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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中的汉奸们

2015-01-03齐岳峰

中外文摘 2015年18期
关键词:七七事变汉奸华北

□ 齐岳峰

“七七事变”中的汉奸们

□ 齐岳峰

总有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5年12月25日,一个叫王克敏的人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自杀。他被称为华北第一奸酋。

两个月前的1945年10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

当日,戴笠即在北平设下酒宴,邀请北平各路大汉奸赴宴。戒备森严的宴席上,戴笠宣读了逮捕名单,读到王克敏时,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瘫在了沙发上。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等50余人被当场逮捕。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与华北地区,随后编成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及绥远、察哈尔、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对被占领的广大地区进行统治?

抗战史学者经盛鸿对记者说,当时的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在给日“华北方面军”的指令中,不同意日军在占领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要求“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

“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表述。”经盛鸿说。

北平抗战幕后黑手

据经盛鸿等人的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军队已经丧失最佳布防时机。虽然当时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宋哲元意识到北平南大门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队尚未展开。

赵登禹所率29军132师受命急赴南苑进驻,但主力尚在涿州。

经盛鸿告诉记者,虽然如此,以中方战场指挥官赵登禹与佟麟阁等人的素养,日军想一举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让人心存隐忧的是中国军队中的学兵团——这些人严格来说还是青年学生,在战场上,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短板。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直接泻向了学兵团防区。很快,日军突入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近千名学生高唱着“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的战歌与日军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

中国军队的增援路线也被日军切断,增援部队全数殉国。

战后多方证据显示,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战前,日军找到他,并通过他将日军进攻信息透露给29军,原想吓退中国军队,未想在预定攻击地点遭遇拼死抵抗。

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不会遭到日军报复?他有资格参加29军军事会议,会上确定的布防情况,会后即被他送往日军司令部。

中方下达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尚未到达二人手中,早已出现在日军桌上。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潘毓桂

而今,提起潘毓桂,经盛鸿还会冲口而出:“大汉奸!”

潘毓桂被逮捕后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人唾弃。

他在对法庭的供述中称,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至于对29军的出卖,他的理由则是: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

潘毓桂在战事初开即已“下水”。日军控制北平后,轮到王克敏粉墨登场了。

“心中十分欢喜”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同乐对记者说,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文中毛泽东指出,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

“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张同乐说。

当时的日本当局意识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辽阔的中国国土,并非上上之策,且如经盛鸿了解的信息,日方当时也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

这就需要代理人。

王克敏就是被“建设新中国、建设中日新关系与东亚新秩序”之类的口号说动了心。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按照经盛鸿的说法,伪政权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但是这些“政府”的成员都由日本当局决定,其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主见,更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

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筹建华北伪政权。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北洋时代,或当过总统,或当过总理,或是军队统帅、派系首领,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

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

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

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军代表,对方称希望他能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主席,有史料记载称,王听后“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

王克敏

据称,王克敏曾想劝曹汝霖出山,未想被曹告诫“日本人说话,向来不可尽信”。

不久,日方又说动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人下水。

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

对天皇自称“外臣”

经盛鸿告诉记者,以王克敏为首的这个“政府”,宣称要“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之弊”,“以合乎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础”,“绝对排斥容共政策”等;并通电全国,要求中国军民和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强弱悬殊,时代迥异”,不能只凭一时之气,“抱幼稚虚骄之气,酿国破家亡之祸”。

在他们负责运转的临时“政府”内,驻有日本派遣的行政、法制和军事顾问,这些顾问渗透到各部门及下属各省市。

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

争执的结果是,在伪政府原拟设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可王克敏与王揖唐之间的梁子就此结下,王揖唐为原北洋军阀皖系人员,王克敏则属直系,两系向来水火不容。为缓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将义女嫁与王克敏为妾,二人关系变为“翁婿”。

这两人很快被当时的军统局列入暗杀名单。1938年2月,戴笠致电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令其对王克敏相机制裁。

3月28日下午,王克敏的座车驶入军统特工视线,陈恭澍“陡然起立”,以示行动人员准备。随后他戴上帽子,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遗憾的是,此次刺杀失败。但汉奸们不仅争位置,还争相对日方谄媚。

渤海大学历史学者问昕对记者介绍说,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特意写了一首感谢日本天皇的诗,“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称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给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连串的“感激、感铭、感谢”之语,因得绰号“王三感”。

至于潘毓桂,伪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北平伪警察局局长。公开资料显示,此人曾在记者会上发言称:“各位愿意当汉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护他,不愿当汉奸的,自己小心……”

难逃一死

在汉奸竞争中,王揖唐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提议配合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

经盛鸿等学者介绍说,由王揖唐担纲的“新民会”强调“使华北民众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并意图把华北全体居民都吸收到“新民会”中,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训练机构,对华北实施反共奴化教育。

1941年12月,日军决定扶植中国汉奸部队。王揖唐开始整编华北“治安军”。比如,他把原在密云、平谷担任警备任务的警防队4000人改编为“治安军”,还将六个团的兵力集中于通州地区训练,使之能独立作战。

当时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表扬华北治安军“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对帝国进行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次年,在伪新民会协议会上,王揖唐提出“要用和平来扫清英美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用反共来与共产党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进行斗争”。

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通过各类经济组织掠夺中国资源。

王揖唐当政时期,伪政权与日本共同设立的“日华经济委员会”,几乎控制了华北绝大多数行业产业。

研究者提供的信息显示,日方曾供认,该“委员会”曾“对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增产,以及对日供应战略物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算数量的成绩”。

1943年,因与汪伪集团内斗,王揖唐“辞”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但离任之际,贪财的他还大捞了一把——委员会值钱的公物一件未留,连厨房的米面油盐、库房里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个干干净净。

三年后,法院公审王揖唐,但他伪装生病,为其检查的法医亦作伪证称王“病势严重,不能做畅达语言”。

审判开始时,王揖唐一动不动,眼睛也不曾睁开。

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提出囚室执行枪决。鸣枪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

潘毓桂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狱中。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20期)

永久的休息

1935年春天,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瞿秋白被捕。年仅36岁的他,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之后不久即从容就义。

瞿秋白最后的遗言是难得的心里话,是20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白。他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度主持过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自认为他不是一个“政治的动物”,政治能力薄弱,担任政治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使犬耕田”。在骨子里,他是一个旧时代的“文人”,是一个会读书的“高等游民”,这种“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残余”,再过十年八年,就不会有这种“知识分子”。他说,他是一个“怯懦”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敢,而其真正的怯懦,更在于缺乏政治上的自信,没有为自己的见解奋斗的勇气,经常觉得对方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熟谙孔夫子的忠恕之道。

担任第三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曾经批评他:“你说起话来,总那么客气,不是‘或是’就是‘也许’。”

瞿秋白说,他有许多典型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故此,他觉得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定的角色,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活,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他早已感到精力疲惫,十分厌倦,希望得到一个哪怕是“永久的休息”。

士大夫文人

瞿秋白痛感自己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自己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多余人”。“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一种人物类型,从普希金笔下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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