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贵民

内容摘要：201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抬头的今天，从文学的角度反思战争，思考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每次翻阅史书，我都不由想起游就馆”，须不知受到中、韩等世界各国批评的日本军国主义机器之靖国神社，芥川龙之介在90多年前就进行过批判。作为反战斗士的芥川在其文学中还表现了怎样的反战思想，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反战思想 靖国神社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大正文坛的领军人物、日本短篇小说旗手，被誉为一代“鬼才”。其在短短的35年生涯中，给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其所创作的《罗生门》更是成为了世界文学名著，深受人们喜爱。截止2014年，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出版了芥川文学，被译成中文、英语、韩语、俄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声名远播。2005年，我国出版了《芥川龙之介全集》中文版，这是日本之外出版的第一套芥川全集。2006年，国际芥川龙之介学会在韩国成立，是芥川龙之介文学走向世界的又一个里程碑。不仅如此，芥川研究也是当今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其研究态势可谓盛况空前，仅冷战后的10年间，日本就出版了大约120本芥川研究著作，其数量已超过夏目漱石研究。

一.芥川龙之介反战文学系列及其研究

芥川的时代是一个狂躁不安的时代，他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登上文坛，在中国旅行期间亲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其文学探索最终败于狂暴的“时代”。1927年，35岁的他带着“对未来的不安”选择自杀离去，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在那样狂躁不安、作家也不能独善其身的时代，在日本军国主义对文坛的严密监视和对文学作品的严格审查下，许多作家都不得不紧跟社会现实，创作讴歌军国主义，讴歌战争题材的作品。因此，在那样的条件下创作反战题材作品就更显难能可贵，而芥川龙之介就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其创作了《猴子》（1916）、《掉头的故事》（1918）、《将军》（1922）、《桃太郎》（1924）、《河童》（1927）等作品，构成了其反战文学系列。

对日本战争文学或者说反战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王向远在《日本有“反战文学”吗？》一文中对国内学者所称的日本的“反战文学”一词进行过界定，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有过‘反战文学，但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一直到战败期间，严格意义上的“反战”文学，应该是战争中的反战文学。我们不能以战后发表的某些作品为据，断定日本有‘反战文学。这样做会妨碍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及战时日本文学的正确认识”[1]。陆晓光在《日本现代文学偶像的反战先声——读芥川龙之介小说<将军>》一文中对芥川龙之介后期反战系列小说之首篇的《将军》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对照的方法，将日军敢死队精神上的盲目、无奈和疯狂，对照表现出中国抗日志士的镇定从容、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辛辣讽刺侵华日军“持枪盗贼”的本质，矛头直刺日军偶像乃木希典，并指出其中的反战意识与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之父”福泽谕吉之颂战思想针锋相对，具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赵铭在《试论芥川龙之介<桃太郎>中的反军国主义思想》一文中，以芥川龙之介《桃太郎》故事情节为切入点，探索作品背后的隐喻意义，发掘作品中对日本军国主义之批判，探讨作家反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因素，这对芥川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林啸轩在《挑战天皇制禁忌的<桃太郎>》中，认为《桃太郎》是以童话的形式对侵略主题进行深度挖掘的作品，通过开放式结局启发读者深思侵略根源。作者分析了其中所蕴含的军国主义思想，并对芥川敢于在军国主义时期发出反战呼声并挑战天皇制，表现出的高度良知与过人胆气表示赞赏，指出在当今象征天皇制下，该作品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司志武《论芥川龙之介<落头之谈>中的“中国形象”与反战思想》，从另一角度指出了芥川运用中国志怪小说里面的情节元素与日本战记、游记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设置了“落头”、“神州日报”、“大龙灯”、“辫子”等诸多意象，目的是抨击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东亚主义思想，揭露当时中、日国民悲惨的生存状态，从而得出芥川特有的历史观与反战思想。此外，日本学者辻吉祥的《芥川之之介<掉头的故事>论——叛乱之记忆》，以芥川《掉头的故事》为蓝本，对芥川文学中与战争有关的题材进行了细致分析。

事实上，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反战思想，不仅体现在以上学者所涉及的小说之中，还体现在其随笔、书简、游记等众多的文学作品之中。相对于从其小说中发掘其反战思想来说，从他其他体裁中发掘这一思想更有直观的意义。

二.芥川龙之介反战文学之路

芥川作为大正时期短篇小说的领军人物，其在日本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芥川文学的反战思想，亦贯穿于其整个文学作品之中，其反战文学思想，具有十分清晰的思想脉络。

