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彬

他们那家人那时就住在西南医院家属大院的西北角上。那里只有一幢灰旧的平房，遮掩在那片长满了荒草的山坡背后。房子的尽头，有一棵粗壮的槐树，夏天来到最深处的时候，那巨大的树冠上，就会挂满铃铛一样的、雪白的槐花。房子是那种最古老的木制架空结构，所以，在他们家的地板之下，还有一个吊层，那成了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那里面堆积着干树枝，破木箱、纸箱，编织袋里用了一半的石灰等等。有时候站在那个吊空层边上，我们就可以望见家属院围墙之外绵延的农田。那围墙以内的脚下，也有几寸狭窄的荒地，不知是谁在那灰黑的泥土里撒下了种子，然后几株向日葵就破土而出。那几株向日葵也十分瘦弱，耷拉的枝叶就像是破烂的衣衫。我们有时候就看着它们在风中像孤儿那样抖索个不停。

西南医院的人们，都把那一片地方称作是边疆，在大人们的言谈里，那里多少是一块不堪之地，比之我们大多数人栖身的七十二家房客，还有主任和教授们占据的小白楼，边疆，多少有一点流放的意思。但是他们，苟立志一家，却似乎是边疆再合适不过的居民。他的父亲，是医院自办养牛场的工人，在每一个黑暗的凌晨，他都会穿起黑色的皮裙，为那几头母牛挤奶。他身材矮小，轻易就可以钻到母牛那悬垂着的乳房底下。他的母亲，同样的矮小，却像是一颗紧凑的炮弹，总是上足了发条似的，在那个大院里蹿来蹿去，仿佛在医院洗衣班那台水泥搅拌器那样庞大的滚筒旁边整日洗衣，也没有将她的精力减损多少。她是那种总会引来旁人目光的女人，说话和发笑就像是在刮擦玻璃那样尖利。

这一家人，他们的脸孔，后来在人们的记忆里，都长成了统一的模样。皱巴而扭曲，肿眼泡，单眼皮，微微外凸的喙形，他们看向我们的眼神，后来一点点地，越来越有了几分乞讨的意味。那一家人，越来越让我们联想到那种极其熟悉的动物，但是大人们，一般是绝不会明说的，倒是孩子们无耻而大胆，他们称呼苟立志的时候，都故意将他的姓的发音拉长，有时候就直呼那个姓，“苟，苟，苟……”他们总是那么欢快地吼叫着跑开了。

表面上倒是看不出来那家人受了多大的伤害。苟立志，还有他的父亲，他的姐姐，这三个姓苟的人，一如往常地，在那片少人问津的边疆作息。倒是那个母亲，时不时闯入到我们处身的繁华世界里来，尖声说笑着，提醒着那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苟立志五年级，我三年级，我们应该说泾渭分明地分属于不同的孩童群体。一九七零年代的我，还是一个乖乖儿童，迷恋书籍（尽管那时候书籍是稀罕之物，长篇小说里，只有《西沙儿女》、《金光大道》这一类的货色），还喜欢抱着各式各样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描画房屋或是树木，我甚至开始幻想安徒生的那几个著名童话，有没有另外的结局。

我这样的孤独儿童，在那个年代里其实大量存在，只不过他们往往隐身于阴影深重的屋檐之下（那些拥塞的，堆满了杂物的房间，他们孤独的背影投射到身后那些大立柜中央、明晃晃的穿衣镜上）。而像苟立志那样的儿童，他们却属于野外，那时候西南医院统共四五个片区的家属大院，简直相当于他们驰骋的原野。他们无休无止地捉迷藏，或是探索突发奇想的未知世界，比如大院里那座高过六层楼的水塔的塔顶，还有那些保留了农耕习气的医生和护士们养殖的鸡窝之类。在夏季来临的时候，他们浑身上下的荷尔蒙，开始像他们在大院围墙外的那小河里翻腾时，那黝黑的脊背一样闪闪发亮。他们开始制造出更加荒唐的事件，他们手里的火药枪有一次倒射，在那个开枪少年的眼泡上炸开，致使他顶着那只肿大的红桃子，度过了一整个暑假。

那个荒芜的年代，我原本只可能遥望着苟立志他们那群作恶多端的顽童，像是有时候半夜里突然来临的寒潮，从我们七十二家房客的走廊里扫荡而过，让我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却完全没有料到一九七二年春季开学后的那个下午，我会和他狭路相逢。

因为五年级男生那场小规模革命，那个下午忽然成了从天而降的恩赐。那三四个男生，早就对那个前女篮运动员刘老师教授的枯燥而费解的数学公式怀恨在心，他们中间一个提前发育，乳房和小肚子已经吊起了三只肉口袋的小头目，人称猪司令的，之前曾对手下的几个喽罗吹嘘过自己当红卫兵的哥哥，当年停课闹革命，怎样用皮带的铁头抽破老师头皮的光辉事迹，那天回家午饭后返校，他忽然兴起，在刘老师用课本敲打了他们中间一位坠入梦乡的瞌睡虫之后，率领几个人步调一致地起立，罢课抗议。他们后来将堵在教室前门的刘老师掀翻在地，当那个庞大身躯居然一举轰然倒地，那群顽童反而杀心更起，不仅将那副紧箍在刘老师宽脸上的淡黄色玳瑁眼镜摘下来踩得稀烂，那个猪司令还在她那依然颇具规模的胸脯上乱摸了好几把。那一突如其来的调戏，让那几个随从几乎同时在鼻腔里发出了嗤笑，然后，那几个熊一样粗壮的身影很快拐上了我们三十三小学校门边的那个土坡，消失在腾空而起的灰土里。

大约半小时后，苟立志走在了我身后半米左右的空档里。那天下午足足提前了两三个小时的放学大军，走过西南医院家属区大门前那条三合土大道时，涌动在队伍里的欣喜，还远没有消褪，他们争辩着刚刚那起暴力事件的所有细节和内幕，并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加惨烈的决斗，正在那条大路上悄悄逼近。

