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多·路德维希 芭芭拉·施密德 撰文 □ 丁成 编译

死前的暴利

■ 乌多·路德维希 芭芭拉·施密德 撰文 □ 丁成 编译

从病床上透过窗户看向外面时，曼弗雷德·格勒格尔能看到他几十年前种下的树。74岁的他躺在自家餐室中，因为他的新病床无法通过其他房间的门。

格勒格尔的孙子迈克利用度假时间来护理祖父，坐在床边和他说话。格勒格尔的妻子埃德尔特劳德正在厨房中忙碌。“我很高兴能和家人在一起。”这位曾经的锁匠说。那是12月初，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一提到两年来因为前列腺癌一再入院接受治疗的经历，格勒格尔就不禁泪如泉涌。医生催促他再试试化疗和放疗，即使在他已经虚弱得站不起来时也不例外。就在出院的前一天晚上，医生和护士还在试图劝说他继续住院治疗。“他们关心的只有钱。”他说。

那时的曼弗雷德·格勒格尔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很高兴找到了姑息治疗师马提亚斯·同斯(姑息治疗是对治愈性治疗无反应的病人进行综合治疗和照顾)。同斯来到他的家里治疗他，用吗啡减轻他的痛楚。“对一个如此虚弱的病人来说，化疗和放疗没有任何意义。”同斯说。他常常看到，医院拼命为病人开出各种各样的药丸:“要么是因为医生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救治病人，要么是因为这能为医院带来巨额利益。”格勒格尔很幸运:他如己所愿，于今年一月初在家人的环绕下安详离世。

多年来，政治家和医生一直在激烈讨论:应该给垂死的病人怎样的救治?这是一场关乎道德和伦理、责任和现代医学界限的讨论。医院试图投入尽可能昂贵的技术和药物来盈利，不再顾及病人是否能够承受。经济上的压力使得医生和护士们倾向于实施能带来利润的治疗方式，即使其在疗效上毫无意义。

很多医生在学习医学的过程中了解到一些昂贵的仪器和药物，却很少知道如何陪伴垂死之人走入死亡。进入医院后，他们很快就了解到，如果在病人死前对其实施能够盈利的治疗手段，会得到医院领导和首席医生的赞扬。

卡尔就成为了这种过度治疗的受害者。作为一名糖尿病患者，他一直忍受着严重的血流灌注障碍带来的痛苦。在一次心脏瓣膜手术时，他感染了一种多重耐药的医院病菌。多个脚趾被截掉之后，他决定不再继续接受手术。“我宁愿双腿完整地早点进入坟墓，也不愿意残缺不全地多活几天。”

卡尔的亲戚说，鲁尔区一家声誉良好的心血管诊所的医生建议他不要放弃。但这却意味着，他的双腿会被一步步截掉。卡尔拒绝任何进一步的治疗。同斯说，尽管血流灌注障碍和坏死的四肢会引发巨大的疼痛，诊所却没有给这位病人开任何镇痛药，直到他最后“血流如注地离开”。

对垂死病人进行的过度治疗是医院财务结算体系畸形发展的结果。80年代专家们就担心，医院需要进行很多昂贵的治疗，来维持经济上的生存。在不莱梅大学教授卫生政策和卫生经济学的贝尔纳德·布劳恩定期分析对医生们的采访结果。他的结论是:“对于患有多种疾病的病人，医生总是选择最能带来收益的那种疾病进行治疗。”

社会科学家海因茨·那艾格勒和卡尔·威卡姆普询问医院院长、医生和护理人员这种将医疗完全经济利益化的后果，并援引一位麻醉师的话作为他们研究的总结:“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真正完善的护理，更没有时间去思考，实施这些治疗是否有意义，要持续多久才有意义。”

柏林医疗权益专业律师约阿其姆·劳克斯为病人的利益代言。“医院的管理制度为医生和护理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位律师说，“老人和重病患者是最容易受骗的，而且没有人为他们说话。”

例如艾迪特·尤贝尔菲尔德抱怨的剧烈腹痛最初并未引起医院特别重视。数小时的等待后正确的诊断终于做出——肠梗阻，虽然对她而言这个确诊来得太晚，但这并未浇灭外科医生们的雄心。4个小时的手术后，艾迪特·尤贝尔菲尔德还是去世了。不久下萨克森州医生协会的仲裁机构判定，最后一次手术纯属多余，她的继承人获得了1万欧元赔偿。

