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荣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4）

从“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看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在主流媒体下的表现

曹 荣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4）

“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发生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领导人也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全国人民迫切关注事件的详细进展，借助网络平台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事件的话题讨论当中。本文以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为基础，试图探究突发灾难事件中主流媒体利用微博微信进行编码以及其用户对此进行解码的全过程。研究发现：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在自媒体时代仍具有适用性。但是，由于受众的主动性增强，受众解码不再是微博微信意义传播的终点，主流媒体和普通网民会在微博微信平台上展开互动和博弈。

突发事件；主流媒体；编码解码

突发事件指的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这类事件因为其所具有的突发性、显著性、灾难性、接近性和人情味等很自然地成了各大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而如今，随着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微博了解信息并主动投身到信息的互动传播和分享当中。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微博迅速成为舆论的集散地，而微信作为微博传播的舆论辅助战场，其在舆论的引导和把关上起到了一定的配合作用，共同构筑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官方舆论场域。主流媒体所构建的官方舆论场和普通网民所建构的民间舆论场在自媒体空间里展开了互动和博弈。本文以人民日报微博微信为个案，分析2015年6月1日21时28分发生的“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试图探究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利用微博微信进行编码及其用户对此进行解码的全过程。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2015年6月1日，当全国人民还沉浸在追忆童年，欢庆儿童节的氛围中。然而，当日21时28分左右一艘从南京驶往重庆的客船“东方之星”客轮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翻沉。事故客船共有456人，其中旅客405人。“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突发事件，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网络舆论热点追踪，微博迅速成为这起突发事件舆论的集散地。一方面，主流媒体积极利用微博平台发声，引导网络舆论，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均在第一时间介入此事；另一方面，这起突发事件也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讨论，并与主流媒体积极互动。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编码解码”理论基础上的，采用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法，对人民日报关于“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的微博报道和微信公号的内容推送以及网民对此的评论进行文本分析，揭示这些文本背后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热门话题的热度通常保持三到七天，除非事件真相不明或者有重大变化，否则关注度会逐渐下降，所以本文统计的文本截止时间为2015年6月7日24时。

二、主流媒体微博微信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

（一）编码——意义生成的过程

霍尔将文本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文本意义的生成，也就是所谓的编码阶段。在这一阶段，编码者对世界的看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如何取舍材料、如何建构“现实”都掌握在编码者的手里。

（1）编码文本的内容。截止到2015年6月7日24时，@人民日报共发布关于“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的微博60条。将这60条微博提取关键词并确定主旨，我们发现@人民日报在对“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的信息进行编码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突发事件本身，领导人反应，关于事件的评论，哀悼与祈福，正能量及其他。（具体见图1）

图1

截止到2015年6月7日24时，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共发布关于“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的内容共24条。将这24条微信提取关键词并确定主旨，我们发现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在对“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的信息进行编码时同样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突发事件本身，领导人反应，关于事件的评论，哀悼与祈福，正能量及其他。（具体见图2）

图2

通过对编码文本的内容构成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微博微信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事件本身，如“据新华社，1日约21时28分，一艘从南京驶往重庆的客船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沉没。长江航务管理局最新情况：出事船舶载客458人，其中内宾406人、旅行社随行工作人员5人、船员47人。目前，已确认现场救起8人，沿江地方政府搜寻到的人员正核实中。”等。可见，自媒体时代，当面对突发事件时，主流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布事件的最新进展，而事件进展的及时公开对引导网络舆论、消除网民的恐慌心理具有积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针对事件本身的微博报道由于主要偏重于提供事实和信息，所以价值判断色彩较弱。相比之下，偏重情感表达、评论、倡议的微博报道以及微信具有针对性的评论，其价值判断色彩更强，舆论引导能力也更强。所以，@人民日报在编码过程中对这类报道也更为重视。在人民日报发布的相关微博微信中，超过1/4的内容涉及“正能量”，如“救援前线，他们还没有放弃！、搜寻遇难者，那些最揪心的细节、四天四夜，他们无数次游过这片悲伤的水域”等。当“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发生之后，事件的严重程度在普通网民心理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而且也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非理性的逆反追责态势，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日报积极弘扬正能量，塑造了众多“平民英雄”、“蛙人”。“人民公仆”的形象，试图将网民从悲伤的情绪中解放出来，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同时，除了弘扬正能量，@人民日报也利用倡议和评论的方式来引导网络舆论，如“微倡议：请给生命最后的尊严、微议录：逝者安息、头七之祭：不该沉没的八个瞬间”等。这些评论和倡议具有很强的舆论引导作用。总的说来，虽然在微博微信的平台上，人民日报发布的信息更加多元和灵活，但从本质上看它始终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是及时报道事件的最新进展，还是安抚民心，积极引导舆论，人民日报的微博微信平台对信息的编码过程始终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完成的。

