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平

我是搞地方历史研究的，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殖民主义入侵我国东北的一些事还是了解不少的。

1937年11月15日，日本操纵下的伪宾县公署成立招恳整备委员会，强行以低于地价3倍的数额收买和没收民地14万晌。以烧毁房屋等残忍手段驱走百姓，在无人区建立了土地直接为日本殖民者所有的“开拓部落”;在半无人区建立了土地在名义上为伪满洲国所有，实际还是归日本殖民者所有的“满拓部落”;在沿江地带建立性质与“满拓部落”相同的“防水部落”;全县共建立部落155个，1938年，伪宾县公署告示全县，招揽无地农民入植。入植农户近5000户，这样，日伪统治者就达到了增加地租的收取、牟取暴利的目的。1940年7月，日本福井、富山两县开拓团200户，进驻宾县南部山区全孝、元宝河、大泉子等地，强行占领开拓地2300晌，之后，财神庙屯又进驻一个日本开拓团。全县总计入植日民300多户，1000余人，占地3000余晌。

194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满足战时需要，日伪统治者在东北强制推行粮谷“出荷”，即以低价强制征收农民粮食，对粮豆全面“垄断”，实行“配给”，不准私自买卖。致使宾县以粮豆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几乎全部关闭。日伪统治者全力以赴催收“出荷”粮，不管农民收成好坏，不管口粮、籽种是否留足，都要如数按期缴纳。有的不能按期缴纳，他们就翻箱倒柜，直到抢光为止。

1941年，日伪统治者为了控制、掠夺战争物资，强制推行“七二五”价格政策，卡死了物价，迫使宾县170余家工商企业倒闭。同时又推出若干个行业“组合”，全面控制物资，为掠夺创造条件。1942年，宾县各种物资均被日伪统治者垄断控制，12个行业102个部门被迫关停。初具规模的张家烧锅（现常安镇街里）、杨家烧锅（现平坊镇街里）、对店（现平坊镇石洞村）、老营口（现常安镇营口村）、长春岭（现常安镇长岭村）、德源恒（现永和乡街里）、张家糖坊（现糖坊镇街里）等小镇变得十分萧条冷落;原来规模较大的满家店（居仁镇街里）、枷板站（宾安镇街里）、高丽帽子（胜利镇街里）、九千五（宁远镇街里）等集镇经济均处萎靡状态。

鸦片（大烟）种植、推销、贩运、管理是伪满洲国的一项“主要事业”，1933年，伪满洲国国务院设有鸦片（大烟）专卖署。1933年，伪宾县公署行政科也相应的设有烟务股，配有7人专项负责鸦片（大烟）管理事宜。1933至1939年，全伪满洲国7省31县1个旗，种植鸦片（大烟）最多年份达68.5万亩。宾县连续种植4年（1934至1937年），最高年份达2.4万亩。日伪殖民主义者用低价收取烟料，由县烟膏制造所进行加工销售。1937年全县内销、外销烟膏68万份，能换回黄豆630万斤，相当于旧社会种植6万亩黄豆的产量。县烟膏制造所所长由日本人小南延平担任，有会记、书记员各1人，技术员17人，平秤员3人，杂役2人。全县有管烟所11处，任务是推销大烟和组织吸食队伍。其中宾县城内5处，宾西、宾安、新甸、宁远、满井、胜利各一处，共有95人。各所有主任、会计、雇员、贩卖、看灯、杂役各1人。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刮净民膏等目的，鼓励人们吸食鸦片，在贩卖大烟的形式上搞得很神秘，不公开卖给，而是用《鸦片领取证》领取，没有《鸦片领取证》的不卖给。领到《鸦片领取症》的感到特别荣耀、高贵。所以，有些人就盲目的“挖门子”领证。表面是控制，实际是扩大销售。据统计，1936年全县已有2200余人获得《鸦片领取证》，吸食成瘾者达5000余人，1944年达1.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4%，平均年递增1700余人。当年，在现居仁镇西南大梨树沟屯居住的于得水一家，是开荒占草的老户，家有耕地200余晌，四个儿子同住一四合院，马、牛、羊成群，称的上是大粮户家庭。全家十个大人都染上大烟瘾，当地人送绰号“大烟于家”。每人每天吸两份大烟，价值相当于100斤小米的卖价，全家10口人吸一天大烟消耗小米1000余斤。不到二年，土地、房子、牛、马、羊等家当全卖光，再没有物件可卖，有的卖儿、卖女。

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势力对华图谋之心绝非始于今日。时隔“四分之三”个多世纪，日本右翼势力又上演了一出“购岛”闹剧，欲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划入版图，归其所有;此举乃日本右翼势力对华图谋之心的大暴露;也可以说，日本右翼势力对华图谋之心，根深蒂固，是“一脉相承”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为钓鱼岛每寸领土的完整，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