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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一群朋友在晒自己听到、看到的民间反腐段子。说实话，有些段子编得真是有才，常常让我们这些靠写东西吃饭的人，自愧不如。当然，更多的段子是借壳生蛋。比如借用妇孺皆知的古诗词来填新词。很机智，很风趣。其时，一个朋友说：“某县的一面醒目的墙上，老百姓用特大的字抄写了《水浒传》里的一首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全县的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有关部门也不好给涂去。”我们心里都清楚，把这首梁山泊最初起事时的诗写在墙上的寓意。民怨近沸啊！

后来，大家散了。我突然想，这首“赤日炎炎似火烧”的诗是谁写的？当然不是书中人物白胜所写，是施耐庵写的吗？我依然存疑。因为许多小说中的诗，是借来的。《三国演义》的开场诗就是借杨慎的，尽人皆知。那么这首诗究竟是借的？还是施耐庵自己创作的？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小说家会写诗，只是对小说中那些写得非常好的诗，生疑。此疑，一直被我埋在心中。一日，翻闲书，突然翻到了这首诗的原型。晚唐大和年间有位名声不大的业余诗人，叫颜仁郁，是个小企业家，官职是福建泗滨陶瓷场的场长，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儿诗。他的原诗如下：“夏日炎炎如火钻，野田禾秀半枯干。皇天不雨农家望，何恨龙神不我看。”这首诗，确实有点儿业余，无论如何也不能和施耐庵的那首诗pk，但施耐庵借用的痕迹也相当明显。施耐庵是抄袭吗？非也！能说施耐庵是创作吗？亦非也！第一，小说家在书中借用他人的诗词，或稍加改动，嵌在书中是在不成文的允许范围的。情节、人物都能虚构，何况借用几首诗词？只要对小说的故事发展有利，“拿来”就是。第二，施耐庵也不完全是借用，而是进行了再创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施耐庵并没有把借用或再创作的作品，寄到《诗刊》来投稿，仅是作为小说故事发展的一个小细节。不当原创的诗歌发表，就等于承认不是自己原创。

现在，许多诗歌作品涉及到如何界定是否抄袭的问题，不知以上我对施耐庵那首诗的解读，是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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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鲁迅文学院带诗歌组的学生，指导诗歌创作。我常问自己，用教学手段来培养和教育能不能诞生诗人？

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定论的。即使名牌大学开设一个诗歌系，请名教授来教授课程，也未必能培养出好诗人来。大多数诗人都是自己“悟”出来的。那么，我面对学生时，能做什么？我要做的仅是增强他们的诗歌写作知识，给出一个尽可能正确的创作方向。

我谓诗人，大概有三个层次：知识型，智慧型，天才型。

这三个层次又是阶梯状的。没知识，不可能有大智慧，没大智慧，就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写作。

占有更多的知识是诗人创作的底蕴，是使作品丰富饱满的基础，诗人的知识量就是作品中的文化信息量，知识是基本技能使用的保证，是人生价值观的判断依据。智慧是境界，是参透和顿悟的能力。天才是有知识、有智慧后的火山爆发、瀑布奔泻和海阔天空。李白、李清照是天才;杜甫、杜牧仅到了智慧这一层;至于孟郊、贾岛这样的“郊寒岛瘦”，也就是有知识的诗人。

于是，我对学生做的是：让他们补充知识，启发他们的智慧，激励他们挖掘自身的天才潜能。

诗人不是手把手、耳提面命就能教出来的。更不可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的。石头蛋无论怎么加热，也不会孵出小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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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诗刊》年度奖得主是雷平阳，按我们设定的奖项内容是除颁发奖金外，还要给获奖者出版一本个人诗集。雷平阳给我打电话说：“我自己找人做装帧设计吧。”我说：“好啊！”他的书设计得很漂亮，只是在封皮外还要加个腰封。我看着不舒服，就给去了。为什么要加个腰封呢？为醒目？为加几句关键词提醒购买者或加几句所谓名家的溢美之词？我果断地取消了这本书的腰封，就是觉得：你是雷平阳，有什么不自信的？

据说，图书设计腰封是从服装设计师那儿偷师而来。可后来，服装设计师们，为美女设计了“露脐”衫。美女们个个不怕胃寒肾虚地都穿着露肚脐眼的衣服。美女露的是腰中的妖风，露的是“我很瘦”。可图书却要扎上一条腰带，补上一块补丁。有的腰封把书的下半部分全遮住，像穿了个长筒袜。腰封上印了这本书所有想说的话，大有读完腰封，就不用再打开这本书的意思。

