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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转型特征、动力机制及对策

2015-01-06李国平张杰斐

中国流通经济 2015年8期
关键词:服务业北京经济

李国平,张杰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市100871)

首都经济转型特征、动力机制及对策

李国平,张杰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市100871)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北京市历经了从服务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经济的结构转变,经济实力大大提升,现已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后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经济发展从数量转向质量,发展速度从高速转向适度;经济结构升级从第三产业结构调整转向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以创新为驱动,经济高端化趋势日渐明晰;城乡差距缩小,但社会需求不断增加,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空间关系逐步从向心集聚转向向外扩散,但中心区过度集聚的压力在短期内仍然较大。新时期、新常态下,必须结合北京的经济发展特点和转型动力所在,重点实现北京创造,着力打造北京服务品牌,全面发展总部经济,加快建设高端人才集聚特区,优化区域功能布局,积极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北京经济转型。

新常态;经济转型;首都经济;动力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渐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继续加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然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对各区域继续推进转型发展的要求日益迫切。同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强化的新形势下,北京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压力下,为稳定经济增长,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优化城市产业和功能布局,应制定符合北京发展阶段和未来需求的应对策略,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一、首都经济转型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经济发展历经了从服务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经济的结构转变,总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消费型城市向重化工业城市的转型阶段;第二阶段(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退二进三”的结构调整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基本形成阶段;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内部结构优化与总体经济的高端化阶段。具体如图1所示。

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吸取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经验、教训,北京进一步明确了城市性质,城市经济结构和布局不断优化。截至2013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GDP)已达到19500.6亿元,同比增长7.7%,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76%,人均GDP达到9.22万元;已形成三个规模较大并具有区域专业化优势的现代制造业集群,即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汽车及装备制造和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集群;[1]现代服务业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高。

图1 1949—2013年北京市经济发展趋势图

伴随着经济转型的过程,北京功能的定位也在发生着改变,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为进一步推进首都功能调整及布局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常态的基本论断,国家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此宏观背景下,北京的转型发展,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而破解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北京城市功能布局的优化,挖掘远郊区县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潜力,促进在北京核心区域过度集聚的人口和产业功能向外扩散、疏解。

二、首都经济转型特征

1.经济发展从数量转向质量,发展速度从高速转向适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经济总量规模已超过10000亿元,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自2008年以来,北京市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速都开始明显下降,2013年北京市GDP(可比价)增速与上年持平,维持在7.7%(参见图2)。根据国际经验,伴随着北京由工业化发达期逐步进入后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总体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步平缓下降,经济发展品质将会持续提高。

2.经济结构升级从三产结构调整转向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

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76.85%,与2012年相比,第三产业比重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由10%降到9%,但内部结构优化的步伐逐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不断提高,2013年达到65.23%,提取北京第三产业中具有明显专业化优势的行业(即区位商大于等于1.5),可以看到具有专业化优势的行业共有6个,其占第三产业比重达到69.19%,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优势行业正逐步发展成为第三产业的主导行业,体现出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调整的发展趋势(参见表1)。

总体来看,伴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第三产业带动作用的持续加强,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将成为未来发展中北京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第三产业对北京经济的推动作用还会进一步加大。

3.以创新为驱动,经济高端化趋势日渐明晰

2013年北京市研发(R&D)经费支出达到1185亿元,占同年GDP的比重已超过6%,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2]标志着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北京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的整体品质将持续优化。从北京市研发经费的结构来看,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是主要来源,且2013年两项资金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研发经费超过50%的支出都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其次依次是制造业,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时,不同资金的支出领域也是存在差异的,其中,政府资金的支出领域主要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教育业;企业资金支出则仍然以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国外资金主要支出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两个领域;其他资金则主要集中投入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总体来看,企业的研发资金大多与产品直接相关,而政府资金和其他资金则主要投入在科技研究的基础领域,在这一趋势下,必然对北京经济向高端化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2 2000—2013年北京市GDP和人均GDP发展趋势

表1 2008—2013年北京市优势行业占第三产业比重 单位:%

4.城乡差距趋向缩小,但由于社会需求不断加大,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在北京市经济发展增速逐步放缓的同时,人均收入的增速也随之下降,但下降的幅度要低于GDP增速的下降幅度。2010—2013年人均收入的增速仍然保持在7%~8%之间。以2008年为转折点,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已低于农民纯收入的年均增速,伴随着这一趋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

