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颖弟

和亲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代史学家有诸多论著对其作了论述。如崔德明教授200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和亲史》填补了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空白，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古代和亲史研究专著;而黄斌先生的《从“和亲”看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发展轨迹》纵向研究了中国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笔者经过对相关文献和著作的阅读对比，发现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之低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作为男性的附庸，被男性利用并控制了人生，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筹码。最典型的就是这些和亲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一生，但他们的付出也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一、西汉和亲的史实

中国和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班固曰:“和亲之论，发于刘敬。”

汉初的政治局势是“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汉与匈奴长期处于对峙局面。公元前200年，高祖亲率32万大军对抗南下的匈奴军队而被围于白登，后因谋士陈平之“秘计”而解围。史载:“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灵，单于察之!’”后刘敬吸取“白登之围”解围的经验向高祖建议，通过和亲来安抚匈奴，稳定西汉边境。故史学家大都认为和亲开始于西汉。

表1 西汉与匈奴和乌孙的和亲公主

二、从和亲透析古代妇女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女性曾经占据过生产和生活的主导地位。但随着父系社会的开始，女性逐步由主导变为男性的附庸。随着历史的发展，女性的地位更多的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女性的行为规范，框定了女性的卑贱地位，将她们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成为历史幕后失声的群体。

1.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通过表格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宫廷妇女的命运往往与国家特殊时代的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联系，一方面体现了宫廷女人的辛酸与无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夫权时代男人的自私与权势。或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那一刻开始，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女人的地位，女人的宿命就是天生对男人的依赖和附属，充当了男性政治的筹码。就算是贵为皇亲国戚的公主亦是如此。

和亲公主们被迫离开繁华的中原都市，到荒凉的边塞，语言、风俗、生活习惯都相差甚远，身心遭受摧残，是人生之悲剧。武帝为了联合乌孙共同夹击匈奴，封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昆莫猎骄靡。而乌孙王已年届七旬，故为公主单独建造了宫室过独居生活，一年内仅相会一两次。后考虑到王位的继承和公主本人的情绪，猎骄靡提出让孙子岑陬军须靡娶公主为妻。在父兄死子弟可以娶其后母或嫂为妻的少数民族看来是正常的。但在从小就接受儒家“三从四德”、“贞妇烈女”等思想的细君公主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故上书汉帝请归。但武帝却令其:“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无奈之下，细君公主只得再嫁乌孙王之孙。

恩格斯曾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在那个社会中，那个父权隆盛、宗法高涨的封建社会，男权至上，妇女只能依附于男性。女人完全被拘禁和束缚，毫无人身自由。这是整个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哀。

2.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女性之社会地位卑微，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是男性的附庸。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没有家庭财产所用权，只得借助婚姻或血缘的关系，依附于男子，甚至沦为家庭的奴隶。

同时，她们大都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禁锢在家中，服役于人，料理家务。不仅如此，封建时代还宣扬“女祸论”。

另外，传统女教自始至终渗透着儒家封建伦理的观念，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同时又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的理念进一步从思想上禁锢了古代妇女。

三、透过和亲看古代妇女的社会价值

我们在为女性地位低下感到悲哀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他们的付出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汉初年，恢复社会经济，保证人民生活安定。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而同时期北方的匈奴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日益强大，且不断南下骚扰汉朝。由于汉初军事经济实力弱，因此采取和亲这种羁靡政策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客观上换取了短时期的汉匈和睦局面，为“文景之治”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史载刘敬向高祖建议:“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汗嫡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

从当时的“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历史局面来看，和亲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它顺应了历史潮流，满足了百姓渴望和平的心愿，也是解决民族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

2.汉武帝时结盟共同对抗外敌。汉武帝时期，西汉达到了全盛，为了一举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系乌孙等国东西共同夹击匈奴，同时通过和亲加强与乌孙的联系。

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从公元前101到公元前51年在乌孙生活五十年，这期间汉乌关系密切，同时也是乌孙最强盛的时期，另外她还帮助汉武帝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彻底瓦解了匈奴对各族人民的奴役统治，也直接促成了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归降。期间建立的西域都护府更加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解忧公主长期活跃于乌孙与西域的政治舞台上，不仅以己之力维护了西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而且她的后代也为民族友好而不懈努力。如其长女弟史出嫁龟兹国王，进一步加强了西汉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同时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3.西汉后期维护民族友好关系，促进民族融合。西汉后期在昭君的和亲下，汉匈维持了多年的和平，有利于民族融合与双方人民安居乐业。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五单于为了争夺权利而发生内讧，处于弱势的呼韩邪听从左伊訾秩王的建议:“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于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亲到长安朝见元帝，汉朝对他“宠以殊礼，位于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之后汉帮助其夺回王廷且杀郅支单于。竟宁三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第三次到长安，在长安居住其中，“言欲取汉女而身为汉家婿”。后宫女王昭君“乃请掖廷令求行”，出塞和亲。

在匈奴，昭君亲手教妇女纺纱织布，缝衣绣花，播种百谷，推动了匈奴经济的发展，将匈奴带入农业文明的时代，巩固并奠定了汉匈的友好关系，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使命。作家王族说:“王昭君嫁给呼韩邪，让匈奴和中原像握紧了的两只手，从此再未分开，被排挤出局的郅支像另一只孤独的手，再也抓不住命运的稻草，在岁月的长河中几经沉浮，便没有了踪迹”。董必武先生也写到:“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可见昭君出塞不仅对当时汉匈两族团结友好起到积极作用，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结合的典范，也对后世恰当处理民族关系有所借鉴。翦伯赞先生认为，和亲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却是维护民族友好关系最好的方法，是一种最和平的方式，避免了百姓陷入战火之中。

总之，和亲这种特殊的“外交”政策可以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维护国家和平、安定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促进双方的经贸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这一切都来自地位低下的女性，他们为了国家的和平与民族的安定背井离乡，柔弱的肩膀担负起了历史的使命，用生命换取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这可以看出古代妇女顾全局、识大体和牺牲自我的高尚思想境界。大到维护国家安定与民族团结，促进社会文化交流，小到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这些贡献是社会主宰者——男性所无法替代的，是无法磨灭的，是值得肯定的。

[1]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竟宁元年正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