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

摘要：流寓雷州是秦观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他人至老境，心境惨然，在累受迁谪、颠沛流离中遭遇的种种人生苦劫与世间无常皆寓之于诗文。秦观流寓雷州诗文的情感心态极其纠结，遍历幻灭、痛悔、苦闷、消释、暂憩、不甘等种种，而最终迭于平复与超脱。这批作品浑朴苍劲，尽脱铅华，是秦观晚年灵魂纠结与超脱的最本真的写照。

关键词：秦观；雷州；诗文；情感心态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6-0087-04

宋哲宗元符元年9月，因坐元祐党籍而由京城一路流贬到处州、郴州、横州的秦观，再次被贬往雷州。《宋史》：“元符元年，九月庚戌，秦观除名，移雷州编管。”又《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2：“元符元年，九月庚戌，追官勒停、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元符三年7月，秦观离开雷州踏上北返之路，一个多月后猝逝于藤州光华亭。《淮海先生年谱》：“元符三年……被命复宣德郎放还……先生遂以七月启行而归，踰月至藤州，尚无恙。因醉卧光化（华）亭，忽索水饮，家人以一盂注水进，先生笑视之而卒。实八月十二日也。”

从元符元年9月到元符三年7月，秦观流寓雷州期间，作有诗、词、文30首（篇），具体篇目为：《反初》、《偶戏》、《病犬》、《抱瓮》、《读列子》、《雷阳书事三首》、《海康书事十首》、《饮酒诗四首》、《陨星石》、《无题二首》、《自作挽词》、《赠苏子瞻》、《精思》、《江城子》、《和陶渊明归去来辞》。

流寓雷州是秦观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他人至老境，心境惨然，在累受迁谪、颠沛流离中遭遇的种种人生苦劫与世间无常皆寓之于诗文。仔细阅读秦观的这批作品，不难想见秦观在最后一段生命岁月中内心的惨痛与挣扎、绝望与超脱。这批作品浑朴苍劲，尽脱铅华，是秦观晚年灵魂纠结与超脱的最本真的写照。

一、“夜参半不寝，披衣涕纵横”——幻灭与痛悔

在政敌日益为甚的打击与迫害之下，秦观“岁七官而五谴”

（《和陶渊明归去来辞》），飘零潇湘，投窜岭南，直至天涯海隅的雷州；处境愈徙愈悲，落职外放，削秩编管，直至除名永不收叙。当时的雷州，在中原士人的心目中，是一片赤地千里的南蛮炎荒之地，编管雷州对秦观来说，是他遭遇的最为致命的打击，他的心情随命运一起跌落到了最低谷。

此前秦观贬监处州酒税时，虽然也因境遇遽变而失落感伤，但出于对重返朝廷的期盼与乐观，秦观仍能以一种比较坦然的心态去应对，参禅饮酒，游咏自适：“市区收罢鱼豚税，来与弥陀共一龛。”

（《处州水南庵二首》其一）“清酒一杯甜似蜜，美人双鬓黑如鸦。莫夸春色欺秋色，未信桃花胜菊花。”（《处州闲题》）自处州削秩徙郴州时。秦观已深感形势险恶，前景渺茫，内心充满凄凉与忧伤：“缘尽山城且不归，此生相见了无期。”（《留别平阁黎》）“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二绝》其二）由郴州再徙横州，路途艰险，气候恶劣，令人战栗；境遇困顿，音讯阻绝，令人绝望。秦观诗情哀绝，苦痛不堪：“身在鬼门关外天，命轻人鲜瓮头船。北人痛哭南人笑，日落荒村闻杜鹃。”（《鬼门关》）“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作石？一齐忘了家乡。”（《宁浦书事六首》其三）“身与杖藜为二，对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宁浦书事六首》其五）