然而,随着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提升,社会需求的品质和多元化程度都会进一步提高,长期以来,在传统的二元经济体制及管理模式的发展环境下,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其中,优质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郊区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事业等方面与城区之间差距明显,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差异是社会事业未来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此外,随着北京人口的持续增长,尤其是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对北京基础教育和医疗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如何在统筹安排下解决外来人口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是北京未来社会工作的难点之一。

5.空间关系逐步从向心集聚转向向外扩散,但中心区过度集聚的压力在短期内仍然较大

北京市经济布局开始呈现多中心特点,但城市中心区集聚效应仍然很明显。经济空间布局已具有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雏形,围绕昌平、顺义、通州、房山、怀柔、平谷等新城,形成了城市新的产业集聚空间,但城市就业中心集聚的趋势仍未得到扭转。尽管制造业呈现明显的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转移的分散化特征,城市发展新区拥有最高比例的就业人口,达到53.47%,超过全市制造业就业人口的一半;但制造业迁出后,服务业仍呈现明显的中心集聚特征,北京城六区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市的80%以上,城市发展新区与生态涵养发展区服务业就业人口较少。中心城区服务功能持续集中,加剧了城市中心区过度拥挤的单中心问题。[3]

三、首都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国际化城市在后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其发展动力机制既有共性的规律,也有各个城市不同的个性特点,这与城市所处国家的外部政策环境、国家的发展阶段以及城市自身的职能定位等都有密切关系。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首都的职能定位和功能发挥是其城市发展动力的关键因素,此外,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发展到现阶段面临不少的压力,缓解并消除这些压力也正是下一步促进城市发展的动力所在(如图3所示)。

1.外部政策环境变化

(1)北京的首都功能定位更加强化,城市发展要紧密围绕功能定位。随着首都功能在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将会促使北京将城市中属于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高污染、高耗能、人口依赖性强的产业转移出去,城市发展对于经济目标的追求也会降低,而相应地低碳绿色的高端服务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将更进一步成为城市发展的重点产业,同时,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城市管理水平、城市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要求将会更加提升,成为城市发展的新重点,同时也需要积极争取中央对于首都财政的支持。

(2)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契机和新挑战。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的核心,目前我国财政的财权、事权仍没有完全匹配,以总部经济为例,总部经济为北京的财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下一步总部结算制度必将发生改革,必将减弱总部经济对于北京的财税贡献,随着行政审批权的简化与下放,北京这一优势将会减弱,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总部聚集。

图3 首都发展动力机制示意图

(3)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加速,为北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对于北京而言,无论从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改善,减轻人口剧增对于城市发展的压力,提高城市总体生态承载能力等方面都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北京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对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技术发展将起到支持作用,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也将逐步显现。

2.发展不够充分

(1)与国际发达国家和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北京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发展水平,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从经济发展潜力和城乡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北京发展仍不够充分,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北京的经济总量规模、人均GDP水平、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水平等在全国均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北京的GDP总量仅为纽约的35%、东京的30%、伦敦的40%左右。2013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为76.9%,与纽约、伦敦占比超过85%而言,产业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就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较而言,2012年北京的劳动生产率达到16.4万元/人(而同期中国香港为42.3万元/人,德国为50.8万元/人,日本为57.5万元/人,美国为64.5万元/人),仍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更遑论重要城市。未来北京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高端化发展,经济发展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因此,未来北京通过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高端化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将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2)区域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尽管近年来北京城乡在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是总体而言,北京城乡发展水平差距仍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人口和经济分布的过密与过疏并存、居住-就业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错位,空间关系逐步从向心集聚转向向外扩散,中心区过度集聚的压力在短期内仍然较大。

2013年,城市功能拓展区与城市发展新区的总常住人口超过全市常住人口的80.6%,且仍有扩大的趋势。城六区的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160人,而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分别仅为每平方公里1067人和每平方公里217人。城六区的人均GDP为10.8万元,而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分别仅为6.1万元和4.1万元。首都功能核心区仍过度集中了产业活动,而城市发展新区对产业的集聚能力则相对不足,这导致整体上人口居住-就业的不平衡。

所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仍应成为促进北京下一步发展的重点领域。

3.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

随着北京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持续增大。首先,人口规模过大,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其次,北京属于重度缺水城市,而且是资源性缺水城市;第三,环境空气质量较差,雾霾等恶劣天气频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高品质的生活消费需求增加,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也大幅提高,将释放大量需求,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生新的增长点。

