说和故事，没有了图腾般的盛会，韩家洲人精神里还会深藏怎样的追寻？

3

8月29日，韩家洲人开始搬家拆房。次日，他们将远迁。

韩天兴抱着刚满三岁的儿子韩一，和妻子一起搬运货物。媳妇的手提袋里装着他们结婚时的照片，他们还特意从家门口挖了一棵春兰，准备带到随州新家去。

韩天兴指着山腰说：“两年前，我专门买了一棵葡萄树苗栽在门前，就是为了将来我搬走了，让它自由生长，年年继续开花结果。如果哪天我回岛上，还能找到家……”韩天兴满眼含泪、穿过葡萄架，向着岸边的移民船走去。

韩天海的货物已经搬运完毕，家里只有空空的、古老的土墙和烟熏油燎的椽瓦。

面对山坡一片柑橘林，韩天海给身边的包保干部说：“山上有一片柑橘林，往年橘子成熟时，不能拿出去卖，我们都把它藏在地窖里，逢年过节可以品尝自家的果实。今年橘子成熟的时候，我们已不在，你们可以来过来摘一些，要不然就糟了……”韩天海说完，就使劲仰起脖子望天，他是怕眼泪流出来不好看。

时近中午，包保工作队员给移民送去午餐，移民们迈着几近沉重的脚步踏上过江的船。他们手捧着饭菜，没有一个人开始吃，齐刷刷的抬头望着韩家洲，望着各自的土墙老屋，望着洲头上他们顶礼膜拜的韩母陵，望着岛上的一草一木……

少顷，二十多条装满移民家什的机船一齐开动马达，然后依次慢慢离岸，朝下游渡口开去。机船越行越快，马达轰鸣，破浪而去。江水掀起的波澜，轻轻拍打着韩家洲江岸的崖壁，仿佛是在安慰这片即将孤寂的岛屿。

随着一阵长长的汽笛声，岸边20余艘大型铁船满载着483名韩家洲移民，一字排开，浩浩荡荡向汉江对岸驶去。

“别了，我的故乡……”

“别了，千年的韩家洲！”

韩家洲从此不再有人烟，江中小岛从此开始沉寂。唯有韩母陵在岛上永远高高的耸立，唯有那白发千丈的母亲在江水中作永远的守望。

两年前，韩氏家族已经开始着手编纂家谱，搬迁前，他们已经拿到了前六十年代的家谱。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从韩家洲走出去的韩氏后人，都能够按照辈分找到亲人。

永远的韩家洲啊……

“江夏事件”三人谈

1

随着外迁移民搬迁入住安置点和年度工作尾期的临近，前期搬迁安置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逐步显现，尤因房屋建设质量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移民聚集围堵事件屡屡发生。

2010年8月21日，武汉江夏区因房屋质量问题发生千人集聚围堵事件：

8月21日，十堰市武当山特区第二批南水北调移民700余人搬迁到江夏区移民安置点。移民下车后，因对移民房屋质量、出行交通、吃菜和安置点卫生室配套设施等不满意，与8月18日搬迁的第一批移民496人聚集到一起，与迁出、迁入地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移民聚集事件发生后，省、市、区各级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移民进行对话，并及时作出了处置。

事件发生后，8月22日，李鸿忠省长在楚天都市报内部参考2010年第23期《安置房建筑质量低劣 千余名南水北调移民在江夏区发生冲突》一文上作出重要批示：请承忠同志阅。成发同志：请武汉市政府认真组织尽快解决建房质量的问题，按规保质保量使移民满意。此外，还要倒查建房质量出问题的责任，严肃追究。田承忠副省长批示：请省移民局元良同志阅。以省移民指挥部的名义，将鸿忠同志批示发全省安置区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同志。

8月27日，楚天都市报内部参考2010年第24期《房屋质量问题久拖不决 百名移民重新返回武当山》和记者实地探访《京山移民安置点房屋质量问题一堆》两篇文章，反映了荆门市京山县雁门口镇移民安置点房屋存在防盗门质量问题和防盗门安装、屋顶檩条和室内地坪施工质量不合格等工程缺陷问题。

9月2日，李鸿忠省长批示：“请承忠同志高度关注，协调解决，尽快使移民回到新家。请王玲、万勇同志调查处理京山移民房屋质量问题，并要倒查责任，予以追究。楚天都市报内参形式反映问题，此策效果很好，省、市要如实了解，要高度重视媒体反映的问题。”

田承忠副省长批示：“请省移民局认真落实鸿忠同志批示要求，排查安置区建房质量问题，严肃对待，彻底整改。请二处6号上午召开库区安置区领导会议，进一步落实省长两次批示精神。”

湖北省移民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省移民局局长汪元良秉笔通报了以上两起事件后写道：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搬迁移民到省级上访有8批次，进京上访2批次，其中，有7批次集中在7、8月份外迁移民搬迁期间。移民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库区移民政策落实兑现和村集体债权债务的处理、安置点基础设施、房屋质量、土地整理及生产生活，发展致富等三个方面。随着大规模外迁移民的后续强力推进，预计移民上访的数量和规模可能有所上升，房屋质量缺陷问题将成为移民表达各种诉求的焦点，全省移民群体稳定面临空前的压力，维稳任务特别艰巨。