如果，哪位图书设计师能给书的腰部挖一个“肚脐”露出来，还真是大胆别致了！

我对图书扎上腰带感觉不舒服，对美女们穿衣露肚脐同样不舒服。觉得都是缺乏内在的自信。反正，我儿子要是找媳妇，我一定会严厉地告诉他：“穿露肚脐衣服的女孩，咱家不要啊！”

书和美女一样，都要看内在的文化含量，绝不是穿了露什么或怎样另类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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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人都在讲养生。生活好了，人们想多享受一些时日的幸福生活。这是人人都希望的事。于是，围绕着养生，社会上各类稀奇古怪的事和坑蒙拐骗的事，都出来了。假医、假药、假大师、大仙都纷纷登场。这个假医假药和大师大仙不是我要说的话题，我要说的是一些诗人、作家，也跟着轻信所谓养生的歪理邪说。聚在一起，大谈养生心得。我听着，不敢笑，只好走开或看看手机上又有什么新鲜段子。

我想说一个人：庄子。这老先生活了八十三岁。那时生活品质低下，缺医少药，没有营养品;当然，那时也没有地沟油、三聚氰胺、苏丹红等。

庄子先生用什么办法养生呢？他在《养生主》中说：养生不是体育锻炼，不是吃营养品，是要养生命之火柱，即：养灵魂。灵魂安适，则生命之火必旺盛。

生命不仅是活动着的肉体。肉体的活动若无灵魂的加入，无论仙寿几何，也是低级的。养灵魂，大概就是臧克家先生说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们必须要热爱生命，要尽量地多活些时日。在活着时，尽量地让灵魂安适，并能够得到有效的释放。肉体会被用旧，用残，用废，“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但，一个饱满的灵魂会穿越千年。像庄子等。

有一种说法，在艺术行当里，谁活的时间长，谁就是泰斗。我不以为然。

唐代的李贺寿短，可至今他还活着。有道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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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几个写诗的朋友在一起谈今年的诗歌年选的一些选本。据说，现在每年有四十几本《诗歌年选》。这个数字很可怕！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做《年选》？一位朋友问我：商震，让你做个选本，如何？我说：第一我不会做这事。不是怕挂一漏万，而是不愿意往热闹的地方挤。第二，我若真做选本，估计不会超过一百首诗。真的，一年下来，不会超过一百首值得选的好诗。

那么，这四十多本《年选》，都是怎么产生的？编选者的目的何为？我还真说不清楚。能看到的，有真为诗歌做事、为历史负责而编选的。有为市场需求而编选的。还有一些选本编选得很差，既不是同仁诗选，也不是某个专项、专题诗选，茄子葫芦一把抓。我看了后，真是心疼那些纸张！为啥那么大胆敢做年选呢？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讨好某人？等等吧，许有之，许无之。

恕我直言，编年选者，自身要有很高的审美能力，要对当下的诗歌创作态势有很强的把握能力，要有严谨的历史责任感，要对诗人、诗歌有敬畏之心。真不是什么人脑袋一热就能干的事。因为，一个很差的选本，很可能给后世留下笑柄，或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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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看练太极拳的，一次，在一个广场看到几十个人在练太极拳，我定定地从他们开始练看到他们收式结束。

我觉得，打太极拳和写诗相通之处很多。比如：要静。静，才能让五脏六腑归位，才能诗思万千。要脚下有根，头上有天。要柔中带刚，绵里藏针。要密处不透风，疏处可放马。等等。

脚下有根，是生活的扎实、具体;头上有天，是文化境界、审美趋向。

写诗，不是孤立的事，是和生活中的林林总总息息相关。生活中的任何一种事物、现象，须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谙熟了，参透了，必有顿悟，必得诗歌之营养。

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会写出好诗。

翁同和先生说：“每逢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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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到一些诗歌写作者说自己的生活环境恶劣，并因环境不好而写不出作品来。我觉得，诗人不该埋怨环境不好，不该谩骂或憎恨生活环境。更不该靠大声讥讽和谩骂来寻找自己的存在感。每个人的生存环境都大同小异，不可能有一个特别适合写诗的环境。有阳光、空气和水的地方，都是适合写诗的地方。

诗人不能只享受生活，而不去适应环境。智慧的诗人会使环境和事物适应自己的思想，会在环境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抵触，是拒绝;拒绝就是孤立;孤立就无法获取营养和力量。失去了环境的营养和力量，自然就不会有诗歌产生。

