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康

当熟黄的毛叶杨摇响我第三十度秋色

我感到自己也正在黄熟

把责任感托在掌心掂了又掂

果然比生命比爱情更有分量

可以承担起开发者和朝圣者

多层次的命运多侧面的信念

我们的时代就那么深刻而复杂

所以说这时代需要筑路

所以说这时代是筑路时代

——引友人马丽华的诗《筑路时代》

1954年12月25日的这一天，一片全球性的目光骤然投向古老东方的世界之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康藏公路（现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从此，地球表面最高最大的陆地——青藏高原的神秘帷幕被迅速揭开。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和科学家们如释重负地感叹：人类世界的地理图像总算清晰了许多。

然而，这“清晰”是相对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模糊的清晰”。由于西藏极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情况过于复杂，致使一些地区直到20世纪还始终处于自然的坚固封闭状态。对于这些地区，各界人士只能不约而同地将它们冠上“神秘”二字来加以诠释。也许这就是最恰如其分的诠释了，这样至少有可能把有些人诱惑得如醉如痴。但对那些地区有所了解并且亲临其境的人来说，“神秘”二字的诠释实则包含了他们的无奈之憾。

在西藏所有被冠以“神秘”的地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墨脱县，有人称这里为“高原孤岛”。这里居住的主要人员为“门巴族”（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确认）和“珞巴族”（1965经国务院批准确认）。这两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实属“少数”，据1990年的国家统计，“门巴族”的人口为7404人，“珞巴族”的人口为2237人，散居在墨脱、林芝、错那、察隅、隆子、朗县一带。他们的方言复杂难懂，无本族的文字，通用藏语，长期靠刻木结绳记事。比如约定日期，即用绳子打结，每日用刀割去一结，到没结时，就是约定的日子。再比如借实物，用刀刻木，多少刻纹就代表多少数量。不难推断，这与他们居住的封闭环境有极大关系。而想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最有效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在这里修筑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

公路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内地的各个贫困地区，几乎都有一句宣誓似的豪迈口号：“要致富，先修路”。而在党中央决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1950年，毛泽东主席更是对解放军进藏部队作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重要指示，不久后又挥笔题写“为了帮助各兄弟名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并由18军后方司令部做成锦旗发往各筑路地段指挥部，以此鼓励正在“世界屋脊”上施工的十一万筑路大军。终于，经过近5年的奋战，筑路英雄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问心无愧地走入历史，当之无愧于西藏人民永远的怀念。后人风尘仆仆地来了，继续开拓着一条条艰险的路，延伸着一种无以言表的情感。

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厅1990年的统计报告，“自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正式通车以来，至今西藏境内仍有23%的区和36%的乡没有通车，就是县城也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通车”。驻藏部队的工兵从未放下过手中的钢钎大锤。我曾在1987年到一个筑路现场采访过工兵团团长党志敏，他那时已经在西藏高原度过了整整二十年的筑路生涯。谈到这里的路，这个铁打的七尺汉子的眼睛一下红了。他难忘葬在山道旁的战友，难忘在施工的这条路上收留的那个将军……

我曾以报告文学形式追忆过这个将军（见人民文学1991年第一期头题《驼路》、西藏日报1987年10月30日《哭泣的山崖》），他叫张贵荣，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兵们永远记住了那个不祥的日子——1984年1月15日。

那一天清晨7时，位于山南地区的西古格外静谧。张司令员换好了一身崭新的军装，不住地抚摸领章和帽徽。一个月来，工作组乘车、骑马、步行了9000多里路，他开始尿血了。但谁也劝不住这个一心想实现“条条公路通哨所”的人。他又上路了。

呼啸的狂风带着砭人肌骨的冰屑雪霰迎面扑来，两座狰狞的“狼牙山”耸在前面。他拄着拐棍，一步一喘地往上攀。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豆大的汗珠从他被紫外线灼脱皮的脸腮往下滚。倒下了，爬起来，再倒下，再爬起来，一段一段地察看地形，跟其他人交换着筑路的意见。

铺满积雪的风化石山路又硬又滑，他拽住马尾巴，咬紧牙关，一点一点地挪步……远处传来雪崩声，一道蓝色的火焰在云层里闪了几闪，天崩地裂的雷鸣像要为他炸出一条平坦的大路。可是太晚了，他的手无力地从马尾巴上滑下来，拐棍掉在山道上……

张司令员就这么走了。他的殉职病理报告上这样写着：因极度疲劳、缺氧、寒冷所致，严重心律失常……

好几年过去了，兵们还常常被什么日子，或者是被一件什么事情勾起对他的怀念之情，追忆着他留在西藏高原的足迹。

将军的遗体是从拉萨送往成都火化的。没有一块墓碑，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兵们心里过意不去，总觉得有什么事搁不下，就在将军倒下的地方选了一座突兀挺拔的峭壁，凿下了三个醒目而深沉的大字——将军碑。

周围无花无草的将军碑显出一种浩气凛然的壮美，保持了将军生前冒死探路的姿势。壮美之中，实则包含了驻藏部队全体工兵难以言喻的一切。

党志敏团长眼含热泪地告诉我，他在西藏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带领兵们修通墨脱县公路。这时候的他正面临转业回内地工作，因为我们军队从来没有工兵师或者工兵军，更没有工兵军区这样的编制，他这个工兵团长已是当到头了。为此，他只能对我摇头叹息道：“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去修墨脱路了。”

其实，有这样遗憾的人何止党志敏团长一个。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就会同西藏军区党委领导，开始筹划修建墨脱公路的有关事宜。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中央军委关照性地特别批准成立了西藏军区公路部。1961年10月，军区公路部部长苑庆祥、助理员赵玉阶和自治区筹委交通处技术员黄炳焯、潘天锡，怀着一颗坚定的心朝墨脱方向步行勘探视察。他们自米林县派区开始，翻越多雄拉山和工布拉山，直至易工伯山顶。到此，再没有下山的路了，甚至连一条供岩羊攀行的路也没有，一行人只能凭望远镜俯视墨脱县城。这时候，他们的那颗坚定的心已经不那么坚定了——多雄拉北坡岩壁破碎，裂缝纵横交错，这应当是强烈地震所致。

南迦巴瓦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弧形山系东端的一个强地震带，据历史资料统计，1950年至1966年间，发生4级和4级以上地震124次。近20年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4至5次。1950年8月15日，墨脱曾发生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最强烈地震，震级为8.6级，山河地貌为之改观，几个人才能合抱住的参天古树被劈成两半，所有的建筑物均遭到毁灭性破坏。由于当时的某些原因，这次地震并没有被媒体广为宣传报道（包括1961年6月4日在西藏阿梭山地区发生的8级地震，以及1973年2月6日在四川省甘孜地区发生的8级地震，随后将震级定为7.9级）。而多雄拉南坡则更为陡峻，俯视如临深渊，半山以下有古代冰山消融后形成的三级壁龛式围谷，要在这里布公路线几乎不可能。再看工布拉南坡，数条大冲沟自山顶直泻山脚，这里的雨量极为充沛，具备了孕育冲沟泥石流的充分条件。据当时正在修筑简易骡马道的部队工兵记录，当年8月4日至10月24日，仅有6天未下雨，其余均是雨雪天，且多为中雨，估计年降雨量在2400毫米以上。面对此情此景，大家都在摇头：难，太难。

10月30日，易工伯山顶突降暴风雪，勘察视察人员被困。消息立刻传到拉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心急如焚，当即给林芝军分区领导下达命令，这道命令至今还在有的人的脉管里澎湃有声：“无论如何要把苑部长他们营救回来，这些人是我好不容易从内地带来的，他们是难得的知识分子，是我的宝贝，是西藏人民的宝贝……”

林芝军分区接到命令后，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连夜赶往多雄拉的垭口除雪营救“宝贝”们，而“宝贝”们则在齐胸深的积雪中奋力折返下山，终于在第二天安全撤到派区。同时撤回的，还有修筑简易骡马道的工兵部队。人们发现，这场暴风雪在山顶的积雪直到次年6月才融化。面对大自然的淫威，所有当初怀着一颗坚定的心的人都沉默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定而诚实地向上级领导报告：“墨脱公路修不通。”

上级领导虽然对此报告持保留意见，但鉴于此报告的“科学”含量，还是提出了“暂缓修墨脱公路”的意见。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暂缓”意见似乎让国外有些人看成了“钻空子”的机会。据林芝军分区司令部的报告和墨脱边民的反映，印度方面已派出军队，非法越过边境，欲将墨脱全县划入另一张地图。

入侵者们是富有愚蠢而丑恶的想象力的，他们的行为除了带有目的明显的侵略性，还带有一种阴险狡诈的试探性和得意洋洋的嘲讽性：“你们不是没有通墨脱的公路吗？那好，你们进不来，我们可以进来，谁能进来谁就是这里的主人。理所当然。”他们说到做到，全副武装、旁若无人、稳稳当当地在墨脱县安营扎寨了。

这个无法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接受的事实，逼迫西藏军区作出了绝不“暂缓”的自卫反击行动。

1962年6月4日，23时30分，一份由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签署的加急电令，发到某团：“……限你部X日XX时前赶到墨脱XX地区集结待命。”

当时的墨脱，由于不通公路的原因，还是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陆范围内唯一没有进驻人民解放军的县。1962年6月5日这一天，一个叫李春的部队指挥长奉命率队进驻墨脱。途中的艰辛超乎兵们的预判，因为多雄拉要到每年的7月才开山（积雪基本融化被当地人称之为“开山”），而在6月初翻越多雄拉的行动，自古未有。但军令如山倒，张国华、谭冠三的急电透射着祖国的注视。肩负使命的兵们在李春的带领下，朝着墨脱方向，往高处走，再往高处走……高处是多雄拉，高处有齐颈深的积雪……

今天，在那些积雪融化了半个世纪多的今天，多雄拉的岩石还铭刻着那个艰难挺进的记忆。1990年9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墨脱军人竟风流》，追述了第一代开山的第一个牺牲者。

伍忠伦，倒在多雄拉山的第一个军人。

“多雄拉当时仍被冰封雪锁，部队次日起程时副指导员伍忠伦患重感冒，作为收容组长，他走在全连最后。从派区出发过松林口，爬多雄拉，随着海拔一米米增加，坡度一步步增陡，强烈的高山反应使伍忠伦的呼吸一口口吃紧，脚步一步步放缓，没爬多久，他掉队了。次日，后续连队翻山时，在多雄拉出口发现了伍忠伦的尸体。他头朝墨脱，十指抠进冰雪，身后是一条数百米长爬行留下的雪道。他作为共和国首批进军墨脱的军人，长眠在多雄拉。那年，伍忠伦27岁。”

据那个被兵们称为“墨脱通”的李春回忆，当时他们没有遇到雪崩，实乃天大的万幸，就在整个部队刚刚越过多雄拉，震耳欲聋的雪崩声便在他们的身后响起。太悬了。也许这是山神对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善意提醒：这里的情况凶多吉少啊。

的确凶多吉少：印军占领墨脱的兵力是李春所部的五倍。但兵力上的悬殊对参加过多次战斗的李春来说还不是主要难题，他和兵们已做好了“以一当十”的战斗思想准备。而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发动当地群众给予必要的支援。正所谓“人民的支援最重要”。

可是，这里的群众工作谈何容易。因为在此之前，从大清王朝到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始终没有一兵一卒进入墨脱。确切地说，世居墨脱未出过山的边民，根本没有见过汉人。倒是有一些关于“红汉人”的骇人传闻，比如“红头发蓝眼睛”，“喝人血吃人肉”、“共产共妻”之类。但李春所部很快便纠正了视听。由于部队刚从多雄拉的雪阵里奋力攀越过来——兵们曾在深及脖颈的积雪最薄处一点点切进，各班轮番打头阵，每个兵依次充当尖子向雪阵冲击，雪墙中的队伍只露出一行红星闪耀的皮帽，每枚移动着的红星下都在呼呼喷射白气。李春负重40斤，兵们平均负重70斤，汗水从里向外洇，雪水从外向里渗，棉衣结了冰壳，全身上下俱白，活脱脱勇毅奋进的古装武士。兵们的疲惫程度可想而知，但每个兵都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放下背包的第一个动作便是为边民挑水劈柴，打扫房屋。对于这些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群众卖力干活的“红汉人”，当地的门巴人和珞巴人全都看在眼里，凭着他们祖辈遗传下来的朴实经验，他们认定：这是一群专门帮助穷人的“菩萨兵”。有的边民夸耀地说：“其实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是菩萨兵，这些年轻娃娃是来打仗的，是来帮我们把外国兵赶出墨脱的。”还有的边民议论：“他们的头发不是红的，只有帽徽是红的，心是红的。就算他们的头发真是红的，那也比国外兵好看。他们个个年轻，乖，不像外国兵长得那么凶。”

不过，这些“年轻”、“乖”的“菩萨兵”能否打败长相凶的外国兵？这让边民们有些担心，因为外国兵把这群“菩萨兵”讥讽为“娃娃兵”，大有不屑一顾之态。

这天，好心的巴阳喇嘛考虑再三，对李春实话实说：“我都看到了，外国兵的枪很长，你们的枪短，可能打不过人家，要吃大亏的，千万要当心啊。”李春很感激巴阳喇嘛的关爱，宽慰他说：“我们这是56式冲锋枪，能打连发，比外国兵的长枪厉害。”巴阳喇嘛放下心来，合掌为天兵天将祝福。

部队向边境前沿阵地更邦拉开进这天，边民端着自酿的萝茄酒夹道相送。李春跟边民们商量，能否征用一些支前民工，最好实行每户2抽1，4抽2。边民们动了真感情：“菩萨兵上阵，理当帮助。”许多户边民举家出动，扛弹药，背粮食，运伤员，大振了军威。李春率部以少击多，在边民的支援下，仅以牺牲6人的代价打败了入侵军的5000之众。边民组织了代表团，带了桔子、香蕉、槟子到前沿阵地慰问“菩萨兵”，当部队凯旋时又在墨脱县城夹道欢迎。

自卫还击的整个战役结束之后，张国华司令员去了北京，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西藏人民全力支前的功绩时，他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连战役决心都不好下。”张国华还汇报了参战部队的战斗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泽东主席闻之动容，说：“我赞成这个口号。”这个口号由此在全军非常著名。后来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又一次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从此这个口号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几乎所有的军人、建设者和各行各业的工作者，甚至在校的学生，都把这个口号当作一种更高更广意义上的理想的豪迈献身誓言。

其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谭冠三政委曾在任职期间经常对驻藏工兵部队讲的一句话就是：“戍边不怕苦，怕苦不戍边;筑路不怕死，怕死不筑路。”因此，驻藏工兵部队每到一个施工地点，都有一个必做的、例行公事似的习惯性动作：将写有“不怕苦，不怕死”的醒目木牌插在工地上。以此表达贯彻落实首长指示的认真态度和完成修筑道路任务的坚定决心。

据我的母亲（时任谭冠三的机要秘书）回忆，谭冠三政委对修墨脱公路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有一次陈5号（陈明义参谋长）很为难地跟他汇报说：“我有亲身体会，在西藏修路这种事可不是只靠不怕苦不怕死就能干好的，尤其是修墨脱的公路，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康藏线还差不知多少倍。”谭冠三不满意地说：“那又怎么样？不修路，驻墨脱的指战员怎样生活战斗？墨脱的人民群众怎样发展进步？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吧？路不修通不行呀。”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建立信心，谭冠三叫我母亲找出几份文件，其中有关于康藏青藏公路通车的贺电，一份是贺龙发的，一份是达赖喇嘛发的。谭冠三叫金良平秘书把这两份贺电中的几段话摘抄下来，拿到会议上给大家念。

贺龙的贺电摘抄：

“公路修通到拉萨，仅仅是长期建设西藏的第一步，更不能说公路一通一切马上就会好起来了，前面的工作还是很艰巨的，前面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我进藏部队和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观念，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热忱而切实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长期地帮助藏族人民，稳步地发展西藏的建设事业。”

达赖喇嘛的贺电摘抄：

“……我谨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并在祖国的首都北京遥向你们祝贺和表示万分的谢意。今后为了西藏内部的交通和建设事业，还望你们像以往一样地继续努力。祝你们身体健康。”

是啊是啊，同志们，“公路修到拉萨，仅仅是长期建设西藏的第一步”，“今后为了西藏内部的交通和建设事业，还望你们像以往一样地继续努力”。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我们的要求，这是西藏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还是那句话：“戍边不怕苦，怕苦不戍边;筑路不怕死，怕死不筑路。”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呀？

有。

大家的意见统一了，信心也有了：坚决把“修不通的墨脱公路”修通。

怎么修？

老老实实地修，勤勤恳恳地修。首先是52师工兵营继续修筑急造道路（简易骡马道），边修边勘查修筑标准公路的最佳线路。与此同时，在墨脱境内的江面上架设钢索大桥，尽可能以走捷径的方式来改善一下墨脱险峻的交通现状。

这个决定很大胆，但也是个无奈之举。雅鲁藏布江把墨脱不规则地一分为二。门巴、珞巴，藏胞人民，世世代代过江靠在激流险滩上飘荡牛皮筏子，走藤条笼子，每年都有人葬身波涛。因此，当架设钢索大桥的消息传出后，当地的群众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兴奋。

1963年7月1日，李春被任命为架设钢索大桥的总指挥。

总政话剧团编导室的燕燕和北京军区创作室的张卫明曾采访过李春，他们俩是这样描述的：

他一声令下，250米长的钢绳像只大蜈蚣似地蜿蜒爬上多雄拉。这只大蜈蚣的50只腿是50个壮汉。一个开山期，8只大蜈蚣安然无恙地通过多雄拉。

10厘米直径的主钢绳如何跨过230米宽的江面？军队权威报纸的三位记者作如下描述：“于是，雅鲁藏布江上出现了墨脱军人的创举——一门60迫击炮架起来了。摘去了引信的弹头上牵引着钢绳。手托这枚连接墨脱人民幸福的炮弹的炮手，心在颤抖：230米的跨度，打近了会使钢绳掉进江里，那会前功尽弃;打远了会使钢绳飞过对岸，也达不到目的。随着李春一声‘放的口令，迫击炮一声巨响之后，弹头牵引着钢绳，准确地落在彼岸。8发炮弹把8根钢绳送过天堑。”

这是笔者的疏忽。钢绳过江这个精彩镜头，李春未向我们展示，我们也没询问。这很像捕鲸船，火炮把牵引着钢绳的钢铁箭头发射出去，准确而牢固地钉进鲸的脊背。但细想又似有疑点。“心里美”萝卜大小的弹丸牵引偌粗偌重的钢绳过江，不免令人担忧地想到老鼠拖关公的大刀。况且，60炮的炮管内直径为60毫米，10厘米（100毫米）的主钢绳如何通过。又况且，打近了固然堪忧，但绝对不存在打远的顾忌，因为钢绳的此端必固定在此岸上，只有先让炮弹将钢绳拉直，然后炮弹和钢绳下落到彼岸。再况且，钢绳打过去，断然不可能有人在彼岸用手接住，钢绳也不可能两端搭在两岸而主体部位能保持坚挺的凌空姿态，绳身的自重就会立即把飞过去的一端拉进河里，这还没将河水的拖带力量因素考虑在内。总之，迫击炮肯定用了，钢绳也过去了，但常识提醒我们须设想个中间环节，即弹丸牵过去一根粗细适度的坚韧细绳，长度宜宽松一些，以便对岸及时捉住，再用麻绳拖钢绳过江。对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事件的细节，本无需作繁琐论证。但发稿日近，来不及往邮政编码为“850400”的西藏林芝军分区李春处发信咨询，又不忍心打马虎眼儿，特将疑点列出。

我对军队权威报纸登载的那篇通讯印象很深，诗一般的标题：《墨脱军人竟风流》。我以为，既然是“竟风流”，那就一定包含了许多奇特的、与常不同的成分，否则就无“风流”可竟了。钢绳是如何过江的真实细节，只有亲身参加过架桥的兵们才能讲述清楚。不过，有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兵们真的在江上架设起了一座钢索桥。

1964年的国庆节，墨脱军民为钢索大桥举行落成典礼。李春看着这座经过一年零三个月艰苦奋战才建成的大桥，心潮难平，手书了“解放大桥”四个字，嘱兵们将它镌刻在桥头堡上。当地的群众奔走相告：“铁桥活佛”显灵啦。

“铁桥活佛”是在西藏地区架设铁索大桥的第一人，名叫汤东结布，是藏戏的创始人，他为造铁索桥募捐而创立藏戏，因而被称为“铁桥活佛”，并且被供奉为神。尽管大多数群众并不知道李春是何人，即使有群众知道，也不大可能把他称作“铁桥活佛”或者“钢桥活佛”，更不可能把他供奉为神，但他仍然在“解放大桥”建成以后，又带领兵们相继建成了“月儿冬”和“马尼翁”两桥。前往采访的各地记者和作家纷纷献词赞颂：“三座钢索大桥把两岸的墨脱山河紧紧拉在一起，把人民军队和翻身农奴紧紧拉在一起。”

然而，兵们的心里明白，“拉在一起”的那个“紧紧”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因为解放大桥仅仅是通往墨脱境内的第一步，真正的墨脱公路还没有修通，人们还需在全长240里的急造道路上艰难行走，并且无法绕过多雄拉。湿热的印度洋季风与青藏高原寒冷气流在常年积雪的多雄拉山顶对峙和绞杀，雷鸣，电闪，飓风，冰雹，暴雪，泥石流，地震，塌方，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得让边民习以为常。每年长达八、九个月的封山期断了边民出山的念头，短短的三个月开山期何其宝贵，兵们和民工则要在此期间抓紧赶运物资。这些物资除了兵们所需的给养和装备，还有被称作“精神食粮”的、积压了9个月之久的信件和报纸。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极为高昂，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在多雄拉山顶的罹难事件不断发生。

拉萨市的领导们忍不住了，下决心要修通墨脱公路。这是1965年。这一年，整个西藏热闹非凡——

1月12日，《今日新闻》报道，西藏民主改革后，建立了2100多个乡人民政权。有107万多农奴和奴隶任乡长、副乡长、乡人民委员职务。1万多名劳动人民当选为乡人民代表。

4月28日，西藏第一座水电站——萨纳水电站建成。

8月19日，新华社报道，西藏全区工人总数已达25000人，其中7600多人成为技术人员，藏族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发展到5000多人。

8月23日，《西藏日报》报道，西藏平叛改革以来，六年中，国家直接供应给牧民的粮食达3300多万斤，全区修造农具30多万件，从内地调进140万件，全区耕地增加了60万克（克，西藏耕地面积的计量单位），灌溉面积扩大28%。

8月25日，西藏拉萨大桥举行落成典礼。

同日，西藏革命展览馆在拉萨举行开馆典礼。

8月27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张经武、刘春为副团长，包括27个省、市、自治区，26个少数民族，76名代表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

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复示中共西藏工委并西南局，同意在西藏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试办人民公社（先办初级社）。

8月31日，西藏军事法院宣布：释放参加1959年西藏叛乱的前西藏地方政府卸任代理司伦、罗布林卡常务总指挥本珠仓·洛桑扎西和前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藏军司令松多·坚村云登等人。

9月1日，西藏自治区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主席。

9月2日，中共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由张国华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1月15日，《今日新闻》报道，西藏阿里高原在海拔4000米地区试种青稞成功。

面对如此的大好形势，每个热爱西藏的领导都想在这片苏醒不久的热土上一展身手。他们认为，修通墨脱公路比在海拔4000米地区试种青稞成功更具意义，这是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向新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献礼的一桩大事。

拉萨市政府决定，选择从大兴方向，打通自帕隆老虎嘴沿帕隆藏布江、雅鲁藏布江通往墨脱的道路。于是，动员了700多名民工，由副市长高松任指挥长，朱才任副指挥长。先在帕隆藏布江上修建了一座长80米、宽3.5米的简易悬索吊桥，继而开挖路基。其结果是由于“太难太险”而被迫停工：“花了80万，死了8个人，修了8里路。”

惨重的失败使近800人的民工们丧失了信心，扼杀了他们的全部热情。撤走时，他们回望自己亲手挖的路基，一个个掩面而泣——那8里长的路基像传说中的一条巨蟒，被泥石流分段切割得伤痕累累，痛苦地躺在山间无法动弹。

