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伟

2014年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决定，我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印论类编》有幸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由于《中国印论类编》曾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总局的领导同志来电话让我谈谈此书的编辑历程，不禁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数年前编辑此书的岁月。

选题立项

我在研究生阶段，出于写论文和研究需要，经常查阅中国绘画史论家俞剑华编著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那时，还没有书论和印论方面的图书面世。200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幸分配到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成为一名编辑，在选题策划时自然就想到了此类图书的开发。

当时的出发点，一是想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配套，开发与之并列的印论、书论，申报的选题名称为《中国古代印论类编》《中国古代书论类编》。二是鉴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影响较大，是典型的双效图书，考虑与之相匹配的选题的成功机率也会比一般性的图书高。

我曾以此为题向一位熟悉的从事篆刻教学研究的大学老师约稿，他一开始很有兴趣，并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最终难以为继。2004年，我因策划编辑《历届书法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面向各高校和研究院所约稿。有一次与南京艺术学院的黄惇老师谈起此事，黄老师很兴奋地说他正在从事与此相关的课题，就快结题了。黄老师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博导，在书法篆刻领域有较高的知名度，他曾出版过《中国古代印论史》《篆刻教程》等著述，若能担任此书的作者，将是最佳的选择，这让我喜出望外。

不谋而合的是，黄老师的课题名称也叫《中国古代印论类编》，已被列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此课题于2001年立项，将延期至2005年底完成。考虑到古代的概念一般下限为鸦片战争，而其后近代仍有许多有价值的印论资料需要收入，故课题名称后来去掉了“古代”二字，更名为《中国印论类编》。

多次沟通后，黄惇老师对我的出版计划格外支持，他很乐意把自己的成果交给我编辑出版。说实话，当时大部分编辑都不愿意碰学术工具书这类硬骨头，我或许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份对印学的敬重与爱好，不知畏惧、并退无可退地签下了这一任务。

不厌反复

选题及作者落定了，下面就要真刀实枪地大干一场了。黄惇先生2005年底把稿件交给了我，这一稿应该是项目结题的稿子，还不是交付出版的正式稿。没有图版，只是Word文档，仅有约70万字，而且是简化字。当时任总编辑的程大利先生很重视这一选题，他在与黄惇会面时，肯定了此书的出版意义，并建议用繁体出版。黄惇说当时课题的要求是简化字，正式出版时是否转成繁体字，也一直在考虑，程大利总编的建议让他更坚定了使用繁体的决心。众所周知，编辑出版工作中，简体与繁体的区别意味着工作量要翻两番。虽说辛苦些，但是原汁原味的东西才更有价值，况且《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也是繁体，如从配套的角度出发，用繁体是不二选择。2007年8月，黄惇先生将原书稿更新，改成繁体版送交出版。新稿又搜罗补充了许多新资料，文字量从70万增加到了100多万，还增加了百余幅书影和印章的图片，分量更显厚重。

根据黄惇先生提供的稿件，我向设计公司提出了设计要求，并请制版公司植入文字图片。由于荣宝斋出版社主要出版书画类图书，之前经常合作的几家制版公司以制图擅长。这些公司一般都不愿接文字类图书，因为文字书多是黑白单色版，费用低，麻烦多，利润少。最终，美通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或许囿于情面和长期合作的关系，硬着头皮接下了这单活儿，他们曾经排过一部分内文初稿，其间我多次打电话与他们的制版人员沟通过一些字体字形等细节问题，还没等我把修改意见汇总反馈，他们就主动提出前期费用分文不要，只是不愿再做下去了。我与社里出版部的同志商量，请他们再找专业的文字排版公司。由于新的这家公司与原来那家使用的制版软件不同，前期排版工作只能作废，一切从头开始。