（2）编码文本的意义建构——编织“英雄式人物”的神话。罗兰·巴特的“神话”系统是在索绪尔能指所指的理论基础之上添加了第二层面的指意系统，它披露了隐含在表征系统背后更意识形态化的深层意义。而大众传媒在进行编码的过程中，为了潜移默化地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引导，也会极力去编织一个“神话”系统。@人民日报在对“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进行编码时，也构建了一个“英雄式人物”的神话系统。为此，笔者选择了人民日报发布的两则具有代表性的微信进行文本分析。

【无私：他让出氧气罩后被卷进深水区，死里逃生！】6月2日中午，官东与地方航道局潜水员一起救出一名老太太；紧接着，他又和战友下水，将一名年轻男性成功救出。当时在水下，由于仅船底处还有一丝空气，获救者十分绝望。官东陪他聊了二十分钟，还将自己的呼吸器给他，自己潜游而出。因水压和憋气，官东上水时面色全黑，已经流鼻血。

【坚持：万一还能再救一个呢？】6月2 日，长江风浪仍然很大，湖南53岁的冯凯敏划着小船，救起一名幸存者，耗费2小时才到案。随后，他又自发组成搜救队，找到了几具遇难者遗体。

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指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就期待着人们特别注意救援行动的进展和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英雄人物。”［2］而“英雄式”人物也正是这两则微信共同编织的媒体神话。从这两则微信中，媒体凸显了潜水员和普通民众“不怕牺牲”、“奋勇上前”、“志愿服务”的形象，将他们塑造成了勇敢无畏、大爱无边的“英雄”。神话是具有转喻性的，虽然这两则微信内容描述的都是个例，但现实片段却被转喻成了普遍的现象，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公安干警、普通民众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展开救援，挽救更多的生命，事故虽然发生得很突然，情况也很悲观，但全国人民都不曾放弃，都在为挽救这456位同胞的生命而做出一定的努力。可见，人民日报通过构造突发事件中种种“英雄式人物”的神话，对“现实”进行了筛选和转化，营造了积极、充满正能量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灌输了主流意识形态。

（二）解码——意义解读的过程

通过上文中对编码过程的分析，笔者发现，编码者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下赋予文本以意义的，而且他们也希望受众能按照他们“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进行解码。但是，在实际的解码过程中，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接收者，编码与译码过程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所有编码能试图“偏爱”某种译码却无法规定或保证那种译码。［3］尤其是在微博时代，微博的低门槛、草根性、匿名性使得受众可以“畅所欲言”。鉴于微信的评论功能还未开启，所以下面的文本分析以微博为主。结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笔者认为，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受众对编码文本的解读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支配式解码。这一解码方式即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一致，受众完全接受了大众媒体传递的信息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这是编码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完全不失真的传播”。在“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发生之后，@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这起突发事件的最新进展，积极弘扬正能量。而这些大众媒体极力传播的主导意义也得到了广大微博用户的回应。例如，网民“无能力觉醒”说：“自己前不久刚坐过船，这种事情让人很恐慌，祈祷他们能平安。”网民“落日-young”说：“今天的天气也特别糟糕，救援人员也要注意安全，祈祷更多人得救。”网民“青石与木”“这时候想由衷说一句感谢政府，感谢所有救援者，人的生命脆弱，但积极救助的力量，还是能够令人心生敬畏。”等。在这种情境下，这些网民完全是按照编码文本中的“偏好意义”进行解码的，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效果也最为明显。

（2）协商式解码。协商式解码中既包含了与主导话语相容的因素，也包含了与其相抗争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于编码者传递的主导意义，解码者既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但也试图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立场进行适当地修正。在这种解码方式中，观众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4］“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发生之后，除了“对遇难者进行哀悼，祈福”之外，部分网民也用不同的方式对文本进行了接收和诠释。网民意欲探讨这场突发灾难事件背后的真相，并希望从这次意外事件中铭记用生命换来的教训。例如，网民“连锁管理咨询-李波涛”说：“这次长江沉船事故的发生我们每个人心里很悲痛，但这次事故检验我们救援保障机制和部队后勤保障体系还存在严重的不足。”网民“柯悟哆啦南空科”说：“船沉了当然是中国特色，12级风还航行？没人管吗？”网民“杨雨晟_psycho”说：“真为这些人的奴性思想感到悲哀，一个国家政府，做了本来应该做的事。现在可好，稍微尽了些责任，某些人就跳出来各种跪舔，各种歌功颂德。”可见，在这种情境下，编码者传递的“主导意义”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解码者“误读”和“扭曲”了。