但是，无法动弹的巨蟒并非无人问津。

1971年8月7日，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拉萨举行。会议选举任荣为第一书记，陈明义、天宝（藏族）、杨东生（藏族）、封克达、高圣轩、巴桑（女，藏族）为书记。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成员把修筑墨脱公路的计划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尽管当时还处于“文革”高潮，全国上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呼声一片，大有“永远文革”、“文革永远”之势，致使各条战线上的工作和生产的秩序不能得以恢复正常，但西藏地区的各项建设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1971年2月17日，《西藏日报》报道，西藏兴建中，小型水电站近百座。1970年全区发电量比1965年增长1倍。

1971年10月21日，《西藏日报》报道，西藏各城镇和县分别建立了医院、医疗卫生机构，部分区建立了卫生所。劳动人民享受到免费医疗。民主改革以来人口增加25%。北京、兰州、四川等地区为西藏培养了藏族医护人员达400多人。

1972年10月10日，西藏自治区第一所中级卫生学校开学。

1973年9月13日，横跨雅鲁藏布江的第二座桥梁——岗嘎大桥建成通车。

1973年10月6日，西藏财政金融学校开学。

……

“建设新西藏”是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的共同心声，他们感受到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起在西藏全境实现“县县通公路”的责任。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终于在1973年，国家交通部批准了西藏交通局上报的墨脱公路设计任务书，路线走向定为：由雅鲁藏布江江南岸米林县越德阳拉至墨脱县。

但是，这条路线是否合适还不能最终确定。9月，西藏公路勘察设计院的胡兴万队长带领一测绘队前往测量。由于原来未进行踏勘，测了10多公里后，感到盲目。胡兴万随即带领技术员4人，民工4人，军人4人，翻越德阳拉，跋涉11天，视勘至墨脱县委所在地——马尼翁。稍事休整后，又出发，翻过易工伯山脊，视察至汗密，再返回马尼翁。深感这里筑路布线困难。

胡兴万在墨脱生病10多天后，抱病带队沿雅鲁藏布江和帕隆藏布江上溯至帕隆，视勘了沿江线。12月底返回拉萨，即向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人任荣和陈明义作了汇报。陈明义曾担任修筑康藏公路的总指挥（曾任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他根据自己的筑路经验提了一些建议，并且慎重地做出指示：德阳拉有的路段靠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太近，须自波密地区另寻线路。

的确，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施工是相当敏感的，首先是开山放炮这项必须的工作就有可能引起邻国人员的猜疑和误会，甚至恐慌和反感。这没有必要，需要尽量避免。于是，胡兴万在1974年4月，带队到波密县扎木。5月，他们遁人行背运的古道，从两冰川之间翻越嘎隆拉，沿嘎隆藏布江，过达国钢绳人行吊桥视勘至墨脱。又翻金珠拉垭口，于7月回到帕隆藏布江上游距扎木10余公里的大兴。8月，自帕隆藏布江下游处，距扎木50公里的索瓦卡上索瓦拉至垭口折返。该线有古道经共拿、根登至加拉莎，可与沿江线相接。

经过历次艰难的勘察，逐步形成了公路进入墨脱的六条线路方案，即：1、翻德阳拉经希让至墨脱;2、从派翻多雄拉经汗密至墨脱;3、从帕隆老虎嘴沿帕隆藏布江、雅鲁藏布江至墨脱;4、由索瓦卡翻索瓦拉经加拉莎与第三方案线路相接;5、由扎木翻嘎隆拉经达国桥至墨脱;6、由大兴翻金珠拉经兴凯至墨脱。这6个方案经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自治区计经委、拉萨市革委会、自治区交通局多次研究权衡利弊后，最后选定了以扎木为起点，翻越海拔4352米嘎隆拉垭口，经洛绒登、萨拉库、达国桥到达墨脱。一测绘队用4年多时间完成了外业勘测，预计修筑路段全长为141.2公里，编制了工程初步设计方案，概算总投资额为3296万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但这“东风”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参加筑路的人。这是一个大难题。西藏军区的工兵部队任务繁重，正为“条条公路通哨所”而在各条边防线上铺路架桥。只有一个办法，是老办法：招民工。可是，过去参加过筑路的民工再不愿意来了，他们认为，多雄拉的自然条件太恶劣，随时都在拿人的生命开着最危险的玩笑。

不愿意来就算了吧。不勉强。办法总是会有的。

自治区领导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决定：成立一支“知青筑路队”参加筑路。于是，在中华大地上，便有了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筑路史，便有了一群不应该被遗忘的筑路人——

首先，宣传工作要做好。如果把墨脱的自然环境说得那么骇人心跳，谁还敢去？

墨脱旧称白马岗，藏传佛教中对它盛赞有加：“佛之净土白马岗，圣地之中最殊胜。”许多人将墨脱意译为“莲花盛开的坝子”。也意译为“隐秘的莲花”或者“鲜花盛开的地方”，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墨脱县城是世界屋脊上平均海拔高度最低的县城，比珠穆朗玛峰足足低了8000米。以亚热带气候和风光立异标新。柑橘、香蕉、菠萝、甘蔗、木瓜等水果，在这里遍地都是。除去大象，亚热带地区所能有的动物一样不缺。这里的植物品种奇多，因而有“植物王国”之称。全年枝繁叶茂，四季鸟语花香。

当然，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相关政策的制订也相当关键。自治区革委会颁布《关于组织青年筑路队的请示报告》，其中规定：今后凡是要参加招工、招生、入伍的知识青年，都必须在“知青筑路队”锻炼两年以上。

该文件一经下发，立刻使许多年轻人热血沸腾，“墨脱”这个词很快变成一个美妙的声音，那是他们的“理想之声”、“前途之声”、“命运之声”。他们积极报名，有的人托在藏援建的亲戚帮忙报名，甚至还有不满15岁的人也报了名，只不过在报名表格上多填了两岁。因为文件规定，录用人员的出生日期必须是1959年12月31日之前，也就是年满16岁以上的。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已有2000多人被录取。

有些家长不放心，有些犹豫，子女们便借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服父母，“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么，“墨脱也是个美好的天地，在那里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一群有可能“大有作为”的人分别在拉萨和昌都乘车，兴致勃勃地向未知的“美好的天地”进发。

1975年5月1日，“墨脱知青筑路队”正式成立。7月1日，“墨脱公路修建指挥部”成立，党委书记兼指挥长曹达成，副指挥长颜佳义，副书记李兆瑞。参工的单位有：西藏公路工程处第一工程队，知青筑路队的两个大队和52师工兵营，共两千多人，后又陆续招收知青数百人，人数超过3000人。

知青一大队的张雪明对我说，他那年刚满17岁，在他出发去墨脱的那天，从商店买了一条5角2分钱一盒的“上海”牌香烟，悄悄打在背包里。他正要出门，父亲进屋来了。他的父亲叫张朝阳，原先是18军的，后来转业到西藏交通厅计财处，平时对他管教很严，有一次发现他抽烟，还动手打了他。父亲的这时突然出现令他心情紧张。果然是哪壶不开拎哪壶，父亲指着床上的背包，不满地对他说：“你怎么把背包打得像个花卷，这怎么行？”顿时，他的心情更紧张了，红着脸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迅速把背包拆开，“上海”暴露无遗。父亲一下愣住了，父子二人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上海”。眼看这条该死的香烟就要把这个道别场面搅乱，却出乎张雪明的预料，父亲没有大发脾气，连一句话也不说，而是细心地把烟拆开，从中抽出一支，背朝他坐下，掏出打火机，点燃，含在嘴唇上慢慢地抽。他看着这个严父的背影，暗暗准备着在临走时至少挨一顿臭骂。

这时，父亲已经把烟抽完，起身走到床边，手脚麻利地把背包打得规规整整。张雪明看着，心里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感激，因为父亲把整条“上海”都打进了背包，同时把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感也打进了背包。终于，他听到了父亲低沉的声音：“去了以后少抽烟。”他不知怎样回答父亲才好，也不敢多看父亲一眼，背起背包便冲出门去。身后便传来一声父亲的感叹：“长大啦……”

时至今日，张雪明只要听到《父亲》这支歌，便会想起父亲慈爱的身影和声音，他的眼睛随即潮湿，“长大啦”的感叹也随即变成歌曲的旋律……

长大啦。

来到“知青筑路队”的男男女女都长大啦。

杨华的15岁生日是在知青筑路队一大队三分队食堂里过的。

她的父亲杨志民17岁参军到18军，在进军西藏的途中参加过修筑康藏公路、剿匪等任务，由于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被提为排长。随后，这个年仅18岁的小排长接受了为前方部队筹集粮食的任务。这一干就是好几年，等他完成任务以后赶到西藏归队时，已经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这时，驻藏部队正在动员部分干部战士就地转业或复原，以支援西藏地方的建设，军营里经常叫响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新鲜口号：“长期建设西藏”。1961年5月11日解放军某部两个汽车团全体官兵集体转业到西藏地方工作。杨志民积极报名。部队领导告诉他，他并不在转业名单之列。他急了，以为自己不能进入“长期建设西藏”的光荣行列，简直是个极大耻辱。他三番五次找到领导，死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转业到扎木林场工作。

有一次从山里往外拉木料，汽车翻到深沟里，杨志民被摔断了两根肋骨，但他忍着痛，对赶来救援的人大叫“不要管我，快救其他人。”这件事在整个林场传为美谈，也给杨华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她从小对父亲很崇敬，很愿意听父亲对她讲的话。

1975年4月的一天，父亲又对杨华讲话了。很重要的话。内容是父亲刚得到的消息：“知青筑路队”正在招人。父亲问女儿：

“你愿不愿意去？”

“我……妈妈同不同意？”

“爸爸同意。”

“那……别人会不会嫌我年龄小？”

“我参军时比你也大不了多少。”

“我知道，你是17岁参的军，但总比我的年龄大。”

“这有啥，你在报名表上多填2岁，不就跟我的参军年龄差不多了吗？去吧，早去早被单位招工，你也就可以早点参加‘长期建设西藏了。去吧去吧，听话。”

听话的杨华报名去了。一切顺利。她被录用了。

当她到筑路指挥部报到时，大家根据她的身高（1.5米）和体重（70斤），还是一眼就估计出了她的实际年龄。有人在一边的议论充满狐疑：“这样的人也能修墨脱公路？”但领导却宽容地说：“既然敢来这里，那就是不怕吃苦的好知青。我们欢迎。”

就这么，杨华被欢迎到一大队三分队的炊事班。在工地第一线参加艰苦施工的一些知青认为，分到炊事班的人都是被“照顾”去的。其实，像杨华这样被“照顾”的人，同样吃了许多苦。

炊事班的人也是住的帐篷，他们除了做饭、烧水、喂猪、种菜，还要在夜间站岗。灶台很简陋，是用几个空汽油铁桶合着泥土、石块垒起来的，有时还会垮塌。不过，时间一长，这对杨华来说就不是多大问题了。她渐渐学会了砌简易灶台的技术，正向着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的标准不断努力。

她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去厨房，主要工作是烧水和喂猪。这时候天还没亮，杨华总觉得有人在黑暗中向她走来，脚步近了，更近了……呀——她惊出一身冷汗。再听，再看，四处静悄悄，什么也没有。不行，必须招呼一个男知青来陪着。那个比她大两岁的男知青很“仗义”，每天早上5点都会到厨房去给她壮胆。她至今记着他的名字：宋浩宏。

虽然烧水和喂猪不是什么技术活，但是，上山砍柴、背柴和去搅绳井打水、背水却是个相当累的体力活。干这些体力活使杨华经常受伤，要么被树枝刮伤了手，要么在背柴时摔伤了脚。尤其是背水，往往是满满一桶水，背回来就只剩下小半桶。但她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我不需要谁的照顾，再苦再累的活我照样干。”

当然，最让她满意的还是她们喂养的猪。炊事班一共喂养了十多头猪，并且有一头母猪居然很争气地一次下了8只猪崽。为此，女子分队炊事班受到筑路指挥部的通报表扬，还让她们总结养猪经验。

其实，杨华并不怎么喜欢跟猪打交道，更没有什么养猪的经验，她甚至对猪有畏惧感，有一次还差点被猪咬到。她由此得出结论：“西藏的猪有野性，会咬人。”主要负责养猪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她们的名字叫罗丽群、魏香。

杨华她们对那些猪的贡献只是上山打过猪草，还给猪收集过食堂里的剩菜剩饭。她们为母猪下崽的事而倍感兴奋是由于工地的后勤保障十分困难，指挥部规定，各分队每年最多只能宰杀2头猪。而眼下，女子分队已经有每年至少可以宰杀4头猪的条件了。这是让其他分队很羡慕很眼馋的一件事情。

杨华她们时常去山上打猪草，时常去猪圈观看，心里充满了对猪崽们的期盼：“你们快快长，快快长呀，大家逢年过节或者有谁过生日想吃点新鲜猪肉，那就全指望你们啦。”

杨华的生日是9月13日，那天，她没有宰杀一头猪，不敢，只是心里痒痒地去猪圈转了一圈，因此没能吃上一块新鲜猪肉。她从管理员那里买了两筒红烧猪肉罐头，用大白菜煮了，邀请班里的几个战友一起吃。没吃一会儿就把这顿生日餐的菜吃光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意思很明白：还有吗？

有……有是有，管理员那里有，但不敢多买了。

确实不敢多买。因为每人每天只有1元2角钱的工资，加上4角钱的风沙费，按每月30天计算，月工资才48元钱。除去吃饭穿衣和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开支，杨华每月还要给母亲寄20元钱。

在杨华看来，每月给母亲寄钱的事比过生日的事重要。小时候，杨华每天清晨要去学校上学，临出门时，母亲总会把一个白色搪瓷口缸交到她手里。口缸里装满了饭菜，这是杨华的午餐。杨华后来渐渐知道了，母亲从来都是省吃俭用，但为了女儿，宁愿自己每天吃单位配的粗粮，也要把好吃的白米饭和肉菜留给女儿。

母亲对女儿的慈爱至今牵动着杨华的心。她觉得自己长大了，参加工作了，已经挣工资了，每月给母亲20元钱难道不应该吗？这是必须的。于是，她也学着母亲省吃俭用的习惯，并在心里盘算着将来能多给母亲一点钱，每月30元、40元、50元……为了母亲，她再苦再累也要在知青筑路队“有好表现”地干下去，等有一天被单位招成正式工人了，她就会给母亲更多更多的钱，让母亲过上更好更好的生活。

在修筑墨脱公路的那些日子里，想孝敬母亲的亲情之瀑一直在杨华的心中长流。由于想到母亲，她初到筑路队的那几天夜里还流过泪;也由于想到母亲，她命令自己从今往后不许流泪。的确，她后来有30多年都没有再流过泪了。即便在她父亲患重病住院期间，她也没有流泪。父亲患的是肺心病，被送往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救治，原单位按有关文件规定，不予报销医药费和住院费，理由是川医附院不属于本单位的定点医院。杨华的父亲对老伴绍兴玉说：“不给报销就算了吧，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增添负担。”

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杨志民。

这个从小立志为民的人，为解放西藏荣立战功的人，在生命垂危之际还想到国家，还想到人民。

但杨华不甘心，她认为这不公平，不合理。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悄悄回家翻出父亲当年的一等功证书，拿着去找民政局。她有思想准备，只是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去的。结果，运气尚佳。民政局领导盖章签字：予以报销。

杨华很感谢民政局的领导，很感谢父亲的已经退了色的立功证书。她母亲更是将立功证书用绒布细致包好，压在箱子的底层珍藏。

令人惋惜的是，那一年夏季的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了杨华母亲的房屋，那个被她母亲珍藏又珍藏的立功证书和她父亲生前的那些老照片，连同那口木箱，成了杨华全家人永远的感伤。

这一回，杨华流泪了，她的母亲也流泪了，真的流泪了……

“要流泪。不流泪要犯错误，犯严重错误。”

杨文彬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这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有一年的有一天，他由于没有流泪而教训惨痛。

197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为动荡不安的一年，神灵像是有预谋似的，把一些天灾人祸都集中在了这一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声讨“四人帮”借“批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行篡党夺权的活动。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遭到残酷镇压。

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和北京。累计死亡24.6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12月10日开始，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最让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悲痛的是9月9日，这一天，83岁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

对于这一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知青筑路队都要组织知青们学习讨论，有时还要求每人写出思想认识和学习感想。在追悼毛泽东主席逝世的那几天，全国各地都停止了娱乐活动。过了3天之后，杨文彬想要过一过生日，9月12日这一天他满17周岁。

杨文彬过生日比杨华过生日要热闹许多，饭菜的品种也算丰富，他除了比杨华多买了几筒红烧猪肉罐头外，还买了江津白酒、压缩蒜苔、莲花白菜和土豆等。他邀约了队里的十多个人聚在一起，这些人从山上摘来了野蘑菇和木耳，盛在安全帽里捧来。大家热情地举碗、举筷为他祝福，他那被白酒浸湿的嘴唇始终挂着笑，像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筑路生活中难得的甜蜜。他们的欢呼声传向墨脱的山山水水，阳光以永恒的光辉照耀着他们的帐篷，周围的所有景物也似乎与往日不同，这让大家觉得，热情似火的天使已经将一块光彩夺目的生日蛋糕送到了他们用旧木板搭起的餐桌。

神灵在聆听他们快乐的声音，不，不是神灵，是筑路队的一个人在聆听，他听着听着便觉得很反感了：只有阶级敌人才会在伟大领袖逝世几天之后就开怀大笑呀，这样的人怎么能参加修这条国防公路呢？不搞破坏才怪。于是，他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向指挥部作了汇报。

指挥部的领导很重视。有哪些人参加？全部要接受审查。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经查，参加杨文彬生日聚会的有十多个人，其中有马竞、张学强、杜开荣……

这就让指挥部的领导感到有些难办了。首先是马竞，他父亲是指挥部附近驻军的最高军事长官，一师之长。如果处理马竞，有可能就处理不好“军民关系”，如果不处理马竞，处理另外那十多个人又说不过去。

决定：只处理杨文彬一个人。

杨文彬被指挥部的民兵五花大绑，直接将他押到一个指定的帐篷里才被松绑。

夜晚，他乘着申请解手的机会，装着胆子问一个看守他的民兵：

“我又不是坏人，你为什么要荷枪实弹地守着我？”

“你现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怕你跑。不过，你跑到哪儿都会被抓。”

“我才不会跑，还要继续参加修路呢。”

“实话跟你说，上面主要是怕你自杀。如果你要自杀了，以后就没机会继续参加修路了。”

自杀？杨文彬暂时还没有想过。那个民兵的话反而给了他一线希望和一点信心。他渴望回到筑路工地干活，这渴望是急切的——每天出工是要由班长打考勤的，请事假或者请病假都要扣工资，哪怕请半天假也要扣半天的工资，而在接受政治审查期间，更无工资可言。

杨文彬认真地写检讨，他甚至感觉到了回到筑路工地上的希望之光的问候，这问候激发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检讨”的词汇全部想了出来。但他毕竟才17岁，毕竟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有限，又是平生第一次写检讨，并且正值思路混乱之际，因此他苦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从主观上深刻又深刻、诚恳又诚恳地写出了检讨：“……我并不是对毛主席没有感情，我还哭了三天三夜，但过了这几天我就没有眼泪了。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不够深厚，所以我那几天没有继续表现出悲痛，没有再流眼泪，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很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的全国人民。今后，我要吸取教训，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增强对毛主席的感情，努力工作，改正错误，争当一个优秀的筑路先锋，争当一个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

随后，杨文彬在大队召开的批斗大会上做了检讨，听了大队指定的几个知青义愤填膺的发言和参会人员振臂高呼的口号。这件事总算划上了句号。

杨文彬如愿回到9K工地上，但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随便地开怀大笑了，留在他心里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一天，他独自坐在悬崖边上，望着远山想心事，想父母，想着想着便泪流满面了。突然间，他觉得这么活着没什么意义了，年纪轻轻的就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尽管这顶象征“罪恶”的帽子已经摘掉，也没有人再提起，但他仍然感到自己的头上有一个弥合不了的伤口在滴血。他站起身来，俯身鞠躬，在心里默默地向战友们道别，向亲爱的父母道别，准备纵身一跃了结此生。千钧一发之际，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观察多时的杜开荣猛扑过去，将他拦腰抱住往回拖。两个人瘫坐在地上，杜开荣抓住他衣服的双手不敢松，并且急切地劝导他：“我们都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啊，等修通了墨脱公路，我们就会被招成正式工人，说不定还会被招成国家干部……想想看，我们要当了国家干部，就再也不会吃这样的苦了，就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那是怎样的风光啊……想想看，一定要好好地想，要想着自己的风光无限好啊……”

“好吧好吧，风光好，就算是风光无限好吧。你别为我难过了。”杨文彬不哭了，但宽慰他的杜开荣却哭成了泪人。

杜开荣比杨文彬大几岁，是高中生，平时会讲许多大道理和豪言壮语，并且言行一致，在施工中特别能吃苦，因此很受“小兄弟”们的尊重。

在9k刚开工时，指挥部要求杜开荣所在的班要“打响开工第一炮”。最危险的工作是在悬崖峭壁上凿炮眼。副指挥长颜佳义亲临施工现场督阵。大家看着深不见底的渊沟，有些犹豫。这时，杜开荣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修筑墨脱公路，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坚决完成。越是危险的地方，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越是要上。我先上。”

杜开荣系上保险绳，带上工具，率先顺着崖边滑了下去。全班的知青受到鼓舞，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跟着滑了下去。颜佳义激动不已：“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这些知青这么勇敢，我还在考虑是不是请民工来干这个活。我代表指挥部感谢你们，要对你们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给予宣传和表彰。”颜佳义提出建议，以杜开荣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班。另外有人建议，授予这个班为“猛虎班”的光荣称号。

可是，事故偏偏发生了——杜开荣的保险绳被岩石磨断了，他不幸摔下渊沟，在距作业面50多米的地方被一棵树挂住，保全了性命，但肋骨断了两根，腰部严重受伤。

更为惊险的情况也紧跟着发生了——下午6点左右，二班的十多个知青从另一个工地下班返回，路过“猛虎班”的放炮地段，走在前面的王继红突然看到地面有几根导火索冒着火花和白烟，正“哧哧”燃烧着向山顶窜去，他大喊一声：“同志们，赶快卧倒。”随即，他以快速匍匐前进的姿势，将所有导火索的火焰一一掐灭，这才大松了一口气，飞奔撤出爆破区。

虽然王继红的这个英勇果断行为使全班人员幸免于难，但也使指挥部在今天“打响开工第一炮”的计划泡汤了。李连长（也称分队长）气急败坏：“这简直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王继红火冒三丈：“你差点把我们十多个人送上西天，还说这种话，简直狼心狗肺。”说着，便将口杯里的水泼在李连长脸上，两人当场扭打在一起，难分胜负。

指挥部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主观原因是领导组织指挥不当，客观原因是没有必要的通讯工具，今后需改正和完善。决定：给予李连长口头批评一次，继续任职;给予王继红同志共青团内警告处分一次，接受学习教育，以观后效。鉴于这些情况，“杜开荣班”就不提了，授予“猛虎班”称号较为妥当。

“猛虎班”有特殊待遇，但仅限于服装和工具。上工时，全班人一律着制式蓝色劳动服，手里持一根长短一致的钢钎，一派威武壮士形象。令知青们羡慕不已的同时，也为杜开荣扼腕叹息。

杜开荣从医院出来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离开了由杨荣高带领的“猛虎班”，安排到后勤仓库当保管员，又获一个知青内部人员给予的称号：“红管家”。

杨文彬对“红管家”心服口服，跟“红管家”一起擦干了眼泪，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虽然他暂时还没有被招成正式工人，更没有被招成国家干部，但领导对杨文彬在悬崖边痛哭的事有所评价：“这说明杨文彬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应当给予鼓励。”于是，杨文彬被领导“鼓励”到了女子分队。他对此十分满意，觉得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党代表”一级的角色，很有些“风光无限好”的意思了。

有的女知青对他报以同情，悄悄埋怨他：“为什么不申辩自己不知道那天毛主席逝世了呢？不知情不为过嘛。”他把头一摆，手一挥，坚决地说：“千万不能那么说。如果那么说，我的检讨就不深刻了。如果我的检讨通不过，那就没有我重返施工第一线的机会了。”