我说过我是个孤独的孩子，所以那天即使在那样兴高采烈的大部队里，我却仍然独自行走。我的右手，独自舞弄着一只扫帚。那是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几乎每天都有的两节劳动课的必备工具，它用干枯的高梁穗和秸杆儿捆扎而成，应该来自遥远的北方，虽然历经长途运输，却仍然散发着金黄灿烂的光彩。那一只我父亲从杂货铺里特意为我买来的用具，参与进我右手孤独的舞蹈，成了专属于我的一件秘密武器，向游走在我前后左右的众生，宣告着我这个孤独侠客的狂野内心。我不知道走在我身后的苟立志，是否发现了我的这个秘密，抑或只是我脑后那一只柔软而弯曲的发尾（从小学一年级起，我的同学们就因此开始叫我“鸡尾巴”），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我的身后，闪电一般将那把我右手里舞动的神秘之剑一爪抽打到地上。那只坠落的扫帚瘫倒在离我不到两米的灰白地面上，显现出一把扫帚本该有的平凡模样。我掉过头去冲着那个袭击者怒目而视。那也许是我们这一类胆小如鼠的儿童，最激烈的还击了。endprint

我看到了那张皱皲的丑脸。我当然认出了他，这个挤奶工和洗衣女的儿子，那张脸上远远超越了他实际年龄的苍老，从第一眼起就在提示，这个孩子来到我们中间，经历了多么艰辛的旅程（“一个外星人，”后来，在他们那场凄凉的婚礼上，我对陈玲儿讲起她的丈夫苟立志时，用了这个词。我对她说，那时候，那个矮小的、双眼鼓突的父亲，总是在他们那无人管辖的平房里毒打苟立志，即使相隔了一段那么荒寂的距离，我们仍然不时听见那个孩子发出的惨叫，“也许，就是那样的毒打，还有我们所不知晓的摧残，让他成了一个异类吧。”我借着酒劲儿不管不顾地说）。

而在三十多年前，那个外星人，在我的怒目之下，就那么嘻皮笑脸地回视我，让我下意识地想要远离他的歹毒。我在身边那些零零散散抛洒过来的眼光下，弓下身子，伸手去拾捡那只平凡的扫帚。我没有料到苟立志接下去的那一脚。那一飞脚，让已经到了我手边的扫帚，眨眼变成了一只摇摇晃晃的飞行器，飞进路边的灌木丛里不见了。那时，那片密匝匝的夹竹桃林，正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味儿。

我手无寸铁。实际上那忽然爆发的巨大愤怒，让我仿佛来到了核聚变的炽烈白光下（“我为什么要对他下那样的毒手？”多年以后，我在对陈玲儿的追忆中这样自问，那仿佛又是在反过来质问她。难道仅仅因为他的父母是低人一等的父母？或者，那个年代，我们身边的那个大院里，我们的学校，那些潜行的暴力，在漆黑的午夜，透过我的睡梦，带给了我暗示？又或许，仅仅是，那个人实在是怪异，对了，那天在我的眼中，那张狭窄的尖脸的确接近于一条蛇的脸，我只有在忽然吞没了我的惊恐中，将他彻底消灭？）

在书包的深处，我找到了那只榔头。那把铁质的小榔头，同样是我们劳动课的工具，那学工的产物，不知何时被我遗留在了那个命中注定的书包深处。我跳了起来，那些围拢过来的小学生们，只是看见了我跳起来。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我手中的榔头，就被我飞翔的姿势激起了潮水一般的惊叹。我在那个年纪应该比苟立志还要矮上一个头，但是我的飞翔，却让我手里的榔头从第一记开始，就正中他的脑门。我发了疯，一次接一次地跳起，将手里那把榔头砸向我心目中那个头顶上柔软的凹陷处。我看见了血，暴雨一般洒向那张泥巴颜色的脸孔，其中最为粗壮的一根，像是一条执着虫子，从那个头顶出发，穿过他浅灰的眉间，流进那双错愕而混乱的眼里。我看见人群朝我围拢了过来，就像是提前到来的黑夜，一下就将我吞没了。

那一晚真正的黑夜里，我还有我的父母，前往那个遥远的边疆去道歉。

那幢平房孤独的灯光，远远地看去，就像是一艘漂泊在荒凉海洋里的掉了队的渔船。我的父亲，那个软弱的男人在黑暗中不住地叹息，相反倒是我的母亲，那个总是用手术刀剖开产妇肚腹的产科大夫，不时冲到自己身后，在那个踯躅独行的孩子头顶，麻利地抽打两下，让我跟上黑夜里那只小小的队伍。

我们一家三口，后来坐在苟立志家那个阴影深重的大屋里。我没有想到那间堂屋竟会如此辽阔，起码相当于我们家五楼上那个客厅的两三倍。我看见那个伤兵，头上裹着白色绷带，从那仿佛原野尽头的房屋深处，被他的母亲拖来了。那个洗衣妇后来在我们头顶的电灯泡下冲我们笑着。我说过那是一个特别矮小的妇人，所以说她是从下往上冲我们笑着的，倒像是他们才是道歉的那一方。而那位父亲，倒是保持了应有的威严，他那两条短腿儿，在那张竹椅的边沿呈八字分开，脸颊两边黑黑的皮肉垂落下来，果真像是一只看门狗。

这么多年过去，那场道歉的细节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模糊一片，我更多的只记得那个家里凄凉的墙壁，墙上布满了涂抹不匀的气泡，寥寥无几的箱柜，还有那更大面积的，几乎要淹没一切的黑暗。我还记得，我的母亲，那时候精血旺盛地站立在那家人面前，她挺立着她那壮大的胸脯，一下接一下地抽打着我的后脑勺，准确地说，是抽打给那家人看。她好像还在嘴里念叨着：“叫你敲人家脑袋，你以为你是那些武斗小将吗，我现在就替你苟叔叔敲回来。”

有一种说不出的屈辱，在那个黑夜里的现场弥漫开来。我的父母不得不面对医院里那一户边缘人士，摆出一副谦卑的姿态，但他们坚决拒绝了那个洗衣妇热切的邀请，拒不落坐，也将她端到面前的那杯热茶推挡了开去。我的父亲仍然是一贯的软弱，他垂下那颗羞愧的头颅，对着那屋里黑黢黢的三合土地面，继续摇头叹息，还是我的母亲，很快端出一名外科大夫的专业架式，询问当天傍晚，他们前往急诊室就诊的细节，流了多少血？伤口深不深？最终缝了多少针？她甚至没有忘记追问那天值班的医生是谁，一副与他很熟络的语气，然后拍胸脯说明天一早就会去找他，今后的治疗就包在她身上云云。

我记得那位母亲望向我母亲的脸上，是如何一点点变得羞红起来的。她在我母亲连续不断的承诺之下，反而越来越焦急起来，仿佛那是一件由她而起的不该发生的困扰。那一屋子忙碌不安的人，却几乎同时忽略了那一个人，那个伤者存在。他在哪里？那个头上顶着绷带，几乎从始至终都沉默不语的伤者，被那个屋中大量存在的阴暗遮掩着，在一旁冷眼观看着那两对夫妻的明争暗斗，看着我偎依在我母亲的大腿边，慢慢变得心安理得起来，他内心里滋生的仇恨，又会将他带向哪里？