《中国印论类编》的编辑量非常繁杂。因为属于古籍文献，经常涉及生僻字、异体字，需要制版人员大量造字，有些字因同时出现在正文、标题、图注等处，字体有书宋、大宋、仿宋等区别，所以一个字要同时造好几种体，一本书做下来，足足造了六七百个字。由于印章用字多为金文或篆书，这些远古字体在计算机字库里尚未开发，有些段落行文中多次以金文大篆字体举例，这些例字只能用手写，然后扫描作为图片植入，其中仅一页（第91页）就植入了35个之多。

或因大量造字和图片穿插在文字中，电脑有些吃不消，经常会出现死机的情况。有一次，制版人员在打印出新稿时，原稿中标注的确实改过了，但未标的地方也莫名其妙地与上一稿不一样了，而且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乱码，这就意味着电脑不听话了，它在随意修改。这种问题让制版人员出了一身冷汗，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许是稿件太复杂了，超出了电脑的承载能力，它不堪重负，它在抗议！作为编辑，虽说原来的心血浪费了不少，但别无选择，只能从头再来。后来，我建议他们把文件层层拆分，尽量小一些，最后再合成。排版工作人员有了前面的教训后，也经常保存备份，电脑减压后确实好多了，没再出过太大的问题，这就保证了每改一稿都在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

精益求精

黄惇先生在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时，曾做过大量考注，对入编的印论资料，尽可能采用不同的版本校勘比对，择善而从。在排版的前几稿中，黄惇先生一直未考虑将校记文字附上，后来在听取一些专家意见后，觉得附上更能体现编者的学术思考和编选的过程。从排版角度考虑，如把校记文字放在篇末相对省事，但不便于读者参考，如放在当页，就意味着版心要做调整。还好一开始设计时，天头留得稍大，索兴把内文再往下调，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版心数据，保留了之前的排版成果。现在看来，这种夸大天地头对比的感觉并非不妥，反而有别于一般图书的四平八稳，从而显得疏密有致，与篆刻章法中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原理相合。上面的空白还可留给一些深度的读者做读书笔记使用，真是一举多得。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封面设计上也是煞费苦心，前后经历了四五稿。之前几稿，没有衬图，或利用特种纸的肌理，或是用线，体现了印章的红色元素，看后总觉没有深意。后来，我建议铺一张书影图片作为设计元素，书影原稿是黑白复印件，设计人员将其调成了古旧发黄的色调，又做了些木纹的肌理效果，嵌上文字后，古雅书香之气油然而生。正式出版后的封面，整体上达到了预期效果，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与别的古籍文字书也拉开了距离，得到了不少同行的赞许。

2010年底，由于本书被列为的资助项目需要结项，许多核校工作和细节问题还未最后完成，面对近2000页的书稿，加班加点已成常态。看着堆积盈尺、散发着油墨味的一叠叠蓝纸，总算是看到了希望。但是越到最后，越容易出现问题，我心里暗自提醒着，决不能麻痹，于是一页页、一行行，仔细核校，不敢丝毫懈怠。

书终于出来了，看着多年的心血有了着落，顿觉如释重负，扛了多年的项目终于可以交差了，那时的轻松感胜过一切。如果从本书的选题策划算起，到正式出书，此书已经历了八年的时光，而黄惇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搜集整理材料，从本书稿被列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的2001年始，也历经了十年。此书真可谓“十年磨一剑”了。回想过去的编辑时光，反复与煎熬，无助和期盼，如履薄冰，几近崩溃，而再多的辛劳现在看来都成了难得的财富和美好的回忆。

后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南京艺术学院、荣宝斋出版社共同主办了《中国印论类编》学术座谈会，沈鹏、薛永年、王镛、唐辉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专家们对《中国印论类编》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中国印论研究的里程碑著作，对保护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看到那么多权威专家学者对此书的高度评价，作为一名责任编辑，我感到万分荣幸又忐忑不安。说实话，书里还有不少遗憾和不足。我没有太多的奢望，我谨希望《中国印论类编》能够成为一本让大家觉得有用的书、一本可以传之久远的书。■

（本文作者为荣宝斋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