施工第一线的有项工作十分危险，那就是爆破。杨文彬的爆破技术很好，胆子也大，后来战友们干脆不直呼他的名字，叫他“炮手”。

“炮手”不负众望，玩儿命地爆岩破石。有时，手和腿被飞石打伤，他忍着疼痛继续点炮。他觉得，这疼痛之中混合着一种特殊的快乐。四年后，他凭着“有好表现”被某单位招为正式职工，并进步成一名建筑设计师。

我有一天见到了杨文彬，他脸上的表情显示了“炮手”的豪迈。当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到墨脱公路时，他的笑容显得僵硬了，他的目光有片刻之久很凝重地直望天花板，说：“这几十年来，我设计过不少建筑，但不论设计什么，都比设计墨脱公路容易得多。”

我能理解他的话，能理解他的心情，能理解跟他一样在修筑墨脱公路的日子里努力设计自己前途和命运的那些知识青年。

受到杨文彬“生日聚会”事件牵连的张学强年方21岁，是女子分队的食堂管理员，虽然他也写了检讨，但没有受到批斗。因为领导考虑，张学强的父亲是西藏第二监狱的监狱长，由此可以断定，张学强属于“根正苗红”的子弟，对毛主席是有一定感情的，并且张学强平日喜爱“操扁挂”（练习武术），有真功夫，女知青们普遍反映：“有张学强在，我们就有安全感，不怕被坏人欺负”。他还被女知青称为“党代表”（女子分队只有3个男的）。领导认为，象张学强这样的人要重点培养教育，只要他今后加强学习和磨练，就能成为“好知青”。

今天，张学强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和磨练，已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厂长。他有一个不大可能成为现实的愿望：“等有一天把翻到墨脱深沟里的汽车全部拉出来，自己能亲手把那些汽车修理一下就好了。”

领导对马竞的宽容态度没有引起知青们的过多议论，因为大家都知道，除了领导考虑到“军民关系”的问题，还明察秋毫，做出了准确的调查结论：马竞从来不喝酒，他是一个不会喝酒的“好知青”。

这一点我很认同，也可以作证。我跟马竞曾在西藏军区政治部共事多年，还是邻居，他的确不会喝酒，的确是一个不会喝酒的“好知青”。

“好知青”越来越多，筑路工地到处呈现一派人人争当“好知青”的热烈场面。“好知青”这个意味着“光荣”的词被许多知青升华成一种精神的力量。一大队女子分队的付志君激情满怀地写下决心书：

……

我决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有一分力，发一分光，要大干、苦干加巧干。我决心不打通垭口，决不下战场。我们要争取早日修通扎墨公路，为墨脱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幸福，为早日修通扎墨公路做出自己的一切贡献。努力练好革命的基本功，更好地沿着革命大道奋勇前进。做一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77年5月22日

付志君刚到筑路队报到的时候刚满16岁，她对修筑墨脱公路抱着一种神圣感和神秘感，首先是指挥部的对外通信名称：“07418工程指挥部。”这就意味着，她即将参加修筑的是一条国防公路。比她早些日子去报到的男女知青用敲锣打鼓的方式，表示了对她和另外一些新来的知青的热烈欢迎，使她感受到了这个集体的温暖。只有一点令她稍感遗憾：如果能燃放几串鞭炮就更好了。

她后来知道了，这里也有燃放鞭炮的时候，比如庆祝粉碎“四人帮”、欢迎自治区一级的领导来视察慰问等重大活动，以及“元旦”、“春节”、“国庆”等节日才能燃放，最严格的规定是在悼念某人逝世或某人因公死亡的期间严禁燃放鞭炮，连正常的开山放炮也要停止。不过，这里并没有真正的鞭炮，而是用雷管代替。原因是为了防止发生山火，保护原始森林。

付志君以为，等敲锣打鼓的欢迎仪式结束以后，肯定有一顿菜肴丰盛的会餐，说不定还有酒，有领导讲几句表示欢迎的祝酒辞。却没有。第一顿饭吃的是压缩干菜，第一件工作干的是用大锯改木板、搭帐篷。当夜，她躺在自己用木板搭的小床上，感到阵阵潮湿和阴冷向她袭来，她忍不住把头蒙在被子里哭了。这一哭，立刻勾引出集体的哭，整个帐篷里的12个人全部哭了起来。

哭归哭。工作和生活还得继续。姑娘们到这里来，都是抱着争当一名“好知青”的想法来的。付志君从小求上进，她在哭够以后写下日记：

我自从离开成都的时后（候），我一直都在路上觉得：“西藏不好”。但进入西藏后，没有好久我又参加了知青筑路队。我觉得西藏很好。这是什么原因？这都是我自己的思想说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后来我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今后，党不管把我分到哪里，就在哪里。要更好地建设祖国的新西藏，把自己的一身（生）交给党安排。

不管把她安排到哪儿，也不管给她安排怎样的工作，她都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充分思想准备。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们班被安排到山上去点炮。

她们去了。信心不足但态度坚决地去了。而且是腿上打着绑腿，衣兜里揣着打火机去的。可是，看上去无风无雨的山上冷冷清清，却不断有阵风袭来，这一点只有亲临山上的人才能真切感受到。打火机基本不能用，本来简单的事情变为复杂，这可急坏了她们。男知青见状，伸出援手，传授给她们一个挺实用的经典方法：先点燃一支香烟，然后用燃着的烟头去点燃导火索，这样一支烟至少可以点燃十多根导火索。即省力，又省时。

从这以后，就不断有女知青去找管理员买香烟。什么“红梅”、“飞马”、“劳动”、“光荣”、“大前门”……这些由扎木百货公司供应的香烟都被女知青们品尝过了。管理员很纳闷：女的还抽烟？想学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阶级斗争的又一新动向？……总之，这里面有点问题。

管理员带着疑问来到工地，只见“大战垭口一百天”的红色标语横幅在山头迎风飘扬，手指夹着香烟的姑娘们在山腰迅跑——必须迅跑，在炸药炸响之前必须跑到较为安全的地方躲避藏身。管理员看到，姑娘们每点燃一根导火索之前，都有一个同样的动作：用嘴猛吮一口香烟。管理员恍然大悟，就感叹：真是实践出烟客呀。

付志君是那些成为真正烟客的其中一个，30多年以后逢上“墨脱知青筑路队”的战友聚会，她不仅自己抽烟，还要把烟分发给其他战友，这一举动很自然地唤起了她们的记忆。尽管她们此时抽的香烟的品牌和价钱与过去大不相同，但她们依然觉得，不论是什么品牌和什么价钱的香烟，都赶不上过去的“劳动”、“光荣”之类的香烟抽着有味道。那是一种具有真正“劳动光荣”意义的特殊味道。她们一边抽烟一边回忆，像是在品味她们自己当年那过人的胆量和智慧。

姑娘们参加爆破工作的时间一长，胆子便渐渐地大了起来。刚开始点燃导火索之后还心情紧张，首先要做的就是迅跑到某处藏身以躲避飞石。这是人的本能，不用谁的解释和强调，她们都懂得“安全第一”。工地上经常出现姑娘们钻在巨石下，只顾藏头不顾藏身的情景。不知情的人猛然看上去，还以为是一群军事素质偏差的民兵在那里搞实弹演练。到后来，有的姑娘不想这么在山上跑来跑去的了，实在太累，并且显得太狼狈，一个个像是被猎人追杀得东逃西窜的猎物。她们懒得再跑了，只是随便找个地方躲避一阵，趁机歇口气。有人提醒最好还是要找个安全点的地方藏起来。一个叫薛翠英的女知青累得腰酸腿痛，她不耐烦地说：“不跑了，炸死算了。”她和另一个叫张春香的女知青干脆躺在山下的一个帐篷里休息，不一会儿，山上的爆破声接连不断的响起来了，紧接着便有飞石落在帐篷周围的声音。一块飞石砸穿帐篷，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薛翠英的两腿之间，她被吓得呆坐着，愣愣地看着这块飞石，以为是死神来跟她会面。她旁边的张春香见状，惊慌不已地往床上钻。又一块更大的飞石砸穿帐篷，落在顾头不顾尾的张春香的腿上。薛翠英慌了，不顾外面“嗖嗖”而落的飞石，赶紧跑出帐篷喊人来救援。后来，张春香从医院一瘸一跛地又去了工地，她苦笑着对大家说：“只要脑袋没有受伤就行了。”

据统计，脑袋受伤的有近百名。有个叫刘华的女知青，一次被爆破的巨大气浪整个掀起，她瞬间变得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杂技演员，从山顶往山脚方向，一路做着绝无仅有的惊险动作——飞身、蜷身、腾身、纵跃、横跃、弹跃、侧身翻、后滚翻、前滚翻、直体空翻……把大家看得惊恐万状，呼喊着刘华的名字往山上跑，边跑边心痛地说：“完了，这下完了……”

还好，一块悬在山腰的突兀巨石把刘华挽留住了。好险，巨石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刘华一动不动，满脸是血，衣服几乎被擦刮成碎布，只有嘴里还在下意识地微微呼吸。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这个软绵的血人抬往几十里外的医院抢救。

抢救成功。大家松了口气，都说刘华的命硬。当刘华出院以后，大家发现，刘华不仅命硬，她的头皮更硬，而且她的头皮永远都只能是硬硬的了。

在知青筑路队里，像刘华那样头皮永远发硬的不乏其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回忆往事，其中一个动作就是要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硬硬的头皮。但不管怎样，他们感到自己还是比有的知青幸运，没有在一些莫名奇妙的飞来横祸中丧生——

一分队有个叫王忠文的知青，一天正在工地上吃午饭，一块飞石打在他的背上，他连哼都没哼就倒下了。大家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到，他在临死之前似乎想要哼一声，似乎想要说句话，但他哼不出声，也说不出话，因为他的嘴里还咬着一个夹了白糖的馒头……

还有一个广东籍的女知青，大家叫她“小广东”。也是有一天在工地上吃午饭，一块飞石将她的头盖骨打穿，她的嘴里还含着压缩干菜和米饭……

就这么，一块小小飞石凝固了他们短暂一生最后一顿午餐的惨景。

面对邪恶的飞石，姑娘们没有退缩，仍然爬山、仍然点炮、仍然“顾头不顾尾”地躲藏在岩石下……有人就称她们是“铁姑娘”。

付志君很谦虚，说她自己其实并不算“铁”，有时还有点“小家子气”。有一次她请假回家看望生病的父母，刚回到工地的帐篷里就生气发脾气了。不过，她很快便后悔了，当天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我从家回来，看见我的碗掉了两个，我就开始骂起来了。这是我作（做）得不对的，请全班同志原谅我吧。今后，我不管掉了什么，我都要先问是那（哪）个拿的，在（再）也不这样作（做）了。请全体同志看我的行动吧。

1977年5月28日

过了几天，付志君还想着这件事，于是又写日记：

今天我自己有一种想法，我说，我从现在起一定要搞好班里的团结。一定要努力工作。要为我们班上争光。

1977年5月31日

付志君后来真的努力工作，还当上了班长。她想搞好本班的团结，还想搞好整个知青部落的团结。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了，她被选入筑路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顾名思义，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宣传队员，当然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当然是自己首先要学懂弄通毛泽东思想。于是，付志君连更守夜地读毛主席的五卷著作，还写了一大篇读《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感想。

可是，这并没有派上用场，就连给大家宣读一下的机会也没有。她在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跳舞。演出之前的头几天开始集中排练，在排练期间可以有半天不去工地出工，因此到了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地抓紧排练。

到了正式演出时，知青们笑翻一大片：“这哪是跳的藏族舞，完全藏式朝鲜舞嘛。”

知青们印象较深的是关于“忆苦思甜”的节目。宣传队员在哪儿边唱边跳，周围就响起一大片知青的跟唱声：“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啊……”

有个扮演“白毛女”的女知青，演出时感情很投入，令大家无比惊讶的是，她在积了雪的地上表演得更加投入且逼真。尤其是在一把小提琴如诉如泣的伴奏声中，悲愤交加的“白毛女”会凄惨地边唱边哭扑倒在冰冷的雪地上，令人的心顿生同情。这一场景往往会把有的知青也当场哭倒在脚下厚厚的积雪里。

看完演出的知青一致表示，一定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搞好战友之间的团结。大家认为，团结搞得比较好的，是那两位扮演“白毛女”和“杨白劳”的宣传队员，他俩最终团结成一对真正的恩爱夫妻。

那个曾在多雄拉山脚红极一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解散30多年了，但当年的那些宣传队员直到今天好像还没有尽兴，他们甚至经常在睡梦里还梦见自己在那些杜鹃花盛开的山间或者在那片白茫茫的雪地里歌舞。如果要说他们对那段难忘的生活“无怨无悔”，那不确切。他们有后悔，有遗憾。那就是他们在当时没有能够把工地上的那些感人场景编排成舞蹈，或者谱写成歌曲。

当然，要将自己修筑墨脱公路的真实生活升华成歌舞艺术的确有些难度，那些场景和动作让他们一时想不出该用哪种歌舞才能生动表现——

比如，每到冬季来临，白天的强烈阳光在融化积雪时极易发出雪崩，为避开雪崩高发时段，知青们每天晚上12点出发去工地，清晨6点收工。出发时，每个人都必须背上施工工具、雷管炸药和食品。男知青负重50斤，女知青负重40斤，以黄学明的哨子为号，所有人手里的手电筒就都亮了。随即，上千支手电筒的光亮开始向山顶移动。远远望去，像一条在夜间巡游的长长巨龙的脊背燃亮的神奇鳞光……

再比如，无论男知青还是女知青，一律把保险绳子的一端固定在岩石上，保险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腰上，然后整个身子悬吊在空中，手持钢钎和铁锤打炮眼。那敲击岩石的声响像一支过于单调的音乐传向他们身下的万丈深渊，杂乱无章的回声又传向工地的四面八方。很多知青都能听懂这支与自己生死相伴的音乐，他们最担心最害怕从这支音乐中听到偶尔传来的惊叫声……

再比如，遇到雪雨天，大家冻得瑟瑟发抖，姑娘们的刘海全都挂着白色冰霜。每次翻越冰川的姿势大体一致，都选择坐在冰上往下滑行，但着落的姿势却各不相同，狼狈程度难以形容。每个人的模样变化极大，需仔细辨认才能认清他（她）是何人，一个个像只刚从泥潭里打捞出来的泥猴子。回到帐篷的第一件事就是升火烤衣服，男知青则在帐篷外面升起篝火，顾不上回避便光着身子围着烤，那情景好似原始部落的居民在跳篝火舞……

再比如，每修好一段路，各分队就要开始向前方没有路的地段搬迁，重新搭建帐篷，重新垒砌灶台。出发时，每个人要背上自己的被褥、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负重达七、八十斤。在翻越山顶时，大家相互招呼着“坚持住，千万不能在山顶歇息”。可是，还是有人没能坚持住，还是有人无奈地在山顶歇息。有个女知青背着东西靠在岩石上一动不动，后面上来的人推她，“把东西取下来，我帮你背。起来，快起来呀……”她仍然一动不动。她起不来了，永远也起不来了。山神动容地抛洒雪花，用无声的音乐超度着她的灵魂（这样的女知青不是一个）……

知青们还有太多太多的“再比如”，每一个“再比如”都是一段优美的舞蹈，都是一支动听的歌，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2009年，曾任“墨脱公路修建指挥部”的副指挥长颜佳义患了肺心病，后来他的肺成了“纤维肺”。在治疗期间，他对别人讲了他的一个心愿：“对于知青修筑墨脱公路的那些经历，如果有人能写出一部报告文学，或者写出一部电视剧就好了。”

可是，由于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也不想拖累家人，颜佳义于2009年在川医跳楼自尽。他一生中最后的那个心愿未能实现，成为了遗愿。

得知颜佳义跳楼自尽的消息，墨脱知青筑路队的知青们很悲痛，一个叫蹇蓉的女知青从眉山老家赶到成都，她眼含泪水，翻开一个笔记本，那个封面已经磨损褪色的笔记本里面有她当年写的一篇散文。她要念给颜佳义听，念给战友们听，念给多热拉听——

巍巍的多热拉山脉，你是祖国山河美丽壮景的一角。在你的怀抱中蕴藏着祖国无尽的宝藏。你是我们中华儿女坚贞不屈的象征，你更是历史的见证。你经历了多少严寒霜雪狂风暴雨，更有多少屈辱和不幸在你身上流逝……而今你更显得英姿焕发生气勃勃，你跨上时代的征途，伴随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向着光明的未来驱进。

看那，那山脊间的红旗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更显得鲜红鲜红。微风轻拂着使红旗迎风飘扬，这一切是经过无数的斗争赢得的。红旗下，我们无数的英雄儿女用青春的火花在这里点缀着祖国美丽的图画，用勤劳的双手在这里谱写反修防修的壮丽战歌，开拓共产主义的坚实基地。在我们同社会斗争的同时，大自然也常常是我们形影不离的同伴，而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更是越战越强。你看吧，当太阳从东方跃出，多热拉山顶还笼罩着晨雾的时候，我们早已装好了行装，踏上了征途，踩着乱石，披着霞光前进。踏着悬崖，攀着树枝，穿云破雾前进。空气稀薄了，头昏了，歇一会再走，口渴了，腿酸了，忍耐着坚持。潺潺的流水声在耳边响起，啊，溪水边到了，小心些，我扶你过。我们前进。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在我们心中共鸣。再高再险的山顶我们也要闯过去。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前进。山顶上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向我们招手，更鼓舞着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我们向着未来，渴望胜利。你听，那由远而近的隆隆炮声又开始了。这是动听悦耳的战鼓声，它摇撼山岗震响山脊，把沉睡了千年的多热拉山惊醒。这隆隆的炮声啊，犹如投向敌人的颗颗炸弹，那滚滚的烟尘如战场上弥漫的硝烟，那沙沙的铁锹钢钎声犹如战士的磨刀擦枪声，这就是战场。今天，我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一场殊死而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我们正用行动回答：一定能把公路修到墨脱。

一声，随着一声巨大的响声，嗖的一块碎石腾空而起在空中乱舞，这时我们的安全员就是这时的指挥员，只见他一面望着飞石一面向大家喊别乱跑。随着安全员的指挥，同志们很快跑到了安全地带。突然，一块碎石打着了我们的一位战友，战友倒下了。这就是命令。卫生员向着病人急奔而去，哪怕乱石的飞舞，何惧死亡的威胁，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冲过去。战友们也纷纷跟上来，为病人为卫生员掩护。乱石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吧，你一定会受感动的，为了战友的生命安全，他们的行动是多么的崇高，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多么的美丽宽广。这就是我们筑路知识青年英勇无畏的缩影。在这沸腾的战斗中，何止这一两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正是这些，组成了一曲高昂的无比雄壮的英雄赞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筑路战士前进的坚强决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凭着一颗红心一双手，定叫雪山顶上铺彩虹。

相信吧，有我们这样无比坚强的战士，有我们这样时代的雄鹰，我们一定会胜利。多热拉山是我们的。我们是它的主人。让我们高唱青春赞歌，迎着火红的朝阳，向着那高高的山峰勇敢的挺进吧。

于1976年24K

蹇蓉写这篇散文的时候才18岁，是在墨脱公路修到24K时，激情满怀地写下的。几十年过去了，她从不敢将自己当年写的东西示人，因为她自认为文化程度低，写的东西算不算是“散文”？但战友们读了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篇有生活、有感情的好散文。想必颜佳义如果能够读到这篇散文，也会很认同的。

1975年4月的一天，蹇蓉年满17岁，正在拉萨第4中学念书，还没毕业，她的哥哥蹇大钟给她带来一个好消息：墨脱知青筑路队正在招人。

想不想去？

当然想去。

蹇大钟是颜佳义的专车驾驶员，而颜佳义即将去墨脱筑路指挥部任副指挥长，如果蹇蓉去了工地，至少可以受到哥哥的关照。这是其一。其二，蹇蓉的父母亲都是“老西藏”，父亲蹇登成曾随18军参加修筑康藏公路，之后到拉萨汽车大修厂工作。父亲很支持女儿去修墨脱公路，还夸耀地对儿女们说：“我修康藏公路那阵还没有你们呢，去筑路工地锻炼锻炼，你们就大概知道一点我当年是怎样走进西藏的了。”母亲黄群芝在一旁打趣地说：“你说的话等于没说，如果那阵有他们才怪了，你那阵连我都还不认识呢。”

5月19日这天，拉萨汽车大修厂格外热闹，蹇蓉、薛翠英等20多个知青戴着大红花，背着背包在篮球场上列队站立，准备上车出发。前来送行的家长们则站在周围，不断地对儿女们叮嘱已经叮嘱过多少遍的话：“记着给家里写信啊，注意安全啊，注意身体啊……”

劳资科的邓科长的眼睛潮湿了，他稳了稳神，走到队列前，双手高举：“来，我指挥大家唱个歌，唱……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我起个头……”

邓科长的心情过于激动，他清了清嗓子，起了个头，把第一句歌词“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唱成了“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知青们愣在那儿，不知如何唱，四周便笑声一片。也许这是邓科长有意想制造的欢乐气氛，好让知青们在欢笑声中上路图个吉利。

果然吉利。知青们乘坐的解放牌汽车从拉萨启动，一路没出任何故障，只有几个知青出现晕车呕吐情况。经过四天的行程，平安抵达波密。

鉴于知青们的筑路知识有限，大多数对施工技术一窍不通。于是，所有知青分批到154团工兵连接受培训，学习打炮眼、装填炸药、点导火索、砌路基、搅拌混凝土……

经过短短5天的突击培训，蹇蓉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施工技术，她完全可以到工地上一展身手了，每天写日记，兴奋地等待领导给她分配任务。

分班的日子到了，大队的邓书记拿着花名册高声念名字，等所有人的名字都念完了，蹇蓉也没听到自己的名字。她心里忐忑不安，“我是不是被退回去了？”邓书记小声对她说：“不要急，另外给你分工作。”

蹇蓉被分配到大队部工作，她很不满意：“同伴们都在工地上热火朝天地干活，我却成天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看报纸，这怎么能得到锻炼？怎么能大有作为呢？”她父亲来信批评教育，并提出要求：“女儿，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服从领导的安排。你参加到修筑墨脱公路的队伍里，是给国家建设增添了新鲜血液，我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记住，一定要修通了墨脱公路才能回家来见我……”

父亲的要求过于严厉，墨脱公路何时才能修通，无人可以准确或者大概说出。蹇蓉着急了，她找到邓书记，坚决要求去施工第一线。邓书记叹口气：“我知道，你妈妈是年年的先进工作者，你这点倒有点像你妈妈。好吧，你想干什么工作，蹇科长的丫头随便挑。不过，上山以后不要哭鼻子。”

怎么会？蹇蓉显得很兴奋，上了工地，她认为自己做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缩短修通公路的时间。“争分夺秒”、“苦干巧干”之类的词句常常出现在她写的日记里。她明显感觉自己的饭量大增，每顿要吃1斤米饭才够。但队里有规定，每人每顿定量4两，而且主菜以压缩干菜为主。没过多久，她就感到实在太饿，饿得心发慌。

人一旦急了，就会生智，所谓急中生智。孰不知人一旦饿了，也会生智。蹇蓉饥饿的目光瞄向了工地附近一个地方。

在那里，有一个工兵连在维修一条急造便道，用以保障民工往墨脱县城运送物资。工兵自带的干粮较为充足，有压缩干粮和各种罐头，还有白糖，蹇蓉时不时地要去向工兵讨要，她每次都能得逞，每次都要赞扬工兵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一天，蹇蓉又去工兵连的施工地点，快走近时，突然听到一阵巨大的轰隆声，一时间，山石伴着泥沙翻滚而下，随后便是一片惊恐的喊叫声。她意识到，这里发生了大塌方。救人要紧。她加快脚步赶过去，只见工兵连长闭着眼睛靠在一棵树下，还有一个工兵躺在一边昏迷不醒。她跑过去，推了推连长：“你没事吧？”

连长身子一斜，软软地倒下去，无声无息地倒下去……

蹇蓉认识这个工兵连长。就在前些日子，为了一件不愉快的小事，工兵连长还来过知青大队。那天，蹇蓉和卢莉在河边走，突然有一块石头从工兵连施工的山坡滚下来，落在河里，巨大的水花溅湿了蹇蓉的衣服，紧接着从山坡上传来一个工兵的道歉声。蹇蓉还在生气，高声说：“你不能小心点啊？我看你就是故意的。”说完之后，蹇蓉和卢莉去了工兵连的连部，向连长告状，说那个工兵不是“最可爱的人。”连长好言安慰了两个姑娘，说他会严肃处理那个工兵。两个姑娘并不知道，待她俩离开后，连长亲自去知青大队道了歉。