通报严肃指出干部工作作风不够扎实的问题：

去年宜城市安置移民搬迁和今年江夏区安置移民搬迁出现挫折，暴露出少数干部工作作风不够扎实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安置区对安置点工程建设质量重要性认识不高，一味抢进度赶工期，工程质量监管不严，验收整改不力，致使工程质量问题引发移民群体不稳定，造成不良影响。二是库区出于自身考虑，一心只想把移民尽快搬出去，忽视安置点不具备搬迁条件的事实，盲目组织移民搬迁，同时不留任何道路地拆除了移民在库区的房屋，使移民搬迁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2011年6月和8月，笔者采访《汉水大移民》时到达库区十堰，先后幸遇了省、市、区三级的三位移民局长，三位移民局长都谈到了难忘的“江夏事件”。他们是湖北省移民局副局长彭承波，十堰市移民局长孙建文，武当山特区移民局长薛明娥。三位移民局长在南水北调移民战役中都是经受了无数风雨磨难，对他们的访谈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质量是生命”、“房屋质量是移民第一诉求焦点”的严峻事实，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亲历战火的移民干部为移民利益忍辱负重、为移民利益临危不惧的品格，以及他们身陷重围化解矛盾的大义和凛然，也同时让我们看到“移民是天下第一难事”的根本所在。

2

薛明娥，十堰市武当山特区移民局局长。这位在为移民选择新家园时，一年里290天都在安置点跑、一年跑了10万公里的坚强、勇敢的女子，在说到“江夏事件”时，依然泪水涟涟——

原规划我们在江夏区有5个安置点，后经反复选择，我们只选了港尖和花篮棚两个地方。

移民建房阶段，我不知多少次去江夏。施工方砌墙违犯规则，我一气之下把墙给踹了。老板不服气，我就给江夏区移民局张绍福主任打电话反映：施工队在山墙以上不上水泥，干彻砖。五六栋房子，檩杆都钉了，瓦都上了，最后全扒了。

特区选了18个能管事的移民代表在安置点监督，省里规定每人每月补助监房质量款2000元，但最后还是出事了。

2010年8月18日，移民选了个好日子，496名移民搬到了江夏区花篮棚。8月19日一场大雨，百分之五十的房子漏水。那次是我去送移民，一直都没回来，在江夏协调、处理这件事。8月21日，武当山第二批移民700余人搬迁江夏港尖。头天我去安置点给移民打扫卫生，准备迎接这批移民。晚上心里一直发毛，一夜没睡着。迷糊到天亮5点起来，心里一直不舒服，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心里不踏实，就给江夏区副区长涂亚平打电话：涂区长，你警力安排好了没有？我心里有点不安生。涂区长说：你别吓我们。

中午11点，700多移民、六七十辆大客车、小车、货车开进了江夏。我和武当山的干部、江夏区的干部都站在路边迎接。这时，先搬迁到花篮棚的人过来了六七十人，一下子把我围起来，指着鼻子开始骂：你给我们选的啥球地方？盖的啥房子，刚住进去就漏雨？又有人喊：把房子钱退我们！把房子推了，再给我们盖房！

这时，送这批移民来的武当山宣传委员周继红给我打电话：你别过来！老百姓都在找你！有危险，警察管不了！

放下电话，只听围着我的移民大喊：打！打死她！打死她！于是就有人开始又踢又踹。有几个妇女简直是疯了，把怀里的孩子往我们身上砸。我一把接住一个不满一岁的孩子，又一个妇女把孩子朝武当山特区余主任身上扔，我又一把接住。我想把孩子找地方放下，只见七八个妇女追过来，大喊：踹死她！踹死她！接着她们扑上来你一脚她一脚地猛踹，我站不住往前一蹿跪倒了，只感到全身在被人猛踢猛踹，但无论怎样，我流着泪把小孩紧紧揽在怀里，我怕她们踢着孩子。

她们踢够了我站起来，找到江夏张主任的车，我想把孩子放到车里安全些，大中午，天要热死人！太阳要晒死人！这时，扔小孩妇女走过来抱走小孩，我对她说：你抱住孩子在车里休息一下，担心孩子中暑。那妇女朝我就是一口唾沫。

这时，有人开始袭击货车。好几辆货车的窗玻璃被砸碎了，一些移民把货车司机打伤了，口鼻流血，我又立即安排人送司机去医院。江夏区公安局杨局长看见我，大喊一声：薛局长，你快过来，小心打你！几百警察站在那里，但谁也不敢动。

江夏区涂区长年轻，移民围住他让他表态。我怕他顶不住，迅速给他发短信：千万不能随便承诺。从中午11点一直围到晚上，江夏区给我送来一盒饭，移民不让吃，一把抓过去倒了;江夏区组织人给移民送饭，移民也不吃，全把饭倒了！人们愤怒得真是疯了！

武汉防暴警察也开到了，但移民还是围堵不散。

大夏天，上千人、几十辆车围在那里，水泄不通，大人喊、小孩哭，乱成一团。蚊子也乘机飞来凑热闹，一群一群，厚得赶不走。围了一夜，到第二天还不散。移民不让我们说话，一说话，就把一碗面条扣到我头上。我看见省移民局宫处长、江夏区张主任，移民也不让他们插话，谁插话打谁。