说句实话吧，在生活中常以诗人自居者，都是孤立的人，无为的人。

再狠点儿说：那些一事无成的人，一定是一身无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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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社会文化类期刊的主编，也是多年的朋友，约我写一篇文章，命题《夫妻间性生活，应该谁主动》，我说这个话题，写不了。可是，这位主编不依不饶，死缠烂打。我服了。于是就乱说一通，结果我的这篇小文被猛批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却执拗地想：大男子主义咋了？男人，只有男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句话说完，我就准备好接受女同胞拍过来的板砖了。

夫妻间性生活的事要公开地在报刊上讨论，这确实是现代社会深化文明的标志。至于我，这个社会中的自然人，无论是披着文化人的外衣，还是具有文化人的内核，我都应允了编辑对我的邀请。

夫妻间的性生活应该谁主动？在编辑未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前，我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问题，可认真地想一想，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向简单化、明朗化;而唯独夫妻关系越来越深奥，越来越难以言明;尤其是现代的中年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微妙。许多妻子要用许多心思来关注丈夫的言行举止，也有许多丈夫用许多时间来注视着妻子的行走坐卧，这实在是夫妻间的一种艰难。这除了社会的外部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夫妻间的内部因素。我觉得就今天的话题而言，夫妻间的性生活频率与质量，是衡量夫妻关系的一把重要的尺子。因为，性生活是上帝赐给夫妻的一顿盛大而丰美的晚宴，吃得好坏，决定着夫妻的精神与身体的饥饱程度。

夫妻间的性生活应该谁主动呢？历史说，当然是男人。

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审美习惯看，从我国历史的沿革过程看，男人一直是各种事物的（绝对值的）主宰。从夫妻间的地位上看，丈夫也一直是各种动作的发出者和支配者。

封建皇帝占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嫔妃们只能被动地等着皇帝来“幸”，而绝没有主动的权力。一般的富贾也占有三妻四妾，妻妾们要看富贾的眼色行事，想主动吗？想！可不敢，因为不具备权力。即使是一夫一妻的平民百姓也是一家之主，是养妻荫子的占有者，妻子也基本不具备主动的权力。有一本历史小说叫《金瓶梅》，书中写了一个非常主动的女人叫潘金莲，她想占有男人，结果被骂作淫妇，这一骂便流传千古。（悲哉女人！）所以，男人被历史地赋予了性生活的主动权。

从心理上、生理上说，男人更具备主动的条件。

男人的活动大部分都具有社会性，都是呈现给外部世界，让别人看的，具有炫耀性和支配性，就像露于体外的生殖器具有炫耀性一样。造物主为什么把男人的生殖器悬于体外呢？是不是天赐男人的侵略性？是不是天赐的无鞘之剑随时出击？说白了，仅生殖器的位置就说明了老天给予了男人的权力——性生活的主动者。这也使得男人一直保持着心理优势：性生活是我占有的;我要则有，我不要则无。而且以占有的广泛、深入为快感。所谓“大男人”之“大”，大概与以上因素有关吧。

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夫妻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趋于平等，男人的心理优势，尤其是占有欲被渐渐消融，那么，夫妻间的性生活该谁主动呢？

男人。还是男人。

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现代的文明社会太快了，人们的各项准备不足，于是社会本身和人的心理上产生了许多畸形。此时的男人有被妻子占有之嫌。若丈夫出差外地或夜不归宿，哪怕是子夜才归，妻子就不放心了，有的甚至明察暗访，深信丈夫“主动”了别人。若丈夫在家主动放弃对妻子的性侵略的权力，旷日一久，妻子受的不是生理的熬煎却是心理的熬煎。有一则类似民谣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出门在外，老婆交待：少喝酒多吃菜，见着姑娘不要爱，爱了也别带回来。”可以肯定此类妻子是严重的心理失衡;同时，也看到了妻子具有母性的宽容。（悲哉女人！）所以，男人不想“后院起火”;不想被妻子明察暗访;不想“一个买柴烧，一个担柴卖”;就得主动，用主动，证明你对爱情对家庭的爱戴与责任;用主动，证明自己没有发生过“水土流失”事件;用主动，掩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然，今天的男人要比20年前的男人难做得多，因为今天的男人除了还拥有一定炫耀的优势外，不再拥有对妻子对性生活的占有的优势。

综上，为了社会生活的平稳，为了家庭生活的安定，男人不能也不应该放弃性生活的主动权，或者叫男人的权力;否则，怎么对得起历史，对得起造物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