当天晚上，大队邓书记召集知青开会，说：“今天有谁去过工兵连？工兵连的连长刚才专门过来表扬你们。有谁去过？”

“有我。”蹇蓉马上举手站起来。

“还有我。”卢莉也急不可待地站起来。

两个姑娘天真地笑着，等待邓书记的表扬。

邓书记的嘴唇上潜藏着一股怒气，他慢条斯理地说：“知道吗？你们这是在破坏军民关系。回去写份检讨给我。”

两个姑娘的头无力地垂下来，呆立在哪儿，本能地答应：“是。”

这个夜晚成了她俩被大家取笑的节日。蹇蓉由此对工兵连长一肚子气。但在此时此刻，面对已经没有呼吸的工兵连长，她真想给他说一大堆道歉的话：“对不起，都是我不好，都怪我……你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可是，即使蹇蓉把道歉的话说成一首感人的颂歌，这位工兵连长也再听不见了……

蹇蓉转身去扶那个受伤的工兵，问他伤势怎样。其他的工兵赶来，悲痛地把他们的连长和战友往山下抬。一个工兵默默地走到蹇蓉跟前，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猪肉罐头：“对不起，今天只剩这一个了，你先拿着，等下次……”蹇蓉一看，他正是那天站在山坡上向她和卢莉道歉的那个工兵，她顿时泪如泉涌：“我不要，不要……什么都不要，快救伤员，我要给他们献血，快呀，我要献血……”

蹇蓉跟着工兵们到了当地驻军第4医院，验了血，医生说她血液指标不合格，不能献血。她不懂，很难过地自责：“这都怪我这些天没有吃饱肚子，饿的，所以血液的质量不好。”

饿是饿，但蹇蓉不想再找工兵要吃的了。在这以后，蹇蓉她们班接到一个新任务，每天负责把午饭送到工地。午饭是馒头，每个姑娘要背60个馒头上山，交给食堂管理员。因为管理员很认真，要一个一个地数馒头，然后登记在账本上，所以姑娘们再饿也不敢私自拿一个馒头吃。

一次，蹇蓉和另外3个女知青从24K往36K送午饭，由于头天晚上下过雪，天寒地冻，到了第二天上午雪还没有融化完。送饭途中，4个姑娘的眼睛都患了雪盲，看不清路，走到一处冰川上就无路可寻了，只好坐着，从冰面上滑行下去寻路。蹇蓉担心背的馒头被摔出去，不好向管理员交代，她干脆解下绑腿，脱了靴子，光着脚走下去。当她们好不容易走下去才发现，前面还是没有路。这一来，情况更糟，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一个叫卓玛的藏族姑娘是班里的骨干分子，她鼓励大家：“不要慌，路是人走出来的。”卓玛还主动帮别人背东西。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鼓起勇气朝前方探路，但转来转去还是找不到路。一群猴子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呲牙露齿地寻机抓扯她们的衣服。卓玛的脚扭伤了，痛苦不堪地坐在那儿捏揉发肿的脚踝。到这时，榜样的力量已经穷尽，姑娘们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个个坐在垭口上埋头大哭。

过了中午开饭时间，工地上的知青们还在翘首盼望着馒头，盼望很久也不见馒头踪影，就觉得问题严重了，逐派人下山去寻找。直到晚上11点过，通过大声呼喊和不断吹口哨，终于找到这4个把眼睛哭成核桃状的姑娘。忍饥挨饿大半天的知青们不忍心埋怨她们，管理员也破例不数馒头的数目记账了。大家都把馒头让给她们吃。她们不吃。无论如何吃不下。因为一个个馒头已经冻成了可以当武器使用的铁一般的硬疙瘩。

“铁姑娘”。

这是大家对这群女知青最高的赞誉。她们的吃苦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也感动了自治区的领导。

1978年的元旦节期间，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巴桑带队，前往墨脱公路施工现场慰问。这是第一次来这里的最高级别的领导，知青们当然要以最高级别的欢迎仪式来相待。只见62K的山坡上站着一排知青，不停往山沟里甩雷管，以营造燃放鞭炮欢迎的效果，手臂甩累了也不想停。巴桑给知青们带来了慰问品，还到知青住的帐篷和食堂里询问查看。

每个知青分得猪肉罐头两个、毛巾一条，搪瓷口缸一个。

手捧慰问品的知青们感激不尽，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句“感谢自治区领导给我们送来大肉罐头”，立刻，这句话被知青们集体叫响，并且叫得很整齐，俨然事先排练好的一句口号。就听欢呼声、口号声和雷管的爆炸声混在一起，像一曲热烈而复杂的民俗音乐大合奏回荡在山谷。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中，却有一个人的脸上渐渐挂满了泪珠——巴桑副书记，这个心地善良的藏族妇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扑过去紧紧抱住蹇蓉：“姑娘们，你们这些小青年太苦了，实在太苦了……”

山谷重归一片沉寂，周围的冰川雪岭和树木植物跟知青们一起，怀着真挚的感激之心，目送着巴桑一行离开这里。手捧慰问品的知青们都看到了，这里的芸芸万物也都看见了，巴桑边走边回头挥手致意，边走边抹她脸上抹也抹不尽的泪珠……

为了纪念这感人的一幕，一个叫刘荣华的女知青永远珍藏了那条浅绿色的毛巾。直到今天，毛巾上印的字还清晰可见。

上面的大字：

赠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下面的小字：

西藏自治区·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78年·元旦·春节

毛巾角边的标签字：

上海毛巾厂·404全色毛巾·7月1日出厂

时隔多年，知青们几乎每次聚会都要叫刘荣华带上那条毛巾，大家看一看，摸一摸，自然就回忆起许多往事。大部分知青都没有留下可做纪念的物品，他们当年离开筑路队时，甚至连自己的行李都没有拿走，全都送给别人或遗弃在工地上的帐篷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这些东西再也用不着了。现在他们很后悔，应该拿些东西留着纪念才对。

还是一些女知青较为细心，刘荣华珍藏了慰问品毛巾和饭折子，蹇蓉珍藏了她写的散文和诗，付志君珍藏了一把铁锹和日记本，有的姑娘还珍藏了毛大队长给他们拍的照片——照片中有她们背物资的镜头，有她们撬岩石的镜头，有她们摘野花的镜头，有她们坐在解放牌汽车里假装开车的镜头，有她们整齐蹲着吃饭的镜头……当然，镜头里也有不少是男知青的，他们的上衣兜里一般都插着钢笔，有的插了好几支，那是一种时髦，钢笔插得越多，似乎就表示自己越有知识。

每一张老照片都能勾起知青们对那些往事的记忆，今生今世都映在知青们脑海里，再难褪色。张雪明把那些记忆当作自己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由一张老照片想起的往事写了一篇散文：

尘封的记忆

——一张老照片想起的往事

近日，与老战友张子龙相约，方才知道，当年参与修建墨脱公路的知青们分别在30和35周年之际有两次大聚会，颇感遗憾。经他与隔别的战友们重有了联系，加入了“神奇的多热拉”知青QQ群，还上传了一张老照片。

这是一张摄于70年代的照片，四周已微微泛黄，是我在墨脱公路工程指挥部首届庆功授奖代表会上的一张合影。

那是1977年1月，我作为一名筑路队员，在近两年的修路生涯中获得的第一次殊荣。照片上，有墨脱公路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指挥长曹成达、副指挥长颜佳义和副书记李兆瑞等老前辈，还有就是从各分队评选出来的先进代表。背景是那座通往波密深处的大山，代表们在指挥部外的一处空旷的坝子上并排着，前排拿锦旗的既是先进个人，也是先进单位的代表，我和第一排的每一位战友一样，身负双重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虽然后来，我在各个岗位上也获得过不少的奖励和荣誉，但唯有这份奖励独显珍贵，因为，它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翻阅着这张照片，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如同昨日一般……

修筑墨脱路的那段时光，是一个物资生活匮乏、精神生活贫瘠的年代。

知青队的那些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正值情窦初开的青春年华期，他（她）们个个英俊飘逸、花容月貌，他们本该花前月下，互倾衷肠，但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当权者们硬是把多情的青年男女活生生地分开，每个分队全是“清一色”，男女青年一般都相距几公里的住地。唉，真不知当年的那些当权者们为何如此害怕他们一起劳动锻炼生活，他们当真要把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活剥成清新寡欲的清道夫？尽管如此，大凡到了周末，那些男男女女们顾不得路途遥远，还是悄悄地相会，一般是男子分队的哥哥们会主动到女子分队去寻找自己的爱;还记得，每到周六，哥哥们会花一两个小时把自己装扮一番，用铁钳把秀发烫卷曲，穿上当年流行的小管裤。他们或偷偷摸摸相约于茂密的原始林中，或在扎木县城那条不长的街道上漫不经心地逛悠。

那时的生活真清苦啊。

记得那年春节，指挥部给每人配发了半斤白酒，半条大前门香烟，好珍贵，那时，从未沾酒的我居然舍不得赠送他人，一口气全喝了下去，结果，平时第一次经历了什么叫醉。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因年少，不谙世事，不懂风月，仅学会了“拱猪”（扑克牌游戏之一种），而且，唯一的乐趣是输了钻床脚或贴纸胡子，并乐此不疲，通宵达旦。

在这单调而枯燥的时光里，从一位小学同学手中买了一把小提琴，曾四处寻师而不得，那时的年轻人就这么点需求，想要变成现实是多么地难呀。于是，从学琴拉《北风吹》开始，到现在还是只会拉个《北风吹》。尽管如此，当年那悠扬的琴声却填补和慰藉着我空虚的心灵，打发了多少无奈的时光。

以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如果故地重游，一定会被沿途那美不胜收的无限风光迷恋陶醉。只要一踏入波密的深山老林，你会惊叹四季在一天里的瞬息变换：雪、雨、云、霞，攀缘即见，触手可及。一路，你会遇到阳春的暖日，初夏的山花，深秋的细雨和严冬的飘雪。山峦、溪水、鸟鸣、花香，要什么有什么。记忆最深处还是5K那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开的可真是烂醉如泥……可是，当年，有谁能从中领略出那份怡人的美呢？

来到筑路队的人们，虽说被尊称为“知识青年”，但确切地说，应该都是些“无知青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几个人是学得了知识来报效祖国的？在知青队里，曾有过两位北京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才算是知识青年吧，而我们这些，大都是怀抱着劳动锻炼两年，等待有朝一日被某个单位招工去的青壮劳力之人。

为了打通那条简易公路，这群年轻人，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有大型机械，仅仅靠着钢钎铁铲，人挖肩扛，让公路在脚下延伸。那些高耸入云的几个人都合围不拢的参天松木被砍伐，当成柴烧，现在想来真是可惜。我们在创造历史文明的同时，我们也在毁灭祖先留给我们不多的宝贵资源。

记得一次伐木，砍伤了手指，血流不止，被送到指挥部卫生室包扎，那位漂亮的女卫生员在打完麻药，给我缝针时，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秀美的额上渗出的汗珠，那份细致和精湛令人敬佩，如果今天能遇见她，一定会深深地鞠上一躬，感谢她当年的救治，有人说，她是知青队里少有的美女，在人们尚不能解决温饱之际，她居然穿的是涤卡外套和涤确凉衬衫，美人爱美，天经地义。也许，这份打扮就像成都人说的“从泡菜坛里拈出来的吧”？

我在筑路队的记忆中，还有一双眼睛是我终生难忘的。她是曹指挥长的女儿，当时在指挥部财会室做会计，至今，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那双清澈碧透、妩媚动人的眼睛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美最令人动情的眼睛，你只要望上一眼，那一汪清潭就会让你深陷其中，如沐春风如饮甘露一般，令人沉醉。当年，没有人敢象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对一个衷情的人儿直面表白爱慕之意，只能将那份秘密珍藏心底。听说，曹指挥长是18军进藏的老军人，他们这代人为了祖国边疆的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我的好友、著名诗人王远舟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情诗——《向你打听一个人》，表达了诗人逢人便打听旧时恋人的炽热情怀。此时此刻，真想借此机会，向所有知青队的战友们打听她的消息。好想能在有生之年再次迷醉在那眸深似海的温柔里。但愿她今生健康快乐幸福。

记得那一年，听说西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到扎木演出，我们知青队的男男女女们翻山越岭，真是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县城听她演唱。后来，我有幸和她在一个单位共事。一次，我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随她一起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飞机上，我对她说起这段往事，她颇具兴致，而且有几分遗憾地说，如果当年认识我的话，一定要亲自到筑路队驻地为我们演唱。我说：“你不可能认识我，你是国内外的知名人士，我是筑路队的无名小卒。就像我们都认识毛主席，而毛主席却不认识全国人民一样”。正是这次会上，我请她帮忙，让文艺界的所有委员给我留下了签名，包括白杨、谢晋、侯宝林、秦怡等，甚是珍贵。

在筑路队的日子里，我和所有的知青一样，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经历着人生的历练。

和我一个班的队友张子龙是个热情开朗的北方汉子，个子不高，长得黝黑，眼角有一白色的斑痕，他常常给予我无私的援助，每次搬迁或运送炸药时，只要我掉队，他都会折返回来帮我背运东西，前来接济我。我也时常将父亲托人捎来的大肉罐头或炒面、奶粉等与他分享。这是一种不计报酬的相助，我们成了至交。后来，我调到山下，他还曾从山上专门给我背了个桦木菜板。

他和我都有着生与死的真切感受。

那年，在搬迁到36K时，子龙已成了一名出色的推土机手，那次雪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当天，正好是张大胡子师傅跟他换岗，张大胡子师傅不顾雪山多变的恶劣环境，执意要开推土机上山，不料，雪崩发生了，张大胡子师傅永远地留在了多热拉山口。

据说，雪崩发生时，曹指挥长站在指挥部帐前的坝子上，举着望远镜向垭口方向眺望：他牵挂着山上的勇士，牵挂着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有的队员都不会忘记，那次“哑炮”声中，我们四个队友同时罹难的悲壮情景。战友们满山遍野地搜寻着他们身首异处的躯体。为了让他们安心上路，走好，指挥部为这些遇难者盛装入殓，李兆瑞副书记亲自为每个遗体清洗、修饰、整容。后来，在看了日本影片《入殓师》后，才对他们最后的那一别有了深刻的理解。逝者本应体面、尊严地上路的。生命应得到尊重。

墨脱公路是祖国最后一条尚未通车的县级公路。象张大胡子师傅这些为了祖国边陲的安宁和公路的畅通而付出生命的还有很多，据官方统计，这条仅仅140多公里长的简陋公路，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就有30多位兄弟姐妹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以至于每当我看见战友们聚会的照片上那幅标语时，我眼中都会噙满泪光。这幅标语写得真好啊：“欢迎波密的战友，我们的兄弟姐妹”。好一个我的兄弟姐妹。我敢说，唯有经历过这段艰辛岁月的筑路人才会对“兄弟姐妹”有这样真切的感受。

1976年，年方17岁的我也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难。有人说我是大难不死，遇难成祥。当时，我已调到指挥部仓库，因为表现出色，领导把到成都押运炸药的美差交给我，领导的好意竟成了一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6月4号清晨，我们从指挥部招待所出发，7点20分，途径松宗时翻车，你也许不会相信，那辆老解放牌车上的货箱板和引擎盖居然被江水冲走了，你更不能想象，在落差64米的悬崖绝壁之巅，那辆老解放是怎样地翻滚着跌入江中的。驾驶员当场摔死。我被摔在波斗藏布江边的一棵树上悬空倒挂着。老天开眼，如果当时被摔入江中，定会被滔滔江水卷到印度洋去的。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当后面的那位老师傅把附近兵站的4个解放军战士接到悬崖边救我时，看见救命恩人的那一刻，我放声嚎啕起来，感激之泪夺眶而出。正因这段经历，让我懂得危难之中谁是我的兄弟姐妹。

在筑路队的劳动锻炼中，没有面对困难的胆怯和畏惧，有的是浪漫主义的情怀。大家笑对人生，从容而艰难地生存着经受着。正是因为这段磨砺和感受，在后来的生活中，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会坦然视之，迎刃而解。那时，也正是因为我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敬业，得到了共青团组织的认可，就在这一年，我成了一名共青团员。还真切地记得介绍人是张建国和蔡含根。可想，当年的我还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娃娃呀。时至今日，我还感慨：当年，能加入共青团，比现在入党还难十倍百倍。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可以自豪地说：我无愧于青年团员这一光荣的称号，我一辈子都珍惜着这份荣誉。到现在，我的收藏匣里还有一张泛黄的青年团员证。

我们是一群在特殊环境里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代年轻人，我们无愧于那个时代。

在那段如歌岁月里，我们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以我们的淳朴和率真书就了我们青春最悲壮的诗篇，以我们的辛劳和汗水谱写了我们人生最华美的乐章，以我们的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西藏筑路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多年来，作为一个高原人，无时不在关心着墨脱公路的进展情况，2009年，当听说墨脱公路重又开工的消息时，内心由衷地感到高兴，后又听说嘎隆拉隧道在去年12月15日已打通，2012年可建成通车的消息时，倍感欣慰。

30多年来，我们几代人前仆后继，接力“天路”的努力将成为现实，我们作为这条不朽公路的亲历者所企盼的那一天终将来临。

我希望，有机会邀约我昔日的战友们，再次相聚在那被称为“隐藏着的莲花”的圣地——墨脱，好生端详、品味她那深藏不露的秀美与神秘……

知青们有的在筑路队干了两年，有的干了五年，他们在施工过程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筑路的知识，他们学会了如何跟大自然周旋与拼搏，如何跟大自然和睦相处，并用这些知识来研磨自己的心，升华自己的情感。

蹇蓉在筑路队只干了两年，当墨脱公路修至62K时，她被西藏某单位招为正式工人。尽管她当时喜形于色，但她觉得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已经留驻在此，依依不舍之情油然而生，于是连夜把她两年中所有的激情都汇聚在一首诗里：

62K我要与你分别了

我会深深地怀念你

山也留啊水也留

和新修的墨脱公路要分手

再见我们的涧水伙伴

再见我们的大山密友

再望眼微微的多热拉山啊

要把千万的情谊表透

再喝一口滚滚的涧水啊

好让知心的话儿交流

问大山问涧水

咱两年的火热交往忘了没有

莫以为两年里

你给了我们

烈日当头

狂风雨骤

涧深水急

山高岩陡

莫以为两年里

我们给了你

炮声隆隆

大锤嗖嗖

凌空战斗

正因为你练了我们这颗胆

咱才这样情意厚

正因为你壮了我们这身骨

咱才这样情合意投

再见我们的涧水伙伴

再见我们的大山密友

我们此去啊很远很远

要用青春去换取美好的未来

不过我们将很快用修通的

墨脱公路

伸过手去同你

紧紧握手——

谢谢我们的涧水伙伴

谢谢我们的大山密友

想要我们的赠品吗

有悬崖上留下的铁锤的火花

山谷里留下的风枪的嘶吼

山路上留下的筑路队员的汗水

风雪里留下的炊事员的问候

在紧急的关头传来的激昂的

“我来”、“我上”……

在欢乐的时候响起的热情的

“我歌”、“我唱”……

1978年10月于62K

2005年5月1日，是西藏墨脱筑路队成立30周年纪念日，代德荣、黄盛鲜、李莉等几个知青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了300多个战友，并组织了一场“墨脱公路知青筑路队聚会”，大家足足欢聚了三天三夜，每天有说也说不完的话，晚上在篝火旁唱起藏歌，一遍一遍不停歇地唱，直唱到每个人的嗓子嘶哑疼痛还没尽兴。人人都成为歌手，人人都成为舞者，这情景不禁让蹇蓉拿出钢笔，又一次把她理解的“不算散文的散文”落在了纸上：

在那遥远的天边，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雪山巍峨，那里湖水清澈，那里森林茂密，那里杜鹃艳丽。湛蓝的天空，雪白的云朵，金色的太阳，银色的月光。

在那遥远的天边，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有我们靓丽的青春，那里有我们的欢歌笑语，那里有我们筑路队员战斗的英姿，那里有我们劳动的足迹。我们修路，我们伐木，我们远离家乡和亲人，用青春、热血、生命保卫建设那永生难忘的地方。

战友聚会，相逢一笑。话语亲切倍感温暖，此时此刻，我与大家的心情一样的激动和兴奋。千言万语久别的思念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千头万绪战友的情谊不知从何谈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数几十年过去，如弹指一挥间，无情岁月让我们满头青丝变白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让我们脸上留下一道道痕迹。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的道路上曾经走到一起。那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在墨脱公路知青这个大熔炉里烙下了深深烙印。锻炼了我们的思想品质，铸造了坚强的体魄，培养了工作生活能力。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塑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筑路精神。真的，我们的一生中为曾经拥有一段西藏的经历和筑路的生涯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但是，战友聚会除了像蹇蓉写的“相逢一笑”之外，还有“相逢一哭”的场面出现。

特别是那两个女知青，跟战友一见面就抱着大哭，而她俩抱着的都是同一个男知青，名叫柏瑜。

有个女知青回忆说，那还是墨脱公路修到50K时，她背物资往山上的工地去，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坐在山头想歇口气再继续走。不料她这一歇，便全身瘫软，怎么也站不起来了。眼看同行的知青们的身影已在远处消逝，她却无力呼喊，蛰伏在草丛中和树枝上的旱蚂蝗不失时机地出动，钻进她的衣服里尽情享用她的鲜血。而一条毒蛇从岩缝里探出长长的身子，在不远处凶狠地向她窥视。但她连害怕的力气都没有了，绝望地靠着岩石坐在地上，呻吟着跟身上的那些饥饿的旱蚂蝗对话：“吸吧，吸吧，把我身上的血全部吸光，我认了，今天就算我革命到底了……”

这时，她猛然想起了她的一个好伙伴，就在前几天，那个年仅18岁的姑娘也是在这个山头，也是这么背着物资，靠着岩石坐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想着想着，神智渐渐恍惚，她望着天空，刚才还存有的一点点求生欲望已经彻底泯灭干净，只是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她甚至看到了死神狰狞乖戾的模样，但这恐怖感再强烈也无法令她重新站起身来，只能等待，就那么无助地等待，等待着死神降临，等待着……有个人从山下爬上来，大喘着粗气爬上来了。

他是柏瑜。

“站起来，一定要站起来。来，我先帮你把背上的东西解下来。别动，我来。坚持住，赶紧跟我下山，下了山就会好的。不要哭，你会站起来的。这样，对，就这样，慢点，好样的，跟我一起走……

柏瑜的鼓励和帮助使她感觉到了重见光明之神的恩宠，但柏瑜不是神灵，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青年。两人并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只能按平时习惯互称“战友”。终于站起来的女知青哽咽着对柏瑜说：”战友，你是活雷锋，真正的活雷锋……”

30年后的一天，那个女知青应邀去参加战友聚会，她心情急迫地想见到柏瑜，当她远远看见“墨脱知青筑路队”横幅，泪水便“刷”地流下来。她进入会场，见到柏瑜，“哇”地一声扑过去，抱住柏瑜泣不成声。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前来采访的报社记者，全都脸上挂满了感动不已的泪珠……

还有一个抱着柏瑜哭的女知青叫余晓琳，当我采访柏瑜时，这个“活雷锋”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回忆往事的神情十分平静，却把他在那个不平静夜晚所经历的情景，愈来愈清晰地呈现于我的眼前：

柏瑜是个“老西藏”的后代，他父亲柏孝清是50年代进藏的援藏干部，在西藏交通厅测量队工作。柏瑜满17岁那年，他父亲把他送到了墨脱公路知青筑路队。由于他的性格耿直豪爽，爱做好事，还不愿留名，有些知青就称他为“大哥大”。但凡有人遇上需要帮忙的事，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他，而他也从不推辞，鼎力相助。到后来，大家觉得“大哥大”这个称呼太“社会”，不“政治”，于是就改称他为“活雷锋”了。