我21号早上就没吃饭，一直到第二天下午赶回武当山，几乎两天没吃没喝。

刚从江夏回到武当山，搬到荆门市京山县的移民89人从京山回武当山，围堵武当山特区管委会。我们立即把89人安排到会议室吃饭，两荤两素。结果移民不吃，纷纷把饭往我们身上扔。谈判谈了大半夜，安排宾馆人家不睡，又追过来不让走，直到天亮5点我都回不了家。

第二天又安排盒饭，中饭后，安排三辆大客车送移民回京山，我一个人跟着过去。有人提醒我：你过去后别下车，你下车命都丢在那儿了！可我不下车，怎么办？不见到京山县领导，怎么给移民解决问题？

到京山后，几个便衣警察保护着我下了车，八九十移民围了过来，逼着师傅把我们送到京山县政府，移民一直围在县政府周围，到夜里2点都没散，必须让京山县作出答复。

21日、22日、23日，三天三夜，我体重骤减10斤……

彭承波，湖北省移民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省移民局副局长。这位一直在战火纷飞中穿梭、奔忙，既是指挥官又是战士的高层移民干部，在叙说“江夏事件”之前，他一直在倾诉一种移民情结。我在想：他的这种情结兴许是他生命原本的悲悯品质所致，但更确切地致因应该是他担任10余年移民干部、目睹了中国移民为国家工程牺牲奉献后遭际的深重苦难，他的情感因子始终倾向移民，正像有人所说：“彭局长是一屁股坐在移民一边。”

这种情感使他无论面临任何危难都有一种信心支撑，他相信自己，更相信自己的移民。为此，他深情无限，又大义凛然。

好，让我们来听彭承波的叙说——

湖北省有三个指挥部，防汛抗旱指挥部，血吸虫防治指挥部，再就是移民指挥部，足见湖北对移民的重视程度。从迁安两区而言，安置区是重点，任务很重。但对移民这项工作的认识，安置区有个过程，起初总认为是个包袱，是压任务，不是自觉自愿担当，被动担当就感觉担子沉重。“1.20会议”之前，工作根本推不动。之后，工作大踏步前进了。南水北调移民工程是个很大很艰难的战役，是个做群众工作的战役。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大规模地、面对面的做群众工作了，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从这次战役我感觉，我们各级领导，省、市、县尤其是乡镇干部，是有强烈责任感的，对移民是有感情的。丹江口的刘峙清是倒在移民工作第一线的。江元良局长有句话：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是功臣，和平年代我们移民是功臣。我始终议为，做好移民工作一靠政策，二靠党性，三靠感情，四靠机制。

看到那种背井离乡，再坚强的人也要流泪。尤其是乡镇干部受的苦真是催人泪下。六里坪干部都要被逼疯了，都要崩溃了！上面高压、命令，下面移民打骂，不签字不搬迁！他们一直在忍辱负重。新时期的移民工作究竟怎样做？我当时也没有底气。这次战役，我感到我们干部的能力得到一次大检验、大提升，对待群众态度上也得到一次大洗礼。不是群众怎样，是我们的工作做到位没有。

丹江口市五代区住的是老均县城的移民，他们是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均县城淹没时拆下的烂砖破檩盖起的棚户区，7000多人在那里一住50年！2000年6月9日我上任丹江口市代市长，6月20日五代区移民上访省政府，我当即要去处理、接访。那时，丹江口到武汉没有国道，更没有高速，我下午1点出发，6点赶到武汉。200多人上访，都是六七十岁老人，年轻点的也有50多岁。我与老人们对话：我叫彭承波，虽然刚来到丹江口市工作，但我了解你们的苦衷，你们现在跟我回去，回去后我们立即研究处理，请你们相信我。你们要我给你们写个东西，我不是不写，因为这需要郑重研究办法。我现在写了不执行还是一纸空文。我现在代表市政府说话，我说话是算数的。最后，他们相信了我，同意回去。

他们已在省政府外的马路上待了两天了，我们组织六辆车把移民拉回来了。回来后，我立即召开市长办公会研究。有人说，这是个马蜂窝，是个乱刺架，招惹不得。我带着班子成员去五代区看，去感受。我去看了就流泪，移民们住的是啥地方呀！下雨水直往屋里流，凳子一坐直往地里陷，老人腿上从上到下贴满了风湿膏。就这样的乱棚子，房管所还要每月收40元房租。我当下决定，绝对不允许房管所再收房租，这是决定！这是命令！我们立即组织26人专班，分16个问题一一查清，用两年时间解决问题，按房屋原价的3倍补偿给移民。最后决定彻底改造棚户区，按拆一还一给移民盖房子，只要墙高1.2米就算一间房子。最终化了1千多万元，都是我们自己财政消化的。

武汉江夏区在上世纪丹江口水库淹没时，搬迁来了3千多郧县老郧阳府的移民，留下的后遗症非常多。2006年我调省移民局工作，一直在处理全省300多万老移民问题。一天，我假扮开发商去江夏了解情况，看到老移民住的全是危房，全是棚户区。一个70多岁的老人，我说我们合个影。第二次我又去，老人说你骗了我，你不是开发商，你是省移民局的领导。第三次又去，我们把改造棚户区方案都拿出来了，最终改造了百分之七十的危房，建了新房。大致化了三千多万元。

