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天培

本文写的是三个人物，徐盈、子岗是父母，城北是儿子。徐盈、子岗是驰骋上世纪新闻界三四十年代以至50年代的名记者，城北是知名的京味文化学者和作家。

1965年春季的一天，住在同院的冯亦代先生突然问我：“你还记得徐城北吗？”“记得，他是我高中的同学。”冯先生说告诉我，城北把浩然的《艳阳天》改成了七场戏剧，很不错。让我转交给浩然看看？浩然看完城北改编的剧作，很是欣赏，认为城北的改编比原作有提高，立刻给了北京河北梆子剧团，希望能够上演，并建议剧团能录用城北。可是那个年代，河北梆子剧团怎能启用一个“出身不好”的失业者呢？城北等了一段时间，感到希望渺茫，便由王震将军介绍，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城北离京后，我有时也到他家看看城北的父母徐盈、彭子岗两位老人都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徐盈伯父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很亲切。听父亲说，当年徐伯父和范长江齐名，都是大公报的台柱子。他的文章不仅量多，而且都是佳作。内容充实，立意深刻，说理透彻，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抗日的道路。前年我去看望名教授廖仲安先生。谈话中问他为什么那么早就参加了地下党，他说那时候爱看《大公报》，徐盈等名家的文章对他影响很大。徐先生和沈从文、萧乾先后担任报纸副刊主编。在重庆时他改任采编部主任。他经常深入抗日前线采访，1942年曾和徐向前元帅同住在一家农户的土炕上畅谈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他发表了《朱德将军在前线》《抗战中的西北》《战地总动员》等名篇，鼓舞许多青年勇敢奔赴抗日最前线。他对国家经济发展很重视，采访了众多知名实业家，著有《当代中国实业家人物志》。小说创作有《战地边疆故事》《前后方》《苹果山》，在当时颇有影响，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徐伯伯以他的优秀作品和宽厚的为人，赢得大公报同仁赞许，一致称他“徐老大”。

子岗伯母是苏州才女，十三四岁就在叶圣陶先生主办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多次得奖。大学没有毕业就被大公报聘为记者。子岗伯母那些有关官厅水库的写作，文字优美，内容充实，吸引了我和同学们。她主编的《旅行家》和《新观察》一样是当时最受读者喜爱的期刊。她和戈扬、浦熙修、杨刚并称当时新闻界的四大名旦。在沈钧儒等七君子事件和沈崇事件中，她写了许多锐利、深刻、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一位国民党高官曾当面斥责她：彭子岗，你的文章太有煽动性了，你是共产党员吧？她反唇相讥：承蒙高抬，我还不够格。其实，她和徐盈先生早在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在武汉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45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她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写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文，文笔细腻，感情真挚，一时轰动了大后方。

解放后，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徐盈先生任主笔，后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常务副局长，子岗先生先在人民日报工作，后任《旅行家》杂志主编。

城北刚到新疆时，因为是王震将军介绍，处境还可以。“文革”爆发后，王震受到冲击，城北也受到迫害。1967年，王震部长年高体衰，无力看大字报和各种材料，秘书们也指不上，就给城北发电报，要城北火速回京，帮助他抄抄写写。城北到京后，王震部长已被周总理保护起来。城北多方打听，也得不到王部长的下落。春节将至，街道上三番五次催促城北离京返回新疆兵团。兵团乱成一锅粥，武斗成灾，回去安全都难以保证。子岗伯母只好向周总理求救。伯母说，她随大公报在重庆时，她和徐盈直接受周总理领导工作，经常接触周总理。五七年受难后，这是她给总理的第三封信。第一封信是1958年他们老两口错划为“右派”后，组织上要他们双双离开北京，到山西改造。当时他们家上有老下有小，根本无法离京，不得已她给周总理写了封信。领导不再驱赶他们离京。第二次是徐盈先生在黑龙江劳改，得了重病，几次要求回京看病都不允许，眼看着就要死了。她只得又给周总理写信。不久徐盈先生就回到了北京。子岗伯母的第三封信发出后不久，她在外交部任新闻司司长的弟弟彭华来到家里。这是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后，彭司长第一次来姐姐家。他说接到了总理的电话。总理说，既然孩子已经回到了北京，马上就要过年了，过了年再回新疆。可他无法向街道上传达。居委会的人照样轰赶城北离京。那天我到他家串门。一家人正在为此作难。我已得到消息，当年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各单位都不放年假。我邀城北随我到我工作的亦庄牛场一块过年。城北给我留下一本自写自编的诗集。他离开了牛场，开始到南方流浪，北先后去了青岛、苏州、上海等地，多半是住亲戚、朋友家里，每到一处，总要给我来封信，还寄上几首诗。