一天深夜，正在8K工地帐篷里熟睡的柏瑜被人叫醒，他和另外两个知青接到任务，护送一个医生去13K工地抢救一个病危的女知青。虽然从8K到13K的路程不算远，只有5公里，但这段公路还没有修通，只有原始森林中铺设的一条便道可走。知青们从来没有在夜间进入过这片原始森林，因此，柏瑜本能地意识到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但救人要紧，4个人分别带上药品和医疗器械，手持砍刀，匆忙出发。

浓密的树枝和树叶给夜色罩上了一层漆黑的雾纱，让柏瑜真正体验出了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而4个人只有一只手电筒，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前面人踩着腐叶发出的“沙沙”声响，凭感觉跟着朝前试探着走。

路途之间有两座用木板搭设的简易小桥，称作“一道桥”和“二道桥”。如果是在白天从这里走，柏瑜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但现在，他刚走过“一道桥”便迷失了方向——前面的那只手电筒光亮消失了，“沙沙”的脚步声响也听不见了，一股令人恐惧的阴森气息向他袭来，他尽力睁大眼睛观察，通过河水的反光，他看到一个可怕的庞然黑影赫然立在前面。那是什么？他细看，再细看，看清楚了，他惊出一身冷汗。那是一只狗熊。他曾经是那样的喜欢狗熊威风凛凛的模样，但那是他小时候参观动物园的感受，而此时此刻，他不敢向狗熊证明自己的存在，趴在树根旁边浑身发颤。好在狗熊对他不屑一顾，慢悠悠地朝密林深处走了。

逃过一劫的柏瑜继续朝前走，他走的姿势失去了平日的尊严，完全不是走，是爬，边爬边用手触摸地面。如果摸到硬实点的地面，那便是路了。后来他总结出一条：“路不仅仅是人用脚踩出来的，路还是人用手摸出来的。”

柏瑜在用手摸出来的路上爬行了很久，从半夜一直爬到天亮。那一路上，他的一只手里始终紧紧握着砍刀，高度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因为不断有眼睛亮亮的动物跟随他的左右。他没有遭受攻击，大概是动物们从没见过像他这样手持砍刀爬行于地面的人，感到既奇怪又畏惧，因此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过了“二道桥”，前面就是筑路2分队的驻地了。在那里焦急等候多时的知青们一拥而上，将那个经受一夜惊险与折磨的泥人搀扶到帐篷里。大家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帮他包扎脚上的伤口，他强打起精神，说“我没事，快救那个女知青，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一个姑娘了，真的很久都没见过了……”

他说着，便用布满伤口的手哆哆嗦嗦地从衣兜里掏出药品，交给了医生。大家看到，躺在床上的余晓琳已是泪水涟涟，她虽然病得说不出话来，但从她一张一合的口型可以看出，她在感激地叫着“活雷锋”、“活雷锋”……

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都在感谢柏瑜救了余晓琳的命。柏瑜真诚地说：“不是我，是医生。”

几十年后的战友聚会时，余晓琳一见面就抱着柏瑜哭，她至今坚持认为是柏瑜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但柏瑜仍然坚持说：“不是我，是医生。我们都应该感谢那个医生。”

筑路队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医生，实际是各分队医务室的卫生员，被知青们统称为“赤脚医生”。那时全国已经热映过一部歌颂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因此，筑路队的几个卫生员对“赤脚医生”这个称呼十分满意，并引以为荣。

范正荣便是“赤脚医生”的其中之一。

1974年，范正荣的哥哥在西藏昌都人民医院当医生，通过这个关系，范正荣被招聘到昌都人民医院药房当了一名临时工。第二年，他便报名参加了墨脱知青筑路队。没过多久，他被调到医务室当卫生员，领导的理由充分且武断：“你在医院里干过。”

范正荣的学历虽然也够得上那个年代的所谓“知识青年”的基本标准，但他的医学知识却是一片空白，临床经验更谈不上，最顶级的医疗技能只是曾经帮医院药房打扫过卫生，还清理过中草药，属于临时工干的杂活，仅此而已。怎么办？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他托人买了许多医学方面的书籍，每天每天，他像一个有着虔诚之心的修炼之人，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帐篷里看书、写笔记，期望着尽快修炼成真正能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

范正荣当年写的日记保存完好，有灰色的塑料封皮，封面印着“体育”二字。这大概是他基于“体育”跟“健康”有密切联系之考虑？

厚厚的一本“体育”，除了记下他在工地上每一次给人看病的细节，更多的是他关于学习的心得体会，以及他内心的那些欢乐与苦闷。

6月15日·星期四·晴

自6月10日从52K开始搬迁，这段时间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新居的安顿是要付出艰辛和代价的，加之搬到62K加80公尺新地址的第二天，就接连4数天的时而阵雨、时而的阴雨连绵（以阵雨为时较长）。新地址一片乱糟糟，出“门”不到20分钟就成了落汤鸡。12日从50K搬来一个女工班，真可说狼狈极了，连同去接她们的同志（在55K转运站），都可说全身湿透，无半点干的，背包也大都打湿，因此，严重干扰和影响安顿就绪。由于暴雨，我们这条通转运站傍河边的一段小路被水淹没，其中要过几条小沟沟，在搬运中男女都有不少人掉进沟沟，险些被洪水送了命。有一个女娃娃通过一段竹林地带时，跌了一跤，还差点将眼珠给穿破。为此事，还忙得我们好几个小伙子冒雨在泥泞山路疾步行军。小蚊虫一天比一天多，大家都可真有些受不了啦，近期各自找门路，男、女中用纱巾包头盛行，好像是实用，其实也是一些想出风头的人赶时髦而已。如果真有纱巾给我，我还难为情，不好意思戴出门的。近期由于条件有限，几乎中断了学习。今天医务室、床铺都已整“好”，学习这件事还得下个恒心坚持下去。

今下午又作（做）了一个干蚂蝗钻进左上胸部的病人的手术，取出干蚂蝗，缝了3针。我设想，今后诸如此类稀奇古怪病种一定会很多的，是件好事情，可以使我学到不少的知识，使业务水平大有提高一步的可能性。

筑路队的病人对于范正荣的业务水平提高是会有帮助的，而那些被炸或被淹的死者，对范正荣的心理和胆量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作为“赤脚医生”，无论是在病人、伤者、和死者面前，都注定要唱主角。

9月24日·星期四·晴

本月15日落水死者，截止今日下午5时半才终于打捞起来，耗工不下一百个，可见难度之大。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死人打交道，真还是有点心悸害怕，但事到临头，还是得硬着头皮，首当其冲。

当其死者被打捞至岸边，20多个小伙子都畏惧远离，还有二、三个人撒腿回跑。洛布师付（傅）异常气愤，顺手抓起石头，向逃跑者掷去，怒骂声把他们给镇住了，不得不俯首贴耳转回。当时不来这一手，真还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往回跑呢。就如此，真正同尸体打交道的还是只有洛布师付（傅）、小黄及我。当时洛布师付（傅）、小黄都显得很慌乱，不知从何着手，反而我到（倒）显得异常的镇静，这可能是唱主角的原因吧。

死者从62K拌水到打捞的地方是65K加800公尺，因沿途乱石的冲撞，加之在河里浸泡了近10天，尸体确实有些不成形，但由于我们3个配合得好，尸体10多分钟就整理就绪，大不了就是将头部包扎好，用死者的床单把整个尸体果（裹）好，再将尸体放在临时所做的担架上。为避气味，将一瓶白酒洒在上面，再用毛毯捆扎上，我们的任务就祘（算）告一段落，接下之事就是20几个小伙子抬尸返回。

公路只能通到64K，有1公里多几乎没有路。水草地、草木丛、乱石地，确实有些难走，大家都感到恼火得很，但由于人多，加之按班编好的组，因此也还祘（算）顺利，在7时半左右抬到了62K。紧接着又是我们紧张的任务，指卫所的朱医生、小郭、还有分队的王光裕、加上我给死者穿衣服，一切就绪已是夜间9时过，总算完成了一项感到不畅快的任务。明天一早就将尸体运至扎木。

被河水淹死的知青不止一个，却有一个女知青死里逃生。她在河水里拼命挣扎呼救，大家奔向河边，无奈洪峰已至，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的身影急速消失，都以为她命丧洪水，不知再过多少天，再用多少人才能打捞起她的尸首，于是全都默立河岸，黯然为她悲痛掉泪。然而她身穿的红色羽绒服竟有点浮力，一路不断将她漂浮出水面，终于被下游方向的墨脱边民发现，并奋不顾生地跳入河中，将这个奄奄一息的红色人儿营救上来。

女知青感激不尽，做出惊人之举——坚决不修墨脱公路了，坚决不期待被招为正式工人了，坚决要以身相许报答恩人，成为当地边民的第一个汉族媳妇，定居在此，生儿育女，直到永远。

对于她的这一举动，知青们不予评价，更不予嘲笑，被理解为“报恩的婚姻，也是一场苦涩的欢乐。”

生活就是这样，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条件如何，让人欢乐的事情总是会有的。气氛较浓的自然是过年过节。范正荣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78年元旦·晴

今天好像老天爷也近人情似的，阳光灿烂，加上春光的映照，大地一片银白色，出门不带（戴）墨镜根本是不行的，这样的天气近期是没有的。昨晚玩得太久了，今晨睡了一个懒觉。看到如此好天气，把几天前换洗的衣服来了个大清洗。有人开玩笑，新年第一天勤快，整个一身（生）都勤快。固然这是唯心的东西，也但愿这一年勤奋攻克业务。通过主观的努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好难的事情。

2月5日·雪

近几日来都在忙于春节的准备工作，去工兵连练习乒乓球，在家劈柴火，理发。今天我同李连长一道，由指挥部组织的所属单位桥工队、二大队一起去工兵连搞拥军活动。到工兵连去后我们张帖（贴）了慰问信、感谢信、致敬信，还在每个帐篷门前帖（贴）了对联。曹书记等还慰问了伤病员。部队的同志十分客气，他们昨天还在指挥部、二大队、我们处搞了爱民活动，帮助打柴火、铲要道的积雪。

在工兵连返回后，我们也写了对联，发给各个工班张帖（贴）。我们帖（贴）了两幅，门外一幅是“毛泽东思想光照全球·华主席掌舵前程似锦”，横联是“喜到人间”。套间一幅是“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横联是“赤胆忠心”。一班的一幅是我编的“根深叶茂栽树人·万紫千红春来早”，横联是“饮水思源”。

明天将是传统佳节30夜了，晚上过了组织生活，就XX盗窃行李卷及分队发生一些盗窃事件，展开了讨论，其中心意思就是要大家提高警惕，注意盗窃事件的线索，以便春节过后整风。

据范正荣回忆，那年春节过得较愉快，他喝到了江津白酒，还吃到了从工兵连弄来的一道好菜：“木耳烧扣肉”。另外有件让人猛然听到后会感到振奋的事——自治区给筑路指挥部来电，内容是为了增强筑路力量，新招了900名知青，他们将于2、3月份跟部队的2个工兵连赶赴工地。自治区还提出了一个如同军令状的要求：“公路务必要在今年内初通到墨脱县城。”

尽管范正荣刚刚喝过江津白酒，但他没有喝醉，脑子还算清醒，他到雪地里冷静思考了一阵，回到帐篷，把他的担忧写在了日记本上：“看来这是不现实的，因雪在不停地下，雪冻有问题，由此而引起的雪崩是不可避免的。但看来推迟一些时间较去年工兵连5月份翻山到这边来是要提前是无疑的，估计到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范正荣不敢将这篇日记示人，也不敢与人讨论，因为这很有可能成为“整风”的罪证材料，有“动摇军心”之嫌而受到批判。然而他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后来果然在4月间，多热拉、多雄拉和嘎隆拉山连续发生特大雪崩，从9K有名的“雪崩沟”一直到50K工地的断面都能遇到雪崩，又一次竟有200多人遭遇雪崩，筑路队几乎倾巢出动，到第二天天亮才将所有被困人员营救出来，冻伤、砸伤一些人，无一人死亡，实乃不幸中的万幸。这印证了范正荣在春节时的担心：“估计到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在范正荣的所有日记里，关于经历雪崩是写的最长的一篇：

4月12日返回50K之行

20来天的大雪才刚停了3天，我们这次过山带队的2大队的崔鹤鸣技术员就通知要返回50K。大家都心虚得很，连大队邓书记都说是否有些冒险啦。

因连日来雪崩不断，15K往年都没有崩过的，今年也在近日的一个夜晚10点左右（因我们在扎木）大崩一次，据说大有山崩地裂之势，冲击波使大队的200来人都遭受到了。在长约700多公尺的路段上，堆积了形状不一、大小不等、像山一样的硕雪，推土机都推了整整一个星期（2台推土机，其中一台还是100马力）。第二天下午我们从扎木上到15K，途径雪崩地带，又一次经历了雪崩对我们的恐吓，幸好是余崩，否则真是性命难保。

今年的雪崩又与往年不一样，往年雪崩大都是大雪过后，经太阳光爆（暴）晒，或大风一吹就得崩，但今年可以说就没有什么规律性，早、午、晚都在崩，故确实有些心惊胆寒。原通知是13日夜晚过，但11日下午临时通知要在夜晚就过，更使人感觉有些措手不及。

晚上10点过，工兵连、二大队过山，住扎木的人员也全来到了15K，决定1点钟正式过山。在12点钟饭后，正1点（也就是12日的终点），我们从15K乘坐汽车出发了。邓书记及大队部一些人员，以及一些熟识的人给我们送行。但坐汽车的好景也不长，不到17K汽车也就不能通行了，只得人手一把电筒（大都是新装的电池）迈腿长驱。

计划夜晚走的目的，在于雪冻好走，不易发生雪崩。但愿望与事实相反，雪陷人得很，加之背上几十斤重的东西，走一会实在感觉乏力。下车后，我所背的物质（蜡烛、书籍、帮带的肉、及其它一些东西）约有40来斤，由大队所派的护送人员帮背走了，我基本上是空手走在大约18K，看李连长背的一桶油，走起来实在恼火吃力，就主动换背，但一换下来，自己就一直背上走到24K。在24K稍休片刻之际，我又看到小向（双全），背的比我背的油桶还重，又主动同他换背。

现在开始打着电筒攀登嘎隆拉垭口了。比较而言，爬嘎隆拉之时，雪还不怎么陷（冻硬了），但在爬上一个冰川冲击岩所形成的一个山梁时，上面的“路”面实在太窄，稍不小心，如跌下左右任意一边，都是够恼火的。跌下左边，也就是我们所爬的嘎隆拉的山角（脚）下;跌下右边，将是冰川所冲击的深约100公尺的峡谷。但就这样小心了又小心，意外的事还是发生了，只听得前面传来有人掉下冰川了，几十只电筒几乎同时都朝冰川沟射去，上面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在呼应，好一阵子才传来隐隐约约低沉、微弱的回音，大家才松了一口粗气。由于大家都身背有物质（资），加之右边的崖几乎是垂直线，也不便下去人，约莫呆了半个小时，上边的人用竹竿将他拉了上来。他就是2大队的一个分队长，叫刘梦川。他自己说是脸上被石头划破了，腰部受伤了，那时正半夜3点过，大家也看不清，还只得自己坚持忍受着疼痛向山上爬行。

这样大家更格外小心了。一路上除了困乏，肩、背肋的酸痛外，到（倒）是没有其它什么。离嘎隆拉还有50来公尺左右的地方，护送人员李剑的电筒失去了光明，本身他的眼睛就近视，加之此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离了电筒真可说是寸步难行，当时我就把他所背的挂包自己挂上，叫他就原地休息，等待护送的人员转来再一起下山。我想他等在那里固然较爬山轻松得多，但干等在那里，还是有些寒风刺骨，够受的。

接近垭口的一段“路”太难走了，爬了好一阵子才爬上顶。虽然垭口顶上寒风凛冽，但自己累得实在不行了，也就顺势倒在雪地上喘着粗气。护送人员即刻返回，我们每个人就得弄两件东西下山。我除了背有40来斤的箱子外，再就是一桶油，真叫我喊天。但垭口顶上不是久留之地，主要危险地带就是下山到“家”这一段，还是只得身背箱子，一只手拖着油桶下山。这边的雪更陷，真是迈一步都是吃力的，有些地方还只得滑雪。由于自己屁股上有一个小疮，滑雪真有些疼痛难忍，只得半边屁股触地滑雪。途径一段雪崩地带，油桶也不能拖了，只得将它背在背上。又累又饿的情况下，身背80来斤重物，确实有些够呛，走起来腿都有些打闪，但还是得硬着头皮，艰难的一步一步地行走。时而抱着油桶，时而又背上……

50K渐渐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俗话说，“看得见，走得哭”，真不假。此时又累又饿，全身没有半点力气，但强烈的太阳光又逼得我不得不挪动着沉重的脚步。当时我心想的是这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这个苦头啊！我心想离“家”近在咫尺，莫非还要被雪吞没了生命不成？此时我多么地盼望有一救世主来拯救我呵！望呵！盼呵！没有。没有。我开始呼救了。我拼着全身力气向山下猛喊，但无效，声音太微弱了。但就在离山角（脚）还有5、60公尺，横过一条水沟之时，系在油桶上的绳子断了，油桶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狂奔起来，渐渐地无影无踪了。我真是痛木了，东瞧西盯，看见峡谷里有一滩在雪上面的汽油痕迹，我更木了，呆了。从17K自己一直背到24K，又从嘎隆拉一直拖啊，背啊，眼看要到住地，确（却）报销了，叫我怎么不心倦意乱呢？

有3名几乎是同行的藏族同胞（民工），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情，也纷纷用半生拉熟的汉语劝我，“不要再枉费心思了，快走。”我也无奈，只得依从。此时走一步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山下来人接应了，但听呼喊声是藏族人，我心想，如来人多的话，我决心要厚着脸皮恳求帮个忙。但更失望了，他们只来了3个人，只能接应他们自己的人。我吃力地走啊，走啊……离山角（脚）还有10来公尺时，看见黄玉学、高连平来接应我了，我简直高兴昏了，老远就躺下了，等待他们到来。

啊，我终于到“家”了。

4月12日的返50K之行，真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记忆啊！深信，它将激励着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敢奔向前方。

的确，从这以后，无论工地上有什么艰难险阻，范正荣都真正做到了“勇敢奔向前方”去救治伤病员。但有一次他还是“失手”了，没能救活那个名叫鲁满林的知青。

一天晚饭后，指挥部派人送来一部电影，片名是《苦恼人的笑》。由于在知情驻地看电影的机会甚少，知青们闻讯后欢呼雀跃，纷纷拥到坝子里抢占有利位置。代德荣招呼鲁满林赶紧跟他一起走，鲁满林显得无精打采，说：“你先去吧，我打点开水，想早点回去休息一下。”代德荣没有在意，匆忙赶到坝子里，放眼一看，天哪，哪有什么有利位置，完全没位置，所有人都立在湿漉漉的草皮上，有的位置还有数个积了雨水的泥水坑，他们的靴子和裤脚都被打湿了也全然不顾，一个个翘首引颈地看着银幕。

等急了，就互相埋怨互相问“怎么还不开始放呢？”“放映员嫌我们的秩序不好？”“会不会要我们重新排队入场？……

“不是。不是的，是喇叭坏了。”放映员抱歉地告诉大家，“喇叭是修不好了，只能放哑巴电影，你们怎么看？”

“要得——”

这个无比热情的集体喊叫声像一片激浪似地扩散开去，传向远山。

放映员感动了：“那……那就只好委屈你们了。”

没人委屈。都在笑。大家看到电影里的“苦恼人”也在笑，只是听不见他的笑声，也听不见说话声，任何声音都听不见，唯有知青们的笑声不断。笑什么？为什么笑？知青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代德荣也在笑，但当他从坝子上回到帐篷里，顿时不笑了，其他的知青也都不笑了——鲁满林躺在床上不停抽搐，代德荣赶忙叫来卫生员。可是，鲁满林的体温已经无法测出，因为体温计的刻度表都顶满了。卫生员给他输液也输不进去，用了能用的所有抢救措施都无济于事。战友们听不清鲁满林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句话是伴着他的一阵喷射性呕吐说出来的。经指挥部的医生诊断，病因是“森林性脑炎”。

今天，代德荣告诉我，那天晚上工地上放的那部“哑巴电影”，他到现在也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但他从那以后没有再看过那部电影，也根本不愿看，因为只要有谁一提起《苦恼人的笑》，他便会想起鲁满林，心里挺难受。

在战友聚会的会场上，代德荣作为组织者之一，他能做的，就是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真诚邀请鲁满林的灵魂与战友们共饮……

作为当年参加过抢救鲁满林的范正荣，他心里感到很内疚，但战友们并没责怪他半句，都说他尽了自己的全力了。那样的急发病情，那样的简陋条件，医术再高明的医生恐怕也回天无术。

心情沉重的范正荣没说过多的话，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什么事，首先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从而战胜自己。他在一篇日记里只写了一句话：“自己不能战胜自己，就谈不上有所作为。”

在范正荣的心里，“有所作为”的最高标准是共产党员的八条标准。于是，他在帐篷里的蜡烛光照下，郑重地写了入党申请书。

10月30日·星期二·晴

今天我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的心情是够激动的了。从今天起，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党员的八条标准来约束自己。在申请书中，把砖（钻）研业务作为自己要求进步的条件，我认为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认准这个目标，坚持不懈地坚持（？），有的放矢地学习。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不精通业务，没有专一的特长及技术，空谈革命，可以说是无稽之谈。学习。学习就是要有实际收效。真正学习一点东西，的确要划（花）功夫，踏实、认真地把自己同所要掌握的知识熔合在一起。贪图一点肤浅表面的东西而为满足，是幼稚可笑的。

在工作中要认真、踏实、兢兢业业。

对同志要满腔热忱、全心全意。

对待业务技术方面，力求弄懂，砖（钻）通所以然。

以实际行动，向这个崇高的目标奋斗吧。

经过刻苦学习和不断实践，范正荣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他又去扎木医院、泸州医学院等单位，虚心向老医生请教，回到工地上便一边实践一边总结，就连一些援藏医疗队的医生看了他在帐篷里实施的手术也赞不绝口。

尽管范正荣在筑路队里属医术拔尖的骨干医生，但也有一点欠缺：妇科不是他的强项。他没有妇科病方面的临床经验，因为筑路队里的女知青一般都不找他看病，而是找另外一个女卫生员。

那个女卫生员名叫李莉。

李莉的父亲李军明曾是黄埔军校第23期毕业学员。由于这个投诚起义的国民党青年军官是个有理想、有知识的才子，在50年代初期被选为援藏干部，调到西藏大修厂当生产技术科科长。

李科长的业务能力很强，但他的个人历史“污点”却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每逢政治运动，他都会成为厂里第一个挨批斗的活靶子。当然，全厂上下的人都心知肚明，这只是“形势的需要”，走走过场是必须的，批斗完后他照样是技术科科长。

不料，技术科科长这个职务对他的个人命运并无多大益处，反而使他的处境变得更糟。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了，他作为一名资深的“老运动员”，理所当然地再次被揪到前台，垂首躬腰倾听革命造反派“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愤怒口号。

李莉不愤怒，她还不谙事，因为那年她年仅9岁，一直跟着她的四姑在成都居住。对于父亲遭遇的事情，四姑怕她的思想受到刺激，从不对她讲。过了几年，李莉开始想念父亲了。非常想。但她想念父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她自己。自己的前途到底在哪里？难道那个作为技术科科长的人对自己女儿毫无感情？不行，必须想办法亲自到拉萨去找父亲，当面问问他，一定要问问他……

不等李莉去拉萨，父亲和母亲就从拉萨回来了。父亲刚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没有官复原职，内调到昌都运输公司成都簇桥运输站当副站长。父女俩有许多话要说，却千头万绪，无从说起。李莉对自己的前途不再抱任何奢望，她不想对父亲的遭遇刨根究底了，也不想上学了，她想早点离开这个家去参加工作。

工作？你的年纪太小，唉……

父亲的叹息声像沉重的磨盘碾过李莉的心，但这反而使她想参加工作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父亲只好答应，并且给她指了一条“参加工作”的路——“墨脱知青筑路队”。

对于墨脱，李莉一无所知。父亲告诉她，那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修通这条路的意义非同一般。

其实，称“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此断言在当时并不十分确当。在当时，上海的崇明县，浙江的玉环县，广东的西沙县，与外部暂无公路相连，而“内部与外部暂不通车的县只有墨脱县”的说法最为准确。