自横州移送雷州编管，且“除名永不收叙”，意味着秦观被他曾寄予厚望的朝廷和皇上彻底抛弃，重返朝廷的最后一丝念想彻底破灭。秦观陷入了一种人生幻灭的巨大悲哀与无限痛悔之中。当年（元符元年）12月，恰值秦观50岁生日，他返顾五十年风雨人生，悲怨万分，痛彻肺腑，悔恨至极，写下一首《反初》：“昔年淮海来，邂逅安期生。谓我有灵骨，法当游太清。区中缘未断，方外道难成。一落世间网，五十换嘉平。夜参半不寝，披衣涕纵横。誓当反初服，仍先谢诸彭。唏发阳之阿，铺馕太和精……”反初，即反初服。复归本原之意。诗人将自己五十年的人生归结为“一落世间网”，他为自己先前为名所惑、为利所诱，误落世网、不能自拔，以至贬徙万里、身陷绝地而痛悔不已。这种感情，与陶渊明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归园田居》）看似相类，但陶渊明发此感慨时已经“复得返自然”，故而情感要淡定许多；而秦观此时正陷于人生最后绝境，他的情感比之陶渊明要痛苦百倍。他悲愤欲绝，涕泪纵横，痛悔万分，夜久无眠，“夜参半不寝，披衣涕纵横”。痛定思痛，他发誓回归本真、重返自我，“誓当反初服，仍先谢诸彭”。诸彭，即彭尸。道家谓人体内有三尸虫：上尸名彭倨，好宝物；中尸名彭质，好五味；下尸名彭矫，好色欲。所谓“谢诸彭”，意即弃绝一切欲念与追求。诗人反思自我悲凉际遇，对半百人生的追逐与寻求来了一次彻底的推翻和否定，我们不难体会诗人心中那种万念俱寂的幻灭感和不该当初的悔责之情。

另一首《病犬》也有类似情感的表达：“犬以守御用，老惫将何为？踉跄劣于行，累然抱渴饥。主人恩义易，勿为升斗资。黾勉不肯去，犹若恋藩篱。屠脍意得逞，烹庖在须斯……”诗中之犬对主人忠心耿耿，勤勉尽职，可到了老惫之时，主人却对它恩断隋绝，不顾它的依恋与不舍，将它无情抛弃，以至它饱受饥渴，奄奄一息，最后还遭到残忍屠杀，被庖者烹作盘中美食。此诗明写病犬，实为自喻，在充满自虐意味的语调背后，呈现的是诗人无尽的苦楚、酸悲与痛悔。正如徐培均先生所指出：“以病犬为喻，写仕途失意”，“非有惨痛人生经历者不能写出”。

二、“天生此神物。为我洗忧患”——苦闷与救赎

历经幻灭之绝望与悔责之至痛，却又无法改变悲凉的处境，不得不屈从于无情的现实，秦观一度陷入深度的苦闷状态，心绪之恶劣，无以复加。“白发坐钩党，南迁海濒州。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海康书事十首》其一）年过半百，平白无辜坐以党籍，一路贬徙到这偏远蛮荒之地，失去了往昔的优渥生活，变成了一个灌园糊口、混迹黎庶的普通百姓，诗人心中充满失意之愁与沦落之悲，孤苦无助之情、自哀自怜之态，令人唏嘘。“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嵌岑。终日数椽间，但闻鸟遗音……鹪鹩一枝足，所恨非故林。”（《海康书事十首》其三）在背山临水、除了偶尔掠过的小鸟外无人造访的贬所中，诗人孤寂无朋，郁郁寡欢，终日无聊，唯有点数屋椽打发苦闷时光。他在内心无声地哭诉：卑微若我，不过如鹪鹩小鸟一般，觅一枝头栖身已足，为何却只能流落在这远离故土的异乡？

为了排遣心中无尽的苦闷与忧愁，秦观开始了诗酒游仙以解忧的自我救赎。

虽然身遭不幸、流落南荒，但身为一介文士、当世才子，秦观未曾丝毫疏离过诗书本业。在移雷州之前、编管横州时，他曾作诗自明心迹：“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荣达，日长聊以销忧。”（《宁浦书事六首》其一）累遭贬徙，一路南来，秦观已经断绝了功名之念与荣达之心，他“挥汗读书”不再是为了求取令名美誉与富贵利禄，而是为了“销忧”，为了在迁谪逆旅中安顿自己苦闷的灵魂。抵达雷州后，秦观又有相类之作：“培±娄无松柏，驾言出焉游？读书与意会，却扫可忘忧。”（《海康书事十首》其四）贬地荒秽，无景可观，亦难有出游兴致，唯有闭门却扫，读书自娱，兹可忘忧。