那个女孩儿的哭泣，是不是就在这个迷茫时分响起的呢？无边的黑夜里，那嘤嘤的哭泣，听上去像是来自一只迷路的小猫。那猫儿的哭泣时断时续，飘忽不定，最终让那屋里的所有人放弃了对峙，投入到有些古怪的搜寻中。他们奔向那哀伤的墙壁，可疑的地板，还有院坝里那些最漆黑的角落，最终还是那个屋里的女主人，想到了地板架空层下那个开敞的储物间。

那个女孩儿果然在那里，缩在一堆干树桠脚下，看见我们这群忽然围拢过去的人影，她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最后的一丝乞求，并且开始虫子一样扭动起来，想要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逃走。

“这不是病理科袁主任家的闺女吗，大半夜的，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母亲他们一面询问着，一面试探着接近。

那个伤者，那时候忽然化身成一头小野兽，他从我们身后的黑夜里冲了进来，不顾一切地冲撞开我们这道人墙，到女孩儿的身边盘腿坐下。他们相互对望，女孩儿两眼发亮，一副得救了的神情，我们那时才注意到，她可怜的小身板上，之前就披上了苟立志的那件四个口袋的脏兮兮的仿制军装。endprint

苟立志手中端着一口搪瓷缸，他将那口缸子送到女孩儿嘴边，一股浓郁的牛奶香味在黑夜里缓缓弥漫开来。那个女孩儿贪婪地喝着，中途还大声叹息着深呼吸，而苟立志的老爸，却在那低矮的储物间里不耐烦地踏起步来。

“让她快喝，喝了让阳阿姨他们领她回家。”

看上去像是那最后的两个字，再一次惊吓了她，女孩儿手里的那口搪瓷缸歪斜着滑落在地，剩余的牛奶溅落了出来，仍然十分浓稠的样子。

整件事从那时开始，愈发荒谬了起来，而起初的那场虚张声势的道歉，早已被这一屋子人遗忘。面对这个小小的闯入者，我们全体居然都有些手足无措。而之前的那个受伤者，头顶那块雪白的绷带，那时看上去却像是一面不容侵犯的旗帜，我们不知道他和那个女孩儿的情谊，是何从发生的。那个僵持的时分，他剩余的那张尖脸，也像是一把金属的利器那样闪闪发亮。

“不要，她今天晚上不能回家，她家里出大事了……真的，爸爸，我们就让她在这里歇一晚吧……”

又一阵颤栗捉住了那个女孩儿，女孩儿小小的身躯不得不蜷缩了起来，将肚子里没有消化的牛奶液，一小口一小口又呕吐了出来。

“我怎么可能忘记那个晚上呢？那暴雨之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和陈玲儿在一九九零年深秋的那个夜晚，继续着我们的交谈。在那个她和苟立志的新婚之夜，我当时已被酒精麻痹的大脑，听她这么说，反而坠入了更深的迷雾。

“暴雨？不会吧，我怎么记得那天夜里还有春天的月亮呢？”

“你一定记混了，你想，有谁会比我更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呢，那晚以后，一切都不同了。”

那起自杀事件，曾经在文革末期的西南医院轰动一时。玲儿的母亲从自己居住的小白楼的五楼奋力跳了下去，在楼底那片坚硬的三合土空坝上，摔破了脑袋。医院的人们后来议论起那个刚烈的女人，说是跳楼的人很少可以这样以头抢地的，他们总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会在空中调整姿式，然后下半身着地，他们更多的是死于全身骨头的碎裂，而不像这位，直接让自己的脑袋成为了一只被捏碎的花生壳。

那已是文革临近结束的时期了，原本风起云涌的争斗已经在一点点远去，但是医院进出大门两边的公告栏上，仍然会出现零星的大字报。就在其中的一份浅黄色的大字报上，出现了袁主任攻击现任院长的言论，大字报转述她的说法，说院长忽视业务学习，过于放任年轻的医生和护士闹革命，荒废了医术。那张大字报应该就出自那些年轻医生中的一员，他随后对袁主任“倒行逆施”的言论，展开了丝毫不留情面的猛烈批判。

“小彬你知道吗，其实我并不清楚那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事儿之后，我无数次想要返回那个晚上，返回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的那间楼顶的偏房，但是仍然想不起我妈究竟是怎么走的。”

“都这么久了，别去想了。”

“我只记得那场大雨了，铺天盖地的，是初夏最暴烈的那种雨，直下得我毛骨悚然，我跑到那间连通阳台的大屋子里去找我妈，却只看见洞开的窗户和阳台门，我的意识像是被闪电照亮了一般，我就知道，我妈出事了。”

“你爸呢，那个时候你爸在哪儿啊？”

“我爸，哼，那个从头至尾的缺席者，那个浪荡子，在真出事儿的时刻你是永远找不着他身影的……我只记得后来我在暴雨里，我只想着这暴雨总得有个尽头吧，在那个尽头，总得有个暖和的地方吧……”

她说着，看向了我，我发现她脸上的泪水已经半干了，我们一起痴痴地望向那个秋天里正在四处扩散的黑暗，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

“所以吧，我总觉得，我们这些人，都不过是从那场暴风雨里幸存下来的孤儿。”她叹了一口气又说。

后来，医院里的人都在说，那个陈玲儿和苟立志最终可以走到一起，那是一段多么不可思议的旅程啊。他们一再疑惑地摇头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啊。

而在我这边，那个人，在随后漫长的成长岁月里，却并没有因为那个下午那暴烈的一击和我走近，我和那个人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我们时不时地在那个一天天变得老旧的家属区大院里相遇，常常是相隔了十几米的距离，我就会望向他，而他呢，并没有多少改变，那张皱巴巴的脸上仍然一副垂死表情，即使那样遥远，我也看得见他努力做出来的吞咽动作，仿佛我们之间的空气，是某种难以下咽的食物。是的，他当然也看见了我，他的脸有那么一会儿腾地涨红了，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脸是不是也一样。我们最终都会像是被对方烫着了似的相互闪躲开去。

