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长吟

清末民初，曾国藩家书为士大夫必读之书，今天依然如故。仅把曾氏家书当作治家格言，无疑将这部大书的意义狭隘化、固定化了。曾国藩家书“远不这般简单。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袒露”。这样的家书，是成大功者教导亲人处世成材的真经，是书写者思想、观念、主张、人格、性情赤裸裸的袒露。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总会超越时空，作用于一切人：蒋介石的案头每天摆着“曾文正公全集”，毛泽东不但活用了曾国藩的建军思想，青年时期就熟读过曾国藩的家书。唐浩明从千多封家书中选出300多封，“从曾氏的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景入手”进行评点，“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曾氏的心灵世界，破译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一下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的确有救时弊、正风气、抚人心的作用。让我们跟着唐浩明的笔头，领略一下曾国藩治家、治学、治身、治人、治世的经验与体会吧。

治学真经。曾国藩是农家子弟出身的学者型高官。他的理想是当官，兴趣却在读书做学问。唐浩明说：“曾氏有一种学者情结，官至侍郎，身为统帅，似乎都不足以弥补未成学者的缺憾。他身后，王闿运的挽联中有一句话：‘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王闿运的态度虽然有点不恭，但说的是实话……曾氏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吾不愿子孙做大官，但愿子孙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唐氏的断言，依据充分。作为农家子弟，他怀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光宗耀祖的理想，将儿辈序列按“甲、科、鼎、盛”编排，又有耕读传家、孝友传家、常保家运兴隆的愿望：相信“耕读传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为此，曾氏特别重视子孙的读书教育。

唐浩明告诉我们，曾国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学思想：读书治学，不单纯是长知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欲求变中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唐浩明解释说：“器局者，胸襟也，度量也，见识也，多半来自于天赋，少半来自于修炼。”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用烹调之法喻治国之道，曾国藩则说“为学譬如熬肉，先需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用烹调之法明治学之计。出于实用，曾国藩要求纪泽除读四书五经、大家诗文外，还要读一些地理书，尤其要学好外语，还专门聘请了两个英国人担任家庭教师。唐浩明认为，曾国藩这种“重实学而不重虚名”的家庭教育和治学思想，是后来儿孙辈代有名人的重要原因。

唐浩明认为，曾国藩对学问中事，许多回答非常内行，不乏创见。他提出文章“条理、意义、辞藻”的三条基本标准和好散文“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条标准，与桐城派领袖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说有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对散文理论有重要贡献。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唐浩明《评点“尚书”之古今文》时，把六经中的这一大案的来龙去脉、古今分辨、各自的价值和真伪之考，说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唐浩明的评点，总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引申、发挥、补充、甄别，每篇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很是不易。

曾国藩从不孤立地谈治学，其家书还常常涉及到如何读书与如何做人的根本问题。在《读书之法与做人之道》中谈到“聪明”时，一方面承认聪明对于学生的重要，因为聪明是一个人记忆力、理解力、反应力的综合表现；但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光有聪明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有毅力、品格、胸怀、体魄和好的性情。唐浩明列举了以“聪明”自负的人在做人做学问时的种种表现与弊端，特别提醒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很值得每个读书人记取与玩味。

治家真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家，治理好了，社会的细胞健康了，社会风气、国家治理就有了很好的基础。如何治家，如何处理家庭中亲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亲朋、与邻里乡党的关系，如何让后代健康成长，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是常绕笔端，喋喋不休的话题。

唐浩明从四方面归纳了曾氏“持身守家之道”：一，守勤敬。二，守俭。三，求阙。四，善待亲朋。每一项，唐氏补充了大量实例。比如节俭，曾国藩家书说得非常具体，连妻子、女儿、媳妇一年做多少双鞋子都有具体的规定。欧阳夫人在总督衙门带头纺纱，并与众媳妇、女儿定下每天纺纱的指标；她掉了一只银挖耳勺，为此还哭了三天。唐氏禁不住赞曰：“此种家风，与世上许多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争财斗气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唐浩明的评点，不但补充了大量材料，而且自己有重大发现，因而是上乘的评点。他对封建社会妇女地位问题的分析很独到。“五四”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三从四德”的枷锁下，旧时代的妇女深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人格、尊严和自由全被剥夺了，过着奴隶般的日子。然而唐浩明并不作如是观，他有重大的新发现：“孝道平衡了三从四德。”封建社会有一个信条，百善孝为先。“在孝的面前，父与母处于同等地位。结婚仪式的拜高堂，拜的是并座的父母。做官的儿子为父母请封，父亲……母亲……的地位也是一样的。”父亲母亲死了，儿子为父母守丧，都是一个样：守丧三年。“中国的女人便在这样的时候为自己争得了体面和荣耀……在做儿孙的男人面前，女人一样地受到尊敬；培育了优秀男人的女人，一样地赢得社会的敬重。”这等道理一经唐浩明说穿，我们就豁然开朗：若不是封建伦理道德自身的调剂与平衡，男女地位长期地、过分地失调，封建社会如何能够有数千年的稳定呢？唐浩明这一发现不仅属于伦理学的，而且也是社会学理论的重大发现。

治身真经。曾国藩的治身，包括修身、正心、养生三个方面。修身，主要包含提高素养、修炼人格等内容。修炼人格即曾氏所说的“明心”，是修身的核心。去贪欲，灭嫉妒，心地干净，是明心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写诗还是治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对曾氏的观念，唐浩明解释说：“所谓胸襟，是人们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吐纳。”人生的意趣建筑在胸襟之上，恬淡冲融的意趣只能建筑在豁达光明的胸襟之上。

曾国藩还告诫子弟，修身之要，是磨练出好的性格，“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这话说得入骨三分。试看，哪一个平民百姓不是因为懒惰而致贫，哪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因为傲气而致败？曾国藩说出了真理，唐浩明的评点凸显了真理，阐释了真理。

养生保健是治身的重要内容。曾国藩养生有六法：饭后散步，临睡洗脚，不烦恼，静坐锻炼，常练习射箭，早起吃白饭不吃菜。此外还有晚上不吃荤，平时多吃蔬菜等等。曾氏特别重视静坐这个独特的养生法。唐浩明介绍说，曾国藩“每天不管多忙、多乱，都要抽出一时半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收心定神”。

治人治世真经。治学治身的最终目的是治人、治世。关于治世，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得最多，但那是对上面说的；家书则是对亲人说内心话，推心置腹，比起奏折来，更直白，更真实，更有揣摩与效仿的价值。

曾国藩一生，文治国，武治军，不愧为治人治世的高手，对今日的官员仍不乏参考价值。他爱护和尊重下属，既不放过下属的缺点，也注意树立下属的威信，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他有一句治人的名言：“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如何对待悍将？曾国藩的办法是两宽两严：利与名宜宽，礼与义宜严。如何对待父母官？曾氏教给在家管事的老四一个原则：不远不近，不亲不疏。如何使用有才无德者？曾国藩的办法是“亦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如何带兵？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理念：“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这一理念为后来毛泽东“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最初的养料。

唐浩明的评点深得曾氏之堂奥，有时书卷气十足，有时没有一点书卷气，绝对讲究实用。对这些治人之道，他幽默地说：“可为大大小小的公司老总们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