以酒销忧、寄酒为迹，是中国古代文人遭遇困厄不幸时的一种集体行为与共同选择。在横州时，秦观曾寓居浮槎馆，醉宿海棠桥畔祝姓书生家，醒后有《醉乡春》词题其柱：“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社瓮酿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觉倾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词中梦觉、窗晓、雨过、花开，读来也有些许温润之意，末一句“醉乡广大人间小”却道尽失意之人的醉态与苦楚，人间本是天大地大，却无立足容身之地，除却醉乡，还有何处可去呢？到雷州后，秦观更是常常借酒宽心，沉醉于浊醪妙理与酒中乾坤。“我观人间世，无如醉中真”（《饮酒诗四首》其一），只有在醉乡之中，秦观才能进到他所向往的真诚坦荡、表里澄澈的人间世，才能体认俯仰不愧、无忧无惧的自我，故而他只愿沉醉不愿醒。他在《饮酒诗四首》其三中写道：“客从南方来，酌我一瓯茗。我醉初不啜，强啜且复醒。既凿浑沌氏，遂出华胥境。操戈逐儒生，举觞还酩酊。”《列子》记载，宋国阳里县有个叫华子的男子，患了健忘症，“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有一个来自鲁国的儒生毛遂自荐治好了华子的病，不料华子醒来后，“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日：‘曩我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元。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须臾之忘，可复得乎？”秦观与故事中的华子一样，因为喝了朋友送的醒酒茶后，好梦不再，苦闷重来，所以要“操戈逐儒生，举觞还酩酊”。他在《饮酒诗四首》其二中这样描述自己饮酒时的情状：“左手持蟹螯，举觞瞩云汉。天生此神物，为我洗忧患。山川同恍惚，鱼鸟共萧散。客至壶自倾，欲去不容间。”仰瞩云汉，引觞自酌，以蟹螯下酒，与山川鱼鸟相知同醉，只有此时，诗人苦闷抑悒的情怀才能得到暂时的缓解和消释。

除以读书、饮酒解忧外，困处雷州的秦观还以游仙来寻求精神的家园与心灵的皈依，在超然高蹈的想象中实现对内心念想和企求的诗性表达、对苦闷现实的超越和消解。他在移送雷州之初所作的《反初》一诗，其后半部分已经表现出浓郁的游仙意味：“唏发阳之阿，饣（甫）饣（叕）太和精。心将虚无合，身与元气并。陟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抵雷后所作的《偶戏》和《精思》则是更为纯粹的游仙诗。在《偶戏》中，诗人以《抱朴子》所载之蔡诞事寄寓自我，想象蔡诞因罪下贬、归返仙界时的情景：“群仙来按行，怜我久滞淫。力请始云免，反室岁已深。亲朋喜我来，感叹或沾襟。”在《精思》中，诗人在幻想中白日飞升，邀游仙界：“半道过紫府，弭节聊逡巡。金床设宝几，璀璨明月珍。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亲。饮我霞一杯，放怀暖如春。遂朝玉虚上，冠剑班列真……”在虚幻的想象世界中，诗人得以免罪归返，位列朝班，亦得以亲朋重逢，骨肉团聚。与亲旧暌隔、离家万里、孤苦流落的现实处境相比，诗中所呈现出的一派眩迷的华丽更加凸显出沉重的悲剧意味。

三、“得归良不恶，未归且淹留”——暂憩与不甘

秦观在雷州滞留既久，欲归不得，随着时日的推移，苦闷情怀逐渐得到缓解和消减，进到一种灵魂暂憩的状态，亦即面对现实困苦的无法克服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宽慰与暂时屈从，它能让流落忧惧之人的灵魂得到暂时的休憩与放松。秦观作于雷州的诗句中，鲜明体现这一点的如“尺蠖以时诎，其信亦非求。得归良不恶，未归且淹留”（《海康书事十首》其四），这几句说自己像尺蠖一样蜷屈一时，并非为了像尺蠖一样屈而复伸，自己能否“得归”尚未可知、无法预期。能得归返固然不错，但既然欲归不得，也不妨暂时留驻于此。所谓无可无不可。