我在心里找寻自己对那个人所犯下暴行的痕迹，我甚至已没有办法看清他头发丛中那条无疑还存留着的伤疤。他一直没怎么长个儿，一直比一条站立起来的大狗高不了多少，这和我的那一击有关吗？他后来当然是没有能够加入到我们那一拨学习成绩优秀的少年中，他在他青春期一天天到来的时候，仍然继续着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的那一场溃败。后来当我在重庆一中那些阴暗教室里，像一个精神病人那样背诵着那些课本时，我只知道，那个人，仍然在外面，在一九八零年代初还有些荒芜的大街上游荡，我只知道他们从那时街道两边刚刚兴起的小食店或是理发店的门前晃荡而过。他在那所捣蛋孩子聚集的七十中就读，但是常常是白天的光线还很刺眼的时分，几个人就结伴来到街上。他们的头脑里，几乎已将那所中学铁灰色的教学楼还有校门完全丢开了，他们在街边开敞的空气里吸烟，然后一伙人拥上那时重庆街头随处可见的头顶天燃气包的大巴，在巴士靠近车站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又怪叫着推挤而下。他们倒不一定要从事扒手的勾当，他们那伙人说到底是有些瞧不上那种病态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有些女里女气的营生的。他们那伙人中间有一个的声名，甚至传播到了我们这些乖乖儿童的耳中，那人叫“花耳朵”，是因为他右边耳垂上，生了一粒比黄豆还大的黑色的痦子，那人在少年时据说就捅过人刀子，进过少管所。那个苟立志在那年月总是一脸白痴地跟在那人屁股后面，会不会也是因为我那一记榔头带来的后遗症？

他们后来集体陷入了一起轮奸案。苟立志很慷慨地为他的那些弟兄们提供了办事的场所，想来他家的确是再适宜也没有的强奸案发生地了。那个五月底的白日天光下，那些人相携相伴地进入那间医院家属区的边疆老屋，感觉几乎像是走进了一艘无人管辖的公海游轮。那个时候，从苟立志家敞开的后窗望出去，仍然可以看到农田和小河里游弋的灰色鸭子。那个“花耳朵”那时一定是从高处拍了拍苟立志的肩头说，苟老二啊，你这里简直是个地主庄园嘛。endprint

据说那一天同行的，原本有两个女孩儿的，其中的一个在他们围在一起传递一杯搪瓷缸装着的江津老白干时，就预感到了要出事，她借口要去屋后的那片野地里嘘嘘，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逃出了门。而留下来的那位，那个被叫做“轮胎”的胖妹妹，最后成了那些酒醉青年的牺牲品。

比较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苟立志并没有能够加入到那起轮奸的实际行为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排在了现场所有人的末尾，直到苟立志家那条名叫小白的土狗，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疯狂吠叫，终于将最邻近的红砖楼里神经衰弱的麻醉科医生陈天林引来声讨时，也还没有轮到他。

他进了劳教所，大约半年之后被放了出来，那所越来越老旧发黑的老屋子，那时在全院人的眼中，更加成了一处荒谬的存在。

苟立志那一家人仍然在那里出没，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医院的奶牛场，调到了营房科。准确地说，他是被那些奶牛抛弃了，那些牛慢慢地老了，身体里的奶液也渐渐干涸了，加上社会上一些专职的牛奶生产商开始兴起，他们最先生产的那种玻璃瓶装的酸奶，上面印着血红的商标，成了新生活的标志，院领导于是果然下令，关闭了那个居然还在不断消耗干草的奶牛场。

现在，苟老爹从事的是医院公用家具的回收工作，一九八零年代开始，那些医生护士家中从前的军用家具（那些家具的某一个边沿上，会用红漆刷出“西南医院军需”的字样），开始逐渐被更加时髦的自制家具替代，那些油漆驳落的军需品就一件件地汇聚到了营房科，而老苟每天就不得不眯着他那已经老花了的眼睛，登记核对。医院里的那些人看见他吃力的样子，嘴上仍然不依不饶，仍然七零八落地打趣说，老苟啊，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破烂儿领回家去，劈柴烧了啊？

苟立志被放回来之后的那个秋天，从那个偏远的流放之屋那边，并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传出从前苟立志每回犯错之后都会发出来的惨叫声。这一次，却只有沉寂，透着几分不祥之感。果然没过几天，人们就看见了老苟的瘸腿。他的右腿现在成了某种附属之物，他每天乘坐营房科的那辆三轮自行车在家属区里转悠，从那车座上跨下来的时候，人们那么明显地看出，那条伤腿迟迟不愿跟随他攀上那些黑洞洞的楼道，去接近那些像是弃儿一样的淘汰家具。

苟立志的姐姐也回家来了。她之前是在文革最后的那一年，当上了统招的话务女兵。这个生就一张蛤蟆脸的女子，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们女兵连的连长，她私底下写给那个小白脸的情书，作为一项罪证在那些话务兵中间公开以后，她就变得有些疯疯癫癫。她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花痴，梳着齐耳的直发，只要看见年轻男人，眼睛里就会立刻流露出地下党员接头时的那种神光。

发生在他母亲身上的那件灾祸，则一如既往的有那么几分滑稽，她在随后的那个春季的某天夜晚，被那破屋子门前的一条春心荡漾的毒蛇咬中了脚背。那还是夜晚的前半场，赵阿姨有惊无险地获得了及时的救治，但是她杀猪似的哭嚎，搞得黑夜之中的全医院的人都躁动不安。

那老屋开始被医院里的人称作诅咒之屋，他们一家人从那屋里走出来的时候，额头上都写满了挥之不去的灰暗。接下去的某一天，我忽然就听说了苟立志的新职业，他在医院里那辆大型东风车上，当上了一名司机。没有人能说清那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医院里的那几个高深莫测的头头们，他们眼镜背后两只眼睛，总是陷在阴影里，也许是那一家人的悲惨，连他们也看不下去了，就决定分配给他们一点阳光。

苟立志于是成了我们那一批家属子弟里最早的汽车驾驶员，只不过他总是在夜里出发，前往城郊的垃圾场，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几乎看不见他驾驶的英姿。在漫长的白天里，那人却有些无所事事，重庆很珍贵的那些太阳天里，他就会在医院里乐呵呵地瞎逛，有人说那时候他的脸上被太阳照耀着，常常会堆满了满足的笑容。他喜欢从医院最西头的那一排墙壁刷得雪白的传染病房前绕过，然后，经过那一棵著名的黄桷树（医院里的人一直为那树的真实年龄争论不休），来到那座最荒凉的平房跟前。

对，那是停尸房。他后来同驻守那里的三位民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他们会在太阳底下一只接一只地吸烟，冲着那热烘烘的阳光，将口中的青烟直吐进去。那些春夏之交的下午，他们总是会把停尸房里那些被福尔马林浸泡得已经成了深棕色的尸体，拖出来清洗，晾晒。所以说，吸烟的时候，在他们的身后，往往就是那些无能为力的，横七竖八的尸体。

