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军

贾谊《过秦论》在高中、中专语文教材和大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都有收录。其卒章的点睛之笔“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结出一篇主旨，笔力千钧”;但对于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的理解，却有些见仁见智的分歧。

一

据笔者所见，至少有三种：

其一，因为秦朝的统治者不施行仁义，所以它的守天下和以前的攻天下，形势完全不同了。

其二，秦朝历代君主一向不施行仁义，而自始皇起的末代三君主又未能领悟并适应“攻守势异”的政情变化，因而才由“必亡”走向了“速亡”。同这一说法比较接近的还有，“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攻守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啊。”

其三，秦从前兼并六国时处于攻势，故可以依据地险，采用诈力，取得成功。但在统一天下后，形势不同了，就需要顺应新的情况，施行仁义，才能守住天下。

比较三说，不难发现争论的焦点在于“攻守势异”的内涵及其与他不施仁义因而败亡，“仁义不施”的关系的理解之上。刘、唐二位先生的“攻守之势异”的译文虽然在字面上与其他两说差别不大，但这里的“势”不是始皇他们“所面临的形势”，而是子婴等人“所遭遇的‘身死人手的最后结局”，是“仁义不施”的直接后果。那么，句子的实际含义是“守天下（的败亡）和攻天下（的成功）的结果（完全）不同了”。为称述方便，姑名其为“结果说”，即：不施仁义（因而）导致灭亡。

陈先生则认为“攻守之势异”与“仁义不施”之间并非因果关系，“仁义不施”决定了秦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而始皇以后的三君主未能领悟并适应“攻守之势异”的政情变化，则是导致秦亡的直接原因。他否定了“结果说”，另提出一个“双因说”，即：不施仁义而且不知势异从而导致灭亡。

朱先生也认为“攻守之势异”是始皇统一后“所面临的形势”，这与“双因说”同;但他同时认为“攻守之势异”应是“施仁义”的现实依据，在“攻守之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没有“施仁义”，才是败亡的原因。这与以上两说均有不同。有人说得更明白些，“此句当译为：这是因为攻守的形势不同，而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不施行仁义的缘故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强调了在‘攻守之势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下，秦国的统治者没有实施仁政，这是秦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为区别计，可名之为“依据说”，即：势异则应施仁义，否则就会败亡。

二

三足鼎立，谁是谁非？我们还是从原作中去找答案。

文章中，贾谊在概述秦的兴亡史之后，紧接着运用对比来引导读者探求秦亡的原因。首先，“天下非小弱也”。是的，“雍州”只能算是“区区之地”，根本不能与“六合为家”的大秦王朝相提并论，这说明秦亡非地不利。其次，陈涉无论是个人资质、地位还是部下的谋士、士兵、武器，都不能与山东六国“同年而语”，说明秦亡也非敌之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巨大反差呢？作者用“何也”发人深思地设问之后，斩钉截铁地推出了自己的结论：“不施行仁义政治，因而攻天下（的胜利）和守天下（的败亡）的结局大不一样啊！”笔者认为还是“结果说”较为确切地把握了课文的意思。因为“攻守之势异也”正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换言，也正是秦王朝由兴到亡的历史的概括和复指。它与上文是那样的意脉相连。

三

不过，这样理解也给人们留下了疑问：秦末三君主不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是因为“仁义不施”;那么，言外之意是不是说先祖们行了仁义才由弱到强一统江山的呢？如是，显然与所述历史不符;如不是，那怎么他们就能“致万乘”，而二世们就该“身死人手”呢？也许正是为了澄清上述疑虑，“双因说”才将“仁义不施”的主语明确为“秦朝的历代君主”，也即没有领悟“攻守势异”的只是“秦末三君主”——附带说一句，“秦朝的历代君主”和“秦末三君主”实际上是同一概念，因为我们所说的秦朝始于公元前221年，终于公元前207年，其历代君主也就是始皇、二世和子婴三位。陈先生所说的“历代君主”大概是指穆公到子婴等二十余君，但这似乎应称“秦国的历代君主”。“依据说”也积极将上述疑虑消灭于意译之中，干脆把“言外之意”挑明了：进攻时可用诈力，统一后则应施仁义。这可谓是用心良苦，但这担心未免多余。

