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伯克话语修辞观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以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为例<br/>

肯尼斯·伯克话语修辞观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以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为例

2014-12-10许峰，朱雯

理论月刊 2014年8期

许峰，朱雯

（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传播学的兴盛是20 世纪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20 世纪20年代开始以演讲和话语为研究主体的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现代传播学做了理论准备。20 世纪的新修辞学当推美国新修辞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他在西方学界被誉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家。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性的交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正如道格拉斯·埃宁格所说：“那种将修辞看作在话语的上面加上调料的观念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的动物”。［1］

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的基本印象与总体评价，“是一国可观的无形资产或曰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国家形象的构建、推广与维护离不开语言，“任何国家行为都是需要用语言加以叙述，用语言加以表达，用语言加以理解的”。［3］“人一旦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4］国家形象的构建与语言的密切联系使修辞分析与国家形象构建的探索相融合成为可能。本文基于肯尼斯·伯克的话语修辞观视角，以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为研究文本进行话语分析，运用戏剧“五位一体”解构其隐藏修辞动机，运用“同一”理论分析在外交演讲中，如何创新性地运用修辞的内在说服力打造多元多样化的国际话语，构建世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新审视和认同。

一

伯克的话语修辞观以研究人为核心，吸取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营养，它以符号为载体，以人的心理为重点，把人的本质、人与修辞的关系、修辞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融为一体，创造性地发展了古典修辞学的概念，超越了原有的思维定势。

伯克将修辞定义为“修辞的基本功能是人使用话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5］他认为修辞研究是“运用作为符号手段的语言在那些本性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身上诱发合作”。［5］“人是运用符号（创造符号、滥用符号）的动物”。［6］人是修辞动物，语言使用具有修辞行为；人所用的言语、所发生的行为都可以进行修辞分析，目的旨在发现人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动机。

（一）修辞话语的社会动机

伯克的话语动机理论建立在其语言戏剧性哲学观上。伯克认为：语言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的生存方式。人有了语言，才有了价值观、动机、行动，才有了修辞、社会乃至人本身。语言是象征行为，是戏剧。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诱发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言的使用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渗透了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在语言的选择使用中跳跃着修辞者的态度，隐含着修辞者的修辞动机，而动机使人类生活具有策略性和意图性。［4］戏剧主义认为，对一个事情的完整描述要涉及动作、动作者、手段、场景和目的这五个要素，它们既相互分离又分享同一个修辞行动。以因果关系为逻辑关系，这五个戏剧要素组成十个基本关系对子（伯克称“ratio”）：“场景-动作”、“场景-动作者”、“场景-手段”、“场景-目的”、“动作-目的”、“动作-动作者”、“动作-手段”、“动作者-目的”、“动作者-手段”和“手段-目的”。如把以上关系对子中的术语互换位置，则又可得到十个关系对子。［7］对关系对子的分析是戏剧“五位一体分析法”（pentadic analysis）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主义分析方法试图找出人们在何种场合下怎样与为何做某事；它是找出修辞行动中的主导因素，并以此探寻话语者修辞动机的必经之路。

戏剧五要素分析方法的操作流程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确认所研究修辞话语的五要素。其次把五要素系统地配对，生成多个关系对子，从而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特征；在生成的一系列的关系对子中，有的与修辞话语相吻合，有的不能吻合；与修辞话语最吻合的，或者说与修辞话语吻合次数最多的，就是主导因素。最后从主导因素出发解构该话语的语篇构建，挖掘出其后隐藏的修辞动机。

（二）话语的“同一”理论

同一（identification）是伯克话语修辞观的核心概念。伯克将其解释为“你要说服一个人，只有用它那样的语言说话，使用相同方法。你使用的手势、语调、顺序、形象、态度、思想与他不无二致，你才能说服他”。［5］

在伯克的修辞体系里，共有三种同一策略：同情同一（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同一（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同情”指共同的情感；“同情同一”是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基于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体验而达到的认同。如一个政客在竞选中亲选民手上的孩子，就象征性地亲了选民，要小孩的父母在情感上认同自己，投自己一票。“对立同一”是通过寻求共同的对立面而形成认同，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8］这种分裂可能是人、是物，甚至是某一思想、意识、见解或环境。对立认同的构建需要基于特定的情景和语境，从认知上讲“分裂”就是对立认同所要构建的认知语境和前提条件。“世事是复杂的，但有了对立认同的观念，我们也就多了一种应付这种复杂性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方式”。［9］如在战争时期两个本来走不到一块的国家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结成同盟。“误同”或者说“无意识的认同”，是修辞环境中最深层的部分，涉及的是人类无意识的行为，是一种幻觉式、无意识层面的同一。将一个实体的属性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个实体上便产生了误同。伯克以今天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为例，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错误地将机械的能力当成我们自己的能力。