我深刻地感受到，移民对故乡的眷念不只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精神和文化的改变，这是很深层次的问题。我说最近一个印象很深的例子：郧县一外迁安置点在离汉江5里地的地方，一个老人70多岁，搬迁去的第二天，他就问这里有没有河。因为郧县移民都是从汉江边上迁下来的，老人留恋汉江河。有人告诉他有汉江河，离这里有四五里地。于是，老人就让家人扶他到江边看看。以后，每天他都要人陪他到江边去看水。一个多月后，老人离世了。你说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在弥留之际，要天天去看江？看水？

还有一个郧县老奶奶，对环境不适应。住的房子像别墅，但她到卫生间尿不出来、拉不出来，她解手非要到外面去。有一天，她一天不在家，家里人、亲戚到处找她，最后，在安置点小区外边田埂上发现了她，她去那里大小便。有人发现她每天往那边跑。发现她时她窝在田埂里起不来，都一天了。幸亏发现了，若发现不了一夜就冻死了。

什么叫牺牲奉献？太具体、太深刻了！

所以在处理移民上访、群体性事件时，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允许对移民动武，不能采取强制手段。“江夏事件”是武当山移民对房子质量不满引起的。房子主体没问题，都有防震构造柱，上下都有钢筋水泥圈梁，全省都要求这个质量标准。问题出在房与房之间墙体勾缝不严，下雨就漏水。事发当天，即21日下午4点我赶到现场。移民怒吼着要打武当山移民局长，不让司机、移民干部吃饭，8月热天，太阳地里，上千移民，老人、孩子、男人、女人，哇哇大叫。夜里12点，移民追打武当山、江夏区移民干部，包括武当山特区余建强副主任、涂亚平副区长。我大喊一声：不许打人！话刚说完，一拳打到我胸脯上。这时我也听到有移民在喊：不许打人！但第二拳又打了过来。第二拳轻点。第二天下午我才发现我胸脯青紫一大块，一直疼了20多天。

一直闹到夜里两点，江夏区政府作出决定：让移民全去住宾馆，移民不去。我怕热坏老人、小孩，组织他们去坐到省里各单位赶来现场的十几辆小车上，但车不行驶空调打不开，我让司机把车门全都打开。运送移民的大巴车也全部开放冷气，让老、弱、病、幼在车里休息，免受蚊虫叮咬。

我让找移民代表谈判，但移民不同意。这时，坐在最前面一辆小车里的移民跑来报告：警察在抓人，移民在追赶抓人的警车。我听后立即追赶过去，正在抓第二个人时我赶到了，立即制止，我说：这个人你交给我，我来处理。

这时，100多移民围了上来，有人喊：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要揍彭承波！

只听我救下的那个人说：小刘，你不要胡来！

但又人大喊：打！打！

我救下的那个移民站到我前面，拦住要上手的人说：你们误会了！彭局长是来救我们的。

我对移民们说：能不能派代表座谈解决问题？移民说：放人！让警察放人！我立即给江夏区张书记打电话：不要把矛盾激化，要赶快放人！

不一会儿，抓人的警车开出几百米后，把人放了。

于是，我又和移民商量派代表座谈。正在这时，有一个移民拿刀直向武当山特区工委副书记柯尊勇砍过来，我迅即把小柯一把拖住，只见小柯鲜血直流，胳膊被砍伤。

我从21日下午4点赶去，一直搞到第二天晚上7点，没吃没喝，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挺过来的。说好22号早上派代表座谈，但一直到下午1点才同意派代表，我们把移民代表请到江夏区开会，从1点开到5点。到晚上7点50分，武当山700人的搬迁车才开始慢慢移动……

彭承波还说到了天门千人围堵，我们在下一节细说。现在，我们听十堰市移民局孙建文局长关于“江夏事件”的访谈——

江夏事件发生第二天，即8月22日上午9点我出发赶往武汉江夏区，中午12点多到达。下午1点在江夏杨桥湖会所与移民座谈。省移民局汪元良局长、彭承波副局长、宫汉桥处长，十堰市有我和武当山特区副区长余建强，江夏区区委书记张卫国，移民代表50多人参加座谈。移民反映屋檐底下没边沟，下雨上面房子漏，下面从门口直往屋里灌水，要求要么补房钱，要么全部返回武当山。汪局长、彭局长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他们对移民说，房子出现问题，是我们工作失误，搬迁完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江夏张卫国书记提出，请移民们下车先住宾馆，生活费江夏负责，每户补助1000元钱。但移民不干，要求补房钱，汪、彭二位局长不同意，他们不能随便承诺，随便开了口子，全省8万外迁移民，不得了！

江夏区答应在移民房后边院子里给每户加盖一间8平米的房子可放农具、杂物，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以此作为补偿。移民代表提出，8平米房子折5000元钱给移民，我们自己盖。江夏区同意。这一条协议达成。

这时，又一个移民代表提出：江夏给了5000元，武当山也应有表示。不具备条件搬迁，他们为什么要我们搬？他们不放血不行！

武当山特区副区长余建强作不了主，打电话给武当山特区书记李发平，最后答应每户补3000元，明确是建房而不是补钱。下午4点半快5点散会。

江夏风波的当夜，其他安置地的移民，尤其是武当山迁往京山县的移民，在第一时间发难，开始纷纷返回库区要钱，风波迅速蔓延全省。汪、彭二位局长迅速向田承忠副省长汇报：全省要翻盘了……