在这样一个关乎生死的场合，病人及其家属很难做出决定。皮特·朔恩格拉夫因良性脐疝进入医院，进一步检查后，医生却在他的胰腺上发现了一个长约6厘米的肿瘤，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淋巴结、脾脏和肝脏。

这种情况下，主流观点应该是放弃手术，因为治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为皮特·朔恩格拉夫拿起了手术刀，手术时长4小时，最后宣告失败。由于失血过多，这位垂死的病人不得不第二次躺在手术刀下，还在手术室中就离开了人世。

律师劳克斯要求医院为朔恩格拉夫的家属赔偿损失。曾任卡尔斯鲁厄市医院首席外科医生的莱纳·贝尔在他的鉴定书中写道:“在癌症晚期看不到好转希望时，手术医生必须有勇气拒绝手术。”朔恩格拉夫的妻子获得了1.8万欧元赔偿金。

如同劳克斯所说，公开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尤其是老年病人及其家属很少能够注意到，医院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谋取了多少暴利。

2012年8月，劳克斯的一位委托人住进了柏林弗兰奇斯库斯医院，想移除膀胱里的一个肿瘤。手术之后紧接着是化疗，这位79岁的老人经不住这些药物，在病房的一次摔倒造成他的肋骨骨折，并在第三次化疗后不久去世。

他的亡妻想知道，为何丈夫会在医院如此重重摔下。为了弄清楚是否存在错误治疗，法院让柏林肿瘤学家沃尔夫-迪特尔·路德维希参与鉴定。在长达22页的鉴定书中，他写道:“在文献资料中没有证据证明，接受如此激进化疗的病人会活得更久。病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瓣膜缺损和尿梗阻，本不该接受任何化疗。”实际上，这位肿瘤病人听觉迟钝，肾脏和心脏机能越来越糟糕，还出现了病毒感染和贫血症状。也许他从床上摔下来也是治疗的后果。病人的最后几个小时过得异常痛苦，他几乎无法呼吸，口吐白沫。

尝试一切途径，死马当作活马医，寄希望于奇迹，这种想法即使在病人中也不少见。因此，埃彭多夫大学医院院长雅各布·伊茨比基和病人家属艾迪特·提纳格利为约4万欧元的赔偿金争论不休。

艾迪特的丈夫提托是癌症晚期，经一位意大利老乡的推荐来到伊茨比基的医院，那时他已经接受过化疗。医生告诉这位73岁的老人:必须很快做出决定，并花费一定的金钱。艾迪特往伊茨比基的私人账户上打了5000欧元，4天后进行手术。这是一次非常全面的手术:不只是胰腺，胃、脾脏和右肾都被切除。提托·提纳格利在手术17天后死亡。

当伊茨比基要求艾迪特支付剩余的10718欧元治疗费时，她拒绝支付，并控诉这位外科医生过失杀人，要求赔偿。“我们非常绝望，他允诺我们能够治好。”艾迪特说，“如今我知道，手术很贵，却毫无作用，我的丈夫很快就死掉了。如果不做手术，他会活得更久。”

而手术医生伊茨比基驳回了这种指责，他请两位同事为他辩护。其中一个说，伊茨比基的行为完全合法，因为作为外科医生他们本来就比其他同事“更常在生死界限上游走”。法院派出的鉴定人却证实，要治愈提托是不可能的。伊茨比基的手术“并不是标准手术”，而是在有限范围内延长生命的高复杂手术。

而在生命最后的时日，提托·提纳格利也非常后悔自己被说服接受手术了。“除了花钱一无所得。”他愤愤地总结道。

卢卡斯·拉德布鲁赫领导着波恩大学校医院姑息医疗中心，是德国姑息医疗专业协会主席，多年来一直为“给垂死者时间让他们安静告别”而抗争。“我的同事们学会了怎样治疗病人，却不知如何陪伴垂死之人。”很多医生都很不安，害怕如果没用尽一切现代医疗手段，会被病人及其家属说没尽力。除了经济利益，拉德布鲁赫认为问题还在于，医生们高估了重症病人的存活时间。拉德布鲁赫希望，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病人们不再为不必要的治疗浪费金钱，而是选择姑息疗法。

而政治界对这个问题总是敷衍搪塞。“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模式就很好。”德国政府发言人卡尔-约瑟夫·劳曼这样说道。尽管他也承认:“不必要的手术越来越多，它们不再能够帮助走在人生尽头的人们。”是否该为垂死者提供一切医疗救助的可能性呢?劳曼认为，政治界不能对此作出规定，“必须由医生和病人共同作出决定”。而具体该如何操作，仍然是个不解的难题。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