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鹏

对于文学史研究，我比较认同陈平原先生的说法，触摸历史——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即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开口要小，开掘必须深，这样才有意义。所谓的大小，并不是指事物本身的体积，而是在于其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从这方面来看，陈独秀离开北大确是一件值得探究的“小”事。按说一个大学教授被辞，似乎不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个人是关乎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风云人物，这个大学又是可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京大学，那么这件事就不再简单了，这也是众多研究者对此话题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关于此事，学界大都把1919年3月26日之会视为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开端。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在汤尔和处开会，商讨北京大学目前的处境以及如何应付对陈独秀的攻击等等。最后，蔡元培迫于压力，以体制改革为名，合并文理两科，改设教务长，罢免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蔡元培此举虽让陈独秀得以“体面”地下台，但也正中反对派们的下怀，印证了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陈独秀辞职”“驱逐陈独秀”等流言，以陈独秀的个性，离开北大已是不可避免了。这一段史实几无可议之处，疑问在于蔡元培们究竟是处于何种“压力”之下，将对北大的改革立下功勋，被全国青年视为思想界“四大领袖”之首的陈独秀，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罢免，使之最终离开北大。关于“压力”的来源，目前学界基本上有四种看法：一是以林纾为首的守旧派的攻击；二是陈独秀在北大势单力孤，受人排挤。在这一点上着重点有所不同，有的认为陈独秀个性狂傲，人缘不佳，有的是说陈独秀推动的文科改革得罪了不少人，还有的直接说是某籍某派的排挤，具体来说就是以沈尹默为首的浙江籍太炎门生；三是私德不修，授人以柄；四是学术水准不行，招致同事不满。这四种说法，以持第一种之说者居多，二三四种作为补充，也有特别强调是因为陈独秀的私德而导致北大罢免他的。但是，笔者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此四种说法虽各有其道理，但亦各有其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足以揭示陈独秀离开北大的真正原因。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重返历史现场，钩沉细节，联系陈独秀在离开北大前后的种种事件，对现有的观点重新审视，以求能更深入地认识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原因。

一

1917年，经由汤尔和、沈尹默的推荐，蔡元培援引陈独秀进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可以算是北大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锐意整顿学风，引进人才，再加上《新青年》的思想平台，不只是北大风气为之一变，《新青年》也因有了北大这一巨大的人才库，也变得愈发璀璨夺目，一校一刊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新青年》自创办之初，以思想文化为重，甚少介入政治，哪怕在是1919年与文化守旧派的林纾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双方的论争依然是围绕文言白话，传统伦理与新道德，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等等议题展开辩论，而非政治斗争，尽管其间因双方论辩激烈，往往溢出学理探讨的范畴，而不乏意气之辞，甚至有影射攻击的成分。新文化运动者们指责守旧派“依仗权势”，“暗地造谣”来摧残新文化，并不是无的放矢。前者是指林纾的《荆生》《妖梦》两篇影射新文化运动的小说，尤其是“荆生”的角色，时人都猜测是暗指安福系军阀“徐树铮”，①据陆建德考证，“荆生”实乃林纾自谓，而非指“徐树铮”，把“荆生”指认为“徐树铮”是新文化运动家们获取社会舆论同情与支持的一种运动策略。见陆建德《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2期。以为林纾要抱北洋军阀的大腿来压制新文化运动；后者指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在1919年二三月间，数度在《神州日报》上撰文，说陈独秀、胡适业已被当局整饬，陈已转为消沉并已离京，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不论之表示。”②参见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这些超出理性探讨层面的影射与攻击，给当时的《新青年》同人和北大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引起社会舆论的一片非议。③关于当时各大报刊对北大和《新青年》的声援，详见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1919年第13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林纾倒也知错能改，随后致信各大报馆表示道歉，接着陈独秀在《每周评论》“随感录”里发表《林琴南很可佩服》，算是对林纾道歉的一种回应与接受。回顾文化守旧派与《新青年》同人的论争，往往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论争的双方剑拔弩张，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其实不然，双方的论争虽然激烈，甚至不乏意气成分，但总体而言还在思想文化的范围之内，批判的是对方的思想文化立场与观点，并非真要“抱军阀的大腿”来清除异己。如果林纾的道歉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话，几个月后的陈独秀被捕一事显然更能见出旧派学人的风度。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共同签名要求释放陈独秀，其辞曰：“（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推许。”④王学文：《北大在1919》，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几年后，胡适还念念不忘此事，“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⑤胡适：《胡适来住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页。。