3

时至今日，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江夏当初也实属不易。

仅港尖一处就打桩基8万多米，从正月一直到三月都在打桩基。在建筑工程全面动工之后，恰遇几十年难遇的大雨和暴雨，几乎是三天两头地下，路上处处都是泥泞，没有一天干路可行。运输材料十分困难，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工程建设运输中，车轴和后桥断裂的就高达两百多辆车。有时整车水泥落水，灰砂砖翻港泡汤，为了移民区的建设，工不能停，即使材料损耗也在所不惜。

因工期逼紧，工地到处是人，材料一时进不来，工地出现窝工现象，但又不能放人，人一走就回不来，就抢不了进度。有两回因工地缺人，不得已派专人到城区的街头上去收集流散队伍，大小工统计一天380元，高出常用工许多。

最令人伤神的还是天天修路，没有一天停歇过，前头修好了，后面又压坏了，泥巴槽子深得高过车轮，车子一掉下去就起不来。这时只得调挖掘机来将泥巴挖走，填上砖头与沙子，几台挖掘机长期在路上往返奔跑。

有一天雨夜十二点多，移民局涂亚平主任的手机接连响起，十几车砖被搁在三座桥处进不了港尖，车子都掉进了泥巴槽子里，涂亚平和移民局李继文等人急忙从纸坊镇驱车前往。由于雨夜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只能摸着港边的行道树前行，他们相互提醒，千万别摔跤，如滑入港中水里，后果不堪设想。后来调来了几台探照灯，照着挖掘机作业。路通了，车动了，天也亮了。虽然一夜未眠，十几车材料却顺利地运进工地，建设进度又有了保证，一颗颗被雨湿的心才潜生一丝丝暖意。

移民局张功安局长、张绍福和李继文主任一直蹲在移民安置点上，一年来他们基本没有休假日，尤其是在工程建设期间里，他们几乎是夜以继日，春节期间仍然坚守岗位。由于江夏地区的建筑量大，本区里的灰砂砖瓦严重供应不足，只得远出鄂州和咸宁两地采购。由于各个施工小组都在抢进度，进场的材料还得严防在哄抢中发生不测，天天都要派专人值班搞协调。

今天，我们去港尖、去花篮棚，只见坐落在一片开阔平原上的数百栋房屋，深蓝色的瓦面与天色相近，奶黄色的墙体清亮明洁，如不是心中有数，很难猜想这是一片移民住宅新区，一准怀疑是新开发的休闲式别墅群。

看着眼前新起的一座现代化村庄，经历了那个岁月的人们，所有的酸甜苦辣、艰辛和泪水都在一笑中飘然远去。

一辈子的移民

2010年7月9日凌晨4点50分，湖北省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口村二组移民何胜友和妻子代桃芝坐上5号大巴车，离开浪河，前往500公里外的武汉市黄陂区移民点新家。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故乡，何胜友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对于“移民”这两个字，他感到太沉重太沉重，他这一生都和搬迁紧紧联系在一起。

何胜友说：我们家原来住在均县（1983年均县改名为丹江口市）草店公社周府庵附近，1968年搬迁时，我13岁，刚好小学毕业，我姊妹6个加上父母一共是8个人。开始上级领导准备将我们作为第一批移民搬迁，安排到襄阳，我爹是大队书记，他们去看的移民点，没看上，后来又到宜城去看，又没看上。最后上级要我们搬迁到沔阳县（1986年，湖北省沔阳县改名为仙桃市）。

1968年过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上边工作队进村做工作要我们搬迁，但大家都不走。来的人就说，你们如果再不走，水就要淹到你们的房子里。大家都不相信，但是当我们村里人看到丹江口水库的水倒流时还真有点害怕。

父亲还是在山上搭了个简易的窝棚。那天下着雨，半夜里，我爹听到扑棱扑棱声音，他忙起来，朝床下一跳，半腿都是水，这下大家慌了，哭爹喊娘地朝后山上撤。后半夜，没有一个人敢睡觉，只听到叭叭的下雨声和哗哗的涨水声。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大家一看呆了：我们房子只剩下个草房顶了，有无数条蛇和老鼠爬在上头，吱吱响。鸡子都上在树上，一夜涨了五六米深的水，昨天还好好的家，说淹就淹了，大家一齐放声痛哭起来。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不想走，上边就安排所有的移民亲戚到移民家中做动员工作，如果不搬迁，就得停止亲戚家的所有口粮。我们想去舅舅家，姨夫家，不敢去，怕牵连他们。最后大家看再待下去是无望了，只有服从安排，我爹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走吧。

从草店坐船一天到丹江口坝窝子，到丹江后，移民不愿意走，找均县政府，在均县火车站周围住了个把星期，上边说必须得走，没有任何理由可谈。当时和我们一起走的20多家，200多人，在丹江坐的火车是闷罐车，到汉阳火车站后又住了3天，从汉阳坐船到的沔阳，在沔阳县城住了3天，等待当地政府把移民分到各个大队、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插几户，我们20多户插了一个公社，我们家和另外一户叫陈先仁的分在了一个生产队。