戏剧“五位一体”分析特定情景中修辞主体特定关系对子的运用和论题的构造，从而找出内在动机；“同一”理论研究修辞主体运用怎样的术语屏构建话语从而说服受众或诱发合作。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如果割裂它们的关系，就不能完整、准确把握伯克的理论精髓”。［10］

二

演讲文本的核心是感染听话者，从而使听话者心悦诚服的接受演讲者所表达的观点，即诱发听话者合作。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不仅具有视野广阔、宏观性强的特点，而且亲和、生动，注重贴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演讲中通过谈自己、引谚语、讲故事来引起共鸣，构建一种轻松的演讲氛围。从伯克的戏剧主义话语修辞观来看，这些修辞行为都可以通过关系对子的分析来发掘其隐藏的修辞动机。根据演讲场合的不同，习主席的外交演讲可分为外访演讲、在经济论坛和峰会上的演讲。自上任以来，在发表6次主要外访演讲中都多次运用到讲故事和事例的修辞行为（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3 次，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4 次，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2次，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2 次，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巴耶夫大学演讲3 次，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4 次），经济演讲多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主张。

陈明明［11］指出：外交演讲不能光谈大道理，还要做到有感召力、以情动人，而民间交往故事最容易拉近两国人民的感情。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为例，习主席在演讲中列举了中哈人民交往的感人故事，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在华献血的事迹。根据戏剧五要素分析法的流程，这个故事中的五要素及其性质可归纳为：

表1：故事的戏剧五要素及其性质

对故事进行五要素解构（表1），可将其表述为：跨国留学生鲁斯兰（动作者）在中国RH 阴性血型十分稀有的情况下（场景）每年无偿献血（动作）两次（手段），只为帮助他人（目的）。对其进行关系对子的分析可以发现，故事将动作者即故事中的人物作为戏剧主导要素（如表2）。

表2：故事的关系对子分析

伯克的戏剧主义认为，一切意志行为，包括言语，都是象征行动，每一种象征形式都“跳跃着态度”。［12］对不同要素的突显显示了话语者对不同环境适当反应的选择，也显示了话语者不同的修辞动机。故事将动作者作为主要要素，动作者也是普通意义上的留学生，从演讲原文前后衔接来看，故事的叙述是为了支持中哈两国人民“心心相印、亲如手足”的观点。

从国家形象构建的角度，习主席在外交演讲的修辞情景中对普通群众的有意突显意在拉近与当地人民的心理距离，从讲述普通民众真实的故事出发，希望向世界展示一个无政府施压、两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友好形象，从而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同时塑造亲民、开放的国家领导人形象。外交演讲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致力于“利用大众传媒来阐释和促进有利的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国家美誉的国际形象”。［13］在习主席自上任以来的一系列外访演讲中，所有涉及讲故事的修辞行为都以动作者为主要修辞要素，动作者都为普通的人民群众。如此大量的描述，都显示出中国希望通过真实的故事折射真实的中国，消除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偏见、误解和疑虑，塑造令人信服的中国国家形象，谋求更多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以一种更成熟稳健、自信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在习主席外交经济演讲中，话题布局通常为首先分析世界经济形势，呼吁与会成员采取相应行动，然后论述中国发展近况和前景，并表明中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行动和决心，最后倡导携手合作。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为例，根据戏剧五要素分析法的流程，在“分析经济形势，呼吁采取行动”这一修辞行为上可以发现以下五要素：

表3：“分析经济形势，呼吁采取行动”的戏剧五要素及其性质

对其进行关系对子的分析，可以看出修辞者对戏剧主义五要素的安排如下：

表4：“分析经济形势，呼吁采取行动”的关系对子分析

修辞者对五要素的排列以及将哪一个要素看成决定性的，暗示了在同一处境的不同看法中他选择了哪一种，［14］据上表可知，这一修辞行为中“场景”是决定性的主导要素，习主席选择将场景作为话题视角，将听众的思路引向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上。这一引导使其他要素得以展开，通过客观分析世界经济形势从而确定了目的，呼吁行动者采取行动和手段，由场景过渡到其他要素，充分显示了修辞行为的客观性。由于演讲来自代表着一国形象的国家主席，其修辞行为的客观性也使得一个国家的话语更有可信度。