但不管怎样，李莉都没有犹豫，她深信，她将去的是个很艰苦的地方，她将参加的是个很光荣的工作。于是，她和一个叫崔雅琴的姑娘，信心百倍地向西藏扎木去了。

那是1975年10月，李莉还差两个月才满16岁。还算顺利，她被录取，分配到知青筑路队二大队二分队。报到当天，她就去驻地几公里外的队部开会。从队部到工地住宿的帐篷，往返都要穿越4公里的原始森林，脚下是深厚而湿滑的腐叶，李莉一路上不停地摔倒，每摔倒一次，她就感到父亲的声音在她耳边滑过一次，她的嘴边露出浅浅的微笑：修通这条路的意义果真是非同一般呀，但不知到那时我会摔倒多少次……

具体摔倒了多少次，李莉和她的同伴们谁也说不清，只有一点能说清，她在这里干了2年零3个月。

李莉最初干的活和男知青一样，挖炮眼、埋炸药、爆破之后清理土石方。刚刚干了一个月，她就目睹了一场事故惨剧。一大队放炮开山没有响，知青前去查看时突然爆炸，死了4名队员。此后一天，她所在的2大队伐木也压死了一人。她回忆说：“那场景太悲惨了。他们的尸体放在担架上被抬下山，身上还盖着他们自己的被罩。才十多岁的年龄，刚刚离开父母。我看了又难受，又害怕。”

后来，李莉被调到了医务室当卫生员，最近距离接触了死亡。“知青被炸死后，我们就用平时洗脸洗菜的盆子盛水，给他们清洗尸体，把四分五裂的躯干拼在一起缝合。我当时年轻，在现场一点不怕，可一旦离开，就再不敢回到帐篷里了。之后我们还用同一个盆子到河边洗菜洗衣服。”尸体运不出山，就在当地掩埋。后来还有一个工班全都被雪崩掩埋，李莉说：“我们不敢用十字镐挖，大家用手去刨，手全冻坏了。”

李莉毕竟只读完初二，文化有限，医疗知识几乎没有，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于是她托人买了很多医学书籍，并且虚心向其他卫生员讨教。有一次，有个知青的盲肠发炎，痛得死去活来。由于指挥部医务室的驻地太远，医生一时赶不过来，大家只好找了当地的一个赤脚医生来救急。没有麻药，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当麻药。当那个知青的肚皮被手术刀划开之后，他痛得呼天喊地，几近昏迷。然而，令人瞠目的手术还在继续，满头大汗的赤脚医生细致翻遍病人的每一节肠子，却找不到盲肠长在何处，只得使用最后一招：将所有肠子送回肚内，缝合好后等待指挥部的医生前来重做手术。

很多知青都还记得，那个赤脚医生是急急忙忙抓起药箱，带着一种难堪的道别表情离开了那顶发白的大帐篷。那情景对李莉是个刺激，她在以后更加认真地学习医疗技术。可是，亲眼目睹了那场手术的知青受的刺激更大，他们从此再也不找赤脚医生给自己看病了。

李莉的主要工作是每天去工地巡诊。上面规定，卫生员必须每天去工地巡诊一次。但李莉坚持每天去工地三次。从24K宿营地到垭口工地有3公里，仅按此计算，李莉每天就要背着药箱，拎着氧气袋在那条山路上来回走18公里。

那一年，江苏省援藏医疗队到知青筑路队巡诊，有个叫张浩的医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他看了筑路队的医务室后，感慨万分地对李莉说：“你们的医疗条件比朝鲜战场上的还差，我们那时候也没你们现在这样艰苦。”

艰苦的生活不断增强李莉对父亲说的那句话的理解：“修通这条路的意义非同一般”，这就说明，越是艰苦，越是光荣。凡是到这里来工作的人，哪怕只工作一天，他也会感到光荣的。

但是，李莉的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正确。有一天，她跟另外几个知青接到任务，护送一个30多岁的援藏技术员到工地去察看工程质量。领导交代，万一技术员由于高山缺氧而晕倒，一定要及时给他输氧。

去13K工地的一路上，技术员没有感到缺氧，也没有感到“光荣”，只感到害怕。在经过一段只有身体紧贴岩石才能通过的路段上，技术员吓呆了。他在身前身后都有人保护的情况下也不敢走，越有人鼓励就越不敢挪步，最后竟然哭着倒退回来。

知青们不能理解：这条路我们每天都要走的，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被吓成这样？光荣吗？

李莉也被吓着过，并且差点被吓疯。

有一天夜里，李莉一个人住在24K医务室，她突然听见一阵像是有人在用刀划帐篷的声音，这声音时断时续，但她不敢出去看，慌忙把一个装了物品的小平板车推到门前，紧紧抵住。一直等到外面没有动静了，她才悄悄安心地合衣躺到床上睡觉。

到了半夜，大概是由于刚才紧张过度，她感到胃痛，于是翻身下床去找药。还没找到药，却见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怪物形象，她吓得“妈呀”一声歇斯底里地大叫，瘫倒在地。等她清醒过来才发现，那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的那个形象并非什么怪物，而是她自己的那张骇怕得扭曲开来的脸。她终于长出一口气，从地上爬起来，承认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不太光荣。但她认为，这总比那个被吓哭的技术员要光荣一点。

让李莉还感到光荣的一点就是她手中有一点点权利——每个卫生员都有权给知青开“病假条”。

为此，有的知青很感激像她和范正荣这样“好说话”的卫生员。不过，李莉和范正荣的“面子”也不是处处闪金光的。在他们的战友聚会时，有些知青告诉我，他们拿着病假条去请假，有的领导有时显得很不高兴，很不给面子，看也不看就当面给撕掉了。不会是装病吧？带病坚持出工吧。

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知青们现在给我讲这些，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只能对他们说：“带病坚持出工的意义非同一般，光荣又光荣。”

“能够帮助战友，也是一种光荣。”李莉这样对我说。

李莉是个热情的姑娘，她总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给每个知青帮忙。尤其是对女知青。

有一个女知青未婚怀孕了，但她自己毫无觉察，只是感觉肚子痛。李莉给她做了检查后，确认她是怀孕了。这对一个未婚女知青的心里具有说不清的恐惧，因为筑路队有规定，施工期间不准谈恋爱，否则被开除。怀孕显然比谈恋爱的性质更为严重。女知青把李莉当成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向李莉敞开心扉讲她隐秘而朦胧的恋爱经历，并央求李莉想办法帮帮她。

李莉能理解这个女知青的心情，她鼓起勇气，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妇科医生那样，用自己温暖的手，强有力地握住女知青冰凉的手，承诺为女知青做一次有效的引产手术，并且保守此秘密。

凭着从书本上学到的妇科病知识，李莉大着胆子给女知青使用了催产素。她完全没有料想到潜藏在女知青身上的危险——女知青为了尽快减轻痛苦，自己调快了液体的滴速，几个小时后，怀着胎儿的子宫满含怨气地从女知青的下身掉出来了，并造成子宫颈撕裂。眼看这个手术就要一败涂地，但李莉不能表现出惊慌失措，她迅速用医疗器械把子宫清刮干净，然后将子宫缝合好，小心翼翼地送回到女知青体内。

引产手术终于成功了，又惊又怕的李莉却病倒了，被送往驻地军队第4医院。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回想引产手术中的每一个细节，担心那个女知青会不会有后遗症：“不知道那个女知青将来还会不会再怀上孩子？”

直到今天，李莉还时常想到那个充满惊险的引产手术，想到那个由她亲手缝合的无辜的子宫。是啊，子宫，子宫，孩子的宫殿。但愿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能从那个布满伤痕的宫殿里走出来，健康成长，并且在某一天，像王子一般到他母亲曾经修筑过的那条路上巡视一番……

李莉在默默祝愿。

“墨脱知青筑路队”的所有知青都在默默祝愿……

女知青一般都找女卫生员看病和写病假条，这倒不是由于女卫生员的医术有多么精湛，态度有多么和蔼可亲，而是因为女知青有时会被一种不是病的“病”所困扰，就连那些被誉为“铁姑娘”或者“女中豪杰”的姑娘也难逃此“病”。那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生理现象——例假。尤其是长时间在潮湿的区域干活，来了“例假”的姑娘们更是苦不堪言。

在过了垭口四道回头弯，下至半山占地36K，有大小5个湖潭。往下至45K反复11个回头弯道，有3处穿越于湖口瀑布之下，途径此路段需穿越好几个水帘洞。再往前便是连绵不断的曲折弯道，延伸到湿热的雨林深谷。全路穿过120公里的无人区，地形复杂，险山恶水，阴雨潮湿。

对于36K的“潮湿”的回忆，每个女知青都刻骨铭心地难忘。伍琼告诉我，1975年，她在扎木县上初中，年仅16岁，父母都在扎木机械厂工作，她是找父母闹着要去参加知青筑路队的。在修路过程中，刚开始她还能咬牙坚持，但是当工地前移到36K时，她就真的感到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由于受地形地势的限制，宿营地所有的帐篷只能搭在一条小河上，河水是从多热拉和嘎隆拉的两座大冰川融化而来，因此尽管是在夏季，河水还是冰凉彻骨。知青们在河面上用数根木棒排列搭设成“屋内地面”，再用数根木棒排列搭建成“通铺床位”。每天早晨起来，放在“床”下的胶鞋都能拧出水。用知青们的话说，“坐在床上吃完饭，不用下床就把碗洗了。”

伍琼说，很多知青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但这还能克服，可以找卫生员拿点膏药之类的贴贴，最不能克服的就是女知青来“例假”，想用几张草纸都很难找到，卫生巾更没有，这不在卫生员的职权范围之内。草纸成了奢侈品，这可苦了女知青。大队领导体察民情，做出具有人性化的规定：女知青在“例假”期间，凡是有卫生员开的病假条，都可以休假3天。

可是，好景不长，有的女知青的“例假”偏偏出现了“无规律”，有点乱了，一月要出现好几次。领导眼看给各班分配的施工任务不能按时完成，也不便明察细问，急眼了，干脆“一刀切”，重新规定：“例假”不“例假”的都没有休假了，病假条上凡有“例假”二字的，一律作废。

伍琼跟其他女知青一样，正值青春发育期，不可避免的“例假”不时让她情绪低落。一天夜里，她去离帐篷有一段距离的厕所。四周漆黑一片，只见远处坟包上的磷火冉冉而起，升入黑暗中。她吓得进退不能，但她必须要去处理“例假”，于是硬着头皮往前走。不料，厕所四周的地面已经结了冰，她只能像滑冰运动员那样滑过去，一连摔了好几跤才进入厕所。

过了一会儿，又有女知青要上厕所，但一时不敢贸然过去，因为她们看到，有一个恐怖的阴影在厕所那里闪现——那是伍琼，她是东倒西歪从厕所往回走的。

回到帐篷里，她想给父母写信诉诉苦，说自己后悔不该来这里。但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动笔。她怕父母回信说她：“当初不是你自己死活闹着要去的吗？”这么想着想着，她再也忍不住了，蒙在被子里哭了很久。

不管哭了多久，第二天照样上工地干活。姑娘们说，他们每天出发的时候，身上都会带一块馒头，冻得硬梆梆，饿了就刨开雪就着馒头吃。返回山口时，因为身上没有东西了，每个人就把包装TNT炸药的油纸捆在腰上，坐在雪坡上往下滑。每天往返一趟，来回30公里。这对于来了“例假”的女知青来说，非常难受且难堪。她们不仅背部被磨破了皮，手臂被磨裂了口，下身被磨得更不用提了，唯一能遮挡“难言之隐”的就是沾在裤子上的泥水和雪水……

有个画报社的记者曾来采访过女知青，称她们是“三水姑娘”，意思是“汗水、泪水、雨水姑娘”。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水”，那就是“血水”。李莉无奈地告诉我：“很多姑娘在那儿都得了妇科病，但当时没什么好点的药，最好的药就是配发给医务室的几小瓶人参精，没多大疗效，女知青只能靠自身的抵抗力，再加上运气。”

有个叫杨喜全的女知青就很有运气，她由于下身大出血而休克，经过指挥部医生的一番紧张的长时间抢救，仍然没有苏醒过来，最后停止了呼吸，输液的液体也无法输进她的体内。到此，医生放弃了继续抢救，商量后决定，等吃完晚饭以后再来收拾尸体。不料，李莉和医生吃完晚饭返回医务室时，令人不敢相信的奇迹发生了，杨喜全居然有了呼吸。一看输液管，液体正在一滴一滴地滴落……李莉激动地连声说道：“幸好没有拔输液管，幸好……运气，真是运气好……”

为了表达歉意，李莉特意给这个死而复活的女知青发了一瓶5毫升装的人参精。这是病人在这里能得到的最高待遇。

据说人参精具有滋补身体，恢复元气之功效，但对于知青身体上的伤病却作用不大，对于知青心灵上的伤痛更不起任何作用。

被称作“女中豪杰”的李昌能从来没有享受过人参精，她在潮湿的帐篷里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腿上皮肤生满了铜钱状的紫色斑痕，被送往扎木人民医院医治。

照理说，李昌能完全可以住在医院里安心疗养一段时间，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一瓶人参精。但她按捺不住，因为“大战垭口一百天”的爆破声已经响起，作为班长，作为爆破能手，她必须冲锋在前，必须到工地上跟伙伴们并肩战斗。为此，她坚决要求出院。可是，她在工地上只干了一天就再次病倒，又被送回到医院，

领导看李昌能的身体状况太差，干起活来又那么拼命，于是想照顾她，安排她到后勤部门去种蔬菜，并问她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她。领导很奇怪，李昌能说她不需要照顾，仍然坚持要上工地。领导摇头：“没见过这么傻的姑娘。”

其实，整个知青筑路队没有一个人知道李昌能真实的心思。她的内心十分痛苦，她需要一剂人参精，需要一剂真正可以让人的心灵恢复元气的人参精。可是这个世上很难找到这种人参精，那么，干活、干活，像拼命三郎那样置自己生命而不顾地干活，这就是她所能得到的人参精。她需要。太需要。实在是出于无奈。

李昌能的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发配到一个采石场工作。从李昌能记事的那天起，父亲的问题就成了她沉重的思想包袱。当她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以后，她仍坚持学习，期望有一天能被某单位招工回城，或是被某所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无论她怎样努力学习，努力表现，努力争取，所有的机会还是跟她无缘，所有的理想都成为泡影。原因只有一个：她父亲的问题。

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里，有一支激情昂扬的歌曲，时不时地就会在全国的各个大街小巷里唱响：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

就滚他妈的蛋！

滚！滚！滚！

就滚他妈的蛋！

这个口号式的响亮歌声时常刺激着李昌能的每一根神经，使她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像一口滚烫的大油锅，无时不在煎熬她痛苦的心灵。她想“站过来”，可是不知道应该往哪儿站，怎样站。如果只能选择“滚他妈的蛋”，她又不知道应该往哪儿滚，怎样滚。她像一只迷途的鸟儿在黑夜中努力飞行，却被暴风雨打湿了双翅而跌落在地。无尽的忧伤耗尽了她为个人前途而努力的力量，但仿佛意志还在驱使她不断前进。

1975年，她从远在林芝七一农场的表姐那里得到消息，墨脱知青筑路队正在招工，她又一次鼓起勇气，前去报名。因为，她把自己所了解到的墨脱想象成了人间净土，在那里，绝对听不到刺激她神经的任何一首歌。这就足够了。足够足够了。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她将在修筑墨脱公路的艰苦施工中寻求心灵庇护。

“政治审查”是筑路队招收知青的其中一项工作，而此项工作并不特别认真，不会专门派人搞外调之类，只以个人填的报名表中的内容为准。不过，一旦发现哪个知情的“政治面貌”有问题，便会被立即开除。在招收知青之初，西藏交通厅厅长汤化成就明确讲过：“川藏公路是由老一代交通人修筑的，而墨脱公路应该由他们的子女来接班。”当然，这只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红色设想”，根据实际情况，仅靠老一代交通人的子女来修筑墨脱公路显然人力不够，还是要招收一些“政治面貌”无问题的知青才行。

李昌能在报名填表的时候，表格中的“父亲所在单位”这一栏格外刺她的眼目，心里猛然一惊，但她心一横，决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诚实填写招工和报考院校的表格了。她脸上的表情镇定，手也不颤抖，飞快写下“采石场”，父亲的其他情况一概省去。

顺利通过。李昌能被筑路队录取了。

她去报到的第一天，不禁被宿营地周边的自然美景所感染，像进入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她觉得有点算是已经“站过来”的意思了。但是到了晚上，她躺在帐篷里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而远处的涧水轰轰作响，似乎是在提醒她：“即使到了理想的美好世界，个人的不幸也不见得幸免。”她想到了还在那个偏远的采石场劳作的父亲，没有谁能为父亲分担一点精神上的压力，如今，女儿也选择了注定要跟山石打交道的工作，难道这就是我今世的命？她想着想着便哭了起来，每个晚上都在哭，一连哭了整整7个晚上。

同伴安慰她：“我刚来的时候也哭过，但不像你哭这么多天，你慢慢就会习惯了。”

这不完全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但她不想解释，也不能解释。如果解释，就得以自己的前途为代价。在这里，可能没有谁会理解这一点。她不再哭了，她渴望上工地，渴望在艰辛的劳作中忘掉所有烦心的事。同伴们看到，只要一到工地，她便有说有笑，比男知青还下力气地干活，她的那双哭成核桃状的眼睛渐渐恢复正常，闪现出热情而生动的光亮。哦，原来她长的模样挺漂亮嘛。

她们班是第一个上多热拉山的女子班。刚一上山，就有个叫蒋茂林的男知青从胸腔深处吸口气：“我有一年没见过女的了。”

蒋茂林很注意观察李昌能，他对这个姑娘拼命干活的情景印象深刻，感到十分吃惊和不太理解：“没这个必要吧。想入团入党？想当官？最好还是悠着点，别伤了身子。”

一天，一贯悠着点干活的蒋茂林还是受了伤。那是在伐木的时候被一棵倒下的树木砸伤。好在他的身体下方有个小坑，树木压住了他的一条腿。伤好以后，领导考虑他不能再干重体力活，他又是“老三届”知青，英语好，还会拉手风琴和小提琴，于是把他安排到宣传队当副队长。

蒋茂林有了用武之地，除了排练和演出节目，还经常被派往扎木林场子弟校去讲课，以增进友邻单位的关系。成为“教师”的蒋茂林很令人羡慕，有的知青就叫他“教父”。但李昌能并不羡慕他，甚至有些反感他。受了伤的人就可以安排好工作？简直没意思。

李昌能没有受伤，只是风湿性关节炎致使她的腿部经常肿胀，但她是凭着自己的吃苦精神当上的班长。后来她当了食堂管理员，知青们仍然叫她“李班长”，有的还叫她“李大哥”。

蒋茂林除了对李班长的敬重之外，还渐渐生了一种爱慕之情。他总感觉李昌能心里有某些东西跟自己很相似，但具体是什么东西，他一时还说不清楚。他通过细心观察发现，在平时，李昌能总是在腰上紧扎一根绳子，像个壮劳力的男人似的东奔西忙，一边干活还一边跟同伴打趣逗乐，俨然乐观派人物，可是一到休息日，她就会独自到僻静处去冥想心事。这情形跟蒋茂林很相似，他平时拉手风琴和小提琴给知青们听，不仅唱歌还跳舞，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艺的乐观派人物。然而，大家忽视了一个情况，蒋茂林从不对别人多说一句话，尤其是关于自己的家庭情况。他也会经常独自到僻静处冥想心事，虽然不像李昌能那样默默流泪，但他心里却积满了泪水。

蒋茂林的父亲曾是国民党部队的汽车驾驶员，在武汉解放前夕被解放军俘获。由于他父亲的驾驶技术好，被解放军某部首长看中，再三动员他留下来当汽车教练。这位首长很讲究策略，友善而严肃地跟他讲：“如果你不愿意留下来，我们给你发路费，你可以回家。如果你能教会我们几个战士开车，你随便想上哪儿都行。不过，你最好还是留下来，到时候给你多发些路费，你想去多远的地方都不用发愁。”他留下来了，教会开车的战士不是几个，而是上百个。这下总可以走了吧？首长点头：“当然，你可以走了。”但不是发路费回家，而是被调往比他的家乡更遥远的地方——西藏。

他被安排到西藏总工会开车，单位上的人都喜欢乘坐他开的车外出，对他的开车技术赞不绝口。不幸的是，他在一片赞扬声中还是出了差错，造成一起严重的车祸。上面追查下来，“此人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司机，要严查重办，新账老账一起算。”处理结果是被判无期徒刑。有关领导和单位同事觉得他太冤枉，处理得也太重，经过多方做工作，他终于在扎木第二监狱服刑9年零8个月之后被释放，并得到了一纸平反错案通知书，获得1万3千元的经济补偿（其中2千多元作为服刑期间的伙食费结算给监狱）。

这对于蒋茂林，尽管父亲已经平反恢复了工作，而且他们家在一夜之间成了在那个年代为数甚少的“万元户”，但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在那

9年零8个月的日子里，全家人是怎样熬过来的情形，早已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里，无法抹去。他不愿意回想，却偏偏身不由己地要去无人之处不断回想……

一个念头在蒋茂林的脑海中闪过：“李昌能会不会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这个念头不太明确，但十分强烈。他不能直接向李昌能询问，以免伤害到她。怎么办？最后，他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写情书，叫一个跟自己要好的“小兄弟”传递给她。一定要让她知道，在这里，有一个最能理解她内心世界的人，有一个最爱她也最想保护她的人在时刻关心着她。

从这时开始，蒋茂林观察李昌能的眼神更加深沉，更加敏锐。一天，他看到李昌能又去了无人之处，又在默默流泪。机会来了。他悄悄来到一棵大树后面，尽量让自己呯跳的心平静一点，然后倾注充满炽爱的全部感情拉起了小提琴。是的，他只爱一个人，只为那一个人而如痴如醉地弹“琴”说爱。

悠扬动听的旋律伴着鸟儿惊喜的鸣叫，伴着浓绿遮映的山间流水，在山林中构成一种原始而神秘的爱恋氛围。可是，李昌能的感受却大不一样，她只感到惊恐不安，甚至感到恼怒。因为她心里是很清醒的，明白蒋茂林的真正用意，她认为小提琴发出的声音不仅是将她拉向道德深渊的诱饵，还莫名其妙地破坏了她此时的心情。不错，她刚才的确是在这儿默默地流泪了，但刚才的流泪与过去不同，既不是为父亲，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前些日子死在山上的那个年轻伙伴——江苏人，名叫曹俊英。那天，她背着蔬菜翻越多热拉，静静地坐在冰凉的岩石上死去了。李昌能不能不为她惋惜，不能不为她难过。

李昌能至今还记得曹俊英的模样，她对我说：“曹俊英是累死的，活活累死的，她才18岁……”

我在听她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蒋茂林也在旁边，他为此感到十分歉意，因为他当时完全不知道李昌能是为何事而难过，所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李昌能的行动。这个自作多情的人仍然坚持写情书，并且情书也传递到了李昌能的手里。一等再等，音讯全无。更让蒋茂林感到狼狈的是，李昌能从此再不跟他说一句话，也不回应他的碰面招呼，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无奈之下，这场煎熬人的“单相思”恋爱只得告一段落。

过了一段时间，李昌能当了食堂管理员，独住一间小工棚。蒋茂林经常有意从那里路过，他每每看到那间小工棚，总感觉有一种隐而不露的力量把自己和李昌能联系到了一起。过去看到那间小工棚怎么没有这感觉呢？哦，也许这就是所谓爱情的力量。

不过，无论爱情的力量有多大，蒋茂林都始终不敢进入那间小工棚。越不敢进入就越想进入。他想起曾经读过的一本书《警世通言》，里面有句妙语：“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

对呀，只要大胆，天下都去得，那间工棚还有什么去不得？

一天，夜晚的寂静笼罩着山林，也笼罩着温和的圣洁。蒋茂林拿着饭折子（知青在食堂吃饭时，需管理员在饭折子上打勾，以此结算后在工资里扣除），蹑手蹑脚地来到那间小工棚跟前。他陶醉而紧张地站在那里，把之前想好要说的话默念了几遍，然后肃然敬畏地叩响了那扇他早就想要叩响的小门：

“李班长。李班长……”

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温柔，尽量使叩门的动作接近一种亲热的爱抚。然而，李昌能感觉他的手已经伸到了她的脸上，她急忙凭空打开那只令她脸发烫的无形的手，“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没好气地朝门外说：