我仍然会在家属大院里偶遇他，我注意到他已经将头发剃成了青光闪闪的光头，他头顶上的那道伤疤在那个时期坦露了出来，那个如梦一般的下午那时就会成了我眼皮子底下一项尖锐的存在，那个人的生存，居然会古怪地背负着关于我的罪恶的印记，每一次都会让我坠入迷雾，不知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个时节，我已经长得很高大了，接近一米八的身高，让我与苟立志相遇时，还会忍不住去设想，如果十多年前的袭击重演，会是一件比当年轻松好几倍的事吧。

那个女孩，就是那个自称从暴雨之夜中幸存的陈玲儿，其实就住在我家的楼上。在那幢因为经历风雨而变得白惨惨的大楼里，我家住二单元五楼，她家则在六楼。

看上去，苟立志在那天夜里那一大杯牛奶的情谊，并没有让陈玲儿铭记多久，她在第二天太阳升起以后，就被自己那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父亲接回了那个刚刚死过母亲的六楼。没人知道那个年幼胆小的女童，是怎样度过新近丧母后那个悲惨夏天的。那种悲伤隐没在小白楼那用白色灰浆涂抹的外墙背后，我们只是看见那个女孩儿，小心翼翼地走下狭窄而阴暗的楼道，有时候我同她撞见了，就会让她遭遇一次惊吓，她总是会一脸苍白，咬着下嘴唇再往后退开半步。

她的那个父亲有时候倒是会将她安排到我们的家里来，因为她那死去的母亲，同我母亲曾经做过两年的医大同学，这一层关系，让她时不时地，会来我们家中，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吃晚饭。那是食物贫乏的七零年代，我们家也没多少富余的食物，我至今都还记得，她坐在桌子边儿上，仍然是刻意地退出了半米的距离。整个进餐的过程中，她几乎都不怎么主动夹菜，而且退出的距离也让她没有办法够到桌子中央那往往最有内容的主菜。这让我的母亲不得不一次次地用筷子头，敲打我那狼吞虎咽的弟弟的脑袋。而当我母亲皱着眉头，将那碗里的一块排骨或是一夹肉丝垒到玲儿碗中时，她又总会深深地埋下头去，仿佛那一刻的羞耻已经巨大得让她无法招架了。endprint

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几乎要被母亲的缺席压垮了的女孩儿，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可能与那个奔跑的野孩子相遇。他和她在我的记忆里，也的确没有什么共处的机会。她当然也滑落到了成绩不佳的那群孩子中间，我母亲有时候说起来就止不住摇头：“那丫头看上去就一副苦命相，唉唉，没妈的孩子真是像根草啊。”

直到我后来成人，才明白了母亲当年语气里的怨毒，实际上是冲着玲儿那个老爹而去的。那个丧妻人后来有了一个绰号叫得全院皆知，他们叫他拉兹，就是当年那部红透半边天的印度电影《流浪者》里那个男主角的名字。她老爹当然同那个高大帅气，能歌善舞的男主角没有多少相像之处，那个深度近视的中年男人，只是顶着那个洋气的姓名，天天在西南医院大院外那条弯曲的高滩岩正街上晃荡。

这个丧妻的男人，慢慢成了那条街上有名的浪荡子。他甚至连高滩岩正街尽头那间猪肉店的老板娘都不放过。那肉店的屠夫据说有一次拎着一把沉甸甸的剔骨刀，追了“拉兹”半条街。这男人荒唐的行径，让人实在很难回想起那个致命黑夜里的悲伤，他成了医院里的一个人所共知的笑柄，他们甚至断言，“拉兹”其实是有意不愿再正经续房，他连医院里那些粗笨的清洁女工也去染手，渐渐地让那些自认清白的军医们，开始像躲瘟疫一样地躲避他。

人人都记得他在傍晚时分，瞪着厚眼镜片儿的背后那一对迷迷登登的大眼睛，在家属区里找路的样子。“瞧他那呆头鹅的样子，真担心他在药房抓错药把病人给毒死。”医院里的人在背后议论起他来真是一点情面也不留。

那个女儿却没有声响地长成了一个奇迹。升上初中以后，她前来我家的临时借餐已不再发生，虽然我们知道那时“拉兹”仍在街上浪荡。那时候兴起了麻将，紧挨那间肉店的底楼铺面，就开起了一间麻将茶馆，“拉兹”几乎立刻成了那里最尽职尽责的驻守者。他几乎天天去那里报到，也几乎没有例外地，总是同另外三位妇女，组成一组麻将搭子。

那样的时光，我猜想，陈玲儿一定是独自在家解决饮食吧。在我的想象里，她的往来走动也无声无息。她活得就像是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在我们一家人的头顶隐忍地生长着，忽然有一天，就像是一只饱胀到极点的果子，爆炸开来了。

我们那一代人那时候已经统一进入了青春期，高二那年的秋天过后，那个陈玲儿一夜之间变得美丽而丰满之致。

她被“拉兹”转到了那所军医大学开办的护士学校，草草的两年培训后，被照顾性质地招进了西南医院的化验室。算起来，她应该是同苟立志同一批进院，他们那一批家属子女，就这样成了分散到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当起了零工。她和他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新接上了头？但是，那样的青春发育期，即使他和她存在种种接头的迹象，也会被我全然无视的，我只会盯着那个时期陈玲儿在我眼前扩张而挺立起来的胸脯，她的额发也很洋气地使用了电烫，在她鼓起来的前额上，那么柔弱地，娇滴滴地扭曲着。她还涂了红嘴唇，她的嘴唇比一般女孩儿的嘴唇要厚，总是一天也不拉地，精心地被她涂抹成了艳丽的朱红色。在我们这些男孩子的传说里，那样的厚嘴唇就是性欲特别旺盛的标志。小骚货，小骚货，在我们这些成绩领先的男孩子口中，也忍不住暗地里这样呼唤她。

所以在十月里的那个黑夜，苟立志同她在路边的相遇，才会显得那么匪夷所思。

那个秋天的夜晚，苟立志照常驾驶着他那辆山一样庞大的东风卡车，驶出西南医院的后门。那辆卡车的后车厢里，塞满了那一天里医院生产的垃圾。那辆垃圾车好歹驶上了高滩岩正街的最末一段。那是一道弯曲的坡路，道路的两边长满了枝叶浓密的洋槐树，那些树木遮天蔽日，在那个秋天的夜晚甚至完全遮挡了那些高高的路灯所播洒下来的光芒。从苟立志端坐的驾驶室看去，那一团接一团的光芒，从那些帷幕一般的树叶间遗漏下来，就像是半途而废的烟雾。