下去当年种不惯他们那儿的地，劳动强度太大。1969年春，我们家又到了宜城准备在那儿投靠一个姨娘，因为不是国家统一安排的，住了一段时间，不让住，又返回草店。我们全家在草店的山坡边搭了个窝棚，当地的生产队说我们是移民搬迁走了的，户口不在当地，不敢收留我们。我们就指望到河里去钓鱼吃，开点荒种点绿豆。当时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来说我们要我们回沔阳。在草店住了大半年，1970年吧，沔阳那边派的民兵上来找我们，这边均县派公安局的送我们，我爹看这儿确实没有住的希望了，又回到了沔阳原来住的地方。

从沔阳走时只带了一床被子，下去后又重新制家具。到了沔阳，大队、生产队把我们一家看得非常紧，生怕我们再跑回均县了，现在想想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移民又能跑到哪里呢？生产队做农活，等于把你给钉在了土地上，不挣工分你就分不到口粮、就没饭吃。

我下去后又从五年级开始上学，初中毕业后，天天在生产队上做活，先后当过生产队会计，记工员，最后找了个当地的姑娘做媳妇。沔阳每年都要挑土做汉江河堤，日夜搞。我们做不了当地的农活，吃不了当地的饭，栽秧、割麦子，种棉花，受不了，我妈做针线缝衣服时剪子把眼睛戳坏了，生活只指望我爹一天8分工分来养活全家8个人。我下去后又添了一个妹妹，我大姐就当一个男劳力来使用，我们姊妹7个，5个姑娘，2个儿子。为了生计，年年超支，该集体的钱，每年好几百，没钱用，少吃点粮食，卖点粮食，换点油盐钱。我爹1976年死了，49岁死的，他有支气管炎，我一个姑母在西安，每年就指望她给爹寄钱寄药。

当时要想迁回老家均县的话，主要途径是把姑娘嫁回老家，然后再一步一步迁回来。1984年，我大姐嫁到了浪河镇，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1985年，我们举家都回到了浪河，进厂的进厂，打工的打工。我弟弟也在浪河做了上门女婿，一家人总算又回到故乡。

何胜友的大姐何胜芝说：我是1952年出生的，今年快60岁了，1968年搬迁走时，我已经16岁了。我们草店，路是平的，国营农场在我们村制种，我们那儿地方真是好啊，土地肥沃，一马平川，因此大家都不想搬迁。1967年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我只看到水从下边往上流，从均县城一点点儿地流到草店。我们搬迁到沔阳后，两家分在一个生产队上，房子盖的小得很，当地人骂说我们是山鸡子，我们就和他们吵，和他们打架。我搬迁下去后就像一个男人一样做农活，从16岁搬迁到沔阳一直到25岁，做了整整9年生产队的农活。正二月间，三四点钟都得起来，没出嫁的姑娘和男人一样做活，当地说姑娘早晚要出嫁，小媳妇们才能受到照顾。一天挑6方土做汉江大堤，栽秧，有蚂蟥。那时，我们不知道还有血吸虫。

18岁那年我得了血吸虫病，我搬迁下去时是16岁的大姑娘，两条头发辫搭到屁股上。得了血吸虫病后，黄皮寡瘦，头发落完了，当地的人都不敢给移民说这是得了血吸虫病，可能上边不让他们说。我当时几个月身上都不来月经，六月间抬到外边，躺到床上等死。隔壁有一家人叫曾凡庆，他喜欢喝我爹做的黄酒，他悄悄地对我爹说，你们姑娘一死，一家人咋得了，她可是当一个男劳力用呀！她得的是血吸虫病，你们把她抬到堤坡上，找县里的血吸虫防疫站，或许有救。

我被抬去检查，一抽血，果然是得了严重的血吸虫病，住在医院里一天打两针，住了20天院。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得了血吸虫病后，在医院里，有一天哈哈一笑，肠子断了，当场死了，血吸虫卵吸附在人的肠壁上。我出院回去后第三天，队长就喊我下地干活，但是5个月后又复发了，后来又去治好了。

1975年，大队书记想把我嫁给他们家的儿子，我死活不答应，我当时已铁了心，要嫁回老家。我们移民当时想回均县，大部分都是将女儿先嫁回均县城老家，再慢慢将家人带回老家。要是想在当地生存的话，就将女儿嫁给当地人。

腊月二十九，生产队给我们家分2斤半猪肉，我爹去领时，大队书记不给，就跟大队书记吵了架，第二年就死了。我爹死时，我最小的妹妹才4岁。想起来我爹当年修丹江口大坝时，也是正式工人，当了7年指导员，曾经把我们一家人搬到三官殿，可最后又回到了草店。他的一生可怜呀，最终没能回到均县老家。

1984年，我在浪河找了个婆家，嫁到了浪河。浪河有军工企业和乡镇企业，好生存，1985年前后，我们姊妹7个全部回到了浪河。1996年，我的血吸虫病又复发了，走不动路，到了武汉协和、同济医院检查查不出来是啥病，我想原来我得过血吸虫病，是不是又犯了？到血防站一检查，果然是。我又找到了沔阳民政局，要他们帮助治疗，开始他们不答应，后来我说我得这个病是在沔阳得的，不信有据可查，最后，他们查证属实，给我报销了1000多元医药费。