（3）对抗式解码。对抗式解码是解码方式中最为激进的一种。这种颠覆式的解码方式使得编码者的传播意图完全被扭曲，消解了主导的话语结构。对于@人民日报发布的微博信息，部分网民也采取了完全对抗式的解码方式。一方面他们对@人民日报发布的信息本身进行了批判。例如，@人民日报在6 月5日发文倡议“请给生命最后的尊严”，但随后一些网民对此提出了异议，“不用‘打捞尸体’，用‘邀请乘客上岸’？做点有用的事，少点矫情吧。”“永远就是点蜡烛，哪怕点一万只呢，有任何实际的用么？”“人民日报微博真是没水准啊，这种玩弄文字的博文还是不要发的好！”另一方面，网民对东方之星的船长、客轮的改造以及相关管理部门提出了质疑，认为正是东方之星客轮的改造导致乘客在危急情况下无法逃生的隐性原因。网友认为事发当晚，荆州市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船长应该选择抛锚停航，船长和轮机长应该及时报警求救。在这些微博文本中，受众通过质问、暗讽的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激烈对抗，消解了编码者试图建构的“主导文化秩序”，同时也对大众媒体和政府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三）解码后的再编码——两个舆论场的博弈

霍尔把观众观看电视节目作为电视话语意义流通的起点至终点。［5］但是在微博时代，受众解码不再是微博意义传播的终点。由于微博的交互性使得微博用户的解码结果会及时反馈给编码者，而编码者也会根据解码结果做出相应的修正，投入到新一轮的意义争夺中去。

6月4日19点02分，@人民日报发布微博称刚刚结束的“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前方指挥部会议决定，从4日20时起实施沉船扶正救助打捞方案。据介绍，采用船舶整体扳正起浮方案，能够尽快地全方位对所有舱室进行排查，有利于在最短时间搜寻失踪人员，最大限度保护逝者尊严。这条信息发布之后，立刻引起网民的热议，部分不理性的网民开始大面积声讨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扶正？笔者从评论中发现了许多类似于“早不扶正！开什么会！”、“不知道时间很宝贵吗？”“中国特色之效率太低”之类的言语。这些言论使得网民产生了敌对逆反情绪，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在微博时代，受众解码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还远远没有结束。面对这些对抗式解码，人民日报开始利用微博及微信平台对信息进行二次编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即6月4日至6月6日）@人民日报共发布了9条相关微博，主要详细的描述了船体扶正情况的最新进展，解释了为何不更早扶正沉船以及为什么不采取直接起浮的措施的原因。并开创“微议录”“微倡议”的话题，倡导全国人民对遇难同胞的哀悼与祈福；同时人民日报微信平台还通过推送【四天四夜，他们无数次游过这片悲伤的水域】【搜寻遇难者，那些最揪心的细节】【东方之星，不该沉没的人和事】【头七缅怀，不仅是哀悼，更须记取用生命换来的教训】等文章对在救援前线的人们公仆以及志愿者英勇事迹的报道，积极引导网民发现人类真善美的一面。而在人民日报进行二次编码之后，受众的解码立场也得到了修正，关于冷嘲、抨击、敌对国家及相关部门的评论迅速减少，网民普遍认同了“在前线参与救援的官兵和领导的不容易”、“潜水员也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的观点。可见，如今微博微信已经成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普通网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进行互动、博弈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他们通过不断地编码与解码，积极抢占话语的高地。

三、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在自媒体时代仍具有适用性。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主流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利用微博平台发声，发布事件的最新进展，通过与官方微信平台的互动联动，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同时，由于微博的开放性、交互性以及网民的多元化，微博用户也会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框架对主流媒体（微博微信）发布的信息进行多元解码，以不同方式来阅读、接收、诠释文本。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受众的解码不再是微博微信意义传播的终点，主流媒体和普通网民会在微博微信平台上展开互动和博弈。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主流媒体会通过多次地编码“力图在促进一种更为一致的社会主体性观念的过程中，涵容或抚平矛盾与争端”。［6］总之，微博微信平台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不断搏击争斗的场所，其意义传播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人们在网上比在线下更具表达自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们进行协商式、对抗式解码。因此，当发生突发事件时，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而面对这一挑战，笔者认为，主流媒体必须要提高自身的编码技巧，以一种更包容的心态对待受众不同的解码立场，与受众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信息被解码者误读、扭曲的可能性，扭转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局面，使得编码文本中暗含的意识形态能够得以有效传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S］. 2007.

［2］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

［3］ 张国良. 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 黄顺铭.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J］.新闻大学，2002（4）：27.

［5］ 王磊.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的三个阶段——重新解读霍尔的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理论［J］.当代传播，2003（2）：76.

［6］ 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M］.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G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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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5）15-01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