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华瑞

女人生产时的疼痛到底有多疼？有一种说法：将人类的疼痛分为12级，用棍棒重击身体留下持续好几周才会消散的黑紫色、青色伤印，伤口感受到的痛是7级；各种方式引起的大面积流血性外伤（比如严重的擦伤、部分烧伤、刀伤）受伤面积较大且恢复时间较长疼痛值为8级，而分娩痛由于婴儿头部过大使得母亲要承受极大的痛苦，其疼痛等级为最高——12级，是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是这样的疼痛等级在作家张翎那里，似乎又变得轻飘飘起来，用她在小说《阵痛》（作家出版社）中的说法，生育之痛虽然难捱，但是当这种疼痛与之后他们所需要经历的人生之苦、世道之艰相比，似乎都变成了“痒”。

擅长描述痛感的张翎，这次推出的新作《阵痛》，将笔触从《余震》中天灾带来的难以祛除的心痛，转向描述在艰难生活中母亲用坚韧在世道之苦中所承受的命运之痛。虽然对疼痛的描述更为直接，张翎却试图在疼痛中传递出希望，用新生命的降生和延续为这些苦不堪言的女性带来活下去的勇气。这个时间跨度长达70年的故事分为逃产篇、危产篇、路产篇和论产篇4个部分，描写了从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际遇迥异的母亲们不同寻常的情感和孕育经历。从上官吟春（勤奋嫂）到孙小桃、从孙小桃到宋武生经历了同一种宿命，并试图从一个角度映射出百年历史的变迁——抗战、“文革”、“四清”、改革开放、留学潮等多个历史事件都有所呈现。

近年来，有文学评论家将张翎与另两位活跃于国内文坛的女作家严歌苓、虹影并称海外华文女作家的“三驾马车”，从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再到张翎的《阵痛》……海外华文女作家们偏爱书写女性及其家族史，甚至深入到社会史的深处，探索女性个体的生命轨迹，开掘对历史与人性的思考。

在张翎此前的作品中，虽然对女性角色有所偏重，但是在创作时，她的性别意识并不清晰。“比如《余震》中的李元妮、《金山》中的六指，我在描述她们的时候很少考虑性别因素，更多是把她们作为历史中的一些人物。”张翎说。但是到了《阵痛》的创作中，无论是创作灵感来自于母亲家族的女性，还是上官吟春、孙小桃和宋武生的角色设定，都充分显示出女性视角，历史事件和男性人物已不是客观意义上的事件和人物，而仅仅是女人眼中折射的事件和人物。

关于疼痛

《出版人》：有人说，生育之痛是人生难以忍受的疼痛，在《阵痛》之中所描绘的生育之痛更是超越以往，那么，在上官吟春、孙小桃、宋武生的人生中，命运的痛楚与生育的痛楚，哪一种更让这几位女性无法承担？

张翎：《阵痛》在时间上跨越了七十年，在地域上跨越了亚欧美三大洲。书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特别是第一代的上官吟春（即后来的勤奋嫂），第二代的孙小桃，一生中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数次重大事件，从抗战到土改到抗美援朝到四清到文革，直至后来的改革开放。她们经历的命运之痛，生产之痛，都是旁人看来难以承受的，可是深陷其中的她们却似乎浑然不知。她们对权利、对政治局势、对利益得失一直处于一种糊涂状态，她们甚至对疼痛也是感觉愚钝的。就是她们的这种迟钝，使得她们在生活中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天真的状态，使得每个走进她们的生活的男人，都会忍不住被她们深深吸引。这种“糊涂”，其实是一种与知识教育程度无关的性格特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智慧和抗压能力。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女性宋武生，知识储备和生活条件都比她的前辈幸运，可她却是全书中最不幸福的一个女人——她太清醒了。她不肯为他人牺牲，也不肯为自己牺牲，她对得失有了客观警醒的意识，所以其实全书中她才是对“疼痛”感觉最敏锐，同时也是最不幸福的一个人。

《出版人》：您似乎特别擅长描述疼痛，这与您的个人体验有关吗？

张翎：除了我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外，我想我曾经的职业也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当过17年的职业听力康复医师（clinical audiologist），我的职业使得我对战乱灾荒疼痛这些话题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我的病人中，有许多是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维和行动，等等），还有一些是从战乱灾荒地区逃到北美来的难民。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是我这种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战争灾荒使他们失去了听力，也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生命体验，极大丰富了我作为作家的灵感。这些年我的一些作品，如《余震》和《阵痛》，都和灾难疼痛及心灵创伤相关。

关于爱情

《出版人》：相比于痛楚而言，这些女性更大的悲剧是孤独——生育时的孤独，人生路途上的孤独，她们爱的人多数是缺席的，这种缺席的男性似乎成为一种特征。对此，您怎么看？

张翎：《阵痛》中的前两代女人并不是不需要男人的“女权主义者”。相对于她们物质生活上的清贫，她们精神上却并不孤单——她们的生命中一直对男人有着持续的渴求。吟春（即后来的勤奋嫂）年轻时仰慕以教育救国的大先生，后来眷恋以医术忧民的谷医生。小桃在失去为祖国献身的黄文灿之后，虽然一生都在怀念他，却也嫁给了以消灭贫穷为己任的宋志成。她们不缺男人，她们所爱的男人都是能让她们心甘情愿飞蛾扑火般投身的男人。她们对这种男人的偏爱，使得她们终身心怀幸福感。她们对那些缺席的男人并无抱怨之心，只是安然地接受了有些疼痛必须单独承受的客观现实。全书中真正孤独的，只有第三代的宋武生，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她的前辈们飞蛾扑火追求爱情的激情和动力，她看男人的眼光不带憧憬和虚幻色彩，所以她会对男人失望。