“是小蒋吗？半夜三更的，你想干什么？”

“我……找你划一下饭折子。”

“等明天吧。”

“明天？我……”

“再不走我就喊了啊。”

“别喊，我走，走了啊。”

蒋茂林是带着他馈赠爱情的愉快心情来的，却拖着他狼狈而逃的身影迅速消失在黑夜中。尽管这场精心准备的求婚仪式宣告失败，但蒋茂林以为这并不算彻底失败。待他稳住神后，开始细细琢磨她的话：“等明天吧。”是的，她是说了这句话的。这恰恰说明，她并没有真正拒绝我对她表达的最神圣的爱情。

这时候的李昌能根本不需要爱情，她甚至惧怕爱情。知青筑路队有明确规定，男女之间不准谈恋爱。为此，大队领导还来了一次“杀鸡给猴看”的严厉处理——那个男知青叫魏世信，女知青叫付建琼，他俩的恋情已经升华成“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境地，于是迫不及待地到树林里选定了一颗覆满绿苔的古树，用树枝、木棍、塑料布、雨衣等东西在树杈上搭建起一个像模像样的棚子，又用皮大衣、毛毯、棉褥等物品铺就成新床，两人便在这超脱于筑路生活之上也超脱于地面活动之上的“新房”里，度过了甜蜜的整整一个星期。但最终被邓书记双双捉回到地面，开了批斗大会，宣布将这二人从知青筑路队开除。

这个事情对于所有的男女知青都是一个严厉警告，有的正在偷偷谈恋爱的知青也像是受到了惩罚性的打击。本来心里就埋藏痛苦的李昌能不想在筑路队里谈恋爱，她承受不了有新的痛苦再埋进她的心里。

但蒋茂林没有死心，他相信幸福就高悬在黑暗之上，只要有耐心，总会等到光彩夺目的幸福霞光。他想跟她并肩挽臂，共同承担残酷生活中的一切不幸。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写情书。李昌能看也不看，边说“肉麻”边将情书撕碎扔掉。

每天每天，蒋茂林仍然凭着“等明天吧”这句好像有点许诺意味的话，凭着他固执想象的“明天”，在心中汇聚着那些可以写在情书上面的词句。

明天，明天……

蒋茂林等到的“明天”是在两年之后，他被招为扎木林场子弟校的正式教师。这就意味着，他从现在起，已经有了可以名正言顺谈恋爱的资格。这天，他有意从李昌能的跟前路过，两只脚以强有力的踩踏形式向前移动，试图引起李昌能的注意。李昌能其实已经看见他了，但并不正眼看他，只是坐在板凳上，低头装作看手里的报纸。他走过来，走过去;再走过去，再走过来……感觉不对了——李昌能始终不抬头，她手里的那张报纸像是一本长篇巨著，那要看多久才能看得完？他到底忍不住了，在她跟前站住了脚，故作镇静地招呼道：“李班长，在看报纸啊？”

李昌能还是没有抬头，也不搭话，一动不动，羞怯而紧张的眼睛直盯报纸，那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十分罕见，令蒋茂林尴尬不已，只好摇头叹气地走了。

这一幕被薛翠英看见了，她也在摇头叹气，赶上前去埋怨李昌能：“他追你追得那么苦，你再怎么也该回他一句话嘛。看他那个样子，也太造孽了。”薛翠英还列举了蒋茂林的很多众所周知的优点和才艺，并用“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之类的道理来劝导李昌能。

然而，李昌能没有被打动。任何关于爱情的道理对她来说都没有道理。不管是情书上写的甜言蜜语还是小提琴发出的悠扬琴声，都无法拨动她心中还在忧伤着的那根琴弦。明天，等明天……又等了许多个明天，蒋茂林等生病了，一卧不起。薛翠英急了，对李昌能说：“不耍朋友也是战友嘛，你就不能去看看他？心肠太硬了吧。”

李昌能无语，但心肠却软了。她拎着在食堂里买的好吃的东西，看望蒋茂林去了。蒋茂林激动无比，他的病即刻好了大半，因为他盼望很久的“明天”居然毫无预兆地突然来到了眼前。而李昌能没有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她和蒋茂林从那个模糊不清的“明天”，一直相亲相爱到了今天。

今天，是那个“明天”的30多年后的今天，墨脱知青筑路队的战友们聚在一起，还在回忆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明天”，还在挂念着把“洞房”悬搭在大树上的那两个知青，他俩现在过得还好吗？

还好。

在艰苦环境中酿造爱情的人，性格也会变得豁达。蒋茂林和李昌能结婚的时候，把喂养了几个月大的两只兔子做成了红烧兔肉，特意邀请邓书记到家里来做客。邓书记对兔肉的味道没有给予评价，但他心里别有一番过意不去的滋味，他真诚地道歉：“过去我对你们要求太严了……”

蒋茂林和李昌能急忙打断他的话，用充满谅解的语气说：“我们从没有责怪你，那时你的压力太大，想早一天修通墨脱公路，我们能理解。”

墨脱知青筑路队的一些知青也能理解邓书记，有人还提出邀请邓书记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蹇蓉对邓书记既有怒气又有感激。她回忆说，有几天她们班的姑娘们累得实在受不了了，再加上有个男知青被炸死了，身体被炸得七零八落，她们参加的收尸工作就是在山坡上满地捡肉，心理上受到很大刺激，所以干活时没有劲，都想在工地上多歇一下，说不好听的就是想偷偷懒，但又害怕被每天要到工地上巡查的邓书记发现。于是，她们想出一个办法，派蹇蓉在一块巨石上当哨兵，只要看见邓书记朝这边来，她便压低嗓子喊几声“鲨鱼”，姑娘们一旦听到这个暗号，就会立刻起身，舞镐挥锹地做给邓书记看。他们尽管这样做了，但还是有点心虚，因为邓书记一脸严肃，既不表扬也不批评，他是否看出来了，只是嘴上不说？

蹇蓉感激邓书记的那一次是在1977年的春节前夕。当时，姑娘们都想回家过年，但邓书记一律不予批准。蹇蓉家里来了信，说她的母亲生病了。邓书记心知肚明，这是封为了回家过年而编造的假信。姑娘们看到蹇蓉难过伤心，就给她出主意，让她用唱歌的方式跟邓书记耍赖，并且帮她编排了一首歌曲。这本来是姑娘们想逗她开心的，不料她果然认真排练后又去给邓书记认真地唱，反复唱：“亲爱的邓书记，请把我放回去，等我从拉萨回来时，给你带些好吃的。扎西德勒！”

脸上表情从来都是严肃又严肃的邓书记笑了，当即签字批准蹇蓉回家探亲。

邓书记的这个签字对其他姑娘是个潜在的心理刺激，令人感到怨愤。为什么只批准她一个人？难道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家？难道我们也需要给邓书记唱首歌？但她们想故技重施已为时太晚，邓书记不吃这套了。

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姑娘们躺在帐篷里的小床上，一个个拿被子蒙住头，抽泣声由小到大，将黑夜漫天飘舞的雪花哭成了一锅粥。

要报“仇”。

机会来了——邓书记的妻子来筑路队探亲，把一双鞋子晾晒在帐篷外面，第二天发现，那双女式胶鞋被人用剪刀修理成了“破鞋”。意思都明白，这是带侮辱性质的漫骂。

对此行为，知青们至今觉得有些过分。他们商量，还是应该邀请邓书记来参加战友聚会，邓书记毕竟在墨脱路上也留下过艰辛的脚印，毕竟也真的在施工中磨破过好几双鞋子。

有个知青笑着对我说：“今天，我对我的儿子要求很严，像邓书记当年要求我那样严。”

今天，知青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他们想对自己的孩子说：

等明天，你们一定要去墨脱看看。看看我们曾经修筑过的那条路，还看看那覆满滑腻绿苔青藤的一颗颗古树，顺便，也看看地面沉积多年的那些朽腐之物。你们要细细地看，细细地用手或者木棍拨开松软得像海绵垫的腐叶，或许，能从中捡到被撕碎的纸片，那上面定有关于理想，关于前途，关于施工和关于爱情的只言片语……

但愿你们能够捡到，并且从中感受到你们的父母当年渴望修通墨脱公路的热情和冲动。

孩子，你捡到了吗？

孩子，你准备好了吗？

这是马竞在去墨脱知青筑路队报到时，他父亲对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马竞的父亲叫马德学，是驻林芝S师的师长，平时语言不多，军人气质突出，被军中人士誉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楷模。也正因为此，马竞有了一次命运的重大改变。

1974年12月，年满18岁的马竞在西藏林芝县入伍了。他穿上新军装，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新兵连。新兵集训地在林芝县八一镇镇北的一座苏式营区里，这里曾是解放军八一登山队的基地，后移交给了S师。马竞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对军旅生活很热爱，对父亲给予他的这样安排感到十分满意。

这个新兵连的新兵均来自西藏各地，100多个新兵中，只有马竞、林忠波、黄曙光等5个兵是汉族，而且都是本师的子弟，他们的父亲分别是师长、参谋长、团长、副团长，其他的新兵都是藏族，因此，部队官兵称这个新兵连为“藏兵连”。由于马竞的父亲是本师的师长，所以新兵连的人也称马竞为“马师长”。对此，马竞并不客气，答应得很自然。但他并没有想过有一天能跟他父亲平起平坐，也当个师长之类的军官，他很满足，对自己的前途有了信心，不用上山下乡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也不用像有的人那样苦苦思索命运艰难的含义了。简直幸运。

在新兵连里，马竞结识了一个来自墨脱的战士，名叫扎西顿珠，才17岁，他跟马竞结成了亲密的战友关系，马竞正是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墨脱。新兵连的每个班有十几个人，睡的是大通铺，马竞和扎西顿珠的床铺紧挨着，扎西顿珠经常用不流利的汉话跟马竞讲他家乡墨脱的故事，这使马竞对墨脱有了更多的了解。但马竞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跟墨脱扯上关系。

1975年3月，新兵连集训结束，马竞被分配到S师5团通信连总机班。这时，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水浒”运动，意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江青直接点名批评了军队当兵走后门的现象。一时间，走后门当兵的人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称他们为“后门兵”和“黑兵”。各部队党委开会，要求各部领导带头退“后门兵”，也就是带头退自己的子女。马竞的父亲作为一师之长，感受到来自上上下下的压力，跟马竞同时入伍的那几个“后门兵”的家长都在观望：“退不退，看马竞。”马师长阴沉着脸下达命令：“坚决落实军区党委的决议，本师子弟全部退兵。”

马竞跟其他几个“后门兵”怀着失落之极的心情，故作心态平静的样子，很有尊严地从军营的大门走出去了。他是这样回忆的——

我刚穿上军装不到半年，戴上红五星（帽徽）和两面红旗（领章）不到两个月，就又成了无业游民。

就在这时，传来了自治区组建墨脱知识青年筑路队的消息。我和黄曙光、林忠波这3个“黑兵”，又迈进到知青筑路队的行列。这预示着，我将走进扎西顿珠讲过的那些故事里，以后该由我来跟别人讲墨脱的故事了。

那时，一辆军车把我们3个年轻人送到了驻扎在波密县的S师4团驻地。在去墨脱公路指挥部报到后，我被分配到知青第二大队，黄曙光和林忠波被分配到一大队。半年后，黄曙光和林忠波的父亲专业，他们也就离开了知青队，跟父亲一起回到了内地。

第一天去二大队报到的情景，我至今难忘。那是1975年5月10日，我在指挥部见到了二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道金，他对我说：“准备一下，跟我上山。”我身穿刚扯下领章帽徽的军装，脚穿一双父亲穿过的皮靴，一个标准的立正：“是”。

指挥部坐落在波密县扎木大桥的桥头，往东方向有一条一公里长的土路，这算是扎木公路的起点。二大队筹备组驻在5K（公里）处的山坳里，要走到急造公路的尽头，进入无人区，沿一条向山上延伸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我跟着李书记，背着背包向山上爬行。刚爬上山，我看到满山的野桃树和竹林，感到十分新鲜，走了一公里多山路后，我觉得双腿十分沉重，每迈一步都很吃力。李书记抢下我的背包，说：“没走过这样的路吧？”看着40多岁的李书记的背影，我这个18岁的小伙子有些惭愧，擦了把汗，又跟了上去。又走了一公里山路，我实在爬不动了，这才感到穿的军用皮靴简直是个祸害，把我害苦了，于是赶忙把胶鞋换上，一下轻松了许多。等我们走到驻地时，天已擦黑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走这样长的山路，也预示着我的人生之路将是艰苦难行的。

5K营地里，有张学强、杨文彬、刘宝真、杜开莱、关江华、王举宏等20多个先期到达的知青兄弟，他们分别是西藏交通厅和波密县政府的子弟，也是第一批墨脱知青。天下知青是一家，虽然初次见面，但共同的命运，让我们一见如亲。大家七手八脚帮我整理行李，床铺，安顿下来。这是我进入墨脱公路知青队的第一个“家”。

5K这座营地是部队留下的。1975年初，扎墨公路项目再次上马，在筹建知青筑路队伍的同时，西藏军区S师工兵营已经进山施工。当知青筑路队准备进山之前，工兵营接到上级命令，另有任务，撤离了施工工地。按照部队和指挥部的商定，工兵营将营地（包括全套炊具、主副食、炸药和工具）完整留了下来。这就出现了罕见的不见面的物资移交场面。知青队伍进入到无人区后，开始接受无人移交的所有物资。海拔2千多米的5K营地有5顶大帐篷，每顶帐篷分别是大队部、伙房、仓库和两个“宿舍”。这里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典型奇特地带，往下向扎木谷地延伸，往下伸向多雄拉雪山，形成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峡谷。周围树木林立，山竹茂密。夜晚，我躺在十几个人居住的布帐篷里，听到风声、雨声和马叫声，十分兴奋，久久不能入睡。这一天，对我来说有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负重行走了5公里山路，第一次真正见识了深山老林，第一次躺在了帐篷里，第一次与军营以外的人打交道……

第二天一早，李书记就带我们去清理登记部队留下的施工工具和炸药。从5K驻地沿山溪向下走1公里，过一条小河沟就到了施工工地。部队已在4K和5K之间修建了800米的路段，只见沿公路一侧整整齐齐摆放着铁锹和十字镐。李书记让我统计一下数量，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也许是一种巧合，工具是163把，而计划修筑的扎墨公路的长度正好为163公里。在那里还有一个简易工棚，里面存放着整整两吨炸药（雷管和导火索是存放在营地仓库里的）。

清理完物资后，李书记让我们把东西放回原处，赶回营地接收新来的一批知青。我刚来一天，就以老知青的身份，去迎接新来的兄弟姐妹了，很有些得意。

从1975年5月到7月的两个月中，来自西藏各地的2000多名知青汇聚扎木，千年沉寂的无人区一下热闹起来。

扎墨公路第二知青大队正式成立。下设3个分队，一分队由160个小伙子组成，二分队是清一色的娘子军，三分队是男女混编部队。我被分配到一分队，担任管理员。管理员是集会计、出纳、主副食仓库保管员、食堂内勤管理员、小百货代销于一身的角色。全分队一百多号人的吃、喝、用，都要经过管理员的手。知青刚一进入筑路队，就享受每天1元2角钱的生活补助，另加每天4角钱的地区补贴（俗称风沙费）。这在当时全国的知青中，是极为罕见的。每月48元钱的收入，相比内地学徒工的18元钱，要高出许多，但日常生活开支要比内地高得多。

我每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负责划饭折子。分队炊事班由10个知青组成。在简易帐篷里搭起伙房，自己垒起炉灶，架起高压锅，早晨蒸馒头，午、晚餐提供两个菜和米饭。知青们每人每月领一本用牛皮纸印刷的饭折子，折子上面印有姓名、编号、工种、主食、副食。每打4两饭或者打一个菜便划一个勾，月底凭此折子结算。我每天就在伙房的窗口边划折子。日复一日地划，一直划了一年多时间。

当时西藏的物资供应也是计划经济。指挥部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把供应给知青的大米和面粉送到公路的尽头（每个知青每月定量的主食为45斤），知青们把粮食背回来，送到伙房仓库。副食除了油盐和一些白菜罗卜外，其它的基本靠自己在外采购。当时没有菜市场，每个分队为了能采购到副食，专门配了一个外勤管理员，成天在扎木附近跑，看到哪个单位的菜地多，就求爹爹告奶奶地求人家卖一点给我们。运输主副食的消耗很大，加大了我们的伙食成本，许多知青每月的收入基本都吃光了。

每到月底发工资时，我就把每个人的饭折子收起来，按照划的勾勾算账。知青每月的48元所剩无几，剩下的就只能买点烟和糖。食堂还兼有小卖部的工作，卖得最多的是3角3分一包的上海飞马香烟和4角一包的大前门，还有大白兔奶糖。不抽烟的人到月底可以买点糖，也算过一下幸福生活。

内勤管理员虽然有所分工，但我作为内勤，也往往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外勤管理员何鑫民成天上山下山来回奔忙采购，十分辛苦，但人口不足万人的小小波密县一下进入3千知青，确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供应。看到战友们每天白菜萝卜加压缩干菜，黄豆粉条加豆腐乳，脸都吃成了干青菜色，还要高强度的劳动，我心里很不安，但也无计可施。这样坚持了3个月，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违心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讲了这里的情况，希望能给予照顾，帮忙购买一些副食。

父亲很快回信同意了，算是对筑路知青的支持和关照。我向领导做了汇报，大队和分队的领导十分高兴，立即批准我下山。我平生第一次背了3千元现金，赶到S师驻地八一镇。父亲让我找师后勤部政委耿全礼叔叔（后分别任中央委员、西藏军区和四川省军区政委），他让军需科的同志按一个连队一个季度的供给量，开出了有红烧猪肉罐头、金华火腿、花生米、粉条等副食，装了满满一卡车。回工地的路上，我既高兴有内疚，高兴的是战友们终于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了，内疚的是，我父亲当排长时，是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英雄，当营长时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当团长时是全军文明的“泥腿子团长”，一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从不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但这次却为我们筑路知青开了绿灯。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父亲唯一的一次按我的意见办事。

拉副食的车刚到山下，大队的领导已经在那儿等候，他要我发扬风格，把副食分一半给二、三分队。晚饭时，我看到战友们边吃肉菜边在哭。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们一分队，发生了震惊西藏的百人食物中毒事件，我自己也成了中毒者。那是1975年10月1日，为庆祝国庆节，西藏交通厅专门从拉萨送来了冻牛肉。中午，炊事员炒了牛肉，还凉拌了牛肉，加上一个红烧猪肉罐头炒粉条，一个花生米，这就算是会餐了。下午，我感到肚子绞痛，连续拉了十多次肚子，让我平生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浑身无力”，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到了吃晚饭时，全分队130多人当中，有110人出现呕吐和拉肚子症状。分队领导紧急派人下山报告。当晚，没有中毒的十几个人分头照顾中毒的百十号人，折腾了一整晚上。第二天上午，闻讯后的指挥部派出了所有车辆，救护车、吉普车、大卡车、翻斗车开到刚修通的9K毛路。我们分队的9K驻地在两山之间的山沟里，要爬过一个大陡坡才能到达停车的公路上。指挥部组织人员，把重症知青一个个背上山梁。

同我住在一个帐篷里的外勤管理员何鑫民，出生在康定一个汉藏结合的家庭，喜欢喝酒，吃生牛肉，那天他也吃了不少牛肉，但什么事都没有。他背着我向山上爬去，下过雨的山路十分泥滑，一脚下去，他穿的高筒靴就有一半陷入泥浆里，艰难可见。爬上山梁，何鑫民把我甩到已经装了好几个病人的翻斗车里，他自己也瘫倒在地上大口喘气。我虽然浑身无力难受，但神志清醒，看到战友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心里热乎乎的。何鑫民于1980年被招为拉萨公路工程队的正式工，后来听说他在一次饮酒后摔倒在河沟里淹死了，我心里隐隐作痛。到现在，每当战友们提起何鑫民，我总会想起那段难行的山路和他背我爬山的身影。

10月2日下午，我们被送到扎木镇的解放军第4医院。就在几天前，负责维护川藏公路的部队852大队中，有4名战士食物中毒。这几个战士上山采蘑菇开小灶改善伙食，结果中毒。由于他们是违反规定开小灶，所以一直不敢说出真相，耽误了抢救，送到第4医院已为时过晚，死亡3人，1人仍在抢救中。这件事还没有处理完，一下又送进一百多中毒病人，医院高度紧张，立即组织抢救。病房住不下，会议室、走廊、礼堂都躺着病人。还好，上帝关照这些苦命的孩子，没有让死亡收走他们。经过抢救，无人死亡。小伙子们恢复得挺快。3天后，我们就出院上山了。

这件事惊动了中央和自治区领导，派工作组下去调查。没有追查谁的责任，也没有告知我们调查结果。后来透露出来的原因是：从拉萨运出的冻牛肉到扎木地区时，因天气暖和，加上运输时间长（4天），牛肉发生质变，再加上我们食堂的生、熟食菜板不分，导致了这起群体食物中毒事件。

无人区的艰苦环境磨练了我们知青的意志，高轻度的劳动锻炼了我们知青的体质。但处于青春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文化精神生活很贫乏，后来我们就在生活中自娱自乐。来自重庆市的知青胡来志成为知青中的“明星”，小伙子不仅人长得帅，而且拉一手好听的小提琴。他自幼在重庆市少年宫学习小提琴，有专业演奏水平。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当了墨脱筑路知青，他很可能成为专业提琴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胡来志都是受知青追捧的人，只要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悠扬的提琴声和欢笑声。“快乐的女战士”、“新疆之春”等动听的小提琴曲时常在千年沉积的无人区里荡漾。我和杨文彬、张学强等好多知青都拜他为师，托人从内地买来小提琴，一有空便假模假样地学着拉。一时间，仅我们一个分队竟然冒出了20把小提琴。可以说，胡来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带动的小提琴普及率，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当然，这也是与当时的生活环境和文娱条件有关系。几十年后，我身边20多个学小提琴的知青，除了杨文彬有时还拉一拉小提琴，其他知青连摸都不摸了。白学了。

来自河南的郑子民是我们大队的说书明星，这位河南人是1972年西藏大招工时到拉萨的，哪知道他到了拉萨，运气不好，招工停止了，他便成为拉萨街头的社会闲散人员，后来参加了墨脱知青筑路队。说他是知情，其实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字不识几个。他年龄在30出头，是我们分队年龄最大的，比分队长还大。他从小跟家乡的老艺人学习讲评书，虽没有文化，但记忆力和模仿力极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红楼梦”、“岳飞传”等，全都记在他的那个额头不高的脑子里，讲起来绘声绘色。常常是到了晚上，大家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在那顶帐篷里，请他说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隋唐英雄，当讲到程咬金在家饮酒时他故意卖了个关子，问大家：“你们知道程咬金喝的是什么酒吗？那就是……就是……啊，状元红！”

大家也不知真假，但是都被吸引，都被感染，都被感动。郑子民讲到高潮时，往往会停下来，左顾右盼，周围的知青就都明白了，赶紧递上飞马牌香烟。郑子民的手上捏满了香烟，耳朵上也夹着香烟，这样他更加精神饱满地发挥下去。他在老家以说书为生，在知青队以说书为乐。他可能不知道，他讲的那些故事，对我们这些初涉社会的年轻人起到了多少潜意识的作用。

在马竞的潜意识里起作用的何止郑子民说的评书，最起作用的应该还是残酷的生活现实。

有个从昌都县中学来筑路队的知青，名叫叶俊川，他跟马竞干的是一样的工作，在一大队当食堂内勤管理员。他的账目不清，查账时差了2万多元钱，被定为有贪污嫌疑，接受审查。他一时想不开，自杀身亡了。这件事对马竞的刺激很大，因为叶俊川曾被送往通麦进行过财会业务的短期培训，而马竞一天也没有学过，他的账目比叶俊川的还要混乱不清，这对他的前途是个巨大隐患。知青们每月交上来的一个个饭折子成了他的心痛，折子上由他划的那一个个勾勾像是要毁掉他前途的强有力的利爪，让他感到不寒而栗。他可不想成为所谓的“贪污犯”，更不想学叶俊川那样“畏罪自杀”。他想到一个办法，恳请指挥部财务科的李科长帮忙整理账目。李科长对人真诚，且会计专业一流，他夜以继日地花费了十多天时间，总算帮马竞把一年多所有账目都理清楚了。马竞在高兴的同时也对管理员这个职务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他在心里想了很久的一个打算已经成熟：必须赶紧放弃管理员这个职务，到施工第一线去，无论那里的工作有多么艰苦，都不回落下“贪污”的罪名。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马竞可不想犯这个罪。