在此种情状之下。秦观开始饶有兴致地观察雷州的民风时俗，创作了不少描述风土之作。如《雷阳书事三首》其一：“骆越风俗殊，有疾皆勿药。束带趋祀房，用史巫纷若。弦歌荐茧栗，奴主洽觞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鸡骨灼。”雷州风俗奇特，巫医盛行，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人在作品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凄苦与悲怨，有的只是对雷州风土民情平静的观察和描写。此外，诗人还开始以一种欣赏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贬居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如《海康书事十首》其五：“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虾鱼。青裙脚不袜，臭味猨与狙。孰云风土恶？白州生绿珠。”雷州虽为穷僻之州，但集市上处处都是青裙光脚、素朴可爱的渔女，她们聚散不定，随时随地售卖鱼虾，关系亲密，如猨狙一般情投意合，相貌可人，像晋代美女绿珠一样美丽。

灵魂的暂憩并不意味着对现状的满足，一时的平静也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遗忘，在秦观困守雷州的岁月中，内心的不甘与隐恨不时涌现。《海康书事十首》其一结句即写道：“谁知把锄人，旧日东陵侯？”召平秦时为东陵侯，秦破后为布衣，因贫困而种瓜于长安城东。诗人以召平自喻，不甘与隐恨流露其间。再如另一首《陨星石》：“萧然古丘上，有石传陨星。胡为霄汉间，坠地成此精？虽有坚白姿，块然谁汝灵？犬眠牛砺角，终日蒙擅腥。畴昔同列者，到今司赏刑。森然事芒角，次第罗空青。俛仰一气中，万化无常经。安知风云会，不复归青冥！”此诗以陨石自喻，以陨石坠地后孤独受辱喻己迁谪之凄凉痛苦，而对昔日同列者之荣达的激愤与风云交会、重返天界的寄望则流露出鲜明的不甘与企望。其实，纵使是在飘然高举、神游天宇的游仙之作中，诗人这种不甘与隐恨亦有流露，如《精思》一篇的末四句：“云霄难遽返，下土多埃尘。淮南守天庖，嗟我实何人！”据《抱朴子》，淮南王刘安升天见天帝，因言行不恭、忘记卑顺谦让之礼，而被谪守天厨三年。诗人以此自喻，内心之不甘亦显而易见。

四、“识此行之匪祸，乃造物之余休”——平复与超脱

秦观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可谓历遍穷通与悲喜，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在困守雷州经年之后，盘桓于内心的种种痛苦与不甘渐渐平复下来，最终臻于一种超脱境界。寓雷后期，他创作了《无题二首》：“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与死生变，岂为忧患渝？西伯囚演易，马迁罪成书。性刚趣和乐，浅浅非丈夫。”“世事如浮云，飘忽不相待。欺然化苍狗，俄顷成章盖。达观听两行，昧者乃多态。舍旃勿重陈，百年等销坏。”从这两首诗来看，秦观似乎已经走出迁谪之幽忧悲怨，开始以一种通脱的姿态看待世事人生与自我遭遇。诗中出现的“君子”、“丈夫”显然已经是不同于迁客逐臣的抒情主体，这一变化更多地反映出诗人对独立主体之命运的考问与反省，透过这种考问与反省，痛苦绝望的人生体验和悲剧意识得以平复和化解，并转换为一种达观超脱的主体观念和自觉意识。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具体则是元符三年6月25日，秦观在海康晤见恩师苏轼时，出示了一篇《自作挽词》，挽词中不避俗讳，详尽设想，描绘自己死后的种种凄凉情状，无人送终，无人出殡，无人祭奠，“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辞情哀苦，令人几乎不忍卒读，故而“人或怪之”，但苏轼的反应却是“予以谓少游齐生死，了物我，戏作此语，无足怪者”（苏轼《书秦少游挽词后》）。

对于苏轼的反应与评价，后人看法不一。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9云：“东坡《题少游自作挽词》，以为能‘一死生，齐物我，是真知少游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则云：“东坡谓太虚‘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其言过矣。此言惟渊明可以当之；若太虚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岂真若是乎？”