2013年,北京市人口总量突破2100万,达到2114.8万人,人口规模过大已严重影响北京市人口均衡发展,外来人口的涌入是当前北京市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尽管北京采取了不少控制人口规模持续增加的措施,但是从北京城市的发展阶段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人口还将持续增加。据预测,2015年北京人口规模将达到2200万,2030年将达到2800万,[4]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已经凸显,主要体现在水资源严重短缺、资源对外高度依存、生态环境恶化、雾霾等恶劣天气频发等方面。据预测,未来2030年北京水资源需求约在46亿立方米左右,而可供新水约为34.7亿立方米,大约有11亿多立方米的水资源需要非常规水源来补充。[5]可见,北京水资源的需求与供给间有11亿立方米以上的缺口,尽管再生水的利用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再生水本身能利用的范围十分有限,对于新增水资源来说,南水北调的水源占到北京新水资源供给的40%以上,是最为重要的供水保障。北京本地水资源的供给能力十分有限,对外依存度过高,未来水资源的供需形势仍十分严峻。近两年北京的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在公布的2013年全国30个省市区空气质量指数(AQI)排名中仅排在第26位,严重污染的空气将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空气污染治理将成为北京城市治理的重中之重。

这一形势在给北京城市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为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巨大的人口压力将促进城市产业向人口依赖度低、附加值高的高端产业调整;水资源短缺和资源外向依赖度高、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将促进城市产业向低水耗、低能耗的绿色产业发展,同时将促进绿色环保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促进技术与管理创新;国家将投入1000亿元治理重点区域的空气污染,而北京市也将投入7600亿元治理雾霾,主要围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实施进行,重点包括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四个领域,国家以及北京市在大气环境治理、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将大大促进环境建设和环保等领域的投资与发展。同时,绿色低碳的消费需求将增加,环保、节约型器具等消费将成为热点;人口资源环境的多重压力,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北京中心城区已经面临严重的交通拥堵、人口密度过大等问题,一方面要求北京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使城市空间布局向多中心发展,并积极融入津冀地区,进行适当的产业功能转移,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协作等;另一方面也要求北京必须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立安全、便捷、精细化的城市管理体系。

4.创新既是动力也是解决之策

自2010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日益稳固,首都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承担国际事务的重要载体,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国家对于北京首都功能的发挥要求也越来越高。首都功能在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将会促使北京将城市中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包括高污染、高耗能、人口依赖性强的产业转移出去,城市发展对于经济目标的追求也会降低,而低碳、绿色的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将成为重点发展的产业,同时,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城市管理水平、城市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要求将会更高,成为城市发展新的重点。

随着首都功能强化,创新将更充分地发挥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作用,只有保持城市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使得城市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更好地承担强化首都功能的任务。创新不仅仅是北京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解决北京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压力的根本之策。这里的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服务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等等方面。北京是我国中央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央企的集中地,据统计,中央在京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了北京70%以上的科技资源,北京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来源于中央单位和北京市的比例为15:1,可见由首都功能定位为北京所带来的先天创新优势巨大,关键是北京如何利用好中央单位的创新资源,为北京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这需要北京在做好“四个服务”①的同时,结合本市的创新需求,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中央单位的创新资源在京转化,并带动北京本身创新能力的提升。

任何创新都是为了促进城市更好地发展,北京应全面提升城市核心创新能力,积极保持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活力,尤其是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策源地,打造“北京创造”品牌,通过创新使高端产业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成为经济新的增长极,在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等行业抢占鳌头;强化“北京服务”的理念,创新服务业发展,将北京打造成为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世界的高端服务业中心,使高端服务业成为三次产业最核心的增长极;人才资源是创新的首要资源,北京在这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但是目前北京的人才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因此,下一步如何更加重视人才、为人才创新活动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服务,是北京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此外,北京城市管理也面临着巨大的创新需求,促进城市和谐宜居,做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同样需要体制机制和管理的创新。总之,北京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将是一个创新与发展共同促进、不断升级的过程,必将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四、首都经济转型对策

在充分了解北京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转型动力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新常态下的首都发展重点及趋势,应重点实现北京创造,着力打造北京服务品牌,全面发展总部经济,加快建设高端人才集聚特区,优化区域功能布局,积极加强区域合作等。

1.重点实现北京创造

自主创新的核心就是要实现自主创造,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又拥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经形成了国内领先的创新高地,因此,首都经济转型需要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由“北京制造”转向“北京创造”,树立“北京创造”的品牌。首先,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各类科技资源,包括国际科技资源、汇集于北京的国家级科技资源、北京所在区域的科技资源,促进科技和经济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其次,实现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重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