指挥部领导看见马竞的态度那么坚决，只好同意了马竞的要求，将他分配到班组里去筑路。几个月之后，马竞在筑路队的时间满了两年，他重新入伍，后来当上了正师级军官。直到今天他还对自己当时的那个选择感到庆幸和得意。他对我说：“事实证明，我当时的那个选择是无比正确和非常及时的，否则，账目不清，交不了账，不算贪污犯也算表现差的知青，根本招不了工，更当不上兵。”

我记得是在8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马竞跟我谈起了他在墨脱知青筑路队的一些经历，我当时很吃惊：“墨脱曾经还有这么一个筑路队，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你是战旗报社驻西藏军区的记者，为什么不写一写？”马竞沉默良久，然后说，他也想过要写，但一提笔想到墨脱的那段经历，头皮就会一阵发麻。

后来，是在1990年，我把马竞提供给我的一些零星素材写进了报告文学《驼路》（见《人民文学》1991年第1期头题）——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连“天下第一团”（西藏军区汽车团）资格最老的病也不敢夸口说自己跑遍了西藏的所有地方。比如那个被称作“高原孤岛”的墨脱，至今还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墨脱没有公路，墨脱人也不说公里。千百年来，通往墨脱的路只有一条长210华里，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骡马道。这是人脚畜掌踩踏千年树根、亿年岩石“打磨”出来的。每年只能通行3个月，雪封山9个月。军区记者站记者马竞每每谈起墨脱，都会说那句话：真想为它写一本书，可一提笔，头皮发麻，不知如何是好。

1975年，马竞刚满18岁，他入伍来到西藏，结束了长期与父母分居两地的生活。没过多久他又钻进了修筑扎（木）墨（脱）公路的工程大队。工程大队里除了为数不多的正式筑路工人以外，大部分是西藏的待业青年和从内地来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上千人的队伍被编为三个队——男队、女队和男女混合队。他们来到扎木工地时，原有的工兵部队已经撤走了，只留下一顶顶扎好的帐篷和一些工具、炸药，还有一些副食。

开工的第一天，一根树木从山上滚下来，把马竞身边的一个人撞飞了。大队马上举行了追悼会，号召全体知青和民工化悲痛为力量，誓死修通扎墨公路。可是到了后来，事故经常发生，大家只有悲痛而没有力量了。然而公路还是在一点一点地向前延伸。

三年过去了，当一条简易公路离墨脱县城只有十多公里的时候，人们看到自己身后的路已经一段接一段地被泥石覆盖，或是被山洪一扫而光，甚至有的地方连同旁边的山坡竟在一夜之间变得无影无踪。民工们不宣自散，沿着来的方向寻找可以后撤的路。马竞再也描述不出那条路的模样，留在记忆中最清晰不过的只有那一团团耀眼的红光……

每年墨脱的开山期一到，上千匹驮运物资的骡马就要赶紧翻越多雄拉山，挺险闯过“老虎嘴”。1985年，“老虎嘴”在开山期山崩坡滑，耗资44万元才运来的10万公斤粮食被阻在山道上，进退不能，直到一年以后全部霉烂。

十多年前，马竞作为“扎墨公路”的筑路工没能进入墨脱县城一步，去年，他作为记者乘“黑鹰”直升飞机进了墨脱县城。直升机通航是1985年10月的事，那时军委和总部首长看了军区录像室拍的一部反映驻墨部队生活的录像片，眼含热泪地指示：军费再紧也要保障好墨脱官兵。此后，在通往墨脱的第一道关——海拔近5000公尺的多雄拉山上，随处可见的一具具骡马尸骨旁就新添了两架“黑鹰”残骸。每到开山日，首批通往多雄拉的兵们都要朝那里洒些酒。

我在《驼路》里写的那句话：“马竞再也描述不出那条路的模样，留在记忆中最清晰不过的只有那一团团耀眼的红光……”这其实是我写的一段故事里的其中一段话，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社的韩作荣老师很谨慎，他出于对“犯生活作风错误”知青的保护，于是在编辑我的稿子时，有意删除了那段故事，而只保留了故事中的最后一句话。

今天，墨脱知青队的知青们很豁达，他们要求我写出那些故事，并向我提供了一些在那个艰难环境中生出的爱情胚芽的素材。

红光。留在马竞记忆中最清晰不过的那一团团耀眼的红光，那其实是一个女知青生孩子的血——那一天，马竞坐着一辆手扶拖拉机下山去采购副食品，同行的除了驾驶员，还有一个女知青，说是要去医院看病。手扶拖拉机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一路颠簸而下，女知青的脸色渐渐变得煞白，她突然高喊一声“快停下”，痛苦万状地紧捂肚子。驾驶员停了车，问她想干什么？她说想去方便一下，然后就从拖拉机的拖斗里翻身下去，慢慢走到路旁的一棵大树后面。随后，马竞和驾驶员听到了呻吟声，他俩不知道女知青遇到了什么情况，赶过去查看，却见女知青倚着大树，费力地解着缠绕在她肚子上的背包绳。一圈、一圈、又一圈……原来是这样：背包绳紧紧勒缠住的竟然是一个正在努力争取出世的婴儿。怪不得谁也看不出这个女知青怀孕的一点迹象。

婴儿生下来不一会儿便停止了呼吸，他以这种方式向他的母亲提出抗议，深沉而且平静。不停歇的潺潺流水声掩盖了母亲的低声抽泣，而母亲下身的血正不断滴落在周围的草丛中。羞耻感让这位母亲顾不上自己的孩子，她只顾爬上拖拉机的拖斗，用微弱的声音说：“走，快走，去医院，别跟别人讲，求你们啦……”

闻讯赶来的知青就地掩埋了那个婴儿，并且从山坡上采来一些鲜花，插在那个不起眼的小坟包上。

然而，那个沉睡地下的婴儿对他母亲的抗议没有停止，他拒绝了知青们为他采来的鲜花。第二天清晨，婴儿坟上的鲜花踪影全无。也许是他收下了？但有的知青还是心存善意，每每路过那里，仍会忍不住采摘些鲜花，悄悄放在坟头。

令人惊奇不已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婴儿的坟头上竟然长出了一株淡黄色的珍稀植物——塔黄。塔黄的底部由几片绿叶衬托，淡黄色的棱形叶片由小到大，交叉有序地包裹重叠至顶端，形成塔状，使这座小坟头具有了一种童话般的圣洁感。这很像一个庄严肃穆的小祭坛，祭着一个爱情的牺牲品。知青们都能感到，那个婴儿在以淡淡的芳香气味向人们不停询问各种问题：“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睡在这儿？我的妈妈是谁？我的爸爸是谁？……”

无人能回答。无人敢回答。

每当有知青想谈恋爱时，那个小坟头上的塔黄便会从他们心里浮现出来——那是一个淡黄色的温馨提示：即使悄悄谈恋爱，偷吃了禁果，也万万不可怀上身孕。

按筑路指挥部的规定，被招为正式工的知青可以公开谈恋爱。

知青被招工的主要条件就是要在筑路队干满两年以上，并且要等上面来的招工指标，再就是要本人表现好。表现得好不好，首先是由本班的全体知青举手表决通过，经大队领导认可。往往这时候最让人的情绪波动，被招成正式工的知青要哭，没有被招成正式工的知青更要哭。付志君在一篇日记里写道：

今天，我听到我们分队有4个招工，这使我的心比那（哪）一天还激动。但这批没有我，我一定真（争）取下一批。一定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请领导看我的行动吧。

这是付志君擦干眼泪之后写下的日记，也是她充满无奈地自己向自己表的决心，属于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吧。正是由于她纯洁朴实的这一面，燃起了一个男知青的爱慕之情。当然，在整个知青筑路队里，付志君的容貌也是很出众的。

那个男知青名叫张清华，绰号张二娃。他的父亲张福兴原是18军的，参加修筑过川藏公路和岗嘎大桥，后到林芝少林东久林场伐木队。张清华从16岁开始跟师傅张安国学开车，他到筑路队的主要工作是开推土机，也开大卡车。他平时工作“表现好”，遇到拉知青到山下去看电影，那就更加“表现好”了——车厢里装几十个知青，驾驶室两边的踏板上一边站一个人，车前灯上还一边坐一个人，张清华每次都这样杂耍般地开着车在山道上东拐西斜地行进，但知青们并不担心，极兴奋，都夸张二娃的驾驶技术好。

由于张清华的开车技术好，工作表现好，他很早就成为正式职工了，还给别人当起了师傅，带起了徒弟，这令很多知青羡慕，甚至还有女知青向他表达爱意。他为此很得意，很骄傲。后来他与付志君结为夫妇。

张清华一边品着茶，一边对我说，他很怀念他的师傅张安国，知青们都叫他张大胡子。

1977年，12月1日的上午9点，雪停了，知青们开始往山上的工地出发。为了保障知青的越冬生活，指挥部派张安国用推土机把大米、面粉和压缩干菜等物资运到山上。一路上，开着推土机的张安国不断跟那些正在雪地里艰难行进的知青打招呼，还不时停下推土机，走到知青的跟前说笑：

“张二娃，你跟我一起上去。”

“明天跟你一起上去。”

“不，你今天要陪我。”

“今天不陪你。”

“好嘛，二娃，你给我记到哈，小心我哪天整你。”

“好好，我记得到，随便你。”

不一会儿，张安国又把推土机停在蹇荣的跟前：

“老四，不要太累了，走不动就坐上来，我搭你上去。”

“不用，张叔叔，你也不要太累了，要注意安全哈。”

“好，我注意，肯定注意。”

注意也好，不注意也罢，灾难还是降临了——10点左右，知青们听见前面传来巨大的雪崩声，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张师傅出事了：“肯定被雪埋了。”

果然，当知青们赶到前面24K9道回头线时，只见茫茫雪地里没有一个人的踪影，唯有推土机的烟筒顶端露在雪面，还突突地冒着柴油黑烟。大家上前奋力用手刨雪，直到把张安国师傅刨出来。

张安国师傅已经没有了呼吸，但他脸上依然保持着生前爱跟别人说笑的神情，依然以他一脸的硬胡子来显示他性格的刚硬。

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到驻在扎木的指挥部，所有干部和职工的家属都在担心：“听说有人在山上的雪崩中死了，他是谁？不会是我的……”

张安国的爱人在家门前的雪地里来回走，焦急地向每一个从她面前走过的人打听情况，但每一个人都对她说“不知道”。远远地，指挥部的几个领导面带沉痛朝她走来，还没走到她的跟前，她就好像明白了一切，身子一晃，软软地瘫坐到雪地上……

张安国的遗体安放在指挥部的会议室里，等着一场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蹇荣眼泪汪汪地扶着张安国的爱人，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哽咽出几声“师娘，师娘……”

师娘显得异常平静：“孩子，我今早起来，看到了雪地上的一串脚印，那是你们师傅的脚印，他昨晚上回来看过我……他平时喜欢喝茶，你们给他的嘴里放点茶。他在黄泉路上有茶喝，嘴不会渴……”

在这次事故中，比较幸运的那个叫张子龙的知青，也是老18军的子弟。他原先一直是出事的那台推土机的专职驾驶员，但那天他得到一个单位的面试通知，于是请了假。张子龙的眉毛上长着一块白色的胎记，他因此几次被招工单位拒绝。筑路队的领导很体谅他的焦急心情，帮他说了很多好话。他在张安国师傅出事的当天，终于被招为某转运站的正式工。筑路队本来是要为他开欢送会的，但鉴于这种情况，领导对她说：“你要理解，就不开欢送会了。”张子龙很感慨：“张安国师傅是替我死的，我心里特别难受，很怀念他。”

几十年后的今天，知青们坐在一起喝茶，还在谈论着张安国师傅;“如果他能跟我们一起喝茶就好了。”

说这话的人叫黄胜鲜，他和他的爱人梁萍是在筑路队里认识的。他俩在筑路队坚守了五年，是最后离开墨脱筑路工地的那批知青当中的成员。

黄胜鲜的父亲叫黄和平，原是18军汽车修理连的汽车兵，曾参加过昌都战役，立过战功，后转入昌都地区运输公司工作。

黄胜鲜是瞒着父母去知青筑路队设在昌都的报名点报的名，同时偷偷把自己的户口转到了扎木县。当他要去筑路队报到时，他父亲才从同事那里得知这事。黄胜鲜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正在修理汽车的父亲急匆匆赶回家，双手还沾满黑乎乎的油渍，顾不上洗手就拉住黄胜鲜，埋怨道：“这孩子，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黄胜鲜说：“我的户口已经转了，筑路队的录用通知也来了，再怎么商量都来不及了。爸，你就让我去吧。我已经长大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无聊，我出去闯一闯，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两年以后还有招工的机会，这不挺好的嘛。”

父亲叹口气，说：“那好吧，去了以后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别出什么事就行了。”说完，父亲拿出笔和纸，在桌前坐下来，一笔一画地把几个在扎木工作的老战友的姓名和地址写给他，嘱咐他遇到困难时，去找那几个老战友帮帮忙。

父亲埋头写老战友的姓名和住址的动作是那样的认真，一贯任性的黄胜鲜心头一热，他终于捕捉到他似乎从没感受过的父子情深的这一幕，这个令他感动的瞬间成为他永恒的亲情记忆。

黄胜鲜的爱人给我看了几张当年拍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时的黄胜鲜虽然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面目清秀，一派年轻书生意气。但不知何故，有的知青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黄鼠狼”。这个绰号是否含有一点此人“狡猾”的意思？或者，这是战友们夸奖此人聪明的意思？

一般来说，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人，不仅会变得坚强，还会变得聪明。

在筑路的过程中，黄胜鲜最难忍受的是经常感到肚子饿，嘴特别馋，曾在山上捕过松鼠和蛇来吃，还打过老百姓养的狗来吃。他一有机会就跑到扎木，在他父亲老战友的家里饱餐一顿。他回忆说，那几个叔叔和阿姨每次看他狼吞虎嚥的吃相，都会停住手上的筷子，边看他吃边摇头：“看把这孩子饿成什么样了，好在老黄不知道。吃吧，多吃点，等会儿再带些走。记着，要经常来家啊……”

一次，有个叔叔给黄胜鲜拿了8个猪肉罐头，让他带到工地上吃。黄胜鲜连连感谢，但他舍不得吃，把罐头都藏在帐篷里的床底下。那些日子，他感到了食物充实和隐藏食物的陶醉快意。

不过，这个秘密终究会被第二个人知道。对此，尽管黄胜鲜极不情愿，但由于“形势”所迫——他们分队按照指挥部的要求，从50K搬迁到前面的62K。搬家这天，8个猪肉罐头成了黄胜鲜的一大难题，因为仅靠自己一个人，根本无法在背着行李的同时还背着8个罐头翻山越岭十多公里。怎么办？很伤脑筋。无奈之下，只能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但只限一个人，再多一个人都不行。聪明的“黄鼠狼”经过认真考虑，他选择了告诉平日爱帮助别人的“活雷锋”柏瑜。柏瑜当然对猪肉罐头也情有独钟，于是欣然答应帮忙。他俩趁帐篷里无人之际，以极快速度把罐头从床下的土里挖出来，拆开包装箱，埋掉，然后把罐头装在一个布袋里。搬迁的那一路上，他和柏瑜轮换着背，象背着一袋宝贝似的，心情紧张而兴奋。结果身心皆疲劳，因为一边爬山一边还要警惕不能引起其他知青的注意。

好不容易到了62K住地，两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搭帐篷和整理床铺，而是去附近找个隐蔽之处埋藏罐头。这以后，每次想吃罐头了，两人就佯装散步去土里刨出一个，美美地吃完之后便若无其事地回到帐篷。有一次差点暴露了，有个知青说他闻到了猪肉罐头的香味，挨个问，“谁吃的？”两人会意相视，装出一副奇怪的表情，“有猪肉罐头的气味吗？我怎么没闻到？”

从这以后，黄胜鲜和柏瑜便格外小心，每次分享完罐头，都会注意把嘴擦拭干净，还很注意跟别人说话时不能靠得太近，更不能用嘴哈气。

这是必须的。你想，一顶帐篷里住了12个人，8个罐头如何分？

黄胜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很有后悔之意，向我检讨他自己，说他那时太自私，不落教（不仗义之意），很对不起战友，实在是对不起……

黄胜鲜对我说着说着，突然伸手在自己的身旁抓着什么，我一看，他的眼里已噙满了泪花——他是在找餐巾纸擦拭眼睛。擦完以后又接着说，他感到自己对不起的战友有好几个，其中一个叫胡荣。

一天，胡荣背着一桶汽油去工地，半路上走累了，坐在地上想抽一支烟，提提精神再走，不料背上的汽油桶燃起来了，整个人立刻成了火人，被烧得面目全非。虽经部队工兵赶来抢救，送到医院得以保全性命，但落下了终身残疾。黄胜鲜深感后悔，那时没有给胡荣尝一口他的猪肉罐头。最让他感到愧疚的是那个叫陈西川的战友。他对我说，陈西川现在的生活十分困难，靠开“野摩”（电瓶车）挣钱养家糊口，他也没有吃到过我的猪肉罐头，一口也没吃过。

说着，我看见黄胜鲜又在找餐巾纸……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黄胜鲜，他受我的委托，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满城寻找，终于在一座立交桥下面找到了正骑着“野摩”揽客的陈西川，并把他带到我的跟前。

由于陈西川从不参加战友聚会，也从不带人到他的租房地点，因此很难找到他。筑路队的知青都知道陈西川，也都想念他，因为他是一次重大伤亡事故中的唯一幸存者，他也因此成为筑路队里的“名人”。

陈西川的父亲陈亚驹是原18军的卫生员，西藏和平解放后转业到昌都，参加组建昌都人民医院。陈西川从小在医院里长大，但他到墨脱知青筑路队却没能“子承父业”当卫生员，而是当了一名“炮手”。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他对放炮工作已非常熟悉，甚至对每一处炸点是否有哑炮都判断无误，而他对如何排除哑炮更是经验丰富。但正如那句藏族谚语：“好马也有失蹄，雄鹰也会折断翅膀。”他在一次排除哑炮的工作中，不幸折断了他的几根肋骨，折断了他从小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的翅膀。

那一天，陈西川和另外四个知青像往常一样，点燃山上的所有导火线后，迅速钻进事先选好的一个山洞里隐蔽，他们在山洞里数着炸点的爆炸声响：“一、二、三、四、五……”数的结果是少了一响。这很正常，平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四个知青携带排炮工具前往炸点察看，陈西川对他们说，“我把最后这几口烟抽完，马上就去。”当他抽完烟，钻出山洞，刚走了几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山石像黑色冰雹一样砸过来，随后，已经头破血流的他被强烈的冲击波掀得腾空而起……

陈西川回忆说，他当时昏迷不醒，大量出血，醒来时只听见正抬着担架往山下走的知青们在议论：“看这样子，他恐怕救不活了。”“一下炸死这么多人，不知党中央会不会派人来？”随后他又陷入昏迷，几天后才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从那以后，他对过去的很多事都记不起来了。

在这次排爆事故中，另外四个知青均无幸免，他们都才18岁，身体被炸得七零八落，知青们花了大半天时间在山坡上捡拾散落的尸骨残肢。其中有个知青叫杨力平，他是驻林芝某部的一个团长的儿子。杨团长去墓地看儿子的那天，筑路指挥部的领导也去了，问杨团长有什么要求，陷于极大悲痛的杨团长以商量的口气说：“能不能追认我儿子为共青团员？”领导难以抑制心中的感动，当即答应了杨团长的这个并不过分的唯一要求，并且决定将另外三个遇难知青也追认为共青团员。

杨团长很感谢，他抬起手臂向领导行军礼，然后向他儿子的墓地行军礼。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杨团长的神情是那样庄严，他的身体一动不动，久久地，久久地行着他此生行得时间最长，行的心情最沉重的军礼。他那纹丝不动的右手举着太阳，举着月亮，举着星星，举着这个世上可以祝福儿子的一切吉祥物……就那么举着，把一个慈父对儿子的全部感情都凝聚在这个军礼上，以此给安息在这里的儿子说一些说也说不完的话。临走时，杨团长又深情地向远山行了一个军礼，似乎是对墨脱的山山岭岭说：“我的儿子就交给你们啦，拜托啦……

陈西川摸着他发硬的头皮告诉我，虽然他由于脑震荡造成记忆力减退，许多事和人已经记不清楚，但发生排爆事故那天的事还记得很清楚，仿佛就是昨天的事，他至今做梦还时常梦见自己在山上放炮。他的爱人江杏梅也是知青筑路队的，两人被招为正式工人之后相爱结婚，在西藏工作几年后内调到四川青川某工厂，“5·12”大地震后，工厂倒闭，夫妻二人各领了一万元安家费，然后到成都租房，靠摆小摊零售水果，并风里雨里地电瓶车搭客挣钱养家糊口。由于生活困难，杨西川鼓起勇气去找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伤残证和领取伤残补助，得到的答复是：“墨脱？我怎么从没听说过？如果你真的有伤残，那时候为什么不办？再说，我看你的语言并无障碍。”

从那以后，杨西川不再找任何单位，也不再找任何人倾诉了。他默默地厮守着不离不弃的患难妻子江杏梅，领着小孙子艰难度日（他儿子在某快递公司当快递员，也骑电瓶车工作）。

我对杨西川说，你应该去参加你们战友聚会，我相信大家都会帮助你的。

陈西川沉默一阵，又不好意思地摸摸他硬硬的头皮，说了一句令我的心为之一颤的话：“我不是不想参加战友聚会，是我觉得我没有面子。”

没有面子？

不。我想对陈西川说，你不是没面子，而是有面子，太有面子。你是英雄。是对墨脱公路做出过贡献的英雄。所有参加过修筑墨脱公路的人，都无愧于真正默默奉献的筑路英雄。

墨脱知青筑路队的三千多个知青，每个知青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体现出他们的青春的可贵价值。但是，写到这里，我写不下去了，也不能再写下去了，因为……因为我忍了又忍的眼泪已经冲破了眼皮，滚落下来，浸湿了我面前的稿纸……

这时候，我猛然感到，眼泪并不完全代表懦弱和感伤。

在有的时候，眼泪是一种坚强，是一种经过圣洁情感洗礼的美丽的坚强。

墨脱公路几度偃旗息鼓又重打锣鼓另开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2013年10月31日实现了季节性通车。这个以官方形式正式宣布的消息令知青们感到振奋和欣慰。

我在参加墨脱知青筑路队的战友聚会时，听一些知青正在策划重返墨脱，去那个他们30多年前抛洒青春，但从未真正抵达过的目的地去看一看，走一走，摸一摸，听一听……

我在这里向他们祝愿。祝愿他们能够顺利成行，顺利抵达。并且，请他们不要过于激动，让自己的心尽量平静一点，在那被称之为“莲花盛开的地方”静静地回忆，静静地思考。我知道，你们任何人都不曾在墨脱亲眼见过一朵传说中的那种具有佛教意义的美丽莲花，更不用说盛开的莲花，但只要你们的心稍微平静一些，再平静一些，也许就会看到那些盛开在墨脱公路上的朵朵莲花。千真万确，那是你们用自己的汗水、泪水和血水浇灌出来的真正的莲花呀。三千多个知青，三千多朵莲花……

那么，去吧，“有面子”和“没有面子”的都结伴同行，带着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一起去吧，并以我的友人马丽华的那段优美诗句为伴——

会有自然的非自然的险阻

而且筑路时代也太多了艰辛

比方今天每张菜叶仍贵如翡翠

父亲的筑路者则咀嚼过草根……

可我们早已学会达观

对命运中的许许多多一笑置之

观念与情趣

也在奉献中扬弃和更新

让艰辛雪暴般袭来好了

让季风干枯生命之树好了

那“雪线英勇”的旗帜依然呼啦啦飘荡

筑一条地球上顶高顶长的跑道

栽下两排儿子一样嫩嫩的毛叶杨

尽管将来在绿荫下漫步的

已不再是我们

……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