这是他所熟悉的景象，他也许早已在那清凉的空气里吹起一段轻佻的口哨。他吹了一会儿，又想起了什么，就从右手边的腰包里掏出了一根香烟，然后熟练地摸过驾驶台边的那只打火机来，点燃了。整个点燃香烟的过程中，他一刻也没有停止驾驶，这对于他而言早已成了放松操一般的行为，他总是忍不住要在这样的行为里，让自己小小地放一会儿风。

所以说当陈玲儿突然在他前视窗的右侧闪过，这个在一天的末尾，偷偷出离自己命运的男人，真的大吃了一惊。他挂在二档上缓慢爬行的大卡车直到十几米后，才猛抖了一下站稳了。那个人影，在浓稠的夜色里最先只是灰白的一团，却并没有跟上来。就在几秒钟之前，当它忽然跃上他的前窗，他恍惚间还以为是一个从黑夜里涌出的妖怪呢，而那个妖怪这时只是歪倒在十几米后方的路灯光下，蠕动着，迟迟不见进一步的行动。

在他的搀扶下，那个女人朝他仰起脸来，竟然是陈玲儿。即使在那幽深无比的黑暗里，那张脸也仍然惊人的美丽。那美丽的脸孔仿佛来自深深的水底，在那一刻的晦暗中，狂乱得那么明显。汗水，还有已经完全花掉了妆容，苟立志记得自己看到了这些。

她的右腿背，在之前的傍晚，被一辆飞驶而过的嘉陵摩托闪电般地辗过。她以为没事的，但是勉强走了两步之后，就倒在了那段荒僻公路边的杂草丛中。

她后来坐在他的副驾驶座边，用流弹般快速的纯正重庆话，咒骂那个没心没肺的摩托车司机，“他以为他是要赶去火葬场吗？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样子！”陈玲儿伶牙俐齿地骂着，一边还咝咝地吸着凉气。他有些入迷地笑了，听着平日里几个兄弟之间张口乱骂的脏话，从邻近的那个美丽的嘴唇里一字不差地吐露而出，他实在有些忍俊不禁。他的笑容在黑暗里无声绽放，而身边的这个女人却兀自沉浸在愤怒中。

慢慢地，他嗅见了那个女人的味道，即使是在开敞的驾驶室里，那一团清新的，形容不出来的味道也仍然隐隐地飘拂了过来。那味道本身，就好像是一个弱小的生命，在总是笼罩在他身边的那一片垃圾的气味中，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那时候，他已经麻利地掉转了车头，行驶在开往西南医院急救部的路途上。

接下去的一切，变得顺理成章，他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对于陈玲儿的救治。那一夜的病员不知为何像赶集一样拥挤，他将她从副驾上搂抱下来，然后撞开阻挡了他们前路的那些求治的人群，在急救部那条长长的走廊里，为她抢到了一段可以平躺下的长椅。endprint

疼痛潮水一般褪去了，她肿大的右脚那边现在只剩下了麻木。她观看着他为自己的奔忙。他成了一个笨拙的男人，他跑了开去，不一会儿又急急地跑了回来，对她承认错误一般地申辩，说自己那个在急救部上班的哥们儿，今天却偏偏不上班，他说他对正当班的那个女人说过他的名字了，但是不管用，“那个眼镜婆娘只是瞄了我一眼说，各人排队去，这前面几个马上就要拿过去了，插他们的队，你可能负不起这个责哟……不好意思，她一定是大姨妈来了。”

她看着他冲自己挤出了一个笑容，但嘴角却扭歪着，反而像在哭。他的鼻头上也满是汗水，那个混乱的时分，不知道为何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妈妈，那个已经陷入了记忆烟尘中的女人，她也是这样，虽然生就一副宽大的，如瓷器一样清朗的面孔，却有一个爱出汗的鼻头。她记得很小的时候，她爸爸也是一副清朗的模样，就总爱在饭桌边数落妈妈，说她鼻头爱出汗，必定是个苦命的人。

她的泪水就这么下来了，这让那个垃圾车司机更加地手足无措了。她冲他挥了挥手，意思是让他别在身边晃荡了，他在她的朦胧泪眼中犹犹豫豫地离开，一边还不放心地回望着她。

那个启示，就在那一刻照亮了她。

她的手向自己肚腹慢慢抚摸而下。那里依旧土地一样平坦着，她开始对着自己的肚腹说起了话。

孩子，她说，我一定要把你生下来。

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在急救部那天夜里的一片纷乱中，没有一个人听见了她的那些话。

是一个女儿，她在第二年的那个夏天降生，那个时候，距离苟立志和陈玲儿在二灶食堂那个荒凉的二楼上举办的婚礼，还不到半年时间。又过去了大约一年多以后，那个小人儿开始蹒跚地从那个被遗弃的老屋那边，向家属院的这片光明之地走来。那多半是一些太阳很好的日子，女孩儿由她的那个母亲或是婆婆领着，来到我们小白楼前的灯光球场前。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女人，领着她们各式各样的孩儿，在那些被焊死了的铁架观众席上招引，时不时地发出大惊小怪的呼叫。

那些多事的女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苟家那个婴儿的可疑之处，那个小人儿，竟然长着天使一样精巧的眉眼，那一对樱桃小口也像是画笔描出来的，还有卷发，她的妈妈不知为什么迟迟都不愿剃去孩儿那格外浓郁的胎毛，到了后来，那卷曲的头发一天天披散了下来，在她的头顶甚至脸蛋儿的两边夸张地划着一个又一个波浪圈儿。

那些女人见了，总是一惊一乍地围拢过来说：“瞧这姑娘的头发哟，啧啧，小小妈，你究竟喂她吃了什么哟，长得跟大草原似的，她爸爸看了不知道有多欢喜呢。”

她们的眼光，会紧盯着“爸爸”那个词在玲儿脸上的投影，一心想要看见某种类似于冷风拂面的抽搐，但是那妈妈却只是低下了那双依旧美丽的黑眼睛，追随着那个踉跄前行的小人儿，若无其事地扭开了脸去。