首先，“何也”的设问看来是就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的双向提问，而实际上发问的重心在“为什么守成不能像创业那样获得成功”或干脆说“为什么会亡”之上。这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章内容中都能得到证明。作者的写作目的在于借始皇等的守成失败来告诫汉文帝如何守成，“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作者所“过”之秦应是秦朝而不是秦国。虽然“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虽然“秦俗多忌讳之禁”，但是，他们都能“常为诸侯雄”;根据“成则为王败者寇”的习惯，根据“夫兼并者高诈力”的权谋，他们不但不在所“过”之列，而且贾谊还时时为之“张扬”，以反衬其子孙之“不肖”。这样说来，“历代君主”是否行了仁义，他们如何能“致万乘”，均可在不论之列。

其次，为什么“仁义不施”秦朝就会灭亡？这的确无法回避;否则汉文帝与我等就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倘要论文，便要顾及全篇。”我们还要联系中篇和下篇来作具体分析。实际上，上篇中贾谊只是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以弱天下之民”的史实中归纳出中心论点——不行仁义，因而导致灭亡。至于其“所以然”，他在中、下篇才展开理性的分析，即“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从结构上看，上篇提出问题，中、下篇分析问题，呈层层深入的递进结构。因此，我们不应该要求“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把所有的意思都表达出来。

对于“结果说”，我们还可以从中篇中找到佐证。“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诸侯，其道不异，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在这里贾谊首先提出治国方略应顺时而变的理论根据，接着指出始皇在各个击破六国后未顺时而变的错误作法，最后深有感慨地说，“这就是他夺取天下和保守江山（的结果）大不相同的原因啊。”你看，“取之守之者异也”和“攻守之势异也”在遣词造句上何其相似！而这里它分明是指秦朝的“结局”而不是始皇“面临的形势”。

笔者认为，以上三说的分歧可能还与“而”字用法的丰富性有关。“而”作为连词，可以连接词、短语和句子，且具有连接并列、递进、因果等多种关系的功能，这些在本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吞二周而亡诸侯”，表并列;“三王惑而终身不悟”，表递进;“内守外附而社稷存”，表因果。由上述例句可以看出，“而”虽然有种种不同用法，但结构上并无明显标志，一般地我们只能根据它所关联的两个部分的内在联系来“意会”，这在客观上为句意的理解设置了障碍。在“双因说”中，因为论者对原句的主观意会太强，所以将“而”误作了并列理解。即使如论者所言，“攻守势异”是“政情变化”，它与“不施仁义”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正面看，“攻守势异”了，那么应“施仁义”;从反面看，没有领悟“攻守势异”，所以没有“施仁义”。这怎能说是“没有对应关系”，又怎能将其并列起来？在“依据说”中，“而”在意译、解释中被掩盖了;也有人将其硬译为递进关系，如：“是因为秦国（应为秦朝——笔者）不施行仁义，而攻取天下和统治天下又是两种不同的形势啊！”7这里的“而”应是“而且、而况”的意思，表递进。全句意为“不行仁义本来就不对，何况是在攻守势异的新情况下（不施仁义）。”这与原文的“夫兼并者，高诈力”的权变思想相抵触。权衡再三，还是“结果说”较为贴切，但将“而”直接译为“所以”与上面“因为”呼应，似觉有些不妥。根据文言文翻译讲究“字字落实，坚持直译，语句通顺，忠实原意”的原则，原句最好译为：“没有施行仁义政治，因而攻天下（的成功）和守天下（的败亡）的结局（大）不一样啊！”

参考文献：

1.刘世南、唐满先，白话译注《古文观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

2.陈星际，“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解，语文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

3.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3 （必修） 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4.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

5.曹克利、李守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应该怎么翻译，语文教学之友，2011年第6期。

6.王文强，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思考，教材课程，2010年6月。

7.倪文锦主编，语文教学参考书（基础版）（第3册）（修订版） （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学用书），高教出版社，2006年7月。

（作者单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