何胜友的妻子代桃芝：我和何胜友的姐姐何胜芝是同学，她把我介绍给她弟弟的，谁知道一嫁给移民，我这一辈子就没过上好日子，命运和移民紧紧联系在一块。

1985年，他们要返回丹江口，我的父母说天都不答应，我也不同意，但是他们姊妹们都回迁了。何胜友在一个夜晚趁我睡觉时连夜走的，他不叫我，把两个儿子都带走了。我没办法，只好自己跑到浪河来找他们。他到浪河后，他姐姐把他搞到浪河汽车配件厂上了几年班，1992年煤气中毒，看好后，他不能再待在厂里上班了。

我们贷款6000元买了一辆“神牛25”拖拉机跑运输，没多长时间，他把拖拉机开翻了，断了9根肋骨和2根锁骨，体内淤血，在丁家营医院住了一百多天院，才算保住了命。我们当时手上只有70元钱，我们日子是咋过来的呀，真是什么苦都受了。他出院后，不能做农活了。我们在浪河口村落的户口，当时土地承包下户都已结束，哪有好地种？本身浪河镇的土地就少，我们就只有到河边去捡地种，但是牲口糟蹋严重。我到厂里去捡铁末子，用个大吸铁石吸，一天捡几斤维持生计。

从1992年到今年整整18年了，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我都说不清了，两个儿子，要供他们上学，我是1954年出生的，今年56岁，前些年到江苏船厂打工，人家不要我，说我岁数太大，我就给人家求情，老板娘是浪河人，他们才勉强答应，做了4年多工。现在大儿子大学毕业娶媳妇了，儿媳妇家里没有男孩，儿媳妇要跟她娘住，这次不搬迁。小儿子快30岁了，没有成家，还在外面打工。

你看我们门前杂草长多深，我们因为要搬迁，不久前回来的。没想到的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坝加高又要将我们家的房子淹了，这次搬迁到黄陂，可跟原来不一样了。看点、选点、建房，移民代表全部参与，安置地楼房盖得好，我们三间土房换了一幢两间两层的楼房，水、电、路各种配套设施都比较到位，大伙都住在一起，不担心受别人欺负。从黄陂回沔阳娘家也比较近。我们5个人要分7亩5分土地，现在已经有人上来要求租出去，一亩地一年500元，3500元，还有20年的后期扶持，每人每年600元，又是3000元。

我们将麻木车也带下去，我们住的六指街办事处离黄陂城区有点距离，跑个麻木挣个小钱花，儿子们在外面打工，通过这次搬迁以后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再也不是以前的移民了。

库区万只忠犬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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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丹江口市城区的大街小巷忽然出现了许多不速之客，这些“客人”什么时候来，因为什么而来，来了多少，起初并不引起市民的注意。但等市民开始注意的时候，就大吃一惊：这些不速之客都是清一色的土狗，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东边窜一下西边钻一会，焦急而惶恐，穷凶而无奈。

这些不速之客真正引起社区和街道办注意还源于那两场“狗咬人”事件。

60岁的退休工人张秀发家住张家营社区，2010年冬天的某一日上午，他在张家营菜市场买了几斤猪蹄，正高高兴兴地提着回家要老伴给他炖猪蹄汤，不料刚走到市场西口，突然从旁侧窜出来一黄一黑两条大狗，黑狗一口咬住他右手提着的猪蹄，黄狗则一口咬住他的左脚踝。老人一吃痛，立即松了手里的猪蹄。很快，两条狗拖着猪蹄消失在人流中。张秀发低头一看，绒裤秋裤都被咬出大洞，脚踝上还有两道深深的血印。

另外一场狗咬人事件的事发地点依然在菜市场，只不过是在丹二巷。

午市的丹二巷分外热闹拥挤，突然，身后的人群中传来一阵狗叫声，接着是人群浪潮般地涌过来。仔细搜寻，却原来是市场口三名年轻姑娘被两条狗困住了。只听一名卖菜中年妇女大声喊道：“不要慌，不要跑，一跑就要遭咬。”不过很悲惨的是，那三位姑娘虽然很听话地没跑，虽然周围很多人都紧急前去营救，最后，她们还是未能全身而退——其中一位姑娘的手受了轻伤。

大白天的，野狗咬人，如何处置？社区和街道办事处统一措施：打！

2009年，由于流浪土狗危及市区居民的安全，丹江口市社区街道办组织了两次集中打狗，2010年又组织了两次，前前后后打了五六十条流浪土狗。至于现在丹江口市区里有多少流浪土狗，不好统计。对于现在还流浪在外面的土狗，社区街道办将再采取一次集中打狗行动。

狗咬人，自然要受到惩罚。打，是最直接有效的惩罚方式之一。但是，那些曾经是农民忠实看门将的土狗，缘何脱离了乡村，包围了城市？而且逞强逞凶咬起人来了？

无需调查，到周边的移民乡镇走走看看就知道了。

政策规定，移民搬迁除了人不准带其他活物上车，而乡下很多农户都喂了狗，他们没办法，一些农民搬迁时只得把狗放了，就成了现在的这些流浪狗。

在凉水河镇江口村移民搬迁后的房屋废墟中，人们见到了从安置地谷城县石花镇转回来的王大嫂。王大嫂此次回转不为别的，只为自家养了12年的大狗“黑子”。

王大嫂说，她家的黑子，10多岁了，忠心耿耿，家里从没遭过贼。她爱人买了个小货车跑货运，每次车子还在村头，黑子就开始叫个不停。去年8月，江口村移民开始搬迁。由于政策规定不能带猪狗之类的牲畜，就把黑子送给邻村不搬迁的亲戚，但是送了几次黑子都跑回来。后来亲戚用绳子把黑子拴住，但搬迁的那天上午，车刚启动，就听到车里的邻居们指着车后窗一个劲地喊：“黑子！你家的黑子啊！”