之后，徐家两位老人都去了干校，徐东也插队到了农村，徐家在京已成了有家无人的空巢。林彪事件之后，两位老人回到了北京。城北仍在新疆。我又常到他们家串门。他们不断告诉我一些消息，诸如范长江自杀了。萧乾一家回到北京，因为没有房住，又回了干校。沈从文住的房子很小，工作很不方便。梁漱溟先生曾在政协直属小组学习会上多次放炮，受到了批判。其实与会者都爱听他发言。他当然不服气，搞得两位主持人于树德、王芸生很是为难。最后还是周总理办公室出面解围。有时他们也谈到在干校的情况：许多老朋友见面都装得不认识，怕惹事。当时两位老人都已处于退休状态。子岗伯母腿疼，已做不了什么。徐伯伯经常和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们一块挖防空洞，歇息时他还拿出自己订的报刊念给大家听。他们很关心周总理的情况，有次伯母忧心忡忡地说：听说周总理得了重病，不知真假。有一天我去徐家看望，伯母正在伤心，她说周总理得的是癌症，已是晚期，体重下降到80斤，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我受了感染心里也很难过。

不久打倒了“四人帮”，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宽松，多年不敢来往的朋友也开始相互走动，我再到他们家，几乎每一次都有客人在座。我见过的就有诗人艾青和夫人，法学家钱端升，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者、“文革”中不畏危险、自愿教刘少奇孩子学英语的陈翰笙，作家姚雪垠等。谈话中他们一致痛责“文革”的罪行。徐伯伯总是微笑着倾听。只有一次，他打断了作家姚雪垠的话。作家说，写完《李自成》，他就写洪秀全，书名已经想好：《天京悲剧》，然后再写孙中山。徐伯伯说：“孙中山你写不成了，年岁不许可。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很多都在国外，你既没去过日本，也没去过美国，英、日语都不成，你怎能写好孙中山？”他的话诚恳而坦率，姚雪垠也不得不笑着点了点头。

徐盈、子岗两位先生的冤案都得到了“平反”。社科院新闻、宗教等四个研究所欲聘请徐伯伯任研究员。但他应老师、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燕铭之邀，回到全国政协任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他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和丰富的组稿经验，从各界知名人士中，组织了大量的各方面的文史资料。他知道我父亲曾在加拿大留学，很希望我父亲写写加拿大华侨的历史和生活状况。他还建议各级地方政协抓紧时间抢编各种文史资料。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全国文史资料搜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一时呈现高潮，出版了许多难得的史料。

子岗伯母因为身体不好，除担任《旅行家》杂志编委会名誉主任，没有再担当其他工作。她继续写了一些文章，量不是很大，但都精彩。

城北凭着自己的实力，经著名戏剧作家翁偶虹先生推荐，由河北调至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但他很快发现，在国家级大剧院，只注重写剧本，是很难出成绩的，因为剧院都是名演员，他们重视的是演传统剧，对一般非名人写的剧本，他们是不太理睬的。城北是智慧的，他很快选定了方向，研究京味文化。他接触了沈从文、汪曾祺、丁聪、萧乾、吴祖光、新凤霞、李世济、孙毓敏、梅绍武等等一大批文化根基深厚，在著述、表演方面成绩斐然的作家、艺术家，为他的写作取得丰富的材料，成为知名的京味文化学者和作家。

徐伯父、彭伯母都已作古，城北还年轻，祝他身体早日康复，并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