流言还是在无形中泛滥开来。有人说那完全要归罪于那个所谓父亲，当他在某些星期天的早晨或是黄昏，牵起女儿的小手出游，沿路遇见的那些人，都会用诧异的眼光追随他们。那个老爸总是穿着皱巴巴、松垮垮的工装裤，上衣也过于肥大了，他一路上都好像是在讨好那个小公主，脸上堆起来的笑容，让他那接近于某种动物的脸孔变得越发歪歪扭扭了。可那些好事的人却仍然不肯放过他，他们有时候会问他孩子的妈妈哪去了，为什么没一起欢度星期天呢。他们的问话故意放得更大声，直至那个头发开始大片脱落了的男人，他头顶上的那道伤疤变成了紫色。

那个母亲，那时正在天星桥甚至更远的沙坪坝的那些舞场里旋转。她迷上了交谊舞，每天下了护士班之后，就跟随几个姐妹一起乘车前往那些幽暗的舞场。她成了在她童年时期，那个几乎每天逃出家门的父亲的翻版。她尤其是喜好穿着深黑的衣裙，她的妆容也涂抹得格外浓重，上下眼睑的眼影大胆使用了深秋夜空的那种黛蓝。她成了沙坪坝一带出了名的舞后，在那些浪荡儿的口中，拥有了一个诱人的别名叫蓝皇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会提起她半透明的黑色纱裙里那一对隐约的乳房，说那像是一对半梦半醒之间的小兽。他们会吹嘘自己在某个夜半时分的得手，他们一边遥望着舞池旋转的彩灯下，那个忽远忽近的黑影，虽然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乎没法看清，他们也不得不悲哀地意识到，在她的那两片紫葡萄色的嘴唇之间，早已泛起了对他们连篇谎话的一丝讥笑，这让他们最终讪讪地沉默了下来。

而那个女儿，即使被如此冷落，却仍然对玲儿依恋得不得了。那些舞会之夜，有时候会延续到午夜以后，那孩子躺在床上，也仍然会瞪着双眼不肯睡去。那个母亲，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每一回晚归，还会兴致勃勃地随身带一块巧克力，或是糖果什么的回来，也不管那已是怎样地夜深，还是任由那个娇惯的孩儿狼吞虎咽地嚼下去。她斜躺在女儿的身边，甚至全然不顾也许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出门开车的老公，搂着那个洋娃娃一样的小东西，哼起了轻柔的歌曲。

那个时候，那条陪伴了苟立志一整个成长岁月的土狗，也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它也许曾经是白颜色的，从它遗留下来的那个叫小白的名字里，人们依稀还记得它当年从那片荒凉的老屋子跑出来，如何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上雀跃，然后奔向山坡尽头那座孤零零的豆腐房去的矫健身姿。西南医院的人们，在那年月里总是会汇聚到那红砖平房门前，老人还有孩子们各自举着手里的锑锅，排队打豆腐，豆花，或者在临近过年的那些寒冷的白天拎来糯米，等着用那里的电磨磨成汤圆面。

在那些满心期待的人丛中间穿梭，讨喜，是小白最喜欢干的事情，也不知是不是那里豆制品热烘烘的气味，还是随时都可能降临到嘴边来的一团豆渣所带来的诱引。那条狗儿，就这么摇头摆尾地留在了医院里几乎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人的记忆里。所以当苟立志后来在某一个只有几个人的零落的酒桌上说起小白，一边垂下头去痛哭，责怪它为何那么狠心地抛下自己，那消息还是一阵风似地传遍了整所家属院。他们开始说起那条狗如何也陪伴了自己的童年，说起它在豆腐房斜对面的煤炭房里如何捣蛋，如何滚得一身污黑，但是只要苟立志一声令下，就会端坐下来，眼巴巴地向他承认错误。

那可是他心头肉啊，是他颓败童年的安慰剂啊，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说。他们的意思是，在过去那些贫穷的日子里，苟立志赤裸着黝黑的精瘦的身子，搂抱着那只小白，他的那张蛇一样的扁脸绽放出来的笑容曾经是怎样的幸福而满足啊。他们很快又发出了叹息，那些叹息最终还是归结到了那幢放逐之屋里总是接踵而至的不祥事件之上，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了，那起屠狗事件，原来是一个最绝望的警告。endprint

事情发生在他们婚后第三年的春天，陈玲儿继续着她在黑夜里的晚归，而那只狗呢，也许是老糊涂了吧，它团在门边打盹，每一次听见玲儿的脚步响起，仍然会哼鸣着从睡眠中爬起，然后伸长脖子发出长时间的吠叫。它甚至连一眼也没有去看那个黑衣的潜行者，只是歪着脑袋，自顾自地完成了那次狂吠。

但是，忽然有一天，那种像定律一样上演的吠叫消失了，陈玲儿在夜里的回归，忽然少了这惟一的一件陪伴。

那沉寂继续着，在随后的某一天，陈玲儿和那一家人围坐在饭桌边，那个老人，苟立志的父亲，淡淡地提起了那只狗，说怎么没见小白了，在随后的一小段不安的停顿后，那老人又瘪嘴笑了起来：“它不会偷跑出去找朋友了吧，都这么老了……”

“我把它处理了。”苟立志那时候正埋头刨饭，说话的时候，他的头更深地向那口大碗探了下去，光头上的汗珠子又细又密。

他后来告诉那些前来办案的警察，他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像通常的那些屠狗人那样，将那破布一样的狗尸扔到屋后悬崖下那片荒草丛中，或是随便找个僻静处埋了，他采取了他所熟悉的医疗垃圾的处理方法，在头一天的傍晚，用那种黑漆漆的塑料袋将小白密不透风地包裹了两层，然后在第二天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上了路，他拎着小白的那个遗留物，说不清究竟是轻了还是重了，然后有些忿忿不平地将那个小口袋投入到后车厢那堆庞大的医疗垃圾里。他拉着那一卡车可怕的废物前往处理场，在熟悉的路途中，依旧愤懑不已。

陈玲儿的离开是在接下去的那个夏天。她和医院里的其他人一样，似乎完全没有接收到苟立志发出的那个警告，她不辞而别，直到许多天过去了，医院里才有人说起了她的去处，他们说她去了长江的南岸，在那家上万人的兵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当然也有人说，她其实是投奔她的情人去了，那个情人紧挨着那家兵工厂开了一间摩托车配件厂，其实就是从民用车间的后门偷偷将那些元件倒出来，改装以后上市。那些最激进的传话人甚至说，那情人其实就是陈玲儿那个女儿的亲生父亲，她同苟立志的婚事从一开头就是一起计划好的阴谋。