更重要的是，在呼吁亚太成员采取行动之后，习主席以“中国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开头，在其他修辞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将“行动者”由原先的亚太与会成员自然过渡成中国，使“场景-动作者”的关系对子更加突显，从而表明了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进程中的积极态度。根据关系对子的因果逻辑关系，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呼吁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的亚太需要引领经济复苏；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作为亚太一员的中国也身体力行正在为此努力。这样的演讲布局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国谋求共同发展以实现共赢的诚意和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绝对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与繁荣，进而充分展示了以“和平崛起”为中心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国家形象。

三

国家形象具有呈现性、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特点。其中，主体性既包括说话者的主体性，即一个国家对自我形象的定位和认知，又包括受话者的主体性，即“受众”的认知与定位。国家形象的主体间性，通俗地说，是一个国家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中的“他人定位”的统一。一国的国家形象应该在考虑充分彰显本国特色的基础上，运用一种合乎“世界语语法”的表达使受众听得懂并且认同接受这种形象定位，也正是“同一”理论所倡导的运用人的各种共同实质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诱发合作。中国的国家形象应该充分运用“同一”理论的普遍意义，在国际社会公众面前呈现一个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相吻合的中国形象。

（一）同情认同:中国的合作发展形象

同情认同是最普遍的一种认同方式，也是习主席在外交演讲中最常用的一种认同方式，具体体现在想听者之所想，用听者之所用，共听者之所鸣，囊括听者之所在，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特有的亲和力达到听者的认同。

习主席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的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中，开头和结尾都使用了受众的本族语斯瓦西里语。“哈巴里”和“阿桑特尼萨那”分别意为“大家好”和“谢谢大家”，两句简单用语，用听众之所用拉近了演讲者与听众的距离，激发了听众内心的共鸣和好感，塑造了一个亲切友好的领导人形象。另外，习主席在演讲中专门列举数据说明中非各项往来情况，叙述北京奥运会火炬在达累斯萨拉姆传递的情景和汶川地震中非洲慷慨捐赠的情谊，构建了演讲者与听众之间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体验，表达了中非互助的重要性。通过叙述中非关系发展历史，以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和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这些共同特质来将中非联系起来，囊括听众之所在来劝说中非需要加强合作来促进共同的发展繁荣。这些叙述再次证明，中非是基于相互历史认同和经济政治认同的“南南合作”的合作伙伴和兄弟，西方别有用心地定义中国为“新殖民主义者”是毫无基础和根据的。中国长期在非洲塑造和传播的正面形象，促进了中国与非洲不断深化的经贸合作，证明了国家形象对一国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助推作用。

习主席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的题为《促进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中指出：

两年前，在中国教练的指导下，墨西哥“跳水公主”埃斯皮诺萨和队友们包揽了2011年泛美运动会跳水项目全部8 块金牌。墨西哥朋友们尝到了包揽金牌的滋味。我们祝愿墨西哥跳水队今后夺得更多金牌！祝愿中墨两国合作夺得更多“金牌”！

习主席通过提到2011年墨西哥包揽泛美运动会跳水项目8 块金牌的事迹，激起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想听众之所想、共听众之所鸣，从而侧面使墨西哥政府及民众意识到中墨合作是有利于墨西哥的合作，中墨合作将使两国获得更大的成就。习主席此番话蕴涵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强调的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以及中国坚持合作的发展而不是对世界造成威胁的发展，回答了不怀好意的“中国威胁论”，使中国的国家形象更清晰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二）对立认同:坚持和平发展

对立认同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需要特定的认知语境，语境的欠缺会影响对立认同的发挥，在外交演讲中的大语境是国际环境和双边关系。一般而言，国际环境和双边关系影响着演讲特别是外交演讲的主题。在国际关系或国家关系紧张时，演讲的斗争意味就较明显，国际关系缓和或国家关系友好时，演讲的主题与主调会以合作与发展意识为核心。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意味着各国求合作、谋发展将成为外交演讲的主要话题。中国作为奉行“以和为贵”的文明古国，其外交演讲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而反面的强调，正是对立认同策略的体现。如下两例：

同时，天下仍很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突出，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当前，世界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形势继续朝好的方向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一些国家经济尚未摆脱衰退，全球经济复苏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

习主席这两段话共同的特点是，表面上是罗列各种问题，而实际上是在陈述大家共同的“敌人”来达到联合一致的目的。对立具有“两极语意场”，两极的事物表面上难以相通，实则相反相成、常规共存于人的心里活动中。由于和平和战争是一对相反的概念，所以在倡导和平发展时，人们心里会共存它的对立面战争的概念；而在反对战争时，心里会联想到和平。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下，各国都在谋求发展，而不太平的局势、发展问题、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困难成为共同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的烘托很容易使受话者对说话者产生支持的态度。习主席的对立认同的运用，使听众认同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说明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建设和谐中国，而且是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们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目标定位”。［15］只有世界先认同了这一承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才得以真正被世界所认可。习主席在涉及这一类话题的外交演讲中，对立认同的使用相对较多。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中也提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接着倡导在曲折的道路上“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种先提出诸多共同“问题”，后呼吁团结一致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是运用对立认同策略来获得广大认同的最好体现。

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规律使人们惯性地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而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孜孜不倦地强调和平发展，不仅号召了世界各国人民，而且为中国的国家形象作出了定位与宣传。

（三）误同:扩大世界群众基础

误同的方式之一是通过使用包括听话者在内的特定词句，使他们产生一种无意识的或幻觉式的认同，最常出现的是“我们”的运用。根据具体文本的不同和语境的差异，“我们”所囊括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在潜意识中让听话者产生与说话者拥有共同特点或共同利益的感觉，从而产生共同立场和共鸣。例如：

（1）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演讲）

（2）我们将大力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演讲）

（3）我们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4）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

上述四例句中的，（1）中的“我们”指代博鳌会议与会所有成员；（2）中的“我们”指代中国；（3）中的“我们”指代中俄两国；（4）指代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这些“我们”的运用，不动声色地为听众规定了他们所该选择的立场，最终使他们产生该立场所应实施的行为。可以说，误同跳过了劝服受话者的这个过程，直接预设受话者已被劝服或与说话者本来就是一致的，从而使受话者在认知上越过进行判断的环节，产生一种非真实内心所想的立场。

另外，误同还被用于更广泛的价值取向和认知范畴。修辞者通过图画等语言或非语言手段，使听众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想象为修辞者一类或者像修辞者所描述的那样。例如：

中国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奋斗。（《促进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习主席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的末尾部分向墨西哥政府及墨西哥人民提到“中国梦”，不仅阐释了“中国梦”的定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还具体描述了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表面看起来，这似乎与墨西哥毫无联系，但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梦”又何尝不是墨西哥人民的“墨西哥梦”。拥有更好的未来是每个公民对生活的期望，也是一国政府造福于人民的责任；实现民族的复兴是每个爱国人士的梦想，也是一国政府为之奋斗的目标。从这一层面说，中国的梦想，也是世界的梦想。这种价值观的误同是积极的、有益的，不仅唤起了听众的美好的憧憬，无意识地认同“中国梦”，更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好感，愿意与中国一道实现这个共同的梦想。

四、结语

在对外宣传领域，由于汉语修辞理念与西方修辞学存在巨大差异，对外宣传的策略选择和运用常常不能适应西方的听众，结果效果不理想。［10］对外交演讲的修辞学分析，其操作过程之一就是考察“演讲者是如何投射、塑造其修辞人格的，这一人格与其所代表的国家或民族的形象与威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16］通过对习主席的外交演讲进行修辞学分析可以发现，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已尝试使用新修辞策略来更好地展现中国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更清晰地向世界诠释特色鲜明的中国，更有效地重塑世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文本，为西方修辞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中国和平开放、合作发展的国家形象也将在合乎“世界语语法”的表达中更加清晰、更为世界所接受。

［1］Douglas Ehninger，Contemporary Rhetoric:A Reader's Coursebook，Glenview，IL:Scott，Foreman &Company，1972:8-9.

［2］金正昆，徐庆超.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国外交新课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120.

［3］胡范铸，薛笙.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6）:35.

［4］鞠玉梅.伯克修辞学的核心思想研究——兼与现代汉语修辞学思想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1，4.

［5］Kenneth Burke.A Rhetoric of Motives ［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41，43，55.

［6］Kenneth Burke.On Symbols and Society ［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70.

［7］鞠玉梅.伯克修辞学的核心思想研究——兼与现代汉语修辞学思想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127-139.

［8］常昌富.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61.

［9］李鑫华.伯克新修辞学认同初探［J］.外语学刊，2001，（1）:56.

［10］邓志勇.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关于修辞学泰斗肯尼斯·伯克的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22，25-26.

［11］http://sc.people.com.cn/n/2013/0908/c345167-1948269 4-3.html 2013-09-08.

［12］Kenneth Burke.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Form:Studies on Symbolic Action ［M］.Baton Rouge: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19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