至于认为陈独秀是人事孤弱，学问不显而引起北大内部的非议，最终导致其离开北大，其观点也值得商榷。此二种原因，多是后起的阐释，不乏想象与重构的成分。陈独秀在北大的人事关系，是否势单力孤，其个性狂傲是否就一定遭人排挤，浙江籍太炎门生对陈独秀是否排斥，这些都很难坐实。即以人事关系论，陈独秀在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援引同道中人，经他引荐来的教授竞占北大文科教授的一半还多（此证见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单纯地认为以沈尹默为首的浙藉太炎门生排挤陈独秀之说也很难证实，尽管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有言：“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⑥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编《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页。沈尹默喜做策士，蔡元培对其也确是言听计从，但在罢免陈独秀这件事上并非像胡适所猜测的是沈尹默几个反复小人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事实上陈独秀和沈尹默交情非浅，且不说两人早年就相识，甚至陈独秀晚年避居四川江津以后，当时沈尹默也在四川，两人还经常诗词唱和。①此事见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一文，载台著《酒旗风暖》，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所以，认为陈独秀被免是沈尹默从中做梗而造成的局面，不太可信。“某籍某系”逼走陈独秀之说，更难成论。真正吸引人眼球的倒是对陈独秀个人私生活的攻击。

民国初年，文人狎妓之遗风犹盛，北大亦不能免俗。北大教员中以狎妓自娱，或为消遣者，不乏其人。陈独秀亦在其中。唯当时新旧论争激烈，“北京的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陈独秀），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②周作人：《卯字号的名人》，见陈平原编《北大旧事》，第414页。。

最终，风流韵事成为恶毒的攻击工具，并成为罢免陈独秀的口实之一。1935年，胡适在与汤尔和通信时问及罢免陈独秀一事，汤尔和回忆道：“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按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③汤尔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9页。汤尔和此言不无自我辩解的成分，可能与胡适的责难有关。对于此一理由，胡适气愤地写道：“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④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事隔十数年，胡适犹不能忘怀此事，可见其对此记忆之深。汤尔和是去陈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当时北京教育界极重要的人物，香港学人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中曾谈道：“汤尔和看来又是时颇能操纵北京教育的一个关键人物。”“由蛛丝马迹，在北京似有以汤尔和为中心的浙江人士在教育界有左右势力的存在。蔡、陈之进北大，都经由他们策划的。”⑤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49页。傅斯年也曾提及：“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 “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不相干。’”⑥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龙凤》1945年第1期。关于汤尔和，胡适也曾言及“尔和先生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帮处处作策士，而自以为乐事”。见《胡适全集》第24卷，第252页。“老谋客”便是指汤尔和。傅斯年笔下大义凛然，绝不让步的蔡元培形象，多少有些文学想象的成分，但以蔡元培的胸襟与见识，若说会为了这样一件“岂值一噱”的风流韵事，而解雇自己的得力帮手，那也太小觑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于北大教授，向来主张“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离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⑦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公言报》，1919年4月1日。此乃蔡元培致林纾的公开信，“民国八年三月十八日”写就，言犹在耳，很难说蔡元培会为了区区一件查无实据的风流韵事而罢免陈独秀。