2.着力打造北京服务品牌

首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资源环境制约,传统工业和制造业已经不适合在北京继续发展,而低消耗、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应成为北京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应当不断强化“北京服务”的发展理念,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世界的高端服务中心。[6]首先,应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速度,提升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推动“北京服务”的品牌建设;其次,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加快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辐射全球的需求出发,以服务业的业态创新增强“北京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再次,加快相关高端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依托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和产业要素环境,激活产业发展潜力。

3.全面发展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有利于发挥区域优势、提升区域在全球网络中的控制能力,因此应增强北京对高端产业的吸引力,推动总部经济发展。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京设立总部及分支机构;其次,对现有的总部基地更加清晰地界定其发展定位,通过政策、机制创新,引导其形成区域范围内的合理分工及布局,有效推动总部经济发展;再次,充分发挥首都政策优势,处理好政府在总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化区域合作,使首都的总部经济形成有效的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辐射能力及控制能力。

4.加快建设高端人才集聚特区

人才资源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首要资源,因此,北京应进一步加快国家人才特区建设,聚集高端人才,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按照《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总体部署,加快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争取在未来10到20年内,将北京建成一个面向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高端人才集聚特区。首先,根据北京市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及需求,确立人才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以保障人才供给与培养的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并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科技人才;第二,加大力度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利用国际资源培养人才,提升北京市的区域创新能力;第三,提升地区综合品质,完善对高端人才的服务配套体系,营造能够吸引高端人才工作、生活的良好环境;第四,根据各区县的主体功能定位,确立向人才发展倾斜的资源配置格局,使得每个区县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人才群体,打造各区县的特色人才集聚区,增强创新核心竞争力。

5.优化区域功能布局

为进一步加快首都经济转型,北京应从优化区域功能布局的角度,在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时,有重点、有次序地推进和引导首都非核心功能的疏解,将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产业功能向郊区及周边地区转移,带动区域功能格局的整体优化。首先,应加快疏散中心城区过密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从缓解人口和资源双重压力的角度对产业进行区分,制订调整计划,优先调整低能效、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企业,以及占据中心城区土地空间、经济效率低下的区域性物流、批发产业企业。第二,加快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建设,形成市域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进一步完善“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第三,在京津冀地区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区域功能格局,努力构筑“一主一副、三轴、四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发展格局,促进区域经济腹地的成长,引导产业功能转移。

6.积极加强区域合作

北京还应进一步深化区域分工合作,加强与周边地区在资源、能源、产业、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从区域整体的角度,在发展首都经济的同时,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首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加快与周边区域交通体系、资源开发的一体化发展进程。其次,推动建立合理的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依托首都强大的科技创新优势、金融服务优势、信息服务优势和商务服务优势,显著增强对津冀地区以及国内外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和影响作用,引领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京津冀地区的科学发展能力和区域整体实力,在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新优势。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都发展规律及趋势分析研究”(项目编号:14ZHA0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京津冀地区服务业空间分工效应及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4YJC790136)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四个服务”的具体内容: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1]孙铁山,卢明华,李国平.全国基准产业集群识别及在区域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以北京市为例[J].地理研究,2008,27(4):873-884.

[2]汪先永,刘冬,胡雪峰.北京经济发展阶段与未来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63-65.

[3]刘春成,白旭飞,侯汉坡.浅析北京工业空间布局演变路径[J].北京社会科学,2008(4):25-29.

[4]李国平,等.面向世界城市的北京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57.

[5]李国平,等.面向2030年的首都水战略研究报告[R].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北京市委研究室城市处,2013.

[6]李国平.北京经济转型的特点与对策[J].前线,2013(1):62-64.

责任编辑:林英泽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Capital Economy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n That

LI Guoping and ZHANG Jiefei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of implement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Beijing has experiences the restructuring of“service economy-industrial economy–service economy”;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the econom ic strength of Beijing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Beijing has nowentered the advanced economic stage of post industrialization taking service economy as themain player;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cus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quantity of growth to the quality of growth,and development pace is slowed down.The econom ic restructure has been upgraded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restructure to the internal structural optim iza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The high-end economy driven by innovation i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narrowed;social demand is increasing;and social conflict is becom ing seriously. Spatial relationship gradually shifts from the agglomeration to the outward diffusion;but th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excessive agglomeration of the central area is still significant in the short term.In the light of newera and newnormal,an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 and the driving forcesof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we should pay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Creation in Beijing and Service in Beijing,develop the headquarter economy in an all-round way,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ecial adm 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talent agglomeration,optim ize the regional function distribution,and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

newnorm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pitaleconomy;drivingmechanism

F292

A

1007-8266(2015)08-0040-07

李国平(1961—),男,黑龙江省拜泉县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城市与区域规划;张杰斐(1983—),男,山西省忻州市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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