《出版人》：在后记中，您提到仇阿宝是唯一一个让您产生痛快淋漓感觉的人，是否与您赋予他最真实的性情和选择有关？

张翎：这个人物是我在做工人的年代里常常遇到的形象：没受过多少教育，却又有一点小聪明。由于常年跑码头，又比小城的其他人多一点见识。其实《余震》里王小灯的生父，那个开大卡车的司机，也多少有些仇阿宝的影子。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油滑，时不时讨一点单位的小便宜，嘴上占一点女人的甜头。可是正是他们的无知造就了他们的无畏，在女人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会糊里糊涂地献上了自己。仇阿宝没有知识分子的纠结和迂腐作态。《阵痛》的书写是从女性角度出发的，世界是女人眼中折射出来的世界，男人也是女人眼中折射出来的男人。勤奋嫂从来没有爱过仇阿宝，所以他在书中才会以未被美化过的本真状态出现。

关于宿命

《出版人》：《阵痛》中，您所描写的女性形象饱满丰腴，但是这些女性似乎带着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您对宿命如何看待？

张翎：残缺其实是人生的常态，花好月圆的归宿通常只出现在白雪公主这样的童话故事里。我的小说其实只是描述了人生的常态。每个时代都有乱世，每个乱世里都有糊糊涂涂地成为母亲和不顾一切也要出生的孩童。人类世世代代在失望和绝望的边缘徘徊，却总是在某一刻被希望所拯救。这个拯救对女人来说，经常是她体内孕育的那个婴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阵痛》不仅是关于悲剧的，它也是关于生生不息的希望的。这些女人假如倚靠经历带给她们的记忆，她们都非死不可，可是使得她们活过一切灾难疼痛的，却是希望——哪怕是卑微的希望。

《出版人》：在《阵痛》中，悲剧来源于个人的选择，更是在时代裹挟下的无奈，您对时代造就的命运如何看待？

张翎：书写《阵痛》时，我首先想到了女人的命运。但我不仅仅只想到了女人的命运。女人的痛不见得是世道的痛，而世道的痛却一定是女人的痛。世道是手，女人是手里的线。女人掌控不了世道，而世道却掌控得了女人。我无法仅仅去描述线的走向而不涉及那只捏着线的手，于是就有了那些天塌地陷的历史事件。在《阵痛》里，女人的疼痛不是太平盛世都市男女茶杯里的风波之疼，而是时代风云和个人选择的混合体。作为作家我很难把两种疼痛剥离开来，我唯一能做的是把个人选择摆置在家国命运的大框架里，女人们只能在这个框架里做出她们的精神特质促使她们做的事。

关于女性文学

《出版人》：作为一个逐渐被重视的群体，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也赢得了更多的读者，您认为这些作品有什么特色？

张翎：写作是一样孤独而独特的活，上帝创造出多少个作家，就会有多少个版本的艺术风格。一千个作家会有一千种写法，即使是同一位作家，有时在不同的书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状态。用性别标签（男作家/女作家）和地域标签（海外/本土作家）来区分作家是一个简单化的方法。当然，做研究的人总得采用某种归类法。我是个埋头写书的人，阅读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关注过作家的性别，我对作品的解读通常依赖于文本本身，或许加上作者的生活轨迹，但很少会用性别来区分他们。

《出版人》：您对女性文学的社会地位如何看待？

张翎：近两个世纪女性写作的呼声似乎连绵不断，从乔治·桑到伍尔夫到波伏娃到桑塔格，世界文学天幕上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一个偶像级的女性作家。可是我对这样响亮的呼声心存疑虑，总觉得唯有欠缺才会产生呐喊——谁见过男作家为他们发出祈求关注的嚷嚷？希望将来有一天，大家可以专注地谈论文学，而不是贴在文学之上的性别标签。

关于文学之路

《出版人》：从以往的采访中我看到您在40岁后才开始文学创作，有什么原因吗？

张翎：原因错综复杂，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有求学的压力，有谋生的负担，等等。等这些因素一一缓解，我终于可以坐下来时，已是人到中年。在这之前我虽然也断断续续零零散散地写过一些很小的东西，但等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处女作《望月》发表时，我已经41岁。看起来是错过了一个作家创作力的花样年华，但是这种等待也给了我意想不到的礼物——那就是阅历的积攒和经验的沉淀。也许这样的说法纯粹就是一个阿Q式的自我安慰，我是一个不太典型的例子，希望别人不用走我走过的那些漫长弯路。

《出版人》：《余震》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让更多的读者熟悉了您，那么《阵痛》是否打算改编成影视剧？您认为您的作品为什么能获得读者和影视的青睐？

张翎：在这个文学的小众时代里我们决不可轻看影视的大众影响，用影视为文学做广告是一条好途径。但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考虑影视因素，《阵痛》能否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还得看机遇。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大家能渐渐走出影视的开场锣鼓，把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认识了解。

这个社会最大的进步，就是观念上的多元化和兼容性。现在的读者口味非常多元，已经不是那么容易“迎合”了。所以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我自己，写最感动我自己的作品。只有首先感动了自己，才有可能感动他人。从灵感萌发到组织文字再到落笔的过程是经过许多曲折辗转的，这个过程越纯净越好，若融入太多杂质，灵感会受到污染。

《出版人》：您下一部作品是什么题材的？

张翎：下一部小说将是一个关于幻灭的故事——生活理想和生命理想的幻灭。这部小说从内容到表现形式上都会和以往的小说有些不同。最近在读《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看到海明威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对一部正在书写的小说，最好不要太多谈论它，因为谈着谈着，很可能就谈没了。海明威的话兴许不无道理，我最好还是在这一刻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