“黑子跟着车跑了很久，跑得口吐白沫，当时一车的人都哭了，连负责移民的干部都流眼泪了。”王大嫂说起当时情景时，泪流满面。

到谷城县后，王大嫂立即给凉水河的亲戚打电话询问黑子的情况，没想到亲戚说自从他们搬迁后，黑子就失踪了，哪儿都找不到。从此，王大嫂就落下了心病，无论白天黑夜，眼前总晃动着黑子跟着汽车跑得吐白沫的样子，饭吃不香觉睡不着，干活也不安心。后来王大嫂就跟丈夫商量能不能回凉水河一趟，把黑子带过来。丈夫虽然也想黑子，但他担心都搬过来好几个月了，还能找到黑子吗？王大嫂顾不了那么多，只身搭车回到了凉水河。

王大嫂在凉水河镇四处寻找四处打听黑子的下落，但好几天过去了，一直没有黑子的任何消息。

而安置地谷城县，因为有许多的事情还未处理妥当，丈夫实在忙不过来，就催王大嫂尽快赶回谷城县。

王大嫂又在江口村临近的各村寻找了好几天，依然没有黑子的消息。王大嫂绝望了，绝望的王大嫂只得准备回谷城。回谷城的那天清晨，王大嫂来到了自家房屋的废墟处。她想看看她家原来的地方。

就在王大嫂满心伤痛、满心绝望地四下漫无目的地看着时，屋角杂草破烂什物掩隐中的一小块黑色引起了她的注意。走近，扒开草物，仔细一看，王大嫂不禁一声哭叫：“黑子！”

王大嫂看到的确是她的黑子，但又不是她以前的黑子：杂物中蜷缩着一条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老狗，全身脏臭不堪，东一块西一块掉了不少毛，只从那宽大的骨架和仅剩的几块乱毛中可以看出它曾经是一条威猛高大的黑狗。

王大嫂毅然、决然抱着黑子回到了谷城新家。

黑子是幸运的，所有知道黑子的人都说黑子是好命，因为它最终等到了主人，也最终等到了回家。而其他的狗，就没这么好命了。它们要么待在村里，被骑摩托车的狗贩子逮住装进车后座两边的铁笼，再送到城里的酒店;要么它们自己主动跑进城镇找吃的，被人抓住或被人打死。但它们的结局是一样的：放了血，剥了皮，掏了肚，剁成块，下到火锅里……

现在满大街的小吃店都在兴起狗肉潮。

网上曝说远在浙江的金华市要举办狗肉节。是狗贩子把移民的狗都弄到金华了么？

悲伤的、绝望的、最终惨死的近万只库区移民的忠犬啊……

2

郧县长岭沟村的江而兵在搬前两天就把房子拆了，把房瓦和木料送给了不外迁的亲戚，自己先住在亲戚家里。可他家的狗“来福”却怎么也不肯随他们到亲戚家，就只肯待在已经被拆得乱七八糟的老家院子里。而且从那天它就开始绝食，谁喂东西它都不吃。狗是很灵性的，也许它已经知道主人搬迁不能带它走，它曾得忠诚守护的家也不再有它温暖的窝儿了，它是太伤心了，所以吃不下东西。

“人走房拆”，这是搬迁的规定。在搬迁的那一天，所有搬迁移民的房子全要被拆完。拆房的队伍来推房时，“来福”在旁边狂叫不止，几次跃上去扑咬拆房队员和拆房的机械。有经验的拆房队员早有防备，十几个队员拿了备好的打狗棒准备把它打死。这时，它忽然安静下来，卧在地上，眼中含泪，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这时一位队员心软了，拦下其他队员们的打狗棒说：“算了，这狗怪可怜的，把它撵走算了。”

拆房队员们轻轻的轰撵它，“来福”似乎知道它的抵抗是无谓的，便拖着尾巴慢慢的跑到房后的山包上去了。队员们在拆房时听到“来福”时不时地发出一声轻吠，那声音让人听着感觉无奈而忧伤。

房子很快被拆掉了，“来福”又回到那片废墟上，时而来回的转悠着，时而轻轻地嗅着废墟里的东西，时而坐在那里发出轻轻的呜咽。附近没搬走的邻居看“来福”可怜，给它送来些吃的，可它一口也不吃;想把它唤到家里去，可它一步也不离开那片废墟。夜晚到了，“来福”还守着那片废墟，它坐在那里，望着夜空，隔一会发出一阵凄凉的叫声。

几天之后，当人们再看到“来福”时，它已经死在那片废墟上。以前的家即使被拆了，这里也仍是它的家。废墟上有家的味道，闻着家的味道它就能够像以前一样的感受温暖，所以它至死没有离开……

责任编辑/何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