苟立志最后开着那辆垃圾车直奔南岸。而在那个年头，重庆的市区还没有修建起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苟立志要从沙坪坝前往南岸，惟一的通道，就是长江边的汽车轮渡。他那辆肮脏无比的，散发出熏倒所有活人的怪味儿的垃圾车，在轮渡的码头上被严厉地阻拦了下来。那个一路上气势汹汹的苟立志，在那一刻一下子委顿了下来，他像是一个做贼的人，满脸涨成了深紫的颜色，最后灰溜溜地在长江边那陡斜的河滩上摆放了车子，像一个特务那样登上那班满载了大小汽车的轮渡。

没有人可以说清楚那一天让人绝望的暑热下面，那个寻妻人心中那时的黑暗。苟立志穿着的那件黑色衬衣上面，很快就布满了大片汗湿的印迹，那些印迹眨眼间就被烈日灼干，勾画出盐碱的海滩那样的形状，但是很快，新一轮的汗液的潮水又淹没了那白花花的海滩。他却依然头顶着重庆七月那种可以杀死人的太阳，继续在那快要融化了的甲板上吸烟，他的脑袋就像是遭受了又一次痛殴，肿胀而疼痛，让他正处身于其中的那个下午也变得无比遥远。

有人说，他在那个下午找了那间招待所。招待所坐落在铜元局那条狭窄街道的右边，空落落的房间里，只有两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那种老式的洗脸盆木架上，晾着一块紫色的提花毛巾，那上面的几朵牡丹嚣张地盛开着，一个人等待的时候，苟立志几乎听见了那些花朵的喊叫声。

黄昏叹息着到来，在他的凝视之下仍然像拉动了一个神秘的开关那样，熄灭了投射到江面上的光照。对于他和陈玲儿在接下去的那个傍晚的谈判说法不一，有人说陈玲儿带着值了中班后的一脸苍白的疲惫出现，她坐在与苟立志相对的那张床上，无声地流泪，最后只是恳求他放过她。另外的一种说法是，苟立志看见房门响动就扑了上去，那个出走的妻子被忽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黑影吓得哇啦哇啦惨叫，她救命的呼喊很快招来了兵工厂的保安，那个比苟立志高出一个肩头的保安，最终将他一直架到了招待所底楼的大门外。

一个更残酷的说法是，那天在招待所里，苟立志一直坐在那没有留下一丝人迹的床单边上等候，直到轮渡收班的八点半了，也没有看见那个女人的身影。

医院里的人只知道，他仍然在等着陈玲儿的归来。那个孩子完全不了解这些，在一家人都上床睡下后的黑夜里，仍然像过往那样瞪着一对大眼睛等候着那个从前总是如期而至的母亲，她不眠不休的守候吓住了苟立志，他托关系为她找来了安定片，只用小刀子切出了半粒，那个孩子就沉沉地睡去，像是突然死去了。

但孩子很快就识破了这一招，在那些致命的黑夜刚刚来临时，她就坐在老房子最里间的那张宽阔的大床上，提前陷入了哭泣。她那个小小的意识里，不知从哪里接收到了一条神秘的信号，让她的哭泣变得无比的漫长，而且绵绵不绝。

苟立志开始在那黑暗的房间里奔走，来来回回地，他叹息着端上了一杯白糖的开水，想要欺骗那个孩子将早已准备好的安定片服下，但那一天夜里，那孩子却发了疯，猝不及防地一把将他手里的药和水掀翻在地。

他直盯着那个孩子，她的夸张的卷发，洋娃娃一样的秀气眼睛，在那间屋里垂死的白炽灯光下，更像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异国的荒唐使者。

孩子后来消失不见了以后，那个家里的人也并没有显出更多的异样来。他们后来告诉警察，苟立志对他们的说法是，孩子每天夜里实在闹腾得不像话，他只好连夜将她抱去了南岸，抱给了那个她离不开的妈妈。他和她妈已经商量好了，再等一等，等这个夏天过去，他们再商议未来的打算。

他就这么不动声色地继续一个人的生活，真的等来了秋天，还有那个终于下定了决心，要来接走女儿的母亲。

警察后来在那间老屋著名的架空隔层里，找到了那个孩儿的几套衣物，已经变得肮脏而腐烂。

尸首呢？那个满眼狂乱的母亲紧盯着那个一直抖动着右半边身体的无赖，足有半分钟，才被那突然来到的答案，吓得将自己后半截的惨叫吞进了肚里。

最关键的那个物证最终还是床底发现了，真的，就是一把榔头，那上面的血迹和附着物说明了一切。

“小彬你知道吗，我们西南医院的这帮子弟中间，我最羡慕的，就是你啊。”

那时，苟立志的那一场混乱的婚宴正进行到最奇怪的阶段，前来朝贺的亲人们，还有同一个部门的同事，都已经撤离，只有那些贪恋杯中之物的酒徒们自动留了下来，守着那最后一桌的残羹，继续那看上去要致人死地的酒战。

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其实，作为那起童年暴行的主使，我应该是完全没有脸面出现在那个婚宴上的，但是那个一脸胜利光彩的苟立志让我产生了错觉，他还有那个美丽得有些虚假了的新娘，对我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友好，让我在一片莫名的感激中迷失了方向。

我居然在那场酒席中滞留了下来，一直喝得不得不冲到后阳台上去呕吐。

我在那里发现了那个吸烟的新娘。她遥望着大院围墙背后那一片正在一点点陷落进黑暗的山谷，吸着烟。我问她没事吧，她缓缓地摇了摇头，然后冲我优雅地招了招手。

她的美丽仍然具有无法抗拒的魔力，我们凑在一起交谈，叹息着，慢慢地将那扇玻璃门里面，仍然像两群野兽在相互扑杀的斗酒的人们遗忘了。

她最终对我说起了那个傍晚，“这件事情我只会对你一个人说，”她说，“我知道你和他，还有他的那些兄弟伙不是一路人。而且，反正你就要去美国去了，你可以把这个秘密一直带上飞机，带到地球的那一边去。”

我听见了她咯咯的笑声，她望着我：“你猜猜看，那天夜里，我一个人怎么会在那黑漆漆的路边游走呢。我其实也在想着远走高飞呢，就像你们这些高材生一样，但是，那辆飞驶而来的摩托却告诉我说，我那是在做梦。所以那天夜里，我把自己交付给了第一个愿意为我停下来的人……

“可那个人居然是他，现在我已经慢慢想通了，这绝不是一个玩笑，而是命中注定的底牌，在我们这样的人手里，就只有这么一张底牌。”

她呜呜的哭声在二灶食堂背后的苍茫夜色里变得那么孤立无援，在我们脚下的山谷，乳白色的雾霾正大片大片地升起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