在芥川文学中，特别是在《猴子》《将军》《桃太郎》《河童》等小说中，对战争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批判与讽刺，但并未完全表露出其真正的反战观。《猴子》借一个发生在军舰上的信号兵奈良岛为给妻子礼物而偷钟表和小刀，被监禁后受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折磨的故事，从军队内部透视军国主义制度下人的变态心理。《将军》是一部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作品，芥川在小说中将被日本社会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将军写成杀人时血贯瞳仁的冷酷的杀人狂，揭露了无论侵略战争的理由如何的堂而皇之，其本质却仍然是杀人。《桃太郎》中，芥川以犀利之笔道破日本人心目中的英武少年桃太郎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侵略者、掠夺者的化身，而他所“讨伐”的“鬼之国”却是爱好和平的理想之乡，桃太郎及其同伙的“勇武行为”说穿了就是杀戳、奸淫和掠夺，是对他民族的最大残害，通过对此的描写，芥川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及其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河童》中，芥川以河童国种种公开不讳的怪事、丑事来折射日本社会文明表象下隐藏着的黑暗和残忍，对战争的荒诞等进行了批判。

芥川对战争的厌恶，表现在其对军人、右翼政治家的批评，对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上，甚至连武器等暴力工具也毫不放过。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其遗作《侏儒警语》之中。他在《侏儒警语》“小儿”中这样写道：

军人近乎小儿，喜欢摆出英雄架势，喜欢所谓光荣，这点早已无须赘述。崇尚机械式训练，注重动物式勇气，此乃惟独小学才可见到的现象。至于视杀戮如儿戏更与小儿毫无不同。尤其相似的是，只要军号军歌一响，便欣然冲杀而竟不问为何而战。

在文中，芥川充满了军人的厌恶，称他们与小儿无异，喜欢摆架势，崇尚机械式的训练，注重动物式的勇气，更有甚者，只顾冲杀而不问为何而战，全然不顾战争正义与否。此外，他还对军人的铠甲、头盔、勋章等进行了讽刺。

不仅如此，芥川在《侏儒警语》“武器”一节中借对武器的批判，批判了操纵武器的无情的政治家，并对靖国神社游就馆陈列的所谓的“正义”进行了揭露。

正义类似武器。只要出钱，武器即可为敌方又为我方所收买。而正义也是如此，只要振振有词，即为敌方又为我方所拥。“正义之逆贼”一词古来便如炮弹一般飞来飞去。至于哪一方是真正的“正义之逆贼”，极少黑白分明，除非为其辞令所蛊惑。

武器本身不足为惧，恐惧的是武将的武艺。正义本身不足为惧，恐惧的是煽动家的雄辩。武后不顾人天共怨，冷然蹂躏正义。但遭遇李敬业之乱而读得骆宾王檄文时仍不免为之失色。“一杯土未干，六尺孤安在”——如此名句只有遇得天生的dernagogue（煽动家）方能脱口而出。

每次翻阅史书，我都不由想起游就馆。幽暗之中，“过去”之廊里陈列着种种正义。形似青龙刀者大概是儒教之正义，仿佛骑士长枪者想必是基督教之正义。此处粗大的棍棒当是社会主义者之正义;彼处带鞘的长剑应为国家主义者之正义。目睹这一件件武器，我屡屡想象一场场征战，感到一阵阵心悸。但不知幸与不幸，记忆中我从未想有过拿一件自身武器的欲望。[2]

上文第一段突出体现了芥川对战争正义的解读，指出“正义如武器”，完全被金钱所利用，被“振振有词”的蛊惑所利用，以致使人们难以分清何为正义;第二段由武器转而批判操纵武器的人——煽动家，并以我国的武则天之事为例，批评那些煽动战争的政治家;第三段芥川对时至今日仍为东亚等世界人民诟病的日本靖国神社游就馆进行批判，并对游就馆里陈列的所谓的“正义”进行大肆谴责，其发自内心的“目睹这一件件武器，我屡屡想象一场场征战，感到一阵阵心悸”的感想，道出了一个正义文学家的和平之声，亦道出了作为一个正义文学家的良心。在日本举国上下一片讴歌战争、讴歌战争英雄的氛围中能有如此勇气进行如此直接批判，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不仅如此，芥川还在《侏儒警语》“倭寇”一节中对日本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

倭寇显示我们日本人具有完全可同列强为伍的能力。即便在劫掠、杀戮、奸淫等方面，我们也绝不比来找“黄金之岛”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吉利人等相形见绌。[2]

芥川在此借用国人常用的对日本的一个蔑称“倭寇”为出发点，对日本的殖民主义进行了赤裸裸的批判，并将日本此举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的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并指出日本在劫掠、杀戮、奸淫等方面与他们毫不逊色。

芥川在“政治天才”一节中对政治家与民众的意志、大义等进行了论述。集中讽刺了政治家的煽动、欺骗的本领。

自古以来政治天才便似乎被认为是以民众意志为其自身意志者。其实大概恰恰相反。毋宁说政治天才是以其自身意志为民众意志之人。至少口头表达上能使民众昏昏然相信此乃他们大家的意志。因此，政治天才大约兼有演戏天才。

民众是相信大义的。而政治天才总是对大义本身分文不舍。但为了统治民众又必须借用大义这一面具。而一旦借用一次，便再也无法摘掉直至永远。若强行摘掉，任何政治天才都只能不日死于非命。[2]

在上文中，芥川对政治家进行了讽刺，批判政治家常以民众意志的口吻宣扬自身意志，以演戏的天才欺骗民众，将自身意志凌驾于民众意志之上;政治天才常借用大义来为自身服务，而实际上对大义却十分吝啬。从这两段文字足以看出芥川对善于演戏的日本政治家的厌恶。