反复体味之下，秦观此作本身就包含两方面的意味。一方面，对死后情状与场面的极力渲染，表明其心境之悲凉与绝望的程度已经无以复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者无忧亦无惧、已然置生死于度外的超然姿态。而这两者并不矛盾，无前者之因，便无后者之果，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正所谓痛苦之极，痛无可痛，便不觉其痛，绝望之极，无可再望，便是坦然。知少游者，莫若其师，东坡之言甚是。

关于此点，我们再看看秦观向苏轼出示此作的相关语境，就会更加明了。何蓬《春渚纪闻》卷6载：“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阳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语，恐下石者更启后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词呈公，公抚其背日：

‘某常忧少游未尽此理，今复何言……遂相与啸咏而别。”师生晤面共语，困厄多畏，担心朝中政敌进一步落井下石，“更启后命”继加迫害，此种情形之下秦观“因出自作挽词”，这意味着秦观的态度是任尔万般毁谤，我自坦然以待——我现在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生死尚且不在意，遑论其他？正是这点让苏轼感到欣慰，一直以来，苏轼“常忧少游未尽此理”，担心秦观屡遭贬谪，不能通脱看待，恐生不测，而今秦观连挽词都已作好，而且出示时“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苏轼《书秦少游挽词后》），苏轼认为秦观已经勘破生死，自己大可安心，于是“相与啸咏而别”。

与苏轼晤面时，秦观还作了一首词《江城子》，词的上阕情感颇为沉郁，而下阕则表现出疏落姿态：“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多年流徙，行踪不定，偶然相逢，愁容满面。当年黑发朱颜、意气风发的两人，如今已是衰老不堪。往事历历，不堪回首，尽在不言中。前路难料，后会难期，虽则迷惘，何必在意；满饮此杯，就此作别，各奔西东。此词与《自作挽词》乃同期之作，表面上二者情感绝不相类，但其实意脉暗通，可互参互证。

元符三年7月，秦观离雷北返，行前赋《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此文的写作时间正好处于秦观贬雷日久、遇赦北归的节点，可以看作秦观谪雷生活与情感的一次总结。开篇伊始。作者表现出的情感心态异常纠结。过往“岁七官而五谴，越鬼门之幽关”的种种酸悲，让他难以彻底释怀，不由感慨“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升沉几何？岁月如奔”；但终究了悟，“内取足于一身，复从物兮何求？荣莫荣于不辱，乐莫乐于无忧”；了悟之后，他内心的伤痛得以平复，“识此行之匪祸，乃造物之余休”。迁谪苦旅对此时的他而言，不再是“奇祸”，而是上天特意的荫庇，好让他历尽劫难，方得了悟人生。此种领悟，正如苏轼自言“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尔”，苏轼言及此时，亦曾言“少游不忧其不了此境”，秦观至此与恩师真正达到了相知相惜、同修共悟。

五、结语

“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自作挽词》），秦观之谪徙雷州，何其不幸；秦观寓雷之情感心态，何其纠结。遍历幻灭、痛悔、苦闷、消释、暂憩、不甘等种种，而最终达于平复与超脱。他最终以一种平静、超脱的姿态踏上北返之路，离开雷州的时候，他的脸上是带着笑意的。通过阅读、体味秦观寓雷期间的诗文作品，我们得以还原他在那段特殊时日里的心路历程，进而达到对他的同情之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世人多认为秦观之诗乃柔弱的“女郎诗”，元好问曾将他的《春日》诗与韩愈的《山石》进行比较，进而评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这实在是一种误会。从秦观诗的创作总况来看，其前期作品偏于婉丽，偶显柔弱，但过岭之后，随着生活遭际的不断恶化，其心态、情感日益老成，渐趋老辣，作品浑朴苍劲，直抒胸臆，语淡情深，感人肺腑，呈现出一种锐利幽深的独特风格，是秦观诗作中最为成熟、最经得起咀嚼的作品。吕本中《童蒙诗训》云：“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曾季貍《艇斋诗话》日：“其语平易浑成，真老作也。”诚为卓见。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