在笔者看来，罢免陈独秀事件，“狎妓”只不过是表面原因，一个适当的触媒点，其深层原因在于规避北洋政府的压力。汤尔和是当时北京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深悉其中奥妙。事实上在罢免陈独秀的当日，总统徐世昌就曾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说：“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①参见朱洪《陈独秀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在这之前，徐世昌也召见过蔡元培。国会议员张元奇甚至曾上书国会，要求弹劾蔡元培，“尤集矢于陈独秀”（《申报》1919年4月1日）。这些来自“上谕”的压力，显然与校内的人事纷争或者陈独秀本身的学术造诣没有太大关系，甚至与他自身的私德也无直接联系。陈独秀与蔡元培们感受到的北洋政府方面的压力，其真正原因更可能是陈独秀们批评方向的转变，具体说来，就是由《新青年》的文化批评转变为《每周评论》的时政批判。

二

《新青年》（初为《青年》杂志）在创办之初，在“社告”就声明“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后来又在第一卷一号“通信”一栏中特别强调“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②《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同属于新文化旗手的胡适承认：“七年（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张居多。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③胡适：《胡适全集》第22卷，第271页。“政治兴趣的爆发”的结果就是1918年底《每周评论》的创办。对于《每周评论》的创办，胡适回忆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事教育思想文化等等，在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了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我们不得不去谈他。民国六年第二个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他。”④胡适：《胡适全集》第12卷，第224页。胡适当时是比较执着于学术的，这跟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的定位与追求是相一致的。陈独秀却从来没有以一个学术中人来自居过，他最忘情的还是政治，这一点胡适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称他为“老革命党”。事实上陈独秀早年就因鼓吹革命而多次被追捕，政治一直是他最关心的话题。《新青年》虽然不明言谈政治，但“借经术而饰其政论”的用意还是昭然若揭的，所以，陈平原先生称之为“有明显政治情怀的思想文化建设”，“是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从事文学革命与政治参与”⑤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下中的文学》，见程光炜编《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确是一语中的。到了《每周评论》的创办，则直接摆脱了《新青年》在思想文化讨论的基础之上，造就政治革新的策略化选择和欲语还休的态度，摇身一变为对国内外“时政”的直接关注与批评。

《每周评论》在发行之前，首先在《新青年》上做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介绍：

《新青年》里面都是长篇文章。《每周评论》多是短篇文章。

《新青年》里面所说的，《每周评论》多半没有。《每周评论》所说的，《新青年》里面也大概没有。

《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是重在批评事实。

《新青年》一月出一册，来得慢。《每周评论》七天出一次，来得快。

照上所说，两种出版物，是不相同的。

但是——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宗旨却是一样，并无不同的。

所以——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①《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这个介绍除了把《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从篇幅、内容、出版时间作了一个客观的对比之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两者之间的不同，即从“阐明学理”到“批评事实”。至于“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之说，只是一个障眼法，除了标示它与《新青年》的联系，并借以提升身价之外，恐怕更多的是避免审查的考虑。换句话说，“批评事实”才是《每周评论》的灵魂。这个“批评事实”批评的究竟是什么“事实”呢？很快，《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道出了答案：

列位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是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我们发行这个《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②《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