芥川在杂录《藤森的<马脚>》一文中通过对藤森成吉作品《马脚》的评价，从侧面对其他反战文学家及其作品表示了支持与声援。

某杂志刊登了藤森成吉的《马脚》作品中人物以日清战争中的勇士原田重吉为原型，出现了焦点问题。《文艺时报》记者让我“谈谈感想”，于是决定说上两句。……就算藤森有点儿反军国主义的思想，也丝毫感受不到他对原川重吉有何恶意。

在上文中，“就算藤森有点儿反军国主义的思想”的说法，说明芥川毫不回避其对军国主义的议论，芥川虽然说过“我这样想并非偏袒同行”，但其明显是站在对藤森成吉及其作品持支持的态度。尤其芥川是对《文艺时报》的记者所说，显示了其作为反战斗士的勇气。

三.芥川文学反战思想源泉

芥川所处的时代，按他自身所说，是一个“暴躁不安的时代”。芥川生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其所生活的时代为日本大正时期，这一时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极度膨胀，并最终发动了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芥川18岁的1910年5月，日本发生了所谓大逆事件，也叫幸德秋水事件。当时的政府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进步力量，捏造了“阴谋暗杀天皇”的罪名，逮捕了日本平民运动领袖、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次年将幸德等十二人处以绞刑，在思想控制方面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许多文学家不再发表针对政府与战争的言论，然而，日本小说家，散文家德富芦花于1911年在第一高等学校发表了《谋叛论》的演讲，对“大逆事件”中幸德秋水等十二人遭到处刑之事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思想与言论自由，当时就读一高且曾喜欢读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的芥川应也在场聆听，就算不在场聆听，至少对该事件及德富芦花的演讲有所耳闻。这一演讲从侧面影响了芥川对天皇以及军国主义的态度，为其日后撰写有关反战文学作品埋下了种子。事实上，芥川反战思想萌芽要追溯到其少年时代，据学者于天祎研究，芥川在小学刚升入中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被芥川称为“久井田”的人，他是他本家新原家的送奶工人，“是当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者之一”。芥川在《追忆》的《久井田卯之助》篇中提到自己“曾向他请教过社会主义的信念”，并承认“我对日俄战争中的反战论者无有成见，确实是久井田影响的缘故”。这位被芥川错写成“久井田”的人应该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久板卯之介。在久板的影响下，反战思想的幼苗已根植在少年芥川的心中。芥川在中学时代就曾写过对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同情的《义仲论》就是很好的说明。但真正促使芥川对战争厌恶的事件应是他的中国之行，以至于他在中国之行之后创作了众多优秀的反战作品，特别是在《侏儒警语》中写下众多较直白的反战之语。1921年，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观察员的身份踏上赴中国的航船。在此后的四个月时间里，这位在日本斩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踏访了中国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汉口、长沙、北京等城市，于7月取道朝鲜回国。在中国之行中，他拜访了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胡适等知名人士，并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以及国人的反日浪潮。他的优秀反战文学作品《将军》《桃太郎》和《湖南之扇》等就是在其中国之行后写成的。尤其其创作《桃太郎》，直接受到了我国章太炎先生的影响。芥川在随笔《偏颇之见》之二《岩见重太郎》一文中写道：那时先生讲述的话语，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响起。——“我最厌恶的日本人是讨伐鬼之岛的桃太郎。对于喜欢桃太郎的日本国民，也不能不多少有些反感。”可以说，正是这句具有震撼力的话给了芥川以创作的启发，而在我国的所见所闻正是他创作的动力。

四.结语

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大正文坛的领军人物，日本短篇小说旗手，在世界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其名字命名的“芥川奖”至今仍为日本最高文学奖，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与影响。尤其在当时战争阴云密布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人们普遍高歌战争，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氛围中，芥川能创作出如此多的反对天皇、军国主义以及战争的作品，实属难能可贵，芥川的作品，虽没有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正义的力量，尽到了一个有正义感的文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芥川在九十年前就对靖国神社游就馆的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在和平与发展仍为当今时代主题的今天，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课题“芥川龙之介文学中的反战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JD002）]

参考文献

[1]王向远.日本有“反战文学”吗？[J].外国文学评论，1999（1）：5-12.

[2]高慧勤、魏大海.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3]陆晓光.日本现代文学偶像的反战先声——读芥川龙之介小说《将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85-88.

[4]赵铭.试论芥川龙之介《桃太郎》中的反军国主义思想[J]安徽文学，2011（1）：15-19.

[5]林啸轩.挑战天皇制禁忌的《桃太郎》[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115-119.

[6]司志武.论芥川龙之介《落头之谈》中的“中国形象”与反战思想[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7）：111-116.

[7]（日）辻吉祥.芥川龍之介《首が落ちた話》論——叛乱する記憶[J].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2010（2）：89-93.

[8]于天袆.芥川龙之介文本中的中国情结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108-129.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