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妈妈工作的作协机关里，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草坪，草坪上有一尊鲁迅石膏坐像；花园里有喷水池，池中间立着一个半裸女人的雕塑；花园里有葡萄架，还有花房——不知为什么，我把它叫做娃娃的房子。

我们常常到这里来玩。

在草地上打滚，顺便给鲁迅公公磕个头。摘枸杞子，摘葡萄——那葡萄大都是青而硬的，可我们仍然毫无畏惧地吃了下去，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

玩到后来，不禁放肆，把个机关花园误以为儿童乐园，大闹起来。当我们肆无忌惮地在花丛里跳来跳去时，就会受到花匠严厉的目光的阻止。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两脚稍稍往两边分开，两只胳膊再朝两边分开一些垂着，手里握着一把剪枝的大剪刀。他微微地驼着背，从不大声呵斥我们。但他从不和我们说话，只是那么冷淡，生气，对我们一无兴趣、一无希望地看着，叫我们自觉地对他敬而远之。远远看见他过来，我们便逃窜开去，也不知怕他什么。他是那么瘦弱而苍老，完全不值得害怕。而我们却那么怕他。

当人们纷纷向我妈妈告我的状时，他也站在旁边，看着我。一言不发，那目光分明是谴责的。他似乎不屑于把那谴责说出口，似乎已对我们失去了任何悔过自新的信心。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那般的不可救药。

一次，我们在大厅里打乒乓。打到高潮时，我把短裙子脱了，只穿短衣短裤。一个调皮的伙伴和我捣蛋，把我的短裙子藏了起来。而他自己则逃之夭夭，不知所向。毕竟已到了知道害羞的年龄，我晓得，只穿一条短裤是无论如何走不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