与此同时，《新潮》在“书报介绍”里推介《每周评论》时说得更直白尖锐：“在北京恶空气之下，不应有具有正义之报章。在北京恶空气之下，却又不可不有具有正义之报章。这《每周评论》的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他的希望，只是‘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他很注重国外国内政治社会的潮流。”③《新潮》1919年第1卷第2期。所谓“北京的恶空气”、“强权”种种，正是《新青年》所未直接道明的“事实”。这个“事实”“强权”到底指的谁，明眼人一看即知，就是旧军阀旧官僚，尤其是当时执掌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安福系。《每周评论》里对于这些“强权”的抨击俯拾皆是，《军人与官僚》《武治与文治》直指当时的军人政治和官僚政治，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乱杀平民，搜刮民脂民膏，都是国民的仇敌；《安徽小鬼》把矛头对准了皖系军阀安福系；《司令部土多》暗指京畿警备司令部贩卖鸦片；《南北一致》更是讽刺南北军阀除了利益之争外，其祸国殃民的本质并无二致；《安徽省议会的笑话》则痛斥安福系干将安徽军阀倪嗣冲在安徽大权独揽，横征暴敛。诸如此类的“社论”“随感”不胜枚举。陈独秀在《每周评论》里不但揭露与批判这些军阀的祸国殃民行为，更对时政本身痛下针砭，《除三害》里列出“军人、官僚、政客”三害，军人是“官土匪”，官僚除了“谋官做刮地皮，逢迎权贵，欺压平民”之外，就是压制新思想，政客更是“烧成了灰，用五千倍的显微镜，也寻不出一粒为国为民的分子来”④《每周评论》1919年1月19日。这些祸害要清除，一要国民提高政治觉悟，二要举行示威运动，三要依靠国民组织有良心的新政党。这些犀利的时政批评，构成《每周评论》的主要部分，仅以陈独秀自己为例，从《每周评论》创办到他自己被罢免的四个月里，就发了大大小小谈政治的文章及随感近百篇，其矛头指向尤以盘踞在北京的安福系军阀和政客居多。对那些安福政客的批判，要么直呼其名，要么含沙射影，用语之大胆，言词之犀利，令人瞠目。更有甚者，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散发的传单里直接提出：“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军统领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两机关。”⑤《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前四人就不用说了，后两人段芝贵和王怀庆也是安福系的干将，而步军统领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两机关正是二人老巢（步军统领是王怀庆，北京警备司令部是段芝贵）。罢免这些官僚的官职，端掉老巢，驱逐出京，陈独秀对祸国殃民的安福系军阀有着怎样的痛恨可见一斑。

对“强权”的揭露与抨击，再加上犀利的文风，使得《每周评论》的影响迅速扩大，时人谓为“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①吴虞：《吴虞日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仅在北京一地的发行量最多时高达5万份，其影响力不可谓不大。这样一份让北洋军阀如坐针毡的刊物，自不免使陈独秀成为了北洋军阀的眼中钉。当日陈独秀被捕之后，有报纸就指出，幸好是警察总监吴炳湘把陈独秀带走了，若是落到步军统领之手，恐怕就没命出来了。陈独秀被捕之后，《每周评论》由胡适主编，批判锋芒稍微减弱，但依然没有逃过被查禁的命运。1919年8月，《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查禁，胡适也被传至警察厅问话。胡适在日记中记道：“此事是这样解决的：我与虞春汀同去见吴炳湘，谈了一会，他劝我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完了。”②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第258页。陈独秀的被捕和《每周评论》的查封，均发生在陈独秀被罢免之后，但同样作为陈独秀的时政指摘和政治活动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陈独秀对 “强权”的批判和因此遭受到的压力。

通过以上辨析，和对《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批评转向的梳理，再综合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之后的激烈言论，我们或许可以对陈独秀被罢免这一事件背后的压力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无论是与林纾的新旧文化之争，还是陈独秀本人的人际关系，甚至还是他本人学术水准欠佳，私德不检等等，都不足以构成陈独秀被罢免所必需的压力。如果不是来自北洋政府方面的压力，以陈独秀当时的社会声望，蔡元培很难做出罢免陈独秀的举动来自毁长城，并印证当时的社会传言。因此，造成陈独秀被罢免的原因虽多，但他自己的批评转向所带来的北洋政府的压力才最终使得蔡元培舍车保帅，以罢免陈独秀的文科学长来缓解北大方面的压力。甚至从更深的层面来说，陈独秀离开北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他的政治追求所决定的。陈独秀虽说在小学研究上造诣颇深，甚至太炎先生也视之畏友，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术中人，终其一生，始终寄寓于政治运动与革命。陈独秀对政治革命的追求与大学的宗旨迥异，蔡元培和胡适都坚持大学以学术为重，不提倡学生直接介入社会政治斗争，而陈独秀虽与此二人相交莫逆，但并不坚持以学术立身，政治追求才是其志业所在。道不同不相与谋，分道扬镳只是个早晚的问题。后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继而获释之后，于第二年的3月，在李大钊、高一涵的掩护下，化装离京南下，带走了《新青年》，在上海另起炉灶，